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琦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驴得水》：被阉割的女性意识

孙 琦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电影《驴得水》女主角张一曼心怀理想支援乡村文化建设，希望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但父权文化彻底摧毁了她的乌托邦，她的话语权被剥夺，形象被毁灭，生命被消亡，其他两位女性同样也是男权社会的塑造品。

《驴得水》；张一曼；精神分析；拉康

《驴得水》于2016年11月中旬在各大影院上线，这部电影是根据开心麻花的话剧《驴得水》改编而成的。上映之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论，因为这部电影的信息量极大。在“低俗”的台词、黑色幽默、戏剧性情节的映衬下，既有对知识分子与农民、权力阶层身份的言说，又有对女性命运以及女性解放前途的思索，进而发出对人性与理想主义的讨论。就是这样一部成本低、没有大牌明星的电影在豆瓣网获得了8.4分的高分（豆瓣网对电影打分比较苛刻，曾经给郭敬明的《小时代》打分4.7分，给周星驰的《美人鱼》打分6.9分），并获得了1.73亿票房的好成绩，可谓叫好又叫座。这一现象反映了如今观众除了对欧美、好莱坞大片打造的大场面以及对大牌导演、大牌明星的追捧外，还会被如《驴得水》这类好的电影剧本所吸引的事实。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也给当下较为浮躁的电影市场一些正面的启示。正如电影宣传语说的那样：“给你讲个笑话，你可别哭。”看过电影，想笑想哭随观众。电影赋予了观众将故事不断延展与深化的权力，每个观众都可以解读或“续写”电影，这也是这部电影的魅力所在。

一、她的话语权：女人要“睡服”男人

1940年3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应同时在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实施，乡村教育的普及开始以法律作为保障手段施行①《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浙江省政府公报》1940年3221期。。以此为背景，一批知识分子由城市进入农村支援乡村建设，这一方面是源于政府的规定；另一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心怀启蒙的理想，想到辽阔且匮乏的农村作为一番。国民教育推行时期正值战乱年代，起步不易，经营困难，尤其是经费极为缺乏，电影《驴得水》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现的。民国时期一个名为三民小学的乡村学校，由于严重缺水，校长将一头驴（驴得水）虚报成英语老师，来为学校挑水。面临上级的检查，大家决定让一个铜匠来冒充这个叫“吕得水”的英语老师，但是上级却对这位叫“吕得水”的老师刨根问底。眼看事情就要瞒不住了，老师们只能用各种谎言来圆谎。有了戏剧冲突，故事就上演了。

冒充英语老师的铜匠用某种方言把号称去英国留过洋，却不懂英语的特派员成功唬住了。特派员对“吕得水”老师非常满意，要求同吕老师合照留念，以回去向上级邀功，以示教育部乡村教育推广的成功，并承诺会给这所小学每月的3万元（法币）补贴。可是铜匠却不愿意拍照，认为拍照会让人短命，执意要走。眼看事情功亏一篑，老师们都很着急。在帮铜匠理发，发现铜匠身上“哪哪都硬”的时候，三民小学女老师张一曼就企图勾引铜匠。所以在铜匠要走，事情即将败露之际。她主动请缨，提出要“睡服”铜匠，并且这种请缨并不突兀。

张一曼是个非常“浪漫”的人，爱美，喜欢唱歌，爱经常调戏同校男老师裴奎山，和其关系暧昧不清。此前裴奎山曾对她表过白，并希望她以后“不要那么随便了”，一曼拒绝了他，说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在她眼里，爱情和身体的欲望是两回事。“睡服”铜匠这件事，张一曼没有被迫或者所谓“献身”，也不代表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利益。这里的“睡服”纯粹来自女性的身体欲望。电影中的张一曼不施粉黛，洒脱自然，完全没有女人的娇媚反而有清新洒脱之感。她身着旗袍，却不显艳俗，声音甚至有些粗，却拥有清晰脱俗的歌声，这些因素都弱化了她的女性性别特征。在电影中张一曼表现出的“勾引”、“调戏”是“他”的语言，但这些行为放在张一曼身上一点也没有“违和感”。当张一曼这个形象伴着轻松幽默的背景音乐出现在“荧幕之镜”的时候，观众在“凝视”她，也是达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投射。张一曼既是自我，又是他者。观众并非要去模仿这种行为，而是对这一形象产生某种认同，而这种认同恰恰是张一曼能够挣脱道德束缚，作为女性主体自由表达欲望的一种投射。她在这所极度缺水又比较贫困的乡村小学里过得怡然自得，她的身份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可以自食其力而不依附于任何人，所以也不需要他人来“规范”她。张一曼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她追求个性解放与身体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女人行使自己的权利，甚至可以看作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批评她道德败坏，她完全践行着自己的那套处世哲学。从一定程度上讲，张一曼想要颠覆和瓦解父权制文化，摆脱父权制语言的控制，并构建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使用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女性鲜有自由地表达身体欲望，即使有，也将其塑造为一种“妖女”、“荡妇”，《驴得水》中的张一曼却一反常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那么张一曼真的能够在她构建的乌托邦里继续行使她的话语权吗？

二、她的头发：暴力的性别改写

事情的转变来自于权力（男权）话语的进入。教育部拨给三民小学每月的三万元钱（法币）是由美国人罗斯先生资助的。某天，罗斯先生提出要来看“吕得水”老师。由此几位老师乱了手脚，孙校长认为吕老师出差这个理由比较合适，想以此骗过美国人的来访。可是，当一切准备就绪，准备迎接美国人的当天，铜匠媳妇拉着铜匠突然闯入三民小学，一场“好戏”由此上演。铜匠媳妇要求和铜匠私通的女人站出来，否则就不走了。美国人已经在来的路上，如果发现“驴得水”是假的，不单每月下发的奖金要被收回，就连这个小学能否继续办下去都是问题。此前对张一曼有意的裴奎山对她“睡服”铜匠一事耿耿于怀，男人的尊严让他因爱生恨，对张一曼说：“谁干的主动站出来吧”，把握全局的孙校长也“劝”一曼“做大事者不拘小节”。此时，张一曼作为一个女性并且是惟一能够挽救全局的女性被其他男性推了出来，成为了一个临危受命的“战士”，事情的成败与否全在张一曼承认与否。不同于为了将铜匠留下来而“睡服”他的“主动请缨”，张一曼这一次完全是被动的。两位男性的话与其说是一种请求，不如说是一种命令。在“睡服”铜匠这件事上，利益由全体老师共享，而责任和如今的后果却由张一曼一人承担。道德压力（张一曼自知的）和男性话语权（张一曼无力控制的）开始向她施压。作为女性的张一曼自我欲望的表达受到了“理应的”谴责，这种谴责裹挟着男性对女性贞洁观的要求与对女性自我解放之路的蔑视，在关乎男性利益与存亡之时向张一曼抛来。

三民小学的男老师们由此开始了对张一曼企图在父权社会中建立女性话语的某种制裁与阉割。在面对铜匠媳妇的打骂时，铜匠挡在了张一曼面前。铜匠是一个农民，而张一曼作为知识女性，从身体和精神上对他进行了启蒙和教育，觉醒了的铜匠甚至开始反抗一直打骂他的“泼妇”媳妇，让她滚开，企图通过维护张一曼来继续自己被启蒙的道路，或曰继续重塑自己的身份。但一心想让铜匠和他媳妇赶紧离开的张一曼说明自己只想睡他，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并辱骂了他。我们可以看到，当矛盾发生时，她毅然决然选择了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张一曼“睡服”铜匠的第二天，曾赠送铜匠一绺头发作为纪念，此时被骂“牲口”而梦碎、心碎的铜匠将这一绺头发扔在了地上。如果说送给铜匠的一绺头发象征着女性摆脱道德束缚进行自我欲望的表达，那么，此时被扔在地上的这绺头发则意味着此时有着女性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张一曼一方面被男性同僚们挤压出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同铜匠所代表的农民阶层决裂，而陷入了孤立无缘的境地。

但意外的是，铜匠知道了美国人罗斯要来看“他”的事情。被侮辱的铜匠为了报复张一曼对他的侮辱，要求所有人辱骂张一曼直到他满意为止，否则就“坏了他们的好事”。此前就对张一曼心怀介蒂的裴奎山，率先展开了对张一曼的攻击。能将一个企图构建女性话语的女人击垮的有力武器依然是来自男性的道德之剑。裴奎山对张一曼谩骂用了“婊子”、“被人睡”这样的词汇。这里显然是男性对于女性人格与尊严的一种践踏，也只有被批判对象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这些词汇才会发生作用。受到侮辱的张一曼流下了屈辱的泪水，面对强大的话语权力，张一曼屈服了，麻木地扇着自己的嘴巴，问铜匠这样满意吗？陷入孤立无助的女性开始自我放弃，放弃了质问在场男性事情何以至此的机会，有“错”在先的张一曼接受了比自己所犯错误大得多的惩罚。此时，她的女性意识伴着打在自己脸上的巴掌清晰而响亮地破碎了。但使得张一曼走向精神失常的远远不止男性语言对她的攻击。铜匠对于大家对张一曼的攻击并不满意，要求她剪掉头发。

在一组闪回镜头里，出现了她之前的一系列场景。张一曼和校长伴着音乐跳舞，与同事们快乐的聊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随着镜头推回到张一曼的头发，作为一个爱美的女性，随着头发已经被剪短到无法分别性别时，张一曼吓得躲到了桌子底下。如果说语言攻击构成了对张一曼精神上的摧残，那么将她的头发剪成不男不女的斑秃状时，张一曼便被迫接受了男性们暴力的性别改写［1］，由一个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性变成了麻木、自我放弃的女性，再由这样一个女性被改写为丧失了女性性别特征。此时张一曼包括她企图想要构建的女性乌托邦世界完全被男性（权力）话语阉割掉了。在“吕得水”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电影中出现了张一曼裹着头巾疯疯癫癫地一边采花一边和野花对话的场景。电影没有介绍张一曼是如何疯掉的，但是她走向精神失常却是必然的。

三、她的出路：兼谈电影中其他的女性

来到乡村，支援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心怀理想，渴望启蒙大众之人，以致当校长的女儿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忍无可忍，企图向美国人揭露一切时，孙校长给女儿跪了下来，并说三民小学是他毕生的梦想，面对白发苍苍的父亲，孙佳只好陪父亲把戏演完。这也解释了这一部分男性群体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可以超越亲情、友情、爱情。但更重要的是，特派员拥有某种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理想抱负，抑或决定这些知识分子生死的权力或曰统治阶级的权力。对相对于男尊女卑的价值体系而言，君臣之纲超越了性别等级成为普天之下第一顺位的秩序。电影《驴得水》中，君臣之纲可以被视为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秩序等级。所以当这两个阶级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本就次于男性性别的女性便成为了理应的牺牲品，何况是张一曼这样一个“作风不好”的女性。戴锦华曾在著作中论述过花木兰、穆桂英因为集体、阶级的身份而失去了女性自己的身份，国家与子民等级秩序暂时架空男尊女卑秩序的女性最终沦为“空洞的能指”［2］18。电影中的张一曼的“牺牲”显然不能赋予为国家利益出征的正义之名。但她在权力话语进入三民小学之后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为了维护她所属的知识分子利益群体。当受到男性话语权与统治阶级话语权的双重压迫时，张一曼的生存困境在于，她既无法在完成“英雄之举”后回到知识分子群体，又无法获得更高的权力话语的认可。一方面，在完成知识分子话语要求或曰第一层话语要求她做“女英雄”后，“厌女”的裴奎山，还有自身难保的孙校长构成的这一群体并没有来保护、接纳她。另一方面，突然拥有权力的铜匠，为维护他作为一个男人和原生阶层一员的尊严与本就属于统治阶级的特派员一道，开始对女性张一曼和知识分子张一曼的打压，在更高级别或曰第二层的权力话语压迫下，张一曼“牺牲了”。她“牺牲”在了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甚至农民阶级（男性）共同构成的强大的男性“敌人”手中。

如果说花木兰、穆桂英们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的话，那么张一曼们则是所有企图建构女性话语权未果而最终牺牲了的女性的指称。而男性们为了将封堵女性解放之路合理化，便对张一曼们施以污名。让她们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妖女”、“荡妇”、“祸水”，来保证自身权力的持久性、合法性。张一曼的“要是我在上海，还有刘璇什么事啊”的歌声如此微弱，它在空旷的女性原野上播洒，没有回声［2］23，从此成了绝唱。也许只有疯掉的张一曼才能继续构建她的小小乌托邦，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继续唱歌，采花，继续她的美丽。张一曼疯掉后，在枪声响起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她自杀身亡。在电影作者的笔下，有力地书写出“荡妇”只能疯掉、死去的无奈与悲凉。出走的娜拉无非只有回来与堕落两条路，而知识女性依靠自己的力量出走后，同样会面临多重话语权构成的困境。那么，女性群体除了作为男人的附属品是否还有别的出路呢？

这部电影中的其他两位女性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影片中校长的小女儿孙佳纯真、善良、嫉恶如仇，如同一张白纸，影片一开始她就公开反对学校吃空饷，在整个“驴得水”事件里，孙佳总是希望讲出事情的真相，却总是被爸爸和其他男老师拦住。影片最后，失望至极的孙佳乘着马车去延安投奔她哥哥。在1942年，延安是一种标志。孙佳离开爸爸，离开学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个一身白裙的女孩投奔哥哥的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里作者有意无意地将孙佳刻画为《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角色，试图为一个纯真善良的女孩找寻一条光明的道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学生变成了一个能够独自领导运动的女革命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青春之歌》绝非一部关于女性命运或曰妇女解放的作品，不是故事层面上呈现的林道静的青春之旅，其中的女性表象只是一个完美而精当的“空洞

［1］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6.

［2］戴锦华.涉渡之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的能指”，在历史的指认视阈中，小说真正的被叙述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或曰思想改造历程［2］19。反观孙佳，我们依然可以预测到她“林道静”般的未来，她将从另一种角度展示出一种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铜匠的老婆粗俗、彪悍、丑陋、毫无女性特征。这样的女性像极了《水浒传》中的孙二娘、阎婆惜一类的“母夜叉”，在这类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被异化了的女性形象，他们行为粗俗、张嘴就是污言秽语，并且这些污言秽语多半是用来羞辱女性的。她们用暴力维护着自己的丈夫，却被自己的丈夫嫌弃或者抛弃，变成男人眼中的“疯婆子”，这无疑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无力抗争命运而异化了的又一幕悲剧。纵观整部电影中的三个女性，没有一人能够彻底走出男权社会对她们的书写与塑造，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那样，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塑造的。

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在努力宣扬、普及着女性意识，呼吁女性们享受应有的权力，并鼓励女性接受教育，走出家庭，出去工作。但是这番呼吁与抗争更加需要男权社会给女性主义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缝隙，同时也需要所有女性提高警惕，避免掉入看似是为女性群体谋福祉，实则是让女性进一步失去权力与话语权的陷阱中去。女性解放之路虽漫漫，但总应有期盼。

Donkey to Water: Research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Castrated Females

SUN 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This article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feminism,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and lacan’s mirror image, analysis the movie Donkey to Water heroine Zhang Yiman image rather than the root of the tragic fate in the film,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other two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the analysis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onkey to Water; Zhang Yim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Lacan

J97

A

1007-5348（2017）04-0017-04

（责任编辑：王焰安）

2017-02-27

孙琦（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