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容闳的实业思想述论

2017-04-13刘晶晶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7年7期

关键词：容闳实业铁路

刘晶晶，赵璐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甲午战后容闳的实业思想述论

刘晶晶，赵璐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容闳是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西方留学生，他学成归国后，为救中国、强中国进行了多种尝试。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他大力倡导实业兴国，提出了许多详尽切实的方案，如设银行，筑铁路等。虽然这些计划最终失败了，但其独具特色的实业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容闳；实业思想；国家银行；津镇铁路

Abstract:Yung wing is the great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As China's first western students,he return home,to save China,strong China made various attempts.Under the stimulus of sino-japanese defeat,he advocates industrial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put forward many concrete practical solutions,such as a bank,railroad,etc.Although the plans failed,but its unique industrial thoughts in China certainly ha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at that time.

Key words:Yung Wing；Industrial thought；The national bank；Jin-Zheng Railway

作为“走出国门第一人”，容闳自幼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成为首位毕业于西方高校的中国学子，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在这一光环下，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其移风易俗，首倡官费留学之功。但容闳为中国近代化所做的贡献远远不啻于手植桃李，他一生大处落墨，批郤导窾，活动轨迹几乎涵盖一部中国近代史。揆诸容闳上下求索的人生履历，实业思想也是其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倡言实业的先行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现代化强国必须具备发达的经济基础，所以振兴实业就成为容闳促进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环伺虎视使酣睡中的“老大帝国”于梦中惊醒，踉跄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虽然学成归国的容闳执着于通过教育方式将“老大帝国”从根本上改造为“少年新中国”，但当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时，他也愿意另辟蹊径涉猎其他领域。容闳受曾国藩委派出洋采办“制器之器”来分洋商之利，以此为嚆矢开启了实业兴国的探索。但这一时期容闳的实业思想还处于萌芽和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甚至影响几希。甲午一战后，容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开办国家银行与筑造全国铁路两项主张，同时其实业思想也不再只是浅尝辄止，而渐趋具体化和系统化，影响也更广泛。

二、甲午战后容闳实业思想的具体举措

（一）倡言国家银行

设立银行是容闳的一贯主张。早在1860年容闳会见洪仁玕时就向其建言创立银行制度，只因缺乏必要的实施条件，此建议未能成形。19世纪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这使容闳深刻体会到建立一所国家银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容闳看来，中国若设立自己的国家银行，可集成资金用以保卫国土、整顿军队及振兴商务。究其缘由，在于银行经营时“所收借券现银，实与息借商款无异，因有银行付息，轻易取信，……必有群相购买者。”[1]因此，要变革中国社会，发展民族独立经济，必须迅速设立国家银行。鉴于美国的银行制度为西方国家中最善，故容闳以《美国订正之银行法律》为蓝本，于1896年拟具并进呈了一系列银行章程与条陈。

梁启超将容闳的银行条陈整合成《容闳观察请创办银行章程》，刊载于《时务报》上为其大力宣传。其内容分为总纲、总行章程、分行章程、续拟条程，大小条文共46条。其中《银行总纲四条》起到纲领性指导作用，涵盖开办事权、印发券票、扩充分行、兼管铸造四部分，体现了容闳银行计划的整体架构与具体措施。

筹商就绪后，容闳揎拳掳袖，积极着手进行创办银行的准备工作。然而变数突生，老谋深算的盛宣怀为保证其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垄断而从中作梗，攻讦由西方背景的容闳组建国家银行必将祸乱丛生。盛利用其在朝野上下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重金打点了不少利令智昏的达官显贵。长期接受自由精神与活泼思想熏陶的容闳不谙封建官场套路，防范难周，最终孤立无援。1897年5月，盛宣怀将容闳的一千万两银行置办费用于在上海设立通商银行，至此，容闳创办国家银行的努力彻底功亏一篑。不平则鸣，他将失败归咎于清王朝各级行政机关的腐化堕落，贿赂成风。囿于清政府没有一套公开规范的制度来保证“招标”的公平公正，在权力置换与腐败滋生的官场斗争中，乱弊丛生，容闳终究成了政治祭坛的牺牲品。

（二）策划津镇铁路

银行方案破产后，容闳痛定思痛继续探索实业兴国之方，转而将目光投向筑造铁路，并于1898年进呈酝酿已久的津镇铁路计划。梁启超同声相应，将《容观察闳铁路条陈》于《时务报》上全文登载，并加暗语予以肯定。其内容包括“华洋共股、定印借券、赐予权利、议定息利、兴学育才、严立章程”六个部分，条分缕析，展现了容闳在铁路规划方面的具体考量。

然而铁路方案一出台便遭到矢如雨集的指责。卫道心态的旧营垒对铁路计划颇多微词，指称津镇铁路一修，必然挤垮芦汉铁路，力阻容闳的铁路计划。与此同时，德国列强以1898年3月的《胶澳租界条约》为依据咄咄逼人，认为筑造山东铁路为德国人专属权利，禁止津镇铁路通过山东境内。同时，英、美等外国侵略者也暗通声气,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严防中国人自己承造。西方列强野心勃勃，肆意践踏中国权益，但彼时中国国势孱弱，只得对外人听之任之。在各方施压下，清政府要求津镇铁路必须饶过山东，曲折而行，这样一来将极大消耗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容闳极力想促成铁路计划，然政府又禁止外商入股，且限定六月为期，而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中国资本家根本不具备投资铁路的长远眼光，不会支持铁路事业。随着修路之争愈演愈烈，容闳慨愤交加，一筹莫展。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干涉和清朝封建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势单力薄的容闳终于明白修路事业难以为继，不得已尽弃前功，将铁路计划暂付阙如。

三、容闳实业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以朝野人士的政治支持为依托

容闳为其实业计划奔走游说时，注重利用时机，寻求朝野人士的政治支持，以确保自己的主张能够上达朝堂并付诸实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人开明，颇为赞成改革事业，且与容闳相熟多年，交谊甚笃。借张荫桓之力，容闳结交到翁同龢等朝廷要员，扩大了其实业计划的影响力。对于容闳的银行方案，“翁与张意见相同，亦甚以为然，遂以遍示部中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部中重要之数大员，咸来予寓，对于予之条陈，赞赏不置，谓此事即当奏之清廷云。”[2]由于没有一官半职的容闳人微言轻，慎重思量后，决定请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翁同龢代其联衔上奏，希图在两位朝廷重臣的加持下增其胜算把握。不出意外，在翁同龢与张荫桓等朝廷要员的鼎力斡旋下，光绪帝很快批准这一方案。

平心而论，容闳的报国活动委实不易，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使其像一个“异类”，显得蹙蹙靡骋，始终缺乏一种群体感和归属感。他虽不图仕进显达，但不得不积极入世，在中国官场谨言慎行，而且时常请缨无门，为遂报国之志隐忍退让，可谓甘苦自知。耐人寻味的是，晚清的社会发展总是迟滞于先进思想的产生。尽管容闳有兼济天下之心，但长才见屈，在学优登仕的传统秩序下，深顽厚锢的清朝当局只是看重容闳的西学素养可为稳固封建江山服务，不可能重用作为“洋学士”的容闳，所以容闳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政治依托来推行其实业主张。但即使这样清王朝也不可能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窠臼真正“用夷变夏”，容闳的实业计划屡遭挫败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相结合

容闳的家乡位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地理位置的特殊，使他从小就了解“澳门，葡萄牙殖民地也”[3]这一事实，后来又获悉香港因鸦片战争割让于英国。家园的支离破碎、故国的颓败羸弱使容闳深受触动。在留学异域耳濡目染西方文明后，容闳立志要于学业上勤奋精进，广泛吸纳西方文化，学以致用来振兴祖国，使其免遭外来侵略。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踵随而来的是日本和西方列强的进一步瓜分和蚕食，国难当前，世变之亟。在战败的阴影笼罩衰弱的祖国之际，羁旅海外的容闳不顾自己年事已长，毅然归国探寻救国之方。彼时的清王朝政治动荡、经济颓败，处境岌岌可危，俨然有大厦将倾之势。容闳揆诸现实，审时度势，在经历其夙夕所望的教育救国计划遽尔中断后，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当务之急是办好实业，以对抗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防止其越俎代谋垄断中国利权。待实业兴起，中国于经济上权自我操后，必可抵御外侮，自强保种。

（三）独立自营与借助外力相结合

容闳推行其实业计划时，既强调权责国有，自主经营，又注重借助外力，在其实业方案中不乏“照西例”之类词汇。按照容闳的银行章程，总行由“钦派大臣督办，并专派大员总办。分银行即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商集股，择地开设。所有总行、分行，一切应办事宜，随时拟定，咨明户部办理。”[4]容闳认为国家银行应由本国政府官员全权负责，最后归户部监管，以此保证大权不被外人染指，但又提出总行中“经理一切，尤在得人，应由总办招请美国熟手，分司其事，详核收支，以免遗漏。”[5]在铁路的管理上也是如此，“铁路初兴需才甚众，不得不聘用洋人，惟将来路需归官，生手如何接办，必须预先造就。应由公司于通商大埠，另设铁路学堂，专选聪颖子弟，教以筑路行车，并熔炼钢铁之法，日后人才辈出，即可自行管理。”[6]尽管容闳把聘用外人视为权宜之计，但无形中为列强干预中国经济、操控中国内政提供了便利。

除此之外，为保证铁路计划顺利实施，容闳认为应变通招股，借力于美国，他指出“当今时势，万难守常，各处所招华股，有无洋款，姑不必论，窃恐缓不济急，芦汉尚未办峻，而畿东要地，滇南边境，均有越俎代谋之患。职道所以踌躇四顾，借力于美也，盖美与我，素无嫌隙，借其商人之财力，而权自我操，无庸照会政府，他国断不过问。”[7]除洋款外，容闳也对中国商人出资入股表示欢迎。按照容闳的方案，虽然铁路修造需依靠洋股，但其最终设想是铁路完全国有化，待“借券限满，收回之后，铁路全行归官。”[8]容闳天真地认为，“由彼出资，为我筑路，我安坐而收其利，彼尽力以效其劳，以借款筑路，即以铁路之利还款，该公司之所以肯承办者，不过券息可保，余利可分，限满归官，于愿已足，此外无他希冀也。”[9]从中不难发现，容闳将借资修路视为一本万利之举，并未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透彻。列强投资中国铁路不只为分享利润，他们看中的是潜在的长期利益，之后外国铁路公司以此为契机，获得铁路沿线的电报权与开矿权，正昭示了其经济掠夺的企图。从根本上而言，容闳倡议自造铁路的初衷本在于通过中外资本的对等合作，最大限度强化中国的经济自主权，以免受制于人，但清政府的积贫积弱又使其不得不选择借外款筑路，甚至提议将路权抵押给外商以换取洋股，这种矛盾心理恰恰助长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束缚，为其在更大范围内掠夺中国利权埋下了隐患。

（四）思与行相结合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乘着蓬勃兴起的全球化的浪潮肆意拍击中国的海岸，古老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伴随对华战争和通商条约，西方国家向中国大量输入船炮器械，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严重扰乱了中国的工业秩序。对于西方列强的长驱侵入，容闳不仅从道义上严正谴责，更注重从现实中探寻抵制外人经济侵略的具体方法，实业思想应运而生。他认为首先应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好本国资源，通过振兴实业来促进中国的富强。

不难发现，容闳的报国活动一贯秉持“勿为大言，只求实际”[10]的方针，其实业思想始终与可圈可点的具体实践相辅相成。与传统知识分子乐于在故纸堆中发表高屋建瓴的变革言论迥然不同，面对瞬息万变的近代政局，容闳摒弃天马行空的理论说教，真正着眼于现实，将其构思励行实践。他不仅是一位筚路蓝缕的拓荒者，更是一位务实革新的实干家。由于容闳早年经商多时，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济知识，商务能力过硬，深谙其中之道，故办起实业驾轻就熟。为应对甲午战后的严峻形势，容闳热心筹划，相继出台了国家银行章程和津镇铁路方案，将兴办实业的空洞口号最终落实为可供操作的具体实践。持平而论，虽然容闳的实业计划最终功败垂成，但其思想的进步性值得称道，我们应肯定其敢为人先的创榛辟莽之功。

总体而言，容闳堪为中国近代化巨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为使其日夕怀思的祖国雄长瀛寰，他先着人鞭，放洋游学多年，在归国后仍不辞劳苦频频穿梭于茫茫海上，为中西之间搭路建桥。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耄耋垂暮的老人，尽管其一路颠仆竭蹶，命运几经沉浮，但从未停下为祖国忧心瞩望、奔走呼号的脚步。值得称道的是，容闳作为一位有敏锐政治触觉和远见卓识的近代文人，无论历史的车轮向何方滚动，他总能揭开云遮雾障的重重面纱，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从而在晚清跌宕起伏的政局中做出最合于当下的正确抉择，由衷令人感佩起敬。

在承平年代，我们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必须传承近代先辈为探索救国方略而殚思竭虑的赤子之心，谨记他们为强国富民而屡挫屡起的劳瘁孤影。抚今思昔，高山仰止，当我们追寻容闳的履痕足迹，缅怀其负笈求学、回助祖国的操行业绩的同时，更应立足于国情，积极充实地完善自己，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千秋事业献策献力，努力拓宽自己的人生价值。

[1]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84—185.

[2]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43.

[3]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27.

[4]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81.

[5]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83.

[6]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93.

[7]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91.

[8]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91.

[9]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92.

[10]文明国编.容闳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206.

编辑：林军

The Exposion on the Industrial Thought of Yung Wing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