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静

夜型人如何自我辩护

□ 张 静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11月30日的行程被公布后，许多年轻人开始反思自己荒废的青春。

4点起床，4点15分至5点健身，接着是半小时早餐，7点已经从雅加达飞往海口。

按照工作时间分类法，王健林是不折不扣的“晨型人”。在传统看法中，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与美德挂钩。

美国建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名言：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makes a man healthy，wealthy，and wise．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裕又明智。

富兰克林在政治、物理、出版等多领域都颇有建树，这位发际线高企的智者认为，早睡早起可以改善人的精神面貌，甚至改变性格。

中国思想家朱熹也在《朱子家训》里吩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相比之下，晚睡晚起的“夜型人”——俗称“夜猫子”，经常面临“自制力缺乏”“欲望过于强盛”等指控。

晚睡不总是沉溺于欲望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夜型人大多道德堕落。夏商朝桀纣两位暴君，彻夜沉溺于酒色，最终亡了国。白居易则用“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诗说明，唐玄宗因贪恋女色晚睡，影响了工作。

和古代君王的声色犬马不同，如今许多年轻的夜猫子不是重度酗酒者，也并非性诱惑过多而不愿早睡。毕竟“贤者时间”是入睡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不少晚睡的年轻人都是单身。

晚睡并非对工作不负责

有传统观念认为，晚睡将导致次日工作效率低下。对于遵循常规社会工作时间的人来说，的确有道理。

不过在现代社会，部分工种的工作时间富有弹性，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晚睡的几率更高，编剧、艺人、记者和程序员当中就有不少夜猫子。有些工种则必须早起，早班出租车司机、中小学教师等工作，多由晨型人把持。

在富兰克林时代，晚睡的人要耗费蜡烛或灯油，成本昂贵。如今电费显然不成问题，如果工作时间自由，白天和夜晚开工并没有优劣之分。

《纽约客》曾报道过一系列关于睡眠与道德感的研究，研究者分别在早晨和晚上测试人们考试作弊的几率，结果显示，早晨作弊的人更少。然而经过更严密的控制变量后，乔治城大学Sunita Sah教授发现，的确早上作弊的人少，但那是在被调查者原本就是晨型人的前提下；而夜型人在晚上道德感更强，也更少作弊。

熬夜一度是美德

不少领导人是夜型人，毛泽东要靠安眠药入睡，一般午后才起床。熬夜是他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小学语文课文《八角楼上的灯光》里，描写了他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深夜挑灯写作的场景。

周恩来的晚睡也被写入教科书，“公鸡喔喔喔地叫明了，周总理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作家何其芳感叹，“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他是多么劳苦!”

不过，依靠药物的睡眠质量不高，长期睡眠时间过短有害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就告诫年轻干部不要熬夜：

“那个时候我年轻想办好事，差不多一个月大病一场。为什么呢?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干。后来最后感觉到不行，这么干也长不了。先把自己的心态摆顺了，内在有激情，外在还是要从容不迫。”

至于艺术家和创作者，大可以在饱睡的基础上，灵活选择工作时间。

夜型人可能与生俱来

的确有些人夜晚生龙活虎，白天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制度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噩梦。有种说法是，睡眠类型与生俱来。

时间生物学教授Till Roenneberg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睡眠类型，由体内固有的生物钟控制，不能单纯靠意志力调节。如果持续违背生物时钟，可能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并且容易抑郁。

“基因说”似乎是为夜型人的最佳辩白。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有哪个想不开的基因会控制人们的睡眠时间。最直接的反例是，老子是晨型人，儿子却是夜型人。

比如早晨四点起床的王健林，有个中午起床的儿子。从王思聪微博来看，下午一点以后，才是他发微博的正常时间。

（摘自《博客天下》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