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资本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分层学者高度重视的议题。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文化资本研究的三个理论命题需得到学界重视。首先，中国社会结构与教育制度变迁如何逐渐凸显出文化资本在教育分层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之间可能的认知性和非认知性连接机制，尤其是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第三，文化资本理论如何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学业表现分层研究，扩展至对诸如性别分层机制等议题的讨论。

关键词：文化资本；再生产；人力资本；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7）01-0064-08

作者简介：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海 200433）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学者们一般认为，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然而，正如韦伯1以及帕金2等人所指出的，绝对的代际流动很难实现，这是因为优势阶层总是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持阶层之间的壁垒，从而保持自己的阶层优势。正因为如此，关注社会流动问题的社会学者在从事经验研究的时候，更多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以下问题上：上层阶层通过何种机制将他们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以及这种代际传递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此类研究，学者得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平。

随着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决定一个个体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逐渐从先赋性特征转向自致性特征，其中最重要的自致性特征便是个人的教育成就。故而子女的教育水平与其家庭阶层地位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便成为构建阶层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之一。在这一派理论中，布迪厄及其合作者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一直以来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3。按照拉蒙和拉鲁的诠释，所谓文化资本，是指一些“被广泛接受的高层次文化信号（例如态度、偏好、正式知识、行为、产品以及文凭）。这些文化信号被用来进行文化性与社会性的区隔”1。近些年来，社会学者已经利用此理论框架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分层情况，包括对中国社会的一些有益探索。本文立足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从三个方面讨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文化资本研究的三个理论命题。

文化资本有用吗？

纵观现有关于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果的研究，可以发现，虽然文化资本在布迪厄及其合作者那里是构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但是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果在不同社会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文化资本对于教育成就的提升作用在美国2、巴西3、台湾4等国家和地区被广泛确认，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所进行的经验研究却发现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之间缺乏显著联系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例如韩国的相关研究发现，特定类型的文化资本与个人的教育成就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的负向联系6。如此异质性的经验发现让下面这一问题变得十分重要：是什么社会因素培养或者抑制文化资本的社会分层效应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逻辑。

具体而言，文化资本作为一种个人禀赋，是与家庭的阶层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布迪厄等人的分析，处于上层地位的家庭更有可能通过带领子女参加高层次文化活动、让子女接触与高层次文化相关的物品等方式培养其文化资本。另一方面，与文化资本相关的这种个体禀赋在学校环境中得到教师以及周围环境的充分认可和欣赏。例如，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学校课程内容、与同辈群体的互动更加游刃有余、更懂得如何争取自身的利益、更加充分地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教育资源，等等。这些与文化资本相关的个体倾向、素质、价值观、行为模式等因素更有可能帮助个体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从而带来教育成就的不平等。由于文化资本是和阶层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资本起到了连接家庭阶层地位与个体学业成就的桥梁作用。通过此作用，文化资本促成了所谓的阶层再生产。文化资本的研究逻辑可以用以下链条表示：

阶层地位à文化资本à学校环境à学业成就

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我们有理由认为，该链条中的任何一环被打破，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教育分层的解释作用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文化资本之所以在一些社会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分层效果，会不会是由于在这些社会中，上述链条的某些环节被打破了呢？顺着这一思路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制度性特征可能通过削弱上述链条中的某些环节来制约文化资本的分层效应。

第一个有可能受到中国社会特定制度安排而被打破的环节是“阶层地位à文化资本”这一联系。在这方面，吴愈晓的一项研究颇具启示意义。吴的研究指出，建国初期，教育机会的迅速扩展、以学业表现为基础的入学模式決定了文化资本在1966年之前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1966年以后“文革”对教育系统的冲击，以及整个社会反精英文化趋势的强化，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文化资本的获得影响日渐淡化。1这里制约文化资本效果的因素在于阶层界限的模糊以及文化环境的同质化。吴的研究对于我们的启示是，阶层地位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社会能够形成比较清晰的阶层界限。如果阶层界限被某种社会力量（例如社会运动）强制抹除，阶层地位将会高度同化，其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分化个体文化资本禀赋的因素。自然，个体的学业成就与阶层地位之间不再具有显著性的联系2。

除了特定的阶层分化环境，另外一个可能被打破的逻辑环节在于文化资本与学校环境之间的联系，即“文化资本à学校环境”。正如上文所述，文化资本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环境（包括教师）是否欣赏学生的文化资本禀赋，以及这种欣赏能否转化为后续的学业成就。毋庸置疑，学校环境对文化资本的欣赏需要学校教育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和开放性。例如，教师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根据学生是否具备上层文化特质来界定其学业表现，课程设置也应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以保证那些具备文化资本禀赋的学生可以“脱颖而出”，等等。因此，文化资本的效果与特定的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与韩国相关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高度强调规范化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考试设置以及以考试成绩为基本标准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时，文化资本所带来的特殊禀赋很难在学校中得到欣赏和鼓励。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校教师对于拥有高文化资本禀赋的学生所具有的偏好并不足以转化为他们更高的考试分数。判断学生“优劣”与否的标准几乎完全取决于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另外，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制度也决定了那些与考试科目无关的课程被压缩，而文化资本所培养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却恰恰在一些所谓的“副科”中才能有用武之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因为缩减学生的课外补习时间反而对他们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3。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基本的教育模式与其他东亚国家接近，这种相似性有可能对文化资本的分层效果产生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在教育再生产中的作用有可能因为东亚式的、标准化的、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而弱化。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两大特点在过去十几年间却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有可能逐渐凸显文化资本的社会影响。

首先，在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问题逐渐成为了学者以及政府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阶层研究，尤其是如何划定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例如，陆学艺早在2002年就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依据，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4刘欣则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城市阶层地位划分模式。基于此模式，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组成的5阶层分析框架。1虽然不同的阶层分类框架有着不同的阶层划分依据或者侧重点，但这些研究均表明，随着中国社会改革过程的逐渐深入，社会成员之间的确开始形成某种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差异。而经历并承载了这种阶层差异的个体在结婚、成家、生子以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便会进一步转变成为家庭之间的不平等。2其结果便是，出生在不同家庭阶层背景的子女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浸淫并凸显出这种阶层分化。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近几年对于各种“二代”问题的研究。正因为子女之间的差异越发复制和反映其父母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分析当代社会的 “阶层固化”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形成的模糊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层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淡化。这种逐渐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有了渐趋加剧和固化的趋势。在此社会背景下，处于上层地位的家庭会对子女提供更加优质的培养和训练，从而让他们形成独特的禀赋和品质。如果将这些禀赋、品质称为文化资本的话，那么文化资本在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勾连家庭背景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中介因素。上文曾提及的吴愈晓的研究即印证了这一点。他利用1996年之前的数据，论证了在中国社会，文化资本对于教育分层的效果在建国后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U型趋势，即改革以后呈显著逐渐强化的态势。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正逐渐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弹性化。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资源分配机制改革便是自主招生政策的实施。所谓自主招生，是指高等院校自己组织招生过程来选拔学生的制度，其初衷之一便是学习西方高校的录取机制，克服过去高校学生选拔制度片面强调可复制的、标准化知识的不足，从而通过更为开放和弹性的方式，吸收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需要说明的是，自主招生过程并非完全独立于高考，但是，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人往往能够获得降分录取或者专业任选的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说，自主招生政策可以说是对过去高考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成绩的一种修正。在自主招生的实施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面试关节，而面试的题目基本上与课本上的知识联系不大，更多的是考察学生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看法、基本的人文道德素养等等。在这种选拔途径下，正如布迪厄所言，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恰恰是学生的“惯习”。换句话说，自主招生的实施过程会逐渐扩大文化资本的用武之地。

当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自主招生过程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例如，尹银等利用北京某高校2010年和2011年的调研数据，发现那些能够获得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其父亲职业水平、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居住地等特征都处于优势位置。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认为自主招生政策实际上是扩大的高考过程的不公平。3刘丽敏等人利用经验资料证实了自主招生面试对于“文化资本”的偏好。他们还指出，文化资本的作用也来源于学生所在高中的推荐。由于高中阶段教育的阶层差异，这种推荐制度本身会构成对那些教育资源占有处于劣势的群体的一种社会排斥。4鲍威利用2010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实施的高校学生调查资料，亦发现，自主招生过程存在着向知识精英阶层、城市学生倾斜的精英化趋向。1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录取方式正逐渐多元化，相比于过去单纯依据高考成绩来决定高校招生过程的刻板方式，新的自主招生政策让更多具有一技之长的“偏才”进入大学，这一变化过程也为文化資本形塑阶层的再生产开辟了一条道路。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有可能弱化文化资本的阶层再生产效果，但是近十几年间的阶层分化甚至固化，以及对标准化考试制度的修正都意味着，未来的教育分层问题研究中，文化资本的效果应当会日益凸显。

文化资本通过什么途径发挥作用？

在讨论了文化资本在当代中国日益凸显的教育分层效果之后，下面一个问题便是，文化资本通过什么途径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文化资本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这一问题，现有文献指出了两条中介途径。第一条途径是，拥有特定文化资本的子女会具备某种独特的惯习，从而体现出一些被学校环境甚至全社会认可与欣赏的价值理念、倾向和行为模式。惯习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惯习，是指“一套持续化的、可转移的性情或倾向，这种性情与倾向整合了过往的经验与行动，并作为一系列的悟性、鉴赏能力以及行为方式而无时无刻不发挥作用”2。由于惯习不涉及个体在认知方面具体的能力与表现，我们可以认为，惯习这一因素代表了一种文化资本的非认知（non-cognitive）效果，即文化资本影响个体的惯习特征，从而进一步改变个体的教育成就。

如果说惯习代表的是非认知性因素，那么勾连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二者的第二条路径则涉及到认知性因素。所谓认知性因素是指个体非常具体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将认知性因素置于文化资本和学业成就之间，就是认为，文化资本能够改变子女的学业表现，其原因在于文化资本能够提升子女在阅读、文艺甚至数学等具体学科上的认知性能力和技艺（skill）。按照这一思路，文化资本所能够带给个体的，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某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特质与性情，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决定了个体在各种学业测试中的表现。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的文化再生产功能既有可能通过非认知性的惯习发挥作用，也有可能通过认知性的能力产生影响。在现有的关于文化资本研究的文献中，这种对于认知性因素和非认知性因素的区分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当将认知性的能力因素看成是文化資本的一个可能的效果。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些认知性能力本质上代表的不是布迪厄理论本意上的文化资本，而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很显然，如果将认知性的能力因素看成是文化资本效果的一部分，我们便混淆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两个概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文化资本的概念独立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在谈论文化资本的时候，倾向于将文化资本视为一种个体能力之外的“剩余因素”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将个体认知性能力因素与文化资本区分开来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学者拉鲁与魏宁格在系统梳理了布迪厄研究的基础上，撰文指出，虽然惯习的概念来自布迪厄，但在布迪厄的教育分层研究中，从未将文化资本的效用固定在惯习之上。相反，认知性因素与非认知性因素都应当被视为是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潜在路径1。除了理论上的思辨，在经验研究中，惯习与能力二者之间通常也是难以分离的。例如，拥有特定艺术禀赋和倾向的学生很有可能在艺术类技艺考核中脱颖而出。因此，认知性与非认知性这两类因素应当彼此促进，而非相互独立甚至矛盾。

本文无意介入上述理论争论之中，但是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在讨论文化资本的文化再生产功能时，认知性因素不应被忽视，具体原因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决定了影响个体生活机会的主要因素越来越集中于韦伯意义上的市场能力。2而市场能力必然与个体的认知性技能有关（例如拥有特定技能的劳动者）。3考虑到市场经济时代下社会分层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认知性特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文化资本与认知性能力之间的界限，则不利于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文化资本的社会分层效果。

其二，正如拉鲁与魏宁格所言，认知性因素与非认知性因素在经验分析时很难区分开来。这一操作化困境集中表现在学者们尚未对如何测量惯习达成一致。在前人的研究中，惯习常常通过被研究对象对未来生活的期望4、对自我能力的评价5以及学业能力自评6等变量操作化。很明显，这些测量惯习的经验题器与个人的认知能力水平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如果我们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采用类似的惯习操作概念，我们的经验发现很难完全消除认知性因素的影响。

其三，即使学者在未来能够建立很好的测量题器，将惯习与认知性特征区分开来，将人力资本因素作为连接文化资本与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机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文化资本等同于人力资本或将二者混淆。从本质上讲，如果基于这两个概念特定的、相互区分的经验测量，学者能够发现人力资本因素在特定背景下起到显著的统计中介效果，这恰恰表明，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经验上的独立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将认知性能力作为文化资本后续连接教育成就的中介因素，而非文化资本的构造元素的话，我们应当可以避免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概念混淆困境。

其四，在布迪厄的研究中，惯习之所以重要，依赖于在法国全社会所形成的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以理解为特定的场域（field），这个场域定义了哪些行为或者偏好属于上层文化，哪些行为或者偏好属于底层文化。这种定义进一步在学校中得到教师的认可，从而带来学生学业评价上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惯习作为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的中介因素，取决于这一事实，即整个社会在文化领域内已经形成比较固化的阶层区分，或者布迪厄意义上的“区隔”（distinction）。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如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张力）决定了，至少目前，我们依然没有形成如法国社会那样一种被全社会广泛认可且欣赏的上层文化。此时，如果假设一种固化了的阶层文化，将分析重点置于惯习这一因素之上而忽视人力资本因素，则有可能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

文化资本研究对教育性别分层的启示

长期以来，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在论述文化资本的分层效应的时候，多将关注点放在文化资本对于文化再生产的形塑作用。这一布迪厄式的理论思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资本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揭示了阶层背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水平，其亦对其他类型的分层模式具有启示意义。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以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为例，讨论文化资本研究在传统教育再生产研究范式之外所具有的理论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研究中的性别差异以及文化资本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身也是布迪厄早期研究中的议题之一。例如，布迪厄认为，“与性别相关的习性等因素决定了如何将继承的（文化）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这种习性更容易让女孩学习文学相关的学科，让男孩更倾向于学习科学相关的学科”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布氏认为，专业的性别差异之所以出现，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文化资本的独特作用。但是可惜的是，在后续对布氏理论的验证与拓展研究中，性别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变量。落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教育的性别差异研究是否有可资借鉴之处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

一方面，在经历了20世纪中叶多次社会运动的推动之后，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具有极高的女性就业率。这种高企的就业率决定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进行教育选择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考虑未来的就业问题2。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要求很难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影响。除了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于性别平等的推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人口限制措施以及肇始于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决定了，对于很多家庭而言，有且只能有一个子女。3因为有这样的数量限制，子女的性别对于父母的培养模式的影响会逐渐淡化。无论是男孩是女孩，父母所能够做的，便是尽其所能培养这“唯一”的孩子4。在这一培养过程中，即使文化资本强化性别角色，其效用也会非常有限。最后，从90年代末开始的教育扩招给女性更多的求学机会。5在各个方面“女性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家庭观念中的性别定位。因此，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性别的社会化过程可能要求文化资本的传递或者效用带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那么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则可能从多个方面削弱这种性别差异，从而限制文化资本对于性别分层过程的影响。

另一方面，亦有研究指出，文化资本对于教育领域内性别角色的强化有可能通过更为微妙的方式产生影响。例如，高等教育扩招让大学入学的性别比例逐渐趨向平衡，但是正如布迪厄所言，男性与女性有可能在选择专业时存在差异。其中，文化资本中所蕴含的性别化的惯习和倾向有可能使女性更早地了解到：在选择专业时应当考虑到未来的家庭角色（妻子、母亲）以及可能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从而促使其更加倾向于考虑非技术性的专业1。相反，男性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未来在家庭中作为经济支持者的角色，促使其在选择专业时更加务实，选择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专业。此外，文化资本及其蕴含的惯习也会作用于婚姻市场。根据迪马乔的研究，来自社会上层家庭的女性有可能更加重视文化资本相关的种种惯习和素质，以便在未来的婚姻市场上“加分”2；相反，男性则需要通过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在婚姻市场上取得优势。这种性别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得越发显著。3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文化资本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可能会通过更加微妙的方式发挥影响。

上面的讨论说明，文化资本理论不仅涉及到教育再生产这一经典命题，其本身对于其他的社会分层机制也会产生影响和启迪。在中国社会，文化资本、家庭背景、性别以及教育成就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亟待社会学者进一步的考察。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讨论仅仅列举了性别差异一个例子，除了性别的社会分层之外，来自海外的研究亦有将文化资本研究与种族、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以解释教育分层过程中的种族差异形成的原因4，这对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5

（责任编辑：薛立勇）

Rethink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China

Hu Anning

Abstract： Sociologist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society， three theoretical themes deserve more attention. First，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econd， the possible mediators between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factors. In this regard， human capital assumes an important role. Third， extension of the construct of cultural capital from conven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o gender inequality.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Reproduction； Human Capital； Gender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