李慧菊，刘淑民，简慧敏，陈洪涛，姚庆祯

(1.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100； 2.中国海洋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长江口邻近海域沉积物和间隙水中硅的研究

李慧菊1，2，刘淑民1，2，简慧敏1*，陈洪涛1，2，姚庆祯1，2

(1.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100； 2.中国海洋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以2011年6月和8月在长江口邻近海域采集的沉积物和间隙水样品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沉积物中生物硅(BSi)和间隙水中溶解硅(DSi)的分布情况和影响因素，并初步探讨了生物硅的循环和保存。结果表明，表层沉积物中BSi的含量较低，且均小于1%。柱状沉积物中BSi的含量范围为0.34%～0.52%。C3、D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BSi的记录主要是由早期成岩过程控制，33#站位的分布特征主要是由水动力等变化控制。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浓度范围为101.6～263.9 μmol/L，低于纯BSi的溶解度；间隙水的pH值越大，沉积物的含水率越低，还原性越强，间隙水中DSi的含量越高。3站位生物硅的埋藏效率均较高，表明长江口邻近海域是潜在的硅的汇。沉积通量的分布与沉积速率和埋藏效率的分布一致，均有近岸高于远海的趋势。

长江口邻近海域；沉积物；间隙水；生物硅；溶解硅；埋藏效率

1 引言

硅(Si)是海洋硅质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生物硅(BSi)又称蛋白石，主要来源于硅藻、放射虫、硅鞭毛虫和海绵骨针等，是硅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海洋表层水体中的溶解硅被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吸收后进入硅质有机体内形成硅质介壳悬浮到水体中，溶解后沉降到海底形成生物硅。沉积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水中营养物质、有机质等的源和汇，记录着海洋生产力及其营养状况的变化过程。沉积物中BSi的积累，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溶解态硅的消耗和水体的富营养化情况[1—2]，记录海水表层硅质生物的生产力强度和位置变化[3]，是全球硅循环研究的重要一环。沉积物中BSi的含量是重建古生产力[4]和成岩模型[5—6]的重要参数。

长江口是长江在东海入海口的一段水域，也是中国最大的河口。长江口的外流系主要有台湾暖流、浙闽沿岸流和苏北沿岸流。夏季，台湾暖流增强，苏北沿岸流减弱，长江冲淡水在口门附近顺汊道方向流向东南，在122.5°E左右位置转向东北方向。上升流现象是长江口海域常见的现象，是指台湾暖流在向北扩展过程中，其左前部与长江冲淡水相遇，在河口形成很强的沿岸盐度峰，并在河口外海底深槽北侧和西侧呈现明显的涌升现象。国内外学者对BSi进行了大量的研究，Warnock等[7]通过研究不同种类硅藻的性质探讨了BSi的生产和保存情况，发现不同种类的硅藻具有相似的溶解情况，认为生产过程控制了BSi的积累率。Tréguer和De La Rocha[8]的研究表明沉降到沉积物表层的BSi占全球BSi产量的30.2%，而最终埋藏在沉积物中的BSi只占BSi净沉积通量的2.6%。王丽莎等[9]对东海近岸沉积物中生物硅的研究表明表层沉积物中的生物硅远岸略高于近岸，柱状样中的生物硅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刘军等[10]估算了黄海硅的净埋藏量，量化了黄海硅循环的主要过程。因此，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布、保存和溶解已成为研究的重要话题。而长江口邻近海域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布和保存及间隙水中硅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并不多，本研究以邻近长江口海域为研究区域，研究分析沉积物中BSi和间隙水中DSi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并初步探讨了生物硅的循环和保存，为长江口邻近海域硅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和方法

2.1 样品采集

于2011年6月和8月乘“润江1号”调查船采集C3、D1、33#站位的沉积物和间隙水样品，采样站位如图1所示。其中C3位于杭州湾口东南部海域的泥质区，D1位于浙闽沿岸西南部的泥质区，33#位于调查区域东南部海域的非泥质区。其中沉积物柱状样采集后分割(每隔1～2 cm分割一层)，将样品装入聚乙烯密封袋中冷冻保存。同时，用间隙水采样器采集柱状沉积物中的间隙水，所得水样冷冻保存。

图1 2011年6月和8月的采样站位Fig.1 Location of the sampling sations in June and August 2011

2.2 分析方法

2.2.1 生物硅的提取

沉积物样品冷冻干燥后，研磨，准确称量0.11～0.13 g样品于50 mL聚丙烯离心管中，加入5 mL H2O2(10%)，振荡24 h后加入5 mL HCl(1 mol/L)摇匀，静置30 min后加入20 mL去离子水振荡30 min，以4 000 r/min离心10 min，倾去上层液，放于烘箱中于60℃恒温干燥12 h。向经预处理后的样品中加入40 mL的Na2CO3(2 mol/L)，盖盖混匀后放入85～90℃的恒温水浴中振荡。从第5 h开始提取，每隔1 h离心后取0.2 mL上层清液，连续提取4 h。

2.2.2 硅酸盐浓度的测定

间隙水和提取液中的溶解硅酸盐采用硅钼蓝法在820 nm下检测。检测限为0.03 μmol/L，方法精密度小于等于3%[11]。

2.2.3 生物硅的计算

利用提取液中溶解硅酸盐的浓度数据和生物硅的计算公式来得到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其计算公式为：

Si%=100×n(DSi)i×MSi/W，

(1)

式中，n(DSi)i为ti时间内提取液中硅酸盐的物质的量(mol)；MSi为硅的摩尔质量(g/mol)；W为称取的样品的质量(g)；Si%为测得的样品中溶解硅的百分含量。测得的Si%含量数据和对应的提取时间点作直线图，外推至纵轴得到截距的数值即为样品中BSi的含量[12]。

2.2.4 生物硅沉积通量的计算

表层沉积物中BSi的沉积通量(Jacc)是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内沉积到沉积物-海水界面的BSi的净通量。其计算公式为[13]：

Jacc=(1-Ф)wSBSi，

(2)

式中，Jacc为生物硅的沉积通量[mol/(m2·a)];Ф为沉积物的孔隙度，此处取卢博等[14]测定的东海沉积物的平均孔隙度值71.3%；w为沉积速率(cm/a)，由沉积物中的放射性同位素210Pb测定[15]；S为沉积物的干密度(g/cm3)，本文取1.96 g/cm3[14]；BSi(以Si计)为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

2.2.5 生物硅交换通量的计算

(3)

式中，Fs为生物硅的交换通量[mol/(m2·a)]；(∂C/∂Z)为表层沉积物间隙水中硅酸盐的浓度梯度[μmol/(L·cm)]；Ds为沉积物中的分子扩散系数(cm2/s)，由Li和Gregory[17]及UIIman和Aller[18]的计算公式得出，Ds=Ф2D0，式中D0为无限稀释溶液中溶质分子的扩散系数，本文取10.0×10-6cm2/s[19]。

3 结果和讨论

3.1 表层沉积物中的生物硅

3.1.1 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布

C3、D1和33#3个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分别为0.32%、0.58%和0.41%，含量相差不大，位于杭州湾口东南部海域泥质区的C3站位含量最低，这可能是由于沿岸陆源颗粒物的通量较高，对该区域生物硅的含量形成了稀释作用。D1站位生物硅的含量最高，可能与当年夏季该海域水柱中叶绿素a浓度较高，因而初级生产力水平较高，硅藻生产力旺盛有关[20]。

3.1.2 本区域与其他海区的对比

本次调查海域生物硅的含量小于1%，与近几年国内学者对东海的调查结果0.3%～0.7%相符。由表1可知，调查海域生物硅的含量与黄海、渤海中的含量相近，与世界其他海域相比，处于低含量区，与布雷斯特湾的值比较接近。

表1 世界不同地区沉积物中BSi含量(Si%)的对比

3.2 柱状沉积物中的生物硅

3.2.1 柱状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垂直分布

如图2，C3站位BSi的含量垂直变化幅度较大，其垂向呈多峰分布，范围为0.16%～1.05%，平均含量为(0.52±0.04)%。Cheng等[26]对该站位邻近区域柱状沉积物中BSi进行了研究，与本研究BSi的分布特征一致。C3站位处于上升流区，受陆源输入影响，营养物质丰富，浮游植物的生长繁殖迅速[27]。整体上，BSi的含量分布呈现由表层向深层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9～10 cm处BSi达到了最高值。该站位的表层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为0.71 cm/a[26]，据此估计此深度BSi的埋藏年代接近于1998年前后，指示了1998年前后硅藻赤潮的暴发，这与实际情况相符[26，28]。

D1站位BSi的含量变化范围为0.20%～0.58%，平均值为(0.34±0.02)%，表层含量最高，随着深度的增加BSi含量逐渐降低。D1站位处于上升流区[29]，营养物质丰富，生产力水平较高，表层的最大值指示了该站位附近海域硅藻生产力旺盛。整体上，D1站位BSi的含量呈现随深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表明该站位BSi的循环速度较快。

33#站位BSi的含量变化范围为0.26%～0.47%，平均值为(0.38±0.01)%。这可能与该站位附近海域水体受台湾暖流影响表现出高温、高盐、低营养盐的特征[30]有关。整体上BSi随深度增加波动较小，这可能是该站位沉积物的沉积类型为粉砂质砂，这种粒度分布使沉积物的机械组成对生物硅的保存影响较小，使BSi的垂直降解速度也较为均一[31]。

3.2.2 柱状沉积物中生物硅的空间分布

总体来看，C3、D1、33#这3个站位柱状沉积物中BSi的含量均值范围为0.34%～0.52%，由单尾检验知BSi含量的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C3、33#、D1(P<0.05)，即BSi的含量分布特征为，杭州湾口东南部海域泥质区高于调查区域东南部海域的非泥质区，浙闽沿岸西南部的泥质区含量最低。究其原因，可能与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C3站位位于舟山渔场附近，一方面受到长江冲淡水的影响[27]，大量的营养盐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生长；另一方面，它是位于南下的浙江沿岸流和北上的台湾暖流间的上升流富营养盐区[32]，初级生产力水平较高，因此BSi的含量较高。33#站位受台湾暖流的影响，高温、高盐和低营养盐[30]使该站位BSi的含量较低。D1站位同样处于上升流区，营养盐也比较丰富，表现在其表层BSi具有最高值。但D1站位的平均含水率较高，因此底泥的再悬浮过程较强，硅循环速度较快，使BSi的含量最低。

图2 C3、D1、33#站位柱状样中BSi的垂直分布Fig.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Si of C3， D1， 33# in core sediments

3.2.3 柱状沉积物中生物硅沉积记录的解释

根据影响BSi埋藏的控制性驱动力不同，可将柱状沉积物分为表面混合层和积累层[33—34]。表面混合层中，过剩210Pb的垂直分布未发生指数性降低，在积累层中过剩210Pb的垂直分布发生指数性降低[34]。在D1、33#站位的柱状沉积物中，由生物和物理混合引起的基本均衡的过剩210Pb活度定义了厚度为5 cm的表面混合层(图3)。对于C3站位柱状沉积物，本研究没有测定210Pb的垂直分布，据前人报道可知其表面混合层厚度为12 cm[35]。

图3 D1、33#站位过剩210Pb的垂直分布Fig.3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excesss 210Pb in the sations of D1 and 33#

对同一站位表面混合层和积累层之间BSi含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浙闽沿岸海域C3、D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BSi的平均含量均为表面混合层(0.57%、0.46%)高于积累层(0.49%、0.33%)(P<0.05)，这表明沉降到沉积物表层的BSi在沉降后仍发生溶解过程；33#站位柱状沉积物中BSi的平均含量则在表面混合层和积累层间无显著性差异(P=0.15)。原因是处于泥质区的C3、D1站位沉积物的沉积速率较高[35-36]，快速的沉积导致大量新鲜硅藻碎屑能够快速埋藏到混合层以下，之后在积累层发生降解过程(图2)；33#站位在表面混合层以下区域记录的BSi含量变化不大，表明积累层中BSi的保存未受沉积后再加工的影响(图2)；赵军[34]对该区域色素的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结论。因此，泥质区站位(C3、D1)BSi的垂直分布可能主要是因早期成岩作用导致的，而非泥质区站位(33#)BSi的垂直变化则可能是由该区域的环境变化引起的，尤其是水动力的变化[34]。

3.2.4 由生物硅反演的硅质生产力的历史变化

海洋沉积物中的BSi记录了生产力强度和位置的变化[3]。尤其是沉积埋藏条件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沉积物中BSi的垂直分布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硅质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由以上讨论可知，33#站位中BSi主要由该区域的环境变化引起的，因此能较好地反映硅质生产力的历史变化。依据210Pb的指数降解计算得33#站位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并获得该站位BSi的年际变化特征(图4)，可发现如下变化趋势：1860s-1890s BSi的含量较为稳定；1890s-1950s BSi先有最低值出现，之后迅速升高；1950s-2000s BSi的含量在前期较低之后升高，且波动较大。因而结合以上分析，可获得33#站位硅质生产力的变化如下：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硅质生产力旺盛且稳定；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硅质生产力降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末硅质生产力较高，之后存在一个20年左右的硅质生产力较低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硅质生产力水平波动较大。

图4 33#站位沉积物中BSi的年际变化Fig.4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BSi in sediments of 33#

图5 C3、D1、33#站位间隙水中DSi的垂直分布Fig.5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DSi of C3， D1， 33# in pore water

3.3 柱状沉积物间隙水中的溶解硅

3.3.1 间隙水中溶解硅的总体特征

图5为C3、D1和33#站位柱状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垂直分布特征。C3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含量为48.0～139.2 μmol/L，平均值为(101.6±4.14) μmol/L，随着深度增加DSi的浓度逐渐升高，表层浓度最低，18～19 cm处浓度最高。D1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DSi含量为130.2～296.2 μmol/L，平均值为(202.6±6.70) μmol/L，呈现随着深度增加DSi的浓度逐渐升高的趋势，且在中层浓度趋向于稳定，而底层浓度波动较大。33#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含量为210.2～337.4 μmol/L，平均值为(263.9±6.06) μmol/L，波动较小，高低值分布不规则，但整体呈现表层浓度高于底层的趋势。整个研究区域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浓度均值范围为101.6～263.9 μmol/L，其均值由大到小顺序为：33#站位、D1站位、C3站位(P<0.05)。实验条件下，BSi的溶解度为1 100 μmol/L[37]，本研究区域间隙水中DSi的含量明显低于纯BSi的溶解度。

3.3.2 间隙水中溶解硅与pH的关系

尽管pH在整个海洋环境中相对稳定，但在间隙水中变化较为明显。虽未完全获得3站位间隙水中的pH，可以33#站位为例进行讨论。由图6可知，33#站位间隙水中的DSi与其pH呈现正相关，r2为0.44(P<0.01)。这可能与生物硅的零表面电荷在1.2到4之间[38]，pH的升高可使硅醇键去质子化，易于硅醇键的断裂，因此生物硅的溶解一般随pH的升高而增大有关。Loucaides等[39]研究发现二氧化硅的溶解速率在海水(pH=8.1)中是在河水(pH=6.3)中的2倍，也支持了间隙水中溶解硅随pH的升高而增大这一结论。

图6 33#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DSi与pH相关关系Fig.6 Correlation between moisture content and pH in pore water of 33#

图7 C3、D1、33#沉积物间隙水中DSi与含水率(%)相关关系Fig.7 Correlation between moisture content and dissolved silicon (DSi)of C3，D1，33# in pore water

3.3.3 间隙水中溶解硅与含水率的关系

一般而言，对于同一个柱状沉积物，表层沉积物发生再悬浮作用，使得间隙水中营养盐含量趋于与上覆水中含量一致[40—41]。由图7可知，C3、33#站位间隙水中的DSi与沉积物的含水率呈现负相关，r2分别为0.67和0.71(P<0.01)。对于D1站位，两个参数虽未达显著水平，但仍存在间隙水中DSi的含量随着沉积物含水率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因此，含水率越高，间隙水中溶解硅的浓度越低。原因可能是柱状沉积物含水率越高，表层沉积物再悬浮的能力就越强，营养盐在间隙水与上覆水间的交换越容易。底层上覆水中DSi的含量低于间隙水中的含量，因此间隙水与上覆水中DSi的交换可能是间隙水中DSi含量降低的原因，这与朱广伟等[40]、谭镇等[41]的报道一致。

3.3.4 间隙水中溶解硅与氧化还原条件的关系

沉积物氧化还原性的相对程度可以利用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间隙水中Fe2+的浓度等指标来表征[42—44]。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电位越低，Fe2+的含量越高，沉积物的还原性越强。C3、D1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Eh的变化范围分别为84.2～91.5 mV、75.2～94.0 mV，自上而下呈降低趋势(图8)，说明C3、D1站位沉积物的还原性自上而下逐渐增强[45]。结合图9中C3、D1站位沉积物间隙水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间隙水中DSi的相关性，可知沉积物间隙水的氧化还原电位和间隙水中的DSi呈显著负相关，r2分别为0.39和0.55(P<0.01)，这与C3、D1站位柱状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垂直分布特征相吻合。

图8 C3、D1、33#站位柱状样中Eh和Fe2+的垂直分布Fig.8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Eh (C3， D1) and Fe2+ (33#) in core sediments

图9 沉积物间隙水中DSi与Eh(C3、D1)、Fe2+(33#)相关关系Fig.9 Correlation between Eh (C3， D1)， Fe2+ (33#) and dissolved silicon (DSi) in pore water

33#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Fe2+的变化范围为5.57～61.7 μmol/L(图8)，整体上层浓度较高，底层浓度较低，说明33#站位沉积物的还原性在上层较强，底层较弱。图9中33#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Fe2+和间隙水中DSi的相关性表明间隙水中Fe2+和间隙水中DSi呈显著正相关，r2为0.40(P<0.01)，与33#站位柱状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垂直分布趋势相一致。

究其原因，主要是沉积物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消耗大量的有机物质，容易造成还原环境[46—47]，而硅质碎屑的溶解首先是从去除包覆在硅质介壳外面的有机物开始的，有机物外壳的去除使硅质碎屑暴露在外面，有利于BSi的溶解[48]。因而，一般而言，沉积物的氧化还原电位越低，Fe2+含量越高，沉积物还原性越强，相应间隙水中DSi的含量越高。

3.4 生物硅的沉积埋藏和循环

由表2的结果结合东海浮游植物对无机硅酸盐的需求为1 826 mmol/(m2·a)[49]，计算得到C3站位、D1站位和33#站位中的硅对初级生产力的贡献分别为5%、11%和14%，即非泥质区的扩散通量最大，对初级生产力的贡献最高。原因可能是33#站位受高温、高盐、低营养盐的台湾暖流的影响使得该区域上覆水与间隙水中硅酸盐的含量相差较大，从而使扩散通量也较大；而C3站位由于处于富营养区，因而情况与之相反。据表2计算知C3站位、D1站位和33#站位BSi的净埋藏通量分别为0.37 mol/(m2·a)，1.48 mol/(m2·a)，0.15 mol/(m2·a)，埋藏效率为80%、88%、38%，因此生物硅的埋藏效率D1>C3>>33#，即沿岸泥质区生物硅的埋藏效率较高，且均高于黄海的平均值33%[10]，高于世界大洋的平均值20%[50]，因此可以说长江口邻近海域是潜在的硅的汇。

表2 生物硅的相关参数与结果

由于各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相近，因此生物硅的沉积通量主要受各区域沉积速率的影响。表2的计算结果也表明沉积通量和生物硅的分布并不具有一致性，与沉积速率和埋藏效率的分布一致，即沿岸泥质区的沉积通量较高，且具有近岸高于远海的趋势。可能是因为在沉积速率高的海区，真光层中产生的生物硅被快速携带至沉积物-水界面，最后保存于沉积物中埋藏起来；而在沉积速率较小的区域，生物硅大部分被溶解参与再循环，只有较少的部分到达沉积物-水界面，并最终埋藏于沉积物中。这与Demaster等[51]的研究指出的沉积速率高的海域相应的埋藏效率也高的结论相一致。

4 结论

(1)研究区域表层沉积物中BSi的含量均小于1%，处于低含量区。柱状沉积物中BSi的均值范围为0.34%～0.52%，可反映各区域的生产力状态和营养状况。C3、D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BSi在沉降过程中发生了降解，可能是因早期成岩导致的；33#站位中BSi的保存未受沉积后的再加工，可能是由水动力的变化引起的，可反演硅质生产力的历史变化。

(2)研究区域沉积物间隙水中DSi的均值范围为101.6～263.9 μmol/L，明显低于纯BSi的溶解度，主要和间隙水的pH、沉积物的氧化还原条件和含水率有关。间隙水的pH值越大，还原性越强，沉积物中含水率越低，间隙水中溶解硅的含量越高。

(3)生物硅的沉积埋藏和循环表明研究区域东南部海域非泥质区对初级生产力的贡献较高；沿岸泥质区生物硅的埋藏效率较高，且均高于黄海的平均值33%和世界大洋的平均值20%，因此长江口邻近海域是潜在的硅的汇；沿岸泥质区的沉积通量较高，且具有近岸高于远海的趋势，与沉积速率和埋藏效率的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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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ilica in sediment and pore water in the adjacent area of Changjiang Estuary

Li Huiju1，2， Liu Shumin1，2， Jian Huimin1， Chen Hongtao1，2， Yao Qingzhen1，2

(1.KeyLaboratoryofMarineChemistryTheoryandTechnology,MinistryofEducation，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 2.College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

Sediment samples and pore water were collected in the adjacent area of Changjiang Estuary in June and August of 2011. The study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ogenic silica (BSi) in the sediments and the dissolved silicate (DSi) in the pore water， and the cycl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silic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BSi in the surface sediment was less than 1%. The range of concentration of BSi in core sediments was 0.34%-0.52%. The distribution of BSi in C3 and D1 core sediments was controlled by early diagenesis. That of 33#core sediment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hanges of hydrodynamic condition. The range of concentration of DSi in pore water was 101.6-263.9 μmol/L，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solubility of silica. The higher pH in pore water， lower moisture content and higher reduction of sediments lead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DSi in pore water. The higher silica burial efficiency in these stations showed that the adjacent area of Changjiang Estuary was the potential sink of silica. The distribution of silica sedimentation flux was in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coastal water to the open sea，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ilica deposition rate and silica burial efficiency.

adjacent area of Changjiang Estuary; sediments; pore water; biogenic silica; dissolved silicate; burial efficiency

10.3969/j.issn.0253-4193.2017.04.004

2016-05-28；

2016-11-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76070)；鳌山科技创新计划项目(2016ASKJ02)。

李慧菊(1991-)，女，河南省商丘市人，主要从事海洋生物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E-mail:lihuiju1991@163.com

*通信作者：简慧敏，工程师，主要从事河口与近海海洋营养元素、痕量元素循环的研究。E-mail：jianhm@ouc.edu.cn

P734

A

0253-4193(2017)04-0039-11

李慧菊，刘淑民，简慧敏，等. 长江口邻近海域沉积物和间隙水中硅的研究[J].海洋学报，2017，39(4)：39—49，

Li Huiju， Liu Shumin， Jian Huimin， et al. The study of silica in sediment and pore water in the adjacent area of Changjiang Estuary[J]. Haiyang Xuebao，2017，39(4)：39—49， doi：10.3969/j.issn.0253-4193.2017.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