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刘振琳

[摘要]武曌是中國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她建立的武周政权面临着双重的正统性危机：一是以周代唐之王朝正统性，二是女身称帝的政治正当性。武曌及其政治集团通过挖掘、引进佛教弥勒信仰中所特有的净光天女“以女身当王国土”的相关记载，为武曌以女身称帝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借助大乘佛教中弥勒信仰和不空罥索观音信仰中的相关思想资源，武曌政治集团成功地为大周政权建立了政治正统性。

[关键词]武周革命 政治正统性 弥勒信仰 佛教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38-02

武周革命与武曌临朝称制在中国帝制时代影响极为重大。前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也较为广泛。首先，因为《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中记载武周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云经疏》的宣传，所以许多学者对武周革命与《大云经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国维，1919；罗振玉，1924；矢吹庆辉，1927；陈寅恪，1935；牧田谛亮，1976）。

一、受命于佛——弥勒护持、转轮圣王

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的思想资源都无法为武曌以女身称帝提供合理的解释，在武周革命之早期，武曌政治集团仍然力图借助本土的儒、道相关思想资源论证武周革命合理性进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女身称帝”这一事实并不能在儒、道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得到完满的解释，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武曌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其母亲“荣国夫人既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之薰习，自不待言”，她曾经两度为尼，而且在成为皇后之后也与玄奘等高僧有诸多来往，必然对佛教经典和义理有一定了解，所以她自然能够顺利接受佛教的相关思想资源并为自己所用。而当时佛教信仰又普遍流行，贞观十一年颁布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所说，佛教“洎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基于佛教理论框架的正统性论述肯定也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佛教为了恢复在国家信仰秩序中的优势地位，依靠武曌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双方都有合作的动力。

（一）《大云经疏》——武周革命的舆论先导

面对正统性构建的理论困境，在中国流传许久的弥勒信仰及其经典《大云经》或许在某一时刻进入了武曌的视线，这一时间当不晚于垂拱四年。

经林世田先生考证，《大云经疏》“早在垂拱四年已着手收集或撰写……最终在载初年间定稿，并且送给了武后过目”，其中“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曌在载初元年七月，即其称帝前两个月，颁布天下，用以为武周革命的舆论引导工具。

于史可征，《新唐书·岑长倩传》记载：

（载初元年七月）和州浮屠上《大云经》，着革命事，后喜，始诏天下立大云寺。

《佛祖历代通载》卷12记载：

明年七月沙门十辈诣阙上《大云经》。盛称则天当即宸极。则天大悦。赐十沙门紫方袍银龟袋。颁经于天下郡国。各建大云寺。九月则天革唐命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

由此可见，《大云经疏》的确被当作武周革命的舆论、宣传工具，并且在各个地方对百姓进行了内容宣讲。经过《大云经疏》的宣传，武周较为平稳地取代了李唐政权，并没有对大众造成巨大冲击。之所以选择弥勒信仰及其经典《大云经》作为宣传工具，原因有三点：

第一，唐初时，弥勒信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弥勒信仰的崇奉对象是弥勒菩萨，它是一种以弥勒净土为皈依的净土信仰。弥勒是佛教体系中众多佛菩萨中释迦授记的唯一的未来佛，对弥勒菩萨的崇拜在南北朝以来极为兴盛，当时无论上层贵族还是底层平民很多都皈依了弥勒信仰。所以，武曌可以凭借其赢得下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在以弥勒信仰为中心的佛教社区共同体的实践中，女性在其中可以拥有较高的地位、甚至获取领导地位，《旧唐书·天文志》记载：

（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著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厅床坐，勘问比有何灾。太史令姚玄辩执之以闻。

“崇尚‘白色，服白色衣冠，为弥勒信徒的重要标识”，刘凝静当为一个信仰弥勒下生说的佛教异端派别的首领，她作为一个女子聚众欲为乱，有八九十个男子跟从，反映出弥勒信仰中女性地位较高，这使得其能为武曌所接受。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大云经》中有明确的佛祖授记，说有净光天女“即以女身当国王”：

佛即赞言：……天女！时王夫人即汝身是，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汝于尔时实是菩萨，常与无量阿僧袛劫，为化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知乃是方便之身，非实女身。

这一段极为有趣的佛本生转世故事，可以直接被附会为“武后‘以女身称帝”是佛祖预言。这一明白无误的佛祖授记，对武曌极为有利，也没有任何可以从相反方面进行歪曲的可能。所以《大云经》对证明武周政权正统性、武曌以“女身称帝”的合理性有极大帮助，是武周革命不可或缺的舆论引导工具。武曌的男宠薛怀义组织了一批僧人在一二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大云经疏》的撰写，并且在武周革命的前两个月献上，为武周革命涂抹上一层“受命于佛”的神秘色彩。载初元年（690）九月，武曌改年号为天授，正式废除唐朝国号，改国号为大周，武曌成为了新建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周革命大功告成。作为回报，武曌在天授二年（691）三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佛教成为了武周的国教，“神皇受命不仅是天命，而且是佛命”，佛教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武曌虽然利用《大云经疏》实现了改朝换代、以“女身称帝”这一理想，建立了大周政权。但是她仍然需要建立系统、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论证自己帝位和王朝的正统性。

（二）新译《宝雨经》——系统的意识形态论证

长寿二年（693），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入华，意图传播不空罥索观音信仰。他作为颇有名望的僧人，在中国重新翻译了《宝雨经》（693），进一步论证了武曌称帝和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宝雨经》的重要作用可以从武曌的自述中看出端倪。

在天授二年（691）三月的《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中，武曌说：

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

明言武周开国是由《大云经》（《方等》全称《大方等无想经》，即是《大云经》）所“启发”。而在之后，圣历二年（699）十月，她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将《宝雨经》提到了与《大云经》同样重要的地位：

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

由此可见，《宝雨经》虽然没能发挥引领唐、周易代的舆论引导作用，但是由于其“应谶佛授的价值远高于《大云经》”，所以“被纳入既有的宣传体系，完善了《大云经疏》的不足，从这之后，《宝雨经》和《大云经疏》在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中往往被一并提及”。

菩提流志新译的《宝雨经》较前译增出两段，分别位于卷一开头处与卷十结尾处，即全经的头尾之处。其最为重要之处就是在卷一中增加了有阿鞞跋致菩萨现“女身”于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自在主的一段经文：

天子！以是缘故，我涅盘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名日月净光天子。然一切女人身有五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二者、帝释；三者、大梵天王；四者、阿鞞跋致菩萨；五者、如来。天子！然汝于五位之中当得二位，所谓阿鞞跋致及轮王位。天子！此为最初瑞相。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天子！汝于彼时住寿无量，后当往诣睹史多天宫，供养、承事慈氏菩萨，乃至慈氏成佛之时，复当与汝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宝雨经》直接说明了这个女子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摩诃支那国，即是大中国。同时此段文字并非注疏，而是佛经，较《大云经疏》中将“净光天女”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这种引导性较强的注疏更具有权威性；而且菩提流志作为深孚众望的僧人，其權威性也非假僧人薛怀义及法明等御用僧人可比。这一段经文从根本上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为武曌的革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正统性论述依据。

更重要的是，它化解了女人五碍说——女身不能做转轮圣王、帝释、梵天、魔王（在此经中，被改为阿鞞跋致）和佛，将佛教的原始教义修正为女人可以得到转轮王和阿鞞跋致菩萨两种位阶。不论是转轮王还是阿鞞跋致菩萨，都可以被利用来塑造武曌的君主形象——慈氏菩萨的供养者，武曌的皇权具有“受命于佛”的不可置疑的正统性。

虽然有此疑似伪造的经文，但在唐朝佛教经典大规模引进和重新翻译的背景下，可以解释为菩提流志对前代译本的改正和修订。而这一内容也一直留存在汉传佛教各藏之中，可见中国佛教界也认可了其经典地位。

在菩提流志的译本中，特别地提到了当此女受王位时，“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的经文，有意无意地让人将其与武曌改朝换代之前发生的两次“山涌”联系起来（第一次为新丰山涌，第二次发生在京兆万年县）。

在万年县“山涌”发生之初，武曌政治集团仍然按照传统的解释框架，将其解释为“庆山”；但是之后不久，西京的官员就将其认定为佛教的圣地——“祇阇崛山”（即灵山），这就完全地摆脱了中国传统阴阳灾异学说的束缚，武曌能够彻底地认定这是论证自身“受命于佛”的祥瑞。

在圣历年间，武曌还以庆山有佛示现为由敕建寺宇——强化了官方对其佛教圣山地位的认可，也间接地重申了自己“受命于佛”的正统性来源。这表明了佛教的理论框架解释力更强：不确定性更少、指向性更清晰。在中土出现了祇阇崛山，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武曌的佛教“转轮王”身份。武曌政治集团在佛教的理论框架下，能重新解释“山涌”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灾异的现象，并借助所谓天竺真僧之言，完全在话语解释权上占据了主动权，取得了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是中国传统的符谶祥瑞所不能及的。

二、结论

武曌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由此可见“武后用以建立佛教意识形态的主要经论有：（1）《大云经》及其疏，（2）《华严经》，（3）《宝雨经》；此外还有一部伪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这些经论中，包含两套佛王信仰体系：一是以《华严经》《大云经》为代表的弥勒佛王系统；一是以《宝雨经》为代表的密教不空罥索观音佛王系统”。依次考证《大云经》及其疏和《宝雨经》在武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大云经疏》虽不完善，但其出现为武曌以“女身称帝”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也为武周政权奠定了以佛教为根本和依托的意识形态基础，武曌借助其完成了易代称帝的第一步；长寿二年，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到达洛阳，他凭借其在佛教界巨大的威望和影响，重新翻译《宝雨经》，在其中增添了两段有利于武曌称帝的内容，将其塑造为“转轮王”——武曌自长寿二年（693）起被冠以以“金轮圣神”为核心的皇帝尊号，自此，武曌以“女身称帝”的合理性、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得到了完满的阐释。

【参考文献】

[1]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J].华冈佛学学报，1980（04）：296.

[2]刘昫等.旧唐书（简体字本），卷六·本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0：79.

[3]祝陶然.简论武周革命之际的符谶与中古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国家形象与语言权力认可[J].黑龙江史志，2013（23）：118.

[4]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M].北京：中华书局，

1976：6459.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3.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