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俭 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试论《庄子》的文体形态

赵 俭 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庄子》文体形态多样：“浑沌”的体裁，是蕴含散文、诗、赋、小说的“浑沌”形态；系统的语体，是包含有“寓言”“重言”“卮言”的“三言”系统；丰富的体式，运用了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的多种手法；多样的体性，是浪漫的、象征的、现实的复合文学类型。

《庄子》；体裁；语体；体式；体性

《庄子》不仅是哲学巨典，更是文学奇书。前人对其文学研究已比较深入，将其置于文体学视角的研究却很少见。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对《庄子》的文体形态特征作以分析。

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1并且，“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体裁、语体和风格。”[1]103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提出：“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性；(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同时，他将体制和语体归为文体的外在结构，把体式和体性归为内在结构[2]4。

上述两位学者对自古以来繁乱的文体概念作了进一步耙梳，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郭英德在继承刘勰、颜之推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西学者关于文体结构的理论，把文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分析，认为文体系统包含了外在结构和内在结构，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笔者基于此，认为体制相当于体裁，体裁是古代文论中最广泛意义上的文体概念，包含了文体的基本因素，也为当代人所习见和接受。语体指称文本语言方面的特点，它包括语言形式、语言修辞、语言风格等方面，构成了完整的语体系统。体式是作为文本所使用的除了体裁、语言之外，用以表达内容的表现方式，和现代文体学将文体表现方式区分为抒情体、叙事体、议论体等概念接近。体性则是在以上三方面基础上形成的风格特征，指称文体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精神，是文本所能传达的最高风范和审美旨归。本文将循着郭英德总结的文体系统理论，并结合笔者对此概念和《庄子》文本的理解对其文体进行阐释。

细读《庄子》文本就会发现，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体系统。而由于先秦文体概念的含糊不清，文体意识不够明确，使它呈现出“浑沌”的“泛文类”的文体形态，这似乎表明章学诚所说的“众体皆备于战国”并非虚论。

一、“浑沌”的体裁

体裁就是文学的类型，进一步说，就是指不同文学类型的体式规范，一般地说是由某种类型作品的基本要素的特殊结构组合而成。关于体裁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古代文论中比当代文论还要丰富，但其概念界定明显不太严密。在古代文体批评理论中，体制等同于体裁，其着重点在于对规范性的强调，如“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评文章，常先以体制而后工拙”。“辨体”被认为是学文和为文的第一步，必须掌握并遵循各种文体的表达规范和表达功能。体裁意识产生较早，但这种“辨体”意识的萌生当迟至魏晋时期，肇源于文学的自觉。《庄子》成书于战国末年，其体裁意识相当模糊，具有“泛文类”的文体特征。翻开《庄子》，我们即为它奇异而酣畅的文辞，华美而丰赡的诗性，以及排山倒海的语势所倾倒。这是《庄子》的魅力，这是它处于“浑沌”体裁的成功，自然有一种天真存在。

前人认为庄文“狂谬而无体”，这正反映了它浑涵众体。庄子生活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他又是极有思想的哲人，采用多种体裁来表达丰富的思想不足为奇。关于《庄子》涉及的体裁，刘生良师在前贤基础上，指出《庄子》是“奇异的散文”“绝妙的诗”“赋的滥觞”“小说创作之祖”[3]157。

这些特征明确显示了《庄子》的散文体裁选择，而它更是诗，是赋，是小说。

《庄子》是诗。首先，它有诗的意象和丰富想象。如那水击三千里又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是多么奇伟的诗的形象。在描写地籁时，使用一连串生动贴切却又极具特色的词语，把风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简直就是一首风的诗歌。不仅是这些富有诗意的形象，庄子更以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诗意盎然的世界。如庄周梦中的世界，有蝴蝶在飞舞，姑射山神人乘云御龙游乎四海之外。其次，文章具有诗的语言和韵律。如《逍遥游》中尧和许由的对话，《齐物论》里整齐的议论文字，《秋水》“兼怀万物”一段，情感起伏跌宕，语词整饬铿锵，韵律错落和谐，读来诗香满口。最后，庄子还着意于诗歌意境的创造，以比兴的手法抒发浓郁的情感。如《秋水》中浩荡的黄河和渺无涯际的大海构成的宏阔意境，“罔两问景”与“庄周梦蝶”又是多么悠渺的意境，还有那些畸人和怪物也不单纯是自然物，都是附丽着作者浓郁的感情以及深刻的思想的艺术境界。庄子这种亦诗亦文的体裁特点，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充分肯定，王国维就说《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

《庄子》也是赋。赋是一种以铺陈为特征并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关于赋的起源，清代章学诚追溯到战国诸子，这是很有见地的。《庄子》有赋体的特征。比如它善用铺陈来讲故事，使用奇僻高丽的语言词汇，将韵语和散语结合形成了一种音乐美，还有假设问对的结构。庄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已成定论。如《天运》篇黄帝与北门成关于咸池之乐的问答就是极有波澜的铺陈文字，《齐物论》写风时也简直是体物入微，十分铺张。这些特征对后世赋体的发明既有形式的启迪，也在思想上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庄子》更具有小说的体裁特征，它用寓言的方式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他笔下，上至帝王神人下至商贾畸人，无论人间还是仙界鬼狱，不管现实世界还是虚幻空间，庄子都进行了出色的艺术描写，呈现了一幅姿态各异的人物画谱。如以畸人支离疏为代表的得道者形象，以及亦敌亦友的惠子和性格复杂的孔子形象，还有解牛的高手庖丁，甚至庄周的自我形象也塑造的十分成功。塑造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使用了肖像描写、心理刻画、细节对比、环境烘托等小说技法，以风味十足的语言，表现着曲折离奇的小说情节。

《庄子》之所以浑涵众体，有庄子的个性原因，更有时代因素影响，也与庄子深刻的哲学思想相关。这些都很有意味，值得研究。

二、系统的语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中国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一整套自成系统的语词。语体实际就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包括语音方面(如用韵)、语义方面(如用典、比喻、借代、双关等)和句法方面(如对仗、并列、重复等)。由不同的语言系统和不同的修辞手法，形成了各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一种文体中，语词、修辞和风格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庄子》的语体突出表现为“寓言”“重言”“卮言”的“三言”系统，它有别于此前诸子的语录体、自言体、直言体、格言体等语体形态。从《寓言》篇以及《天下》篇，我们可以了解这种以独特体例形成的“三言”语体系统：“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以寓言为广”的“寓言”就是“藉外论之”的寄托寓言之言，即假借他人和他物的言论或故事来寄寓自己思想观点的一类文字。“寓言十九”就是寓言占全书十分之九，是最主要的表达形式。《庄子》“寓言”多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和荒诞不经之语词以及象征等修辞手法形成了汪洋恣肆、畅达深邃的语言风格。如《秋水》：

Y3Ga5O12(YGG)晶体可以看做是用离子半径更大的Ga3+取代YAG晶体中的Al3+，这种取代导致晶体的晶格间距扩大，有利于Nd3+的掺入．与YAG晶体类似，YGG晶体具有高的化学稳定性、硬度、热导率(9 W/mK)和光学均匀性，以及有适合稀土离子或者过渡金属离子取代的格位[15]．由于Nd∶YGG晶体熔点较高且存在氧化镓挥发的问题，目前仅有的报导为光学浮区法生长的Nd∶YGG单晶．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4]477

“以重言为真”的“重言”，前人多解释成“为人所重者之言”，而刘生良师认为“重言”当特指借“耆艾”论之以自重的寓言，即借重先哲时贤之名以寄寓或表达作者思想观点使其为世所重的一类文字。强调“重言”之“重”在于观点之“重”。“重言十七”，就是重言占全书十分之七，自然与“寓言”重合，是寓言的主要构成。因此，笔者认为“重言”是作为“寓言”叙事性的补充，互相生发，这相当于为“寓言”交代了故事背景，代替一定的环境描写，而“重言”则侧重展开辩论和说理。如《逍遥游》就以寓言故事发端，借“重言”传“道”，而后更以“卮言”发表总结性话语。“重言”所表现出的语体风格是深沉凝重，玄而妙，高远而能服人。

“以卮言为曼衍”的“卮言”，当是依附于“寓言”“重言”随时自然流衍而出的作者的引申议论之言，它是作者引申、阐发式的议论文字。通过“寓言”“重言”已使观点自见，作者为了让读者更加明了，就创造了“卮言”。如《齐物论》的结尾说：“此之谓‘物化’。”即将庄周与蝶的哲理关系点破，却也将读者带入更玄远缥缈的境界，读来有画龙点睛、曲径通幽、妙笔生花、柳暗花明之巧。当然，“卮言”的位置也会出现在文章开头或者中间，而“卮言”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它以结尾居多。

“三言”的语体系统是庄子在书中明确指出的，《庄子》一书还有更为丰富的语体形式，比如辩论术的运用，形成了“论辩体”。这些涉及表现方式的问题，留待下文探讨。

三、丰富的体式

体式指称文体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文体会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或表达方式。现代文体学在区别文体的表现形式时，常用抒情体、叙事体、议论体等概念。比如叙事是碑文的主要表达方式。诗与文在体式方面也有异同，诗为传情达意，文以实用为主，亦即“诗言志”而“文以载道”。文(文章，文学作品，而非学术文章)表现情感意志时，在格律、意象等形式方面由于较诗自由，因而呈现出明白显豁的体式风貌。在文学作品中，诗的抒情功用明显比文更强大，诗不仅以曲婉的笔致达意，更易生发难以名状的艺术感染力，启发读者的思索和想象力。

《庄子》浑沌的体裁特征，使其在表达方式上也呈现出浑沌、丰富的状态，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换言之，《庄子》以丰富的表现形式，用“怎么说”形象地道出了“说什么”，即用形式传达内容，内容体现形式，内容与形式结合臻妙。

散文的体裁和寓言的语体适合采用叙事的表现方式。庄子以飞驰的想象力把天地鬼神、风光云气、山林河海、鸟兽虫鱼以及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的心理、思维现象统统纳入自己的创作，展现了一个魔幻的世界。不仅如此，在叙事中庄子的手法时而虚幻、时而写实，如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有之，跳梁井干之上、入休缺之崖的井蛙有之，十步一啄、百步一饮的泽雉有之，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凤凰亦有之。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靠的是叙事这种表现方式。

诗的体裁和重言的语体较多运用抒情的表现方式，当然，寓言的语体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在抒情，只是“道”以“为人所重者”之口说出来，它的情味会更加浓郁明了。《庄子》用诗的体裁抒情，用诗的语言抒情，请看：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讠高者，叱者，吸者，叫者，讠豪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4]43

有诗情，有深意，有诗之境界。这些抒情并非无端淫号，而是庄子使尽生命的气力盘桓而上九层天，冲破世间浑沌，寻悟“道”的过程中的真实感受，读来是感人的，想来是令人叹服的。

议论的表现方式广泛运用在散文、诗、赋、小说等体裁上，常以“重言”或“卮言”语体精妙收束。如直似小说的“匠石运斤成风”“庄子过惠子墓”“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等篇章就是这样。《庄子》丰富的体式并不限于叙事、抒情、议论。它还有其他的表现方式如虚构、夸张，也很值得学习。

四、多样的体性

现代文体学认为，文体主要是一个揭示文本形式特征的概念，但由于文本自身的形式与内容具有不可分离性，这决定了特定的话语形式总是反映着特定的审美对象、蕴含着特定的精神品格。体性相当于人们常说的风格，但比风格的概念更广泛，它是文体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最后一环，是作品个性的展现。因此，不同的体制和语体以及体式会形成不同的体性，四者是一个有机体。

《庄子》的体性大体上可以判断为浪漫的文学，刘生良师同时指出，它又是象征的、现实的文学[3]154。象征源于寓言，寓言读来浪漫，象征和浪漫的特点相辅相成，但与现实的特点明显有别。《庄子》的风格魅力，就在于它将真正的现实象征化并假以虚幻浪漫的笔法出之，又浪漫地表达了深刻而刺骨的道理。

《庄子》属于浪漫文学。庄子以天才的想象力和表现力纵横捭阖、无所不能，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但他对黑暗现实并不直接抨击，而是以“藉外论之”的方法，达到了丑中藏美，丑化为美的艺术境界。这种美学手法本身极具浪漫性，如果真实地把丑摆在面前，那就成了“花之恶”，是真正的“死水”。比如丑人学西施而更丑，却不见支离疏的丑，庄子要表达的是超越形体的内在美，即一种富有崇高美和生命力的内在精神，庄子称之为“德”。它使人们在审美过程中，逐渐自觉地摒弃了事物的外在缺憾，去领悟其内在精神的崇高美与力量美。《庄子》还充分运用了夸张、变形、虚构等非现实描写的手法，将遥远的神话传说、动人的历史故事、奇幻的民间传奇等作为创作素材，创造出了奇幻的事物和形象，表现了他超越现实的主观理想。

庄子追求无所待而“逍遥游”的人格理想，怀抱“至徳之世”和“建德之国”的社会理想。这是《庄子》浪漫精神的内核。他用“水击三千、直上九万”的夸张手法，塑造了硕大无朋的鹏形象，创造出雄伟壮阔、气势磅礴的艺术境界，表达了对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的向往之情，无论理想还是艺术境界都极其浪漫。这些浪漫形象的塑造以及浪漫精神的表达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形式，寓言本身就是一种取象以寓意的象征文学，深奥有哲理的思想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来直接阐明的，而主要是以寓言故事进行间接暗示，如庄子借助遥远的神话人物像河伯、姑射神人等以寓言象征的方式增强感染力，这些神话人物本身就是庞大的“象征体”，浪漫地传递着美的意味。

《庄子》也是现实的文学。理想是浪漫的，社会是现实的。身处乱世，庄子不会不反映现实状况，他既追求理想又批判现实，将浪漫与现实巧妙结合，实现了对真实的超越。文中痛斥“昏上乱相”和“假圣人”，揶揄讽刺愚盲可笑之人，同时又关注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颂扬表彰正面人物。这些篇章读来令人倍感悲戚，为庄子生存之世相所震惊。如《列御寇》中“曹商使秦”以及《逍遥游》中“宋人资章甫”诸节，对丑陋人性进行直接现实性描写，深刻揭示了混乱的生存世相。“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庄子纵有千般才思也无法逃遁苦难命运，现实的痛无奈地超脱成虚幻的“道”。

《庄子》以现实为内核，修炼超脱至“道”的浪漫境界，再以“浪漫”笔致诉说现实，但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直接剥开残酷丑恶的现实。那恶劣的现实景象作为审美对象总归是要被戳穿的，浪漫抑或象征，都表现为真实的审美精神。我们被浪漫的形式吸引，结果还要被内容的真实痛击，使心儿破碎。

综上所述，文体形态包含的外在结构(体裁与语体)和内在结构(体式与体性)，在《庄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浑沌”的体裁特点、“三言”的语体系统、丰富的体式和浪漫又现实的体性。《庄子》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它的文学成就也十分突出，就是因为庄子以“怎么说”征服了“说什么”，即先用奇幻、绝妙的文体特征吸引住读者，再让读者去体味“道”的至大。这是庄子的成功。

从文体学视角审视经典文本很有意义，本文即以《庄子》文本为例，综合中国古代文体论和现代中西方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从文体学视角切入，细致观照，希望对庄学研究有所贡献。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责任编辑：庄桂森】

2017-05-12

赵俭杰(1990—)，男，陕西礼泉人，硕士，主要从事文体与文学教育研究。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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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7)10-0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