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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发展

2017-04-13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0期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

武 传 鹏

(1.青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发展

武 传 鹏

(1.青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2.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肯定文化” “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为核心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压抑了文化的个性、主体性、自由性,破坏了审美性和艺术性。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学习和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应注重把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我国大众文化健康繁荣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207文化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伴随着消费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亟待理论上解读与解决。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对当代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以独特视角和深刻内容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批判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思考现实大众文化发展问题,引导大众文化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提出及其核心概念

任何理论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不例外。一方面,西方社会文化工业蓬勃兴起、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新兴的文化工业给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新时尚;另一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面貌。这些都使法兰克福学派将眼光投向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研究和评价。

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含三个核心概念:“肯定文化”“大众文化”及“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最初开始于对“肯定文化”的批判。1936年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中首先使用了“肯定的文化”概念,1937年马尔库塞则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中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上对“肯定文化”进行了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2]120。1942年霍克海默在与洛文塔尔的通信中率先讨论了“大众文化”这个概念。随后,在《启蒙的辩证法》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章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替代概念,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所谓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来欺骗大众,行使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最后,在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大众文化”的概念。这里的大众文化是指丧失了文化本质特性,偏离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更新,文化在传播和普及过程中丧失了创造性、超越性而沦为商品化的、非创造性的、伪个性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欺骗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具有标准化、商品化、欺骗性的基本特征。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社会的单向度性是体现资本内在要求的大众文化主宰的结果;大众文化不但不能解放人,反而压抑了人。现代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阻碍着人们正确理解自己的生存处境和实际利益。如果人们要想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首先必须摆脱文化工业产品的操纵,对之进行批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颂扬高雅艺术的同时,对大众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第一,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单一性破坏了文化的独特性、创造性,造成文化个性丧失。阿多诺通过批判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揭示了大众文化的拜物化、虚假性和欺骗性。他认为,工业社会中流行音乐普遍打上了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烙印。霍克海默对此作出了更形象的描述——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上还是宏观上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齐一性[3]112。在文化工业中,文化生产更多的是为了消费和获利,已不是人类本质需要的自然外化。用标准化生产的简单重复代替历史发展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和艺术的标准化,必然会导致文化艺术创造者和享受者的独特性、创造性丧失。“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3]113文化工业的标准化,文化产品的齐一性、重复性,不仅束缚了艺术创作者的个性和创造力,而且扼杀了艺术欣赏者的自主性和想象力。洛文塔尔进一步指出,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进程所带来的个体衰微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出现,它用标准化、模式化、守旧性与欺骗性取代了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通俗文化产品也因此完全失去了真正的艺术特征。

第二,大众文化的技术化和商品化,破坏了文化的审美性、艺术性,使文化成为“商业囚徒”。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然而,对于文化的“技术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人的理性变成工具化的思维,文化的“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支配了文化领域。这样一来,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享用者都成了工具[4]175。

文化的“技术化”催生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伴随商品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已成为文化产品制造者追求商业利润的手段。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把娱乐消遣作为其主要价值实现形式,造成了文化的商品化。他在《美学理论》中指出:“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5]33因为,对创作者而言,他们关心的不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而是经济效益;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回报率,而不再是其自身的艺术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艺术便退化为宣传性的大众文艺或商业性的大众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化用品是一种奇怪的商品。即使它不再进行交换时,它也完全受交换规律的支配;即使人们不再会使用它时,它也盲目地被使用。因此,它与广告已融合在一起……从文化用品本身来说,它们也是要求大量生产的。广告宣传是使文化用品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3]152-153。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丢失了文化的审美性、艺术性,将大众文化和大众一齐推向了单调平庸。

第三,大众文化的虚假性和控制性,破坏了文化的主体性、自由性,使文化沦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阿多诺在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标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大众文化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他指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是欺骗大众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统治防护工事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诱导大众虚假消费,它欺骗大众的情感,使消费者人格异化,变成没有批判意识和思维能力的畸形人[6]184。 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批判“启蒙”的角度把文化工业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与“启蒙 ”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和控制性。他们认为,“启蒙”在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一种堕落文化。这种堕落文化受商品价值支配,为资本的权力永恒化服务[4]150。在现代社会,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或者享乐等消费形式创造虚假的需求以掩盖真实需求,使大众在文化消费中丧失批判和否定现实的意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3]134大众文化正是借助发达的大众传播技术把资产阶级的权力意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阿多诺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把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哲学等融合在一起,在闲暇里控制、操纵人的思想和情感,压抑、抹杀人的个性,平息、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和巩固现存社会秩序[6]183。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既有合理性,也有缺陷。合理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视角出发,却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的批判,透过文化现象,极富创见地揭示深层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有利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批判精神,从而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有可能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实践力量。其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敏锐地洞察了当时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些新现象和弊端。尽管有以上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精英主义立场,远离人民群众,最终必然为人民群众所忽略,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二是法兰克福学派忽略和低估了大众本身对文化的主体选择性和批判意识,在批判大众文化过程中只看到了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而没有对大众文化的承载者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过分强调了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基本上将大众置于被动的客体或接受者地位。三是在批判文化工业的商品性时,法兰克福学派完全否认了大众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的批判也流露出其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抵触情绪。其实,上述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都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出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作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妨碍了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公允评价”[7]。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让我们放弃从中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大众文化的思想借鉴。

三、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推动我国大众文化健康繁荣发展

时代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文化自信,增加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 802,为今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我国大众文化已经进入遍地开花、繁荣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深刻地改变着我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塑造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以及不同的社会评价。反过来,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大众文化发展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大众文化既有大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性,又因我国的社会性质而具有特殊的表现。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西方社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绝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套用,关键在于结合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立足国情、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推动大众文化健康繁荣发展,以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的作用。

第一,正确处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缺乏辩证态度。他们只看到两种文化的矛盾关系中相对立的一面,而看不到它们矛盾关系中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面。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对于通俗文化提出了一种机械论的解释, 在鄙视中透着一种精英论”[9]。他们“看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和真诚缺乏同情”[10]2。在现阶段的我国,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已经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终日处于现代生活紧张节奏里的人们来说,大众文化具有缓解精神压力的重要作用。对于整个文化来说,大众文化还发挥着丰富表现形式和内涵,激发活力,促进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功能。同样,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也承担着推动改革发展事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片面地拒斥哪一种文化形态,而应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使二者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受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状况等条件的制约,我国大众文化在科学化和理性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各种西方社会思潮通过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渗入我国,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大众文化发展亟须精英文化的引领。同样,我国精英文化的发展也存在自身的困境和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也在一天天衰退,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使得支撑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11]。精英文化要想走出自身的困境,则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以大众文化为源泉和养料,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12]199。结合当前的文化环境,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两种文化的关系。尽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二者存在矛盾和冲突,同时,也须看到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以及一定条件下的相通之处。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发展,培养文化自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从纯粹物质获取中得到利益满足和幸福感逐渐减弱,精神文化满足成为人们更为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发展和繁荣大众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泛娱乐化、标准化、单一性也已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倾向,必须提升文化自觉。我国大众文化发展既要自觉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取长补短;同时,也必须拒斥外来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在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

梳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难发现,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亟须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否则容易迷失方向。正如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中所言,“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13]274-275。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4]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15]578。一句话,“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12]189。文化建设,重在塑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是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突出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发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文化的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有利于预防和避免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为资本逻辑所左右,一味强调经济效益而沦为市场的奴隶,跌入庸俗、低俗、媚俗的深渊;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对大众文化进行严格控制,破坏了大众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大众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失去了自主性。马尔库塞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文化工业的操纵功能已渗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并产生了无时不在的影响。更深一步看出,文化工业已完全控制了人们的精神思想,实现了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的操控”[16]122。在社会主义中国,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14]17,这种异化现象必须结束。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力量源泉。有生命力的大众文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直面基层群众生活,反映人民心声,让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14]44。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发挥人民群众在大众文化创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振兴文化产业,必须构建一个适合创作生产的良好社会环境;否则,大众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和束缚;而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又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首先,改革调整制约大众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体制机制有关。面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应当树立依靠制度解决问题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推动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及时解决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保证大众文化产品的质量。其次,在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过程中发展大众文化。一方面,结合喜闻乐见的优势,大众文化理应在政府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从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7]22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大众文化相结合,形成和完善大众文化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竞争机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等,促进大众文化又好又快发展。其三,创建利于大众文化发展的舆论环境。在21世纪的今天,舆论在人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舆论引导机制。思想道德的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工作格局可以有效规范传播秩序,坚决抵制“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倾向,拒绝哗众取宠,巩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的正能量,为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

[2]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M].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6]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姚文放.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萧俊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解读[J].国外社会科学,2000(6).

[10]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1]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1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3]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薛明珠】

2017-06-09

青海大学中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娱乐文化对青海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2014-QSY-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创新研究”(编号:15CKS036)。

武传鹏(1989—),男,山东梁山人,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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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7)10-00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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