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中，“饥饿”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饥饿书写在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期的多数小说中占据了重要篇幅。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作家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亲历非人的折磨，在作品中表现出反思苦难和控诉苦难的情绪，通过书写饥饿，宣扬人道主义，使文学重新关注“人”和“人性”，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贤亮的《绿化树》。80年代中后期，饥饿书写呈现出新的面貌：“饥饿”成为贯穿人物性格、影响人物行为和命运的重要关节。如《棋王》中的王一生，在“吃”与“棋”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在苦难之中寻求灵魂的安宁。又如刘恒《狗日的粮食》，小说中的饥饿主宰了人的思想、行为，成为人的生命的全部意义。进入90年代，张贤亮和余华对饥饿的书写更加温情和直面自我，如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而莫言《丰乳肥臀》所书写的饥饿，涵盖了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四十年间的乡村老百姓所承受的苦难。笔者认为，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所写的饥饿主题，不仅是书写普通百姓的生存苦难，赞美了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人们所拥有的顽强的生命力，更通过善恶的对比，审视了极端的社会环境即饥饿对人性的考验。

一、苦难书写

莫言曾说：“人世间的称谓没有比‘母亲’更神圣的了，人世间的感情没有比母爱更无私的了，人世间的文学作品没有比为母亲歌唱更动人的了。”[1]众所周知，《丰乳肥臀》是莫言献给已离世母亲的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一文中说：“我想困扰了我母亲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饥饿，第三是病痛，当然，还有她们那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连绵的战争灾难和狂热的政治压迫。”[2]55正因为“饥饿”是莫言母亲一生的三大困扰之一，《丰乳肥臀》一个直接目的便是展现母亲的饥饿。但是，上官鲁氏的原型虽取自莫言母亲，莫言要塑造的却是集体的母亲形象，因此，他笔下的饥饿即成为社会群体的饥饿—以上官家族为中心的整个高密东北乡的民众在历史的不断转折中反复经受的饥饿。莫言将“饥饿”这一普通的社会现象巧妙地设置在小说情节中，以呈现普通老百姓在饥饿的社会环境中所承受的生存的苦难。小说里有很多震撼人心的饥饿场面的描写：“在我们的带动下，村子里的人们出动了。田鼠们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接下来便是野兔、鱼、鳌、虾、蟹、蛇、青蛙。广阔的土地上，活着的东西，只剩下有毒的癞蛤蟆和长着翅膀的飞鸟。”[3]115“她蹲在坦克旁边，从坦克的履带和铁轮的间隙里，掏出了一个油纸包，包里是乔其莎的全套作案工具……她用钻子在鸡蛋顶端钻出一个小小的洞眼，然后把注射器的针头插进去，慢慢地把鸡蛋的内容抽出来。”[3]423莫言擅长写饥饿，他笔下的饥饿不仅仅止于表现饥肠辘辘，同时也表现饥饿的人们得到食物时的酣畅淋漓。作者把两种极端的现象穿插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里鲁立人的到来和抗战胜利后司马库的回归让上官一家缓解了饥饿的痛苦：“我们的生活进入最佳时期，就像当时流行的曲里唱的那样：‘嫚啦嫚啦不用愁，找不到青年找老头。只要跟着同志走，大白菜炖猪肉，锅里蒸着白馒头……’”[3]145“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几头牛，挖出了十几缸陈酒。肉煮熟了，用大盆盛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3]182将饥饿与富饶的物质放在一起，更能体现出人们在历经饥饿的摧残后对食物无限的享受和满足，这是饥饿的另一种呈现。

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饥饿，还是小说里的饥饿，都是作者直观的生命感受，所以莫言在小说中设置了大量关于饥饿的情节描写—一方面是他对过去的回忆，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苦难生活的还原—透过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处理，意在揭示母亲一生的屈辱。当然，莫言的视角并不狭隘地聚焦于母亲一个人身上，而是一群人—经受饥饿折磨的贫苦老百姓，他们为了延续生命采取各种可能活命的方式。作者笔下的饥饿，也是对百姓生存苦难的书写。莫言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提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认为,“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4]莫言在社会底层长大，历尽生活艰辛，自觉的平民意识促成了他“作为老百姓写作”，同时，这样的创作观也引领着莫言近乎本能地关注民间，抒写百姓的苦难。

二、顽强生命力的呈现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选取上官鲁氏一家为主体，展现他们在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刻对食物和生命的狂热追求，这一切在上官鲁氏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上官鲁氏的一生与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她又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并消化着一切苦难。上官家解决饥饿有两种途径：一是自力更生，二是接受救济。自力更生在那个年代对一群女人来说几乎行不通，但是，上官鲁氏却带着一众儿女想尽办法填饱肚子，比如自己种萝卜，带领孩子上街捡食物、挖野菜，到城里喝粥，甚至卖孩子等。当上官鲁氏因病倒下，全家人即将饿死之时，为拯救全家，上官想弟不惜把自己卖给妓院，这种举动可谓大义凛然。饥饿一步步把上官鲁氏逼上绝境，她曾想过投降，但是瞬间又放弃了死的想法，最后“她说：‘不死了！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母亲说完，挺直腰板，率领着我们，走上大街，寻找吃食”[3]114。短短的一句话，却是上官鲁氏“不怕死”精神的完美诠释。上官家接受救济的来源为沙月亮、司马库、哑巴、鸟儿韩、鲁立人等人，如沙月亮为讨好上官鲁氏，为上官家提供过冬的皮大衣，鸟儿韩为上官家提供了丰富的鸟类，让上官家暂时免于饿死。但是，当所有的男性还未登场或已经退出上官鲁氏一家人的生活时，她们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求生。最能凸显上官鲁氏与饥饿顽强抗争的则是她的“反哺”，对此，小说中有触目惊心的描写：“她用手捂着嘴巴，跑到杏树下那个盛满清水的大木盆边，扑地跪下，双手扶住盆沿，脖子伸直，嘴巴张开，哇哇地呕吐着，一股很干燥的豌豆，哗啦啦地倾泻到木盆里，砸出了一盆扑簌簌的水声。”[3]443对于上官鲁氏呕吐食物的情节设置，曾被怀疑是胡编乱造，莫言说：“但的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2]57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小说中，上官鲁氏吞豌豆和吐豌豆的场景深深地刺进读者的脑海，我们看不到作者的“胡编乱造”，反而看见一位与饥饿死死抗争的生命力顽强的母亲。上官鲁氏将自己的生命用作延续孩子生命的工具，对她来说，生命不再是个人的，而升华为集体的、救赎性的生存手段，这时的母亲也不再是单独的母性形象，好似牺牲自己、拯救苍生的圣母，正如莫言在小说中感叹的：“粮食其实从来都是宝贵的，母爱其实永远都是伟大的，母亲偷粮食的方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做了贼的母亲是光芒四射的。”[3]617母亲的行为虽是道义上的“偷”，却显示了爱的伟大与无私，以及对顽强生命力的坚守。

三、人性考验

（一）人性扭曲的控诉

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乔其莎被厨子张麻子用食物诱奸的场面：乔其莎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性，唯一对她起作用的只有食物，张麻子用馒头做诱饵，变态地让乔其莎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最后诱奸成功。乔其莎个性极强，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在马瑞莲面前始终坚持科学，却因肚子饥饿而投降：“有几次她甚至作出要转身离去的样子，但终究抵挡不住馒头的诱惑又转回身来如痴如醉地追随。在每天六两粮食的年代还能拒绝把绵羊的精液注入母兔体内的乔其莎在每天一两粮食的年代里既不相信政治，也不相信科学，她凭着动物的本能追逐着馒头，至于举着馒头的人是谁已经毫无意义。”[3]436

作为一个厨师，张麻子在别人即将饿死之时，还能大口地吃馒头吃肉，整个社会的饥饿环境为张麻子的无耻提供了条件，小说中有特别交代：张麻子“在饥饿的一九六零年里，以食物为诱饵，几乎把全场的女右派诱奸了一遍”[3]436。他之所以能成功地占有女性，与其炊事员的身份密不可分，当然，也与右派女性对食物的欲望密切相关。张麻子是饥饿的社会环境催生的人性扭曲的代表，他的丑恶嘴脸呈现在大量右派女性即将饿死之时，同时，社会环境也将其潜藏的人性之“恶”深深地激化并公之于众。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曾说：“善的性格因素和恶的性格因素其性质常常决定于他们出于怎样的价值系统中。”[5]

（二）人性善的讴歌

上官鲁氏是养育了十几个儿孙的伟大的母亲和外婆，在上官家不停遭受劫难的时候，她就是一个领袖、一面精神旗帜，在家庭没有成年男性的情况下，保护和养活着一大家人。小说中，上官鲁氏更兼具勇敢和隐忍的品质，在人性方面流露出的善良，也是莫言对天下母亲的讴歌。她的善良不是单纯地对别人施以帮助，而是她纯良本性的自然体现，如她带着孩子们在跟随樊三爷进城喝粥的路上，樊三爷倒下了，为报答他救命之恩，上官鲁氏尽管饿得没有丝毫力气，还是号召大家将樊三爷掩埋；当自家人的口粮只剩下一个野菜团子时，上官鲁氏慷慨地施给为她们传送孙不言物件的乞丐；在文革期间，虽然自己遭受红卫兵的批斗，上官鲁氏却以德报怨，仍救下曾经欺负自己跳水自杀的房石仙；即使是为了家人的生存被逼偷粮，但作为一位母亲，她抛开了小我，成全了大我，这些都是至善之举。

上官鲁氏和张麻子无形中成为一组对比：饥饿摧残了上官鲁氏及其家人，却没有让她失掉可贵的人性，反而催生了她坚强的生命意志。张麻子却恰恰相反—饥饿成为他欺侮妇女的帮手，激发了他人性恶的一面，做出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变态举动。莫言巧妙地将两个矛盾的人物置于绝境之中，讴歌上官鲁氏，控诉张麻子，但小说控诉的力量其实非常微弱，因为作者让乔其莎麻木地接受了这一切—她被饥饿彻底征服，以至于在分豆饼时靠着与张麻子特殊的交易多食而撑死。没有任何反抗和报复，作者对乔其莎结局的安排令人深思。

四、结语

通过《丰乳肥臀》，莫言书写了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族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经受的苦难，显示了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普通农民对生的执著，赞美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他还将各类人物置于社会饥饿的大环境之中，更深层次地审视极端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考验。莫言说：“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考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6]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莫言不仅努力展现了民间生活的疾苦，还更深层次地思考了现实的残酷、生命力的顽强和人性的复杂。

[1]莫言.丰乳肥臀解[M]//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9.

[2]莫言.我的丰乳肥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M]//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版，2012.

[4]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M]//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62-65.

[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57.

[6]莫言.用耳朵阅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