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亚，郭伟宏

（山东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7）

【 文 史 哲 】

爱溢《我们仨》
——论杨绛《我们仨》中的家庭之爱

王 亚，郭伟宏

（山东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7）

家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构建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妻子和母亲，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对一家三口过往相互扶持的一生娓娓而谈、泣血而诉，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妻子的贤德淑良、一位母亲的慈爱温情，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知识女性的家庭之爱。

《我们仨》；优秀传统文化；女性；家庭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提出“天下是一家”的家文化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家”的理念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日渐重要，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家族文化体系，其中的家规、家教、家训等，代代相传，对后代启发很大。千百年来，孔孟之道一直深深影响着每一位中华儿女，诸如“家和万事兴”这样的理念，已成为每个家庭推崇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无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人的精神追求发生怎样的变化，“家”始终是每个中国人最终的归属，我们身上呈现出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家”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根。

在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家”文化的国度里，有一位智慧的女子，人们敬重她，称她为“杨绛先生”。今天我们姑且忘记她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的身份，此刻，她只是《我们仨》的作者，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位智慧的家庭主妇。这样一位女性，用她独特的视角，蘸着心痛之血、和着幸福过往记载下这一生的爱。“家”在杨绛先生笔下，不是一座房子、一处居所，而是一个心灵相依的港湾，一个三人扶持的小窝，一处有着至爱的归处。正如她所言，“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1]（P59）

品读过杨绛先生《我们仨》的人，无不被她笔下的无助与心痛所感染，一向以智慧著称的杨绛先生，一改以往风格，更多的笔触走向梦境，一向的理性与智慧却在感性与不知所措中苟延残喘，失去根基，无力感在文字间充斥。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的乐观仿佛还历历在目，那种以苦为乐的睿智与冷静怎么可能会对任何情况绝望？但是因为“我们仨失散了”，那么一切就开始变得“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1]（P59）。面对生命无力的绝望充斥在这样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心间，所以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子，连被剃光头发、每天给拖出去批斗都没有绝望的女子，即使承受谩骂、遭受折磨仍然保持安定的女子，曾经在《干校六记》中带给无数读者精神力量的女子，此时却崩溃了。她坦然道：“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1]（P41）无力感跃然纸上，痛到读者心上。这一切，只因为我们仨失散了，家不复存在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1]（P146）一个暮年老人，突然觉得看不清方向找不到归宿，比年轻人失去奋斗的方向更让读者心痛生悲。家因爱而在，因爱而存。《我们仨》里处处皆痛，也处处皆爱，那些由痛而越发至深的爱更让读者难忘。

一、妻子对丈夫的爱

作为妻子，杨绛无疑是最成功的，钱钟书曾经称赞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温润，她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这个时代。人们由衷地钦佩她的优雅、博学和柔韧。她的低调、她的品德、她的修养和她的高贵，是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现代社会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地希望自己在丈夫心中形象美好如初，却终难如愿。现代社会中夫妻关系越来越脆弱，人们的离婚率呈走高趋势，传统文化里夫妻关系的百年之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等，现如今渐渐成为一种美丽的向往和传说。中华传统道德和礼教，是千百年来维系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恭敬、和睦、感恩，这都是古人所推崇的夫妻相处之道，却是现代家庭所忽视和缺少的。

今天我们忘记杨绛先生的头衔，从一个妻子的角度，看看钱钟书背后的这位贤妻如何用爱温润整个家。

杨绛出身世家，遗传了母亲的善良温柔、宽容敦厚。在杨绛先生《回忆我的姑母》《回忆我的父亲》等系列散文中，我们能发现先生母亲的温厚贤良、治家之道，无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幼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使得杨绛在自己小家的家庭文化构建过程中，真正成为了钱老的贤内助。当年钱钟书获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远赴重洋留学，而杨绛也毫不犹豫地中断了她清华的学业，陪丈夫赴英法游学。学习之余的杨绛几乎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租房置家，无所不能，在家庭杂事之余才跑去钱钟书先生就读的学校去旁听。且杨绛在《我们仨》里自述一个人去牛津旁听很是自卑，“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里充满了自卑感。”[1]（P6）这种放弃清华学业得来的自卑感没有幻化成怨气迁怒于丈夫钱钟书，反而在异国他乡生下孩子、体弱无助得到丈夫照顾时还心生感激，当钱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1]（P77）几个动词“煮”“盛”“端”的运用写满了爱意，一个不舍得丈夫做一丁点家务活的幸福女人模样闪现在读者眼前，“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1]（P77）没有因为生孩子而应邀头等功，反而对理所当然应该照顾自己的丈夫产生了愧疚之情，我们在异国他乡的伦敦读到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一种对丈夫怀有敬仰的贤德之气。

这种贤德，使得钱钟书已经离不开她。杨绛在医院生产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生活，每天到医院探望时，总是苦着脸告知贤妻，自己在家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1]（P77）一个拙得可爱，一个爱得深情，大概上帝早就安排好了他们的相遇，否则怎会安排得如此契合。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正如杨绛先生所言，“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1]（P76）回到寓所之后，杨绛真的能一一修好，足见妻子的贤惠和担当。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成为钱钟书日常生活中的支柱和依靠，他一生对妻子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每一句“不要紧”大概比一万句“我爱你”还要更让人温暖。这种爱充满了温柔与体恤，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相濡以沫。风雨兼程皆不怕，唯有你在身边最安心。

牛津求学期间，因为伙食较差，且饮食习惯和国内相差太大，而“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1]（P66）大概读者们终能明白钱钟书先生为何称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了吧，人生得此妻足矣。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1]（P90）她真正做到了妻子、朋友于一身的贤内助。当今社会多少男人在婚后还能坚持对妻子絮叨工作上的事情呢？读者读到的是一位男士对妻子深爱背后女人的贤德，否则这样的相濡以沫恐怕是难以达到的。

杨绛一直甘做钱钟书身后的女人，且将“钱钟书夫人”这一终身职务看得比自己的事业更为重要，以至于我们总感觉她是家庭闲暇之余成就自己的文学与翻译。其实，杨绛比钱钟书出名要早。1934年，他们出国留学前夕，杨绛就发表小说《璐璐，不用愁！》；1942年冬，杨绛的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被当时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1943年，她的几部剧作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一炮而红。以至于1946年《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曾经问作者钱钟书是谁？那时候得到的答案不是怎么介绍钱钟书，而是——杨绛的丈夫。可见杨绛在当时的知名度。杨绛爱丈夫，胜过爱她自己。作为妻子，杨绛先生曾经这样深情地说：“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2]（P250）一位才貌俱佳、事业有成的知识女性能放下自己喜爱的事业，放下自己名门出身的架子，全身心做一名全职太太，这份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爱令人仰视，值得后辈学习。爱的最高境界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笃，才有甘心的支持和牺牲。

夫妻应如杨绛先生与钱老这样，年轻时，一起拼搏奋斗；人到中年，还有说不完的话；岁月老去后，相互依傍，彼此鼓励。正如《我们仨》里描述的那般，他们无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毫无奢华的生活点缀，甚至还要面对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动荡、柴米油盐的枯燥，却依然爱得恰到好处，你懂我的不易，我解你的欢喜，当你陷入困境的泥沼而无力前行，我依然站在你身旁，给你温暖鼓励，给你勇气与力量。

这种如钻石一样稀缺的爱情，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它埋藏在暗处，就在不远处，闪动着灼灼的光彩，使我们能更有信心地生活下去，追随着杨绛先生和钱老的脚步，将婚姻文化发挥到极致。

二、母亲对女儿的爱

笔者以为《我们仨》里最浓厚的还不是夫妻之爱，而是那种以夫妻之爱为前提的母爱。自古母爱深厚不必言，血浓于水化心田。直到笔者本人也做了母亲，再次品读《我们仨》，才更加理解了杨绛先生的那段话：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闩。[1]（P42）

这是一种怎样的痛，一种用心碎都不能形容的痛，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一种呼天无应的无力的痛，一种不知所措、苟延残喘的痛。

一向以“睿智”“冷静”“智慧”等字眼著称的杨绛先生一改往日笔风，字字泣血，步步含泪，正如她自己所说，不敢做梦却又不敢不做，那是一种怎样不知所措的爱与痛的交织？多想看一眼自己唯一的至爱的独生女儿，却又不忍心看女儿病痛缠身的痛苦以及分别的场面。她开始幻化想象，开始做梦，不相信现实，所以，这梦不是自己来，而是杨绛先生去找寻：

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她呢？我得找到她。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梦。[1]（P35）

杨绛先生一直在强调梦“劳累”“沉重”，因为她深知这种离别与无力回天的现实带给自己的痛楚与沉重。这是任何人不愿意碰触的梦，但对一个母亲来说，只要能看到女儿一眼，愿意，痛也愿意。

一向冷静、鲜有抒情的杨绛先生开始蘸血抒情：

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肠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该是我做梦吧？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我不信真能找到她的医院。[1]（P36）

是的，一向睿智的先生开始恍惚，开始“拿不定”，开始“不信”。那是真的“拿不定”吗？“创造”一词给了我们答案，绝不是，梦境是先生创造的，是真的梦，假的现实，怎能拿不定？只怪我太悲伤，我想见你，我的女儿，但这梦那么真实，所以，我希望那不是梦，但梦里那么痛，我又希望它真的是梦。在这样的无助与挣扎中，煎熬着也要爱！所以，“我每晚做梦，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1]（P37）“我每晚都在阿圆病的房里。”[1]（P40）母亲一直在，爱一直在，痛也一直在。所以，这段煎熬的文字里来来回回都是:

“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1]（P40）

“而我的梦十足是无能的，只像个影子。”[1]（P40）

“我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1]（P40）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1]（P42）

“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了几只眼睛，潸潸流泪，把胸中那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湿润得软和了些，也光滑了些。”[1]（P44）

杨绛就是杨绛，她还是冷静的杨绛先生、隐忍的杨绛先生，只不过这种血浓于水的离别，世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冷静罢了。所以，那么多流泪的眼睛才会存在于心上，而不是真的流泪在脸上。正如杨绛先生所言：“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1]（P44）这大概就是最真实的“心”痛了吧。

将这种痛升到极致的仍不是上面这些心上绽出的“流泪的眼睛”，而是，“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1]（P44）这是一种痛到极致的爱，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一样深厚的母爱！所以，杨绛冷静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觉得她一定右手执笔、左手按扶胸口，尤其是这句：“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肠挂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1]（P44）此刻，笔者想留白，因为本人语言能力有限，评论不了这种痛，这份浓浓的母爱让人难以呼吸。

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牵挂，大概从她呱呱坠地开始就不会再停止了。正如杨绛先生所言，“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肠挂肚，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1]（P79）

三、结语

《我们仨》里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爱，无论是一位妻子对丈夫的爱，还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都可以说是一位知识女性对家庭的爱。只有爱丈夫爱孩子，对家庭的爱才能主动去营造一种温馨舒适的环境，去营建一种良好的家庭文化。

中国现代社会的家庭越来越失去传统文化根基下“家庭”应有的模样，钢筋水泥构筑的大城市牢笼、三口之家的模式、夫妻关系的不稳固、情感出轨等等，仿佛成了这个社会家庭应有的代名词。那些应有的家庭之爱，在现代社会的文字工作者笔下却到处是岌岌可危的如何自我防护。在今天，人们渐渐习惯于通过微信公众号传递信息，放眼望去，皆是“我要对小三好点，她为我牺牲了很多”“我终于嫁给了钱”“你兼顾事业和家庭，谁来兼顾你”“所谓家人，就是互相说谎”“嫁得好不算本事，离得好才了不起”“致小三：你的爱终将万劫不复”等等。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再回首知识分子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的爱情以及他们用发自内心的爱精心打造的家庭氛围，宛若这个社会的一股清流。是社会变了，还是爱变了？笔者认为，爱从未变过，正如圣经里所言：“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爱是包容，爱是相信，爱是盼望，爱是永无止境。”在任何时候，爱不会改变。爱若恒久忍耐、彼此信任，怎会有情感的出轨？爱若永无止境，怎么会让当今社会的女人那么渴盼在婚姻里自保？是社会给我们太多的考验，还是爱在现代化冲击下失去了原本的模样？传统文化留给女性的文化影响并非全为精华，而杨绛先生用知识分子应有的女性模样，加上自幼家庭文化的熏陶，以及骨子里坚毅的品格与包容，谱写了一场世纪爱情，高奏了一首家庭爱之乐章。

杨绛女士善于料理家事，而这种料理家事的动力来源于对家庭成员深厚的爱。她曾记载夫妻二人在伦敦的日子里，自己如何租房、搬家、购置生活用品：“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1]（P67）一个知识分子女性，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且不说整理归类，光是提重物就足以让人佩服了。这就是作为一位妻子和母亲的杨绛先生。“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九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理柴米学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1]（P67）在丈夫眼里，这几乎就是最棒的得力助手，而杨绛先生却觉得自己不过做了些小事而已。

在杨绛先生的悉心照顾下，他们的家庭温馨、和谐，共风雨同拼搏，以苦为乐，以乐为乐，真正把日子过成了诗。中国传统文化里女人的真实写照，在知识分子家庭显现出来以后，完全抛弃了那些女主内的糟粕，变得顺理成章而又温馨可爱。大概这应该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构建以后家庭文化的走向吧。

[1]杨绛.杨绛全集（散文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胡绍功.百年清华传世哲学课[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王友才）

Love Spills out of The Three of Us—Discussion on the Family in The Three of Us Written by Yang Jiang

Wang Ya, Guo Weihong

Family culture i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modern society. As a wife and mother, Yang Jiang explained her family members supporting each other slowly, logically and sadly in The Three of Us, which showed us a virtuous wife and loving mother. She fully explained intellectual female’s love for famil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ckground.

The Three of Us; supreme traditional culture; female; family.

I207.6

A

2095-7416(2017)03-0077-05

本文为山东省文化艺术协会女性专项“传统文化影响下女性文学研究——以杨绛散文为例”（项目编号：15nx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05-02

王亚（1986-）,女，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山东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郭伟宏（1979-）,女，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山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家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