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家朱耀燮作品中的“上海”形象<br/>——以〈(人力车夫)〉〈(杀人)〉为中心

韩国作家朱耀燮作品中的“上海”形象
——以〈(人力车夫)〉〈(杀人)〉为中心

2017-04-13王梅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7年7期

关键词：黄包车车夫杀人

王梅

（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韩国东国大学，韩国首尔 100-715）

韩国作家朱耀燮作品中的“上海”形象

王梅1，2

（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韩国东国大学，韩国首尔 100-715）

朱耀燮是韩国三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创作了以上海为背景的大量作品。他所塑造的上海形象是不干净、不卫生的，是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具有否定性的城市，是下层人民受压迫的空间。但同时，也体现出来人民的觉醒和反抗的精神。

朱耀燮作品；上海形象

Abstract:Zhu Yaoxie,known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South Korea in the 1930s,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in the background of Shanghai.The image of Shanghai he shaped was not clean and sanitary,but a Semi-colony and negative city where the under class was oppressed.Meanwhile,however,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awakening of people and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Key words:Zhuyaoxie works；Image of ShanghaiAbstract

一、引言

1919年三一运动前后，上海作为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很多文人也来到上海，体验了上海生活，创作了以上海为背景、以中国人为首的各个种族以及他们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并在韩国发表。但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他们的观察并不深入，仅仅停留在对上海下层人民和滞留在上海的朝鲜人的生活描写上。

作家朱耀燮1902年出生于平壤，1920年来到中国，进入苏州安晟中学读书，1921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1927年于沪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在他的代表作《（人力车夫）》（1925.4）《（杀人）》（1925.6）中，表现了对中国下层人民和朝鲜娼女的怜悯。同时，塑造的上海形象是不干净、不卫生的，是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具有否定性的城市。

本论文将以这两篇文章为中心，通过对上海和作品中人物的描写，考察朱耀燮笔下的“上海”形象。

二、作品投射的上海印象

故事从主人公阿靖一早从“猪圈”一样的住处醒来，叫醒一起居住的外号是“猪”的胖子走上上海街头展开。从这两个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上海”的形象是“脏的、不卫生的、不干净的”。同时，在文章开头对上海街头详细的、细致的描写中，也体现了这种印象，比如，“装满上海二百万市民排泄物的黝黑的推车发出沓乱的声音，在铺着碎石的路上晃来晃去”，“早餐饼上已经有苍蝇嗡嗡得飞来飞去，吸食着香喷喷的味道”。

作品一开始就暗示了阿靖这一天的命运，却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刚开始，阿靖认为“因为昨晚做的梦不好，今天会缺少运气”。但是，却挣到了平时四倍的钱，并且在拉了美兵挣了更多的钱之后，他对自己的好运气非常高兴。在中午时分，情况急转直下。他在宾馆门口等待客人时，把吃的饼全部吐了出来，浑身无力，去医院后遇到传基督教的绅士，被告知天堂里也不会有黄包车夫。遭受挫折的他回到家，扑倒在床上回忆着自己八年的辛酸生活，离开了人世。这一过程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高兴自己运气好的一天，没想到却成了忌日”。

文中的“上海”对车夫阿靖来说，是受多重压迫的空间。具体来看：

1）贫穷带来的不幸

因为贫穷，阿靖做过乡下别人家的下人，来到上海进入工厂，却被撵出来，最后没有办法做了黄包车夫。拉黄包车是重劳动，“根据上次公报局的调查，拉黄包车九年就会死亡”，“因为每天过度的奔跑”。阿靖没有别的生活的道路，只能选择拉黄包车。

2）各色种族的压迫

阿靖所拉的客人中，“西洋女人”和“美军”是主要的外国人。在阿靖死前，回忆自己八年的辛酸生活的部分，有这样的描写，“在宾馆门口，拉某个西方绅士时，因为给的钱太少，再要两分却被拳打脚踢”，“拉了三个朝鲜人，因为车费争论，被他们当场打得头破血流”，“被印度的警察用棍子打”。就像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阿靖所遭受的不幸也与各种肤色的人相关联。不仅仅是西方人，包括亚洲人在内的各个种族都对处于最下层的劳动者进行压迫，明显地揭露了上海的殖民性。

同时，作品并没有局限在单纯地揭露种族的优劣和上海的殖民性，在作品的最后一个场景中，也展示了同一民族的残酷的阶级压迫。

3）同一民族的阶级压迫

在最后一个场景中，英国警察对着公报局关于车夫寿命的调查，耸动着肩膀，带着蔑视和嘲弄的语气，用英语说 “到了该死的时候就死了，不是说拉黄包车九年就会死吗？早了一年而已。哼哼，八年或十年，不都在范围之内吗？”但是，作为翻译，却没有把英国警察的话转告给阿靖的同行 “胖子猪”，“胖子猪”没有办法知道阿靖死亡的原因，继续做着黄包车夫的工作。在这里，翻译虽然和阿靖、“胖子猪”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实质上却分裂了，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对“胖子猪”没有任何的告知或暗示，翻译可以说是对帝国主义的忠实的“翻译者”，也暗示着是对本民族的狡猾的“背叛者”。

作者也表现了对“胖子猪”的怜悯，“五六年后，他也会像阿靖一样，过度奔跑而死亡。他听不懂，真是万幸！”。就像开头中对阿靖和“胖子猪”的生活空间“猪圈”的象征和暗示意义一样，被帝国主义夺走权利的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最下层车夫，被剥夺了语言的权利，和动物没有区别，处于悲惨的位置。

4）精神上的压迫

“如果那个绅士还在的话，我想问问他天堂里有没有黄包车夫，如果有的话，快点死也好，就可以尽快进入天堂了。”

……（省略）

“天堂里也有车夫吗？”

“车夫？哼，如果天堂也有车夫的话，天堂还有什么好的？！没有。”

阿靖沮丧了，天堂里没有车夫！那么，受苦的还是只有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受苦的车夫，连精神上的安慰都得不到。在人世和天堂，都没有幸福的路可走。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朱耀燮的《人力车夫》，披露了下层民众的残酷现实，把上层人的懒惰、对下层人民的冷漠和压迫、宗教的伪善作为讽刺的对象，表现了受各色宗族的压迫、被排挤在语言之外的车夫的生活状态。

在发表《人力车夫》的两个月之后，朱耀燮于1925年6月在《开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杀人》，是具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新倾向派小说，杀人、放火、复仇是新倾向派小说的基本主题。《杀人》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

小说的梗概是这样的：

女主人公十三岁时，因为饥荒被父母卖给了道路施工长“洋鬼子”，遭受蹂躏之后，又以七块的价钱卖到了上海的红灯区。在三年的时间里，心灵和肉体都遭到了极大的迫害，染上了梅毒，自暴自弃。但是，她暗恋上了一位经常从窗前经过的干净的有知识的青年，从而对自己“肮脏”的处境有了觉醒，陷入绝望之中。她开始思考“谁是造成这一切的罪人”，在杀了榨取自己三年的鸨母之后，离开了生活的肮脏的地方，奔上了街头。

如果说《人力车夫》中对上海的印象是不干净的、不洁的，那么在《杀人》中，在“从霞飞路到英界、法界，从四门到北停车场，到处都是野妓的横行地”的描写中，上海的印象是以法租界和英租界为中心的、红灯区盛行的性堕落的空间。在这篇小说中，也内在地表现了种族的优劣，最早买走和蹂躏女主人公的是西方人“洋鬼子”，到了上海，在英界和法界要看着巡警的脸色拉客。

引起女主人公变化的中心是“爱”，爱是“蕴藏在人类心中的不灭的火种”，“爱使人变得纯净”，“爱使人觉醒”，从这些语言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女主人公的觉醒过程。

鸨母大吃一惊，“呀，你今天疯了吗？这是在做什么？快点起床洗漱吃饭。快点梳梳头发，疯子！”，她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即使回答又能说什么呢！（《杀人》，第 35 页）

因为对那个男青年的恋慕，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悲观的女主人公，对鸨母的督促、辱骂，仅仅用沉默来回应。在这里，她的沉默并不只是服从的姿势，而是展示了被剥夺了语言权利的和动物无差别的堕落状态。

好一会都分不清什么是什么，慢慢地头脑开始清醒，好像隐隐约约醒悟到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到底谁的罪？”

她最终醒悟了。

“就是那样！”她喊出来，“就是那样！”

压榨剥削了她三年的胖墩墩的鸨母的身影浮上眼前。

“啊，那个像猪一样的人，喝了我的血才长的肉……,奥，我的血，我的血！”她颤抖着说。（《杀人》，第38页）

她迎来了觉悟的瞬间，“就是那样！”反复呼喊了两次，她成为话语的主人，重新获得了作为人的地位，有了精神上的觉醒。更重要的是，这一刻对鸨母的“猪”的称呼，相对于之前对自己的“肮脏的女人”的称呼，对她和鸨母地位进行了颠覆，从而有了反抗的可能性。

在最后的场面中，“就像云雀在蔚蓝的天空中歌唱起舞”，女主人公奔跑着。这与之前透过窗户的缝隙偷看暗恋的青年的状态进行对比，她通过反抗，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