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坤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公民道德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98)



论古希腊时期友爱观之特质和成因*

刘学坤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公民道德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98)

友爱的爱欲笼罩、爱恋与友谊的结合、神爱与人爱的合一、爱恋与教育爱的结合，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基本特质；泛爱、混沌、缺少成熟的理性思辨和友爱的公共性理想，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总体特征。以美的生活追求友爱之愉悦性、崇拜身体等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是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特质的生活基础；小规模的城邦政治、男性经验的主导和便利的公民互动等公民生活的特质是其政治原因；宗教意识的萌发、叠合的情感缺少文化反思和社会建构是其文化原因。

古希腊；友爱观；公民友爱；教育爱；公共性

追溯友爱在西方的理论渊源，不得不从古希腊开始。“希腊哲学是欧洲理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它，欧洲理智生活的发展是不能理解的。”[1]以古希腊时期人的精神、思想与生活的主题去考察友爱在人类历史中的呈现，去阐述历史、理解历史，对于今天建构中西方的友爱观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的特质

在西方，友爱的含义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在缩小。一开始它包括爱自己和爱自己喜好的一切，逐渐到爱自己和爱活着的有生命的东西，又过渡到了爱自己和包括子女、恋人、老师和公民同胞在内的他人，发展到今天友爱一般指爱自己之外的朋友和公民(恋人、父母和孩子等的爱常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一趋势是古希腊友爱特质的逻辑展开，古希腊的友爱观里已经为这种发展埋下了种子。

(一)友爱的爱欲笼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philia” (古希腊的友爱)是生活的理由，“‘philia’是一种如果没有它就没有人会选择活着的东西，即便人们拥有一切。”[2]75但友爱的爱欲笼罩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第一特质。在古希腊“eros”(爱欲)一开始主要指性爱，而“philia”是能够在陌生人之间无差别地建立，能使人产生自我意识的一种新型关系。“Phil”是爱智慧；“ph”是爱他人、对他者的爱，它的意思是“去爱”。古希腊哲学家习惯于把道德的力量归结为人类心灵之最强大的力量，道德的自我意识使一个人明白自我是一个人，并认识到我们之间有差异性。不过这种朦胧的自我意识状态最早却是产生在eros中，eros使人产生的彼此差异，它是philia的先决条件，“eros于是显现为某种将我们彼此区分的东西；在强调我们的差异性时，eros使我们彼此疏离，它确保我们仍旧是一个陌生人”[2]81，因此对eros的不断自觉和超越过程即是友爱感产生的重要过程。

友爱开创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在当时以爱欲去占有朋友是建立与他人关系的基本方式，这种关系主要是男人之间的同性关系，他们充满爱欲地想要占有朋友，把多数友谊建立在排他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排外性的私人关系使人不断面临苦恼，大多数人难以把握。男性不仅主导着公共生活中的友爱，在爱恋中也是男性主导，“好男色是这个国家的风俗”[3]8，而且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男人之间和女人之间的同性恋都十分盛行，抛弃丈夫(妻子)、孩子，与恋人生活是常见的事情。这种张力与紧张使他们认识到也许应该以新的方式去建立朋友关系，而不仅仅是受爱欲引导。

在古希腊，爱情、婚姻、生育后代是分离的，缺少更文明化的社会整合，以至于他们的爱情无法用今天的爱情道德去做出评判。《古希腊人的性与情》中曾提到这样的情况：“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男人会毫不犹豫地让别的男人跟自己的妻子同床，只要他们认为那个男人更适合生育后代。”[3]52尽管这一事实之真假以及是否夸大值得怀疑，但是它仍能透露出古希腊时期某些城邦中关于爱情的社会安排之特征。

古希腊的爱始终是与爱欲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这种爱的信心事实上是不足的，所以对于友爱的长久性也一直很担心，于是他们尝试在这种友爱之中不断加入道德成分，依靠道德去守护友爱的长久，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的友爱十分强调德性实践的原因。他们通过彼此的德性追求去保持友谊，“对于渴望使自己所爱之人成为自己的好朋友的人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自己必须实践美德”[4]160。尽管如此，在古希腊社会，友爱之短暂是人的常规经验，他们常感叹友爱之脆弱易逝。因此逐渐地人们也常期望友爱由以欲爱为主导(同性和男女之间)，走向朋友式关系，以超越时间限制，这种理想发展到后来就是古罗马的西塞罗时期提出的友爱的第三种模式，也是最高级模式，即有德性的人之间的友爱。

(二)爱恋与友谊的结合

爱恋与友谊的结合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基本形式之一。同性恋尤其是男性间的这种爱恋倾向是古希腊友情与爱情结合的主要原因。在古希腊，人的爱情有两种，“男女之爱和同性之爱”[3]2。通常男女间的爱情要么不受承认，要么地位很低，比如在斯巴达，男女的法定结合是以随机的方式进行的。“少女们通常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与她们关在一处的是未婚的青年男子；这些男人在黑暗中无论碰到哪一位女子，都要将她娶回家中，即使她没有任何嫁妆。”[5]4在古希腊，婚姻并不是爱情的自然过渡，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结婚是政治和生殖性的原因，男人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而结婚，这一点不但符合结婚的官方要求，而且也是百姓和学者认可的，结婚就是为了“生育合法子嗣”[3]28。由于社会处于较为“荒化”状态，人与人之间迫切需要一种相互同情、支持、陪伴，而女性地位低下，婚姻制度不成熟，加之许多男子娶不上妻子，男人和女人选择由一个同性的来陪伴就很自然了。于是，情感陪伴是同性友谊与爱情的最基本原因。比如，作为楷模的神之一的大力士神海格立斯就妻妾成群。在古希腊除了极其有限的夫妻之爱，女性是被排除在友爱之外的。他们认为友爱是需要较高的理性，而男性在当时被认为是更为理性，因为“男子具有理性，因此男子间的情谊才具有爱的光辉，并在灵性情谊中共同步向至善，而异性之间的关系则由于女性过于情绪化和非理性，所以无法与其建立一种灵性层面上的情谊”[6]。

为伴侣而战是人类和动物最古老的争斗方式和最强大的竞争动机，这种认识方式对当时古希腊各城邦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比如，在底比斯存在“圣旅”[5]18这一战斗力量组合(战士和他们的至爱者组成)，这些情人们在爱神厄洛斯的召唤下英勇作战。爱情和友谊的两种力量，大大提高了团结友爱的程度，进而使战斗力大增。这是古希腊人爱恋与友谊结合的重要证据之一。

古希腊人的爱恋几乎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生活观。柏拉图的《会饮篇》是古希腊的一篇头脑风暴式的关于爱情、友谊等友爱形式的大讨论，对于研究古希腊社会友爱具有重要案例意义。《会饮篇》认为，在古希腊社会，爱情在生活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种友爱。讨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是灵魂之爱，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是灵魂与身体之爱的结合。他们认为对灵魂的爱必然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爱；他们中有人提出如果对身体的爱与对灵魂的爱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男人对女人的爱就比男人对同性的爱要优越得多。柏拉图认为爱情的终极目的和适合的对象正是“美的理念”[7]。这些观念慢慢改变着古希腊社会同性恋的风俗和他们的整个友爱观念。古希腊时期的友爱还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三)神爱与人爱的合一

友爱的爱欲笼罩等特质使很多人心生不满，而且被排斥在爱欲满足可能体系之外的人与相反的另一批人的社会矛盾也日渐明显，所以在古希腊的精神和现实生活中他们把友谊交由厄洛斯，选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减少人们之间因抢夺伴侣而引起的大量冲突和不和，而且两种爱由一位神来管理，在当时社会情境中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团结。因此古希腊的这种友爱状态还折射了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财富状况和人们对财富的认识、社会管理的方式以及人的精神生活状况。

在古希腊社会中，友爱的含义是与其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它是一切美好关系的代称，有时甚至是道德和政治中对人之间关系甚至神际关系的一种概括性称呼。在《荷马致赫斯提的赞歌》中，描述赫尔墨斯和赫斯提两位神的关系时，也称这种关系为友爱。“两位神啊，你们彼此友爱，你们的居所是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们中间最美丽的。”[8]160但是，“这种友爱并不是基于血统、婚姻抑或是个人依附关系之上的，它表达的是功能上的亲缘关系，两位神所具有的神力出现于同一个地方，展现的是两种互补性的活动。”[8]159对神的向往和神之间友爱的想象包含着古希腊时期的友爱由审美性向神性超越的基因。

在古希腊，人们渐渐地把友谊、团结友爱诸价值都归在爱神的身上，哲人们不断以神的名义，要求人把对爱的兴趣同时聚焦于友谊和自由等价值上，而不仅仅是欢娱。最终这种理想使社会在一定阶段的思想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广泛的道德，而且看不出情爱曾经是友爱核心的友爱观念特征。这种思想与现实的进路的实现是依靠古希腊人不断发展的神的观念实现的。

(四)爱恋与教育爱的结合

认同问题是友爱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性取向在古希腊社会是集体认同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对男童的爱恋，这种爱是社会道德和风俗认可的，是公开化的。古希腊男童与中年男人正好跨越了性这一爱的自然障碍。在古希腊把爱欲、父爱以及今天被称作教育爱的师生之间的爱等都统称为友爱，是有深厚的现实根基的。通常儿童要跟随一位年长者接受生活知识等全方位的教导，同时，他们之间也是一种恋人关系，尽管这位年长者可能有家庭、妻子、孩子。以勒莫瓦纳的理解，古希腊的这种友爱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男性天生对具有孩子脸(包括漂亮女人和孩子)的爱[9]。而这种爱的能力，上点年纪的男人才具有，这种友爱是哺育式的抚爱、教育和爱恋的结合。它把友爱还原到了生物的原因上。

在古希腊兼具恋人与教化关系的这种今天看来畸形和有悖社会伦理的爱，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只有社会中的优异者才能获得这种教育与爱恋并存的关系，因为教育和情爱都是一种阶级特权。由于女性地位低下，最流行的是男童与中老年男子之间的结合，它们是慈爱、恋爱和师爱的混合，在古希腊人看来，这是完美的结合。爱恋儿童是处于父爱与教育爱之间的，而源于自然欲望的情爱既有动物性的一面，又有神性的一面。因此古希腊人认为，和成年人爱恋本身也是一个孩子学习内容的一部分。在古希腊那一特定生活背景中，慈爱、恋爱与师爱，能相互促进，反而使友爱更加牢固。当然，那是距离人类产生现代的“儿童”概念和基于这种儿童观的禁忌与道德规范还非常遥远。在古希腊人看来，男童岁数小，需要赶紧长大，所以什么都要学，包括爱恋在内的各种生活事实迟早都要教给他们。所以由成年人去引导，包括教他们如何性爱、延续生命都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是自然的和合乎道德的。事实上，关于儿童的大量禁忌、规范和观念在西方的历史十分短暂，它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古希腊何以有如此的友爱观了。今天的法律和伦理等都从形式上坚决禁止儿童与成年人之间无论以多么道德的借口出现的爱恋和性，而且同时把儿童从爱情的社会场域内保护出去。一般来说，爱情只能在法律意义上有行为能力的，达到法定年龄、且自愿的女性和男性之间发生。所以今天分类处理的各种爱是建立在许多个新的社会禁忌的基础上的。这些禁忌的组合和人的新的认识，产生了“儿童”这一宝贵的概念，它代表一种现代教育伦理和政治观念、社会理想。家庭伦理、爱情伦理和社会伦理都坚决拒绝那种古希腊的友爱观了。今天的友爱与传统社会相比最大特征就在于其对人的生物性的超越，在于爱之中的伦理性的增加，在于人的克制等美德能力的提高。

古希腊的友谊具有明显的良师益友的特征。虽然他们一再强调友谊中的平等，但是常常友谊的开始是其中一个作为追随者和一个作为被追随者，追随者看到被追随者身上有堪为良师的一面，从他身上去发现与建构自我。因崇敬思想巨人、道德巨人，加之学习期望，而与之结成友爱是社会极其重要的一种友爱方式。“承认巨人的伟大并且努力去建立与巨人的友谊在一个失去高度的时代，不是恰恰表现了非凡的勇气？”[10]中译本前言7所以在古希腊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教育的本质在于体验伟大”[10]1，进而认识你自己，而寻找友爱的伙伴就是要一起体验伟大等非同寻常的感觉。因此专门的以爱为基础的教育在西方是从友爱实践中分离出来的，甚至可以认为西方教育观念与实践起源于友爱观及其实践。

(五)古希腊时期友爱的总体特征

古希腊人的爱是泛爱的，不仅男男、女女和男女之间，即便对于哲学和政治生活的爱好也是一种“爱欲”冲动。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没有想到对爱作出区分，比如师爱、爱情等等，他们依照自己的理解水平和生活现实形成了一套友爱的解释系统。爱就是各种事物、人物、人事等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接近。古希腊不仅爱如此广泛，美德也是相当广泛，比如男子气概也是一种美德。他们把男人之间的爱作为灵魂之爱的代名词，这在今天难以认同，这一点似乎也只有一条可以支撑，那就是男人之间的爱常常是以彼此基于从道德生活等方面而彼此相互学习、仰慕而建立的，这就是其爱的“灵魂性”所在。

古希腊社会爱的序列、结构或谱系与今天迥异。母爱等亲亲之爱与今天不同，甚至社会也并不怎么去承认它，在某些时期对于年幼儿童的照顾是以非母爱的方式进行的。“在《格列佛游记》的记载中，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为了共同的善好而照顾他们”[10]49，对于孩子的爱是在共同体善的名义下进行的。婚姻、爱情与家庭之亲爱关系在生活上是彼此分离的，虽然在理念中他们那么“渴望”融合它们。“婚姻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安排：爱欲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被分为一对对夫妻，有他们私人的房屋，但一旦需要，他们就得打破家庭，交换孩子，所以这些都是以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的。”[10]48

古希腊的友爱是混沌的，这种爱在理论上缺少思辨，在现实社会中也尚未发展到为不同性质与类别的爱提供社会基础的程度，他们的爱与身体之爱、灵魂之爱纠缠在一起。比如，苏格拉底就在这两种爱之间犹豫，他“一面赞美仅仅指向被爱者的灵魂的爱，一面赞美既导向被爱者的灵魂，也导向被爱者的美丽身体的爱”[4]59。在古希腊的这个时期，追求美与追求善几乎共同支配着生活的原则。“关于爱若斯的体验当中的距离是友爱的先决条件”[2]81，在个人的意识还难以认识自己的年代，苏格拉底在《吕西斯》中曾尝试引导吕西斯区分对好的爱和对自己的爱，并以这二者结合作为友爱的内容，不过当时的这种友爱认识还仅仅存在于对话中，社会现实中并没有清晰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人对友爱还知之甚少，比如连“友谊可能延续到双方老年时代”这样的问题在当时都是普遍成疑问的。

友爱的公共性理想是古希腊友爱观的重要特质，友爱的理性最终被要求指向政治理性。公民友爱始终是古希腊文明化的城邦追求的政治和生活理想，公共性追求始终是古希腊时期友爱的一个理想。

从道德史上看在很多时期人都喜欢赋予美德一种明晰的特征，即以某一个或几个来代替美德整体，比如在贞洁理想盛行的时代贞洁几乎就是女性美德的代名词，英雄时代以英雄为理想，英雄即是美德。古希腊曾用四德目来对美德进行简洁分类，这一方面证明了希腊生活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是美德理解史上的一个突破。友爱在当时本身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道德概念，同时对法则、本质和普遍的执着追求使他们把许多东西都做了细致的分类归总。这种方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为明显，诸种爱在他看来表达着同一个本质，这种友爱观也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融合灵与肉之间紧张的大胆尝试。

在总体上古希腊人以一种哲学化的方式把人与人之间的爱包括对自己的爱统一到了友爱“philia”之中，这基本上是他们时代的思想共识，而同时他们也把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排除了出去。在对古希腊的友爱观的研究中常常重视其包容的一面而忽视其排斥性，即忽视它所排斥的爱的关系。我国这一时期也已经建构起仁爱的思想体系，但中西方还没有思想对话。

二、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的生活、政治和文化原因

现实是观念的基础，古希腊友爱观的基础和原因是古希腊的生活状况、政治信仰和政治现实以及古希腊的独特的文化。理解他们的友爱观就必须深入到他们的社会存在中去。

(一)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的生活基础

以美的生活追求友爱之愉悦性是古希腊生活的最重要的特质。在古希腊人那里，他们的生活理想追求首先从感觉开始，而最清晰的感觉是视觉，而最原始的美正是诉诸于视觉的美，所以他们的友爱首先是爱一切美的事物，爱最先归于美的事物，逐渐再发展到爱善，他们的爱是从对视觉美的爱开始的。他们的生活价值观认为只要追求美而不亵渎美，那么这种爱就是正当的。

崇拜身体就是他们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一种表现。在古希腊人看来那些具有摆脱了身体欲望的亲密关系的人简直是英雄或半神，这些人依靠彼此的仰慕欣赏而保持关系，同时尽可能不依赖身体。“谈到英雄们或半神们的时候，苏格拉底只提到他们与男性朋友们的关系，一种摆脱了身体和欲望的关系，一种仅仅通过相互仰慕激发出来的关系，这种相互仰慕引导他们联手做出最宏伟、最高贵的事业。”[4]161这种状况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离奇的，但是如果回到古希腊的生活场景中就不难理解了。那时的社会状况根本无法为今天丰富的爱之关系提供安放的基础，即它缺少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以让那些当时应叫作灵魂之爱的不依赖爱欲的关系存在下去，“灵魂之爱对身体之爱的优势不能建立在男子气概的层面，甚至也不能建立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生活层面。”[4]161

古希腊人敢爱敢恨，尝试着各种爱，爱的禁忌远没有今天丰富，所以他们尚无法依靠规则与禁忌等文化标准将不同的爱识别区分开来，虽然他们也在努力着。在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生活的《会饮篇》中，柏拉图曾详细记载了在苏格拉底长篇大论地发表完爱的言说之后，聚会上的人、演员与观众是如何大胆地“爱恋”“享用爱”的。他们的举动在今天看来是颇为大胆的，甚至是不雅或伤风败俗的。

生活的艺术化是希腊人的生活理想，他们不断掌握的生活的艺术，它们生活于史诗时代并制造着属于自己的“史诗”。古希腊的爱情与其关于美、快乐和幸福的哲学认识是融合在一起并互洽的，他们不仅重视爱情中的情色享乐，而且认为奢侈和放纵都是享乐的重要形式。柏拉图的学生庞提克斯，就曾直言他肯定并赞同生活方式上的奢侈。古希腊的友爱与幸福是与古希腊的享乐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人追求美的生活，以审美视角去理解爱，而且他们在生活上堪称是艺术家。美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动选择和他们对生活与世界的理解，“美是希腊人生活中最崇高的东西，而且他们一直对美顶礼膜拜”[3]183。古希腊的爱是以美为标准的，他们忽视性别等容易被社会道德化的标准，而且爱也并不刻意与道德同构，其结果就必然是爱的自由和广泛。

(二)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的政治原因

古希腊的政治特征也是形成古希腊友爱观的主要原因。古希腊的公民是可以便利地聚会和当面交流互动，它的政治是规模很小的城邦政治，古希腊人的所有制度都假设了大量奴隶和少部分公民的区分以及便利地在一个公共场地之上集合全体公民的可能性。

城邦公民友爱是古希腊社会友爱的核心，城邦式公民团结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基础。这种友爱是由家庭内部的爱、村落等社区之爱发展而来的，只要存在一个集体，爱社会就会自然形成。家庭、村落、部落这些人的集会形式在历史上和类型上都先于城邦，属于人类组织化发展过程中更早的阶段，这一过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城邦的建立。于是古希腊公民友爱便在某种意义上是私有者之间的自由和联合，所有权、所有制关系是古希腊以公民为基本身份的友爱的基础。

城邦经济关系是认识古希腊一切道德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古希腊时期所有制形式独有的公社特点，这是古希腊友爱这一上层建筑的十分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其公民友爱也是以这种公社共同体的公民概念为重要基础的。从友爱现代的分支视角来看，古希腊的公民友爱是阶级内部的友爱，即奴隶主阶层的友爱，它们的整个公民友爱都是奴隶主阶层的。

在古希腊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友爱经验主要是男性的经验，尤其是某一阶级的男性经验。古希腊的共和制使女性退出了公共生活，这看似悖论却反映出政治对爱情、友爱的影响。共和制使更多的人具有了政治权利，但是却一下子使女性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性别地位的失衡一下子使友爱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希腊的友爱观念和友爱教育深受当时的公共生活政体和政治概念的影响。政治是他们生活的最重要基础，政治观念几乎是任何重要生活哲学和观念的基础。在城邦政治中，人的德行和恶行都首先是由政治来界定的。天性良好、追求美德是古希腊期待的公民优雅的标准。公民理想及其律法规定了好与坏、善和恶以及公民教育的整个形式。人们对待各种美德并不是平等的，因为思想领导者始终相信有些道德在某些时期是危险甚至是难以容忍的，所以他们会缩小某一道德的含义，或者放大它的概念，并借此消除人的某些行动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友爱观念及其他道德观在希腊晚期出现了重要变化，比如这一时期同性恋常常被认为是充满革命倾向的男人之间的集合。

(三)古希腊时期友爱观的文化原因

古希腊重视爱之愉悦性，“希腊文化完全就是一首对享乐，尤其是爱之欢愉的礼赞”[3]3，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大胆是古希腊人的鲜明特点。要想理解古希腊的文明，必须先理解它的伦理与政治，它的生活风貌。希腊文化之迷人与独特与费解也许即在于它们把教育、伦理和政治都投入这样一个对身体极端崇拜的文化认同中。他们对身与心都十分重视，甚至对身体的关注超过对心的关注，基于此他们设计着自己的生活，成就着他们的文明。“这个与众不同、以享乐为根本的民族，他们深知如何把声色之乐与崇高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令世代崇尚的文化。”[3]13

古希腊的哲人在技术上、在对自然的掌握上无法与现代人相比，然而也许正是如此，他们努力探明到底人的行动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欲爱，还是政治生活。“从实际来看，希腊的自然哲人与智术师所从事的努力，并非意在掌握自然，而是要在必然的境域内确立更大的自由地带。”[11]如果他们对友爱的思索是成功的，那么他们将会使友谊发展到极限；如果他们的友爱观认为与每个公民都可达成友爱关系，那么他们便会真的这么做。以一种绝对主义般的方法，他们中甚至有人最终推导出“没有朋友”之结论，这一结论今天被德里达不断吟诵。

把握古希腊的生活场景时，他们的“神”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虽然古希腊没有成型的宗教观念，但宗教意识的萌发已经十分明显。人与神的友爱关系是古希腊时期的友爱中一组独特的关系。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利特》，还描述了作为信徒的人与神的友爱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亲密性爱恋关系、仰慕等综合情感组合成的。维尔南认为，女神阿尔特米斯与希波利特之间表现的是将希腊的神和他的信徒结合在一起的直接的亲密爱恋关系，“女神和她的爱慕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不仅含有友谊，而且有两性相悦的意味，以及持久关系的意思。”[8]371他们神的观念是后世宗教包括之后基督教的重要观念来源。西方思想的转折甚至可以认为是西方神的观念和现实生活转型的结果。古希腊的神几乎是与人生活在一起的，而到了基督教时期，神离人越来越远，神不断要求代理人出现，于是接近神成了一生的事情，甚至成了生活和生命价值的全部。不过接近神，在古希腊友爱享用资格匮乏的底层人身上已表现出来。

神话故事和传说不断地为人提供友爱的动力与想象资源，这一现象在古希腊社会尤为明显。在他们友爱观中，有些智慧是从神话中学来的。古希腊人通过不断解读和演绎神的故事，为神做肖像和雕塑，进行着现实、思想和神意三者之间的密切互动。当他们相信厄洛斯是掌管爱情与友谊的神灵时，他们的行为与思维都做出调整，而这种调整又形成社会文化，后两者又使人对厄洛斯做出更进一步的认识。为了增加厄洛斯的力量，他们后来还为厄洛斯安上翅膀，为了贴近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解释厄洛斯的男人与女人的双重性格甚至面相。社会的混乱使他们相信其他十二诸神折断了厄洛斯的翅膀把它驱逐了出去，来到了人间。

古希腊友爱之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情感叠合并且缺少反思和社会建构。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并存是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早期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特征。古希腊人的生活由双重认识基础支撑起来：一个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不断诉诸于神的神秘基础，一个是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理性认识论。古希腊的社会与精神特质形成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认识论。在他们的叙事中，神总是在人的身边，神性与理性相互影响。

希腊人的生活与其后世的差异还表现在精神信念上。捕捉真实把握分寸成了他们追求的重要智慧，“把握限度和分寸感就是善，这是希腊人的基本常识”，“希腊人不需要玄虚与超智的东西”[12]。这是他们生活中之大胆和特定的政治宽容带来的。虽然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而上学的早期传统，但是他对友爱的论述更重视其经验和自然哲学基础，“他的整个哲学都没有脱离‘自然哲学’。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讨论都为人类的‘自然本性’保留着重要的位置”[13]。亚里士多德为理性友爱奠定了基础，而神圣的一支则为紧接着的宗教友爱的崛起做好了历史铺陈。

友爱是人类普遍的法则，这种法则在西方靠自然的力量和社会规范支撑至今。古希腊的这种友爱景观的形成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是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上的；一个是社会生活状况上的，而前者还以后者为基础。孔多塞认为“德行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知识的进步的”[14]。古希腊的“知识即美德”这一信条直到今天在西方仍被很多人尊崇，但这一信条在今天已与古希腊时期大不相同。古希腊等传统社会知识是“信”的知识，以相信、信仰的方式传授；今天传授的知识更多需要的是“懂”“知”，大部分知识的价值已经与美德分离。古希腊人以生活建构知识、以知识指导生活的友爱理论与实践也是在这一规则中展开的。

[1] 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9.

[2] 迈克尔·戴维斯.哲学的自传: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思》[M].曹聪,刘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 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M].刘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M].高诺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 阿忒纳乌斯.天生尤物[M]∥世界古典性学五种.寒川子，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6] 王涛.圣爱与欲爱:保罗·蒂里希的爱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159.

[7] 罗伯特·诺齐克.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录[M].严忠志,欧阳亚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3-64.

[8] 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M].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 帕特里克·勒莫瓦纳.爱如何降临[M].黄荭,孔潜,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250.

[10] 阿兰·布鲁姆.巨人与侏儒:1960—1990[M].张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1] 罗森.柏拉图的《会饮》[M].杨俊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8-99.

[12] 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回声[M].曹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

[13] 廖申白.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5.

[14]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 何兆武,何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3.

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Concept of Friendship in Ancient Greece

LIU Xuekun

(SchoolofMarxism,ResearchCenterofCivicVirtuesDevelopmentandHumanModernizationinJiangsu,Hohai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Friendship with the cover of love of desire, the combination of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unity of god′s love and man′s lov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ove and educational love, are the basic qualities of the ancient Greek friendship. Universal love, chaos, lack of mature and rational criticm and the ideal of public friendship ar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Greek friendship. The pursuit of the pleasure of friendship with aesthetic life, and the pursuit of artistic life such as worship of the body are the lif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iendship concept of ancient Greece, while small-scaled city-state politics, the dominance of male experience and the convenient of civic interaction, which are their life qualities, are the political causes; germination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lack of cultural refle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uperimposed emotions are the cultural causes.

ancient Greece;view of friendship; citizen friendship; educational love; public natur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道德偶然性研究”(16BZX1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俗文化中思想道德教育资源的发掘与利用研究”(13YJA710001);河海大学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项目“江苏省农民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2016B31414)之成果。

2017-03-15

刘学坤(1981-)，男，河南社旗人，河海大学、江苏省公民道德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0.16396/j.cnki.sxgxskxb.2017.07.023

B821.1；B502

A

1008-6285(2017)07-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