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萍萍， 胡仪元， 陈珊珊

(1.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2. 陕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理论述评

唐萍萍1， 胡仪元1， 陈珊珊2

(1.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2. 陕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随着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学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国外生态文明研究最早探索可追溯到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警告，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美学、生态人类学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研究。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开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围绕生态文明概念范畴、建设主体与路径、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研究重点应在结合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培育区位特色发展等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 理论研究； 述评

中共十八大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划了百年梦想的六大建设，即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强生态文明研究，探索其建设路径，可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本文对国内外生态文明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以期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 国外生态文明研究进程及发展现状

生态文明研究始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西方最早探索可追溯到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警告，先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环境问题关注、60年代的生态危机研究和70年代以来生态理论研究全面推进等三个主要阶段。

1.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生态问题警告

这一时期，由于生态问题还没有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其研究和关注点仅仅是生态问题的警告，如恩格斯关于自然报复的警告[1]，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2]、巴勒斯《醒来的森林》[3]和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4]等，也有一些关于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的研究，但还没有上升到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的高度来认识生态问题。

2. 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危机研究

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理念，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掀起了环保运动[5]。随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对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和解决途径探索。E.拉杜里[6]和保罗·埃利希[7]分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人口过剩原因；罗德里克·纳什[8]分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阿尔贝特·史怀泽[9]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怀特[10]和哈丁[11]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反生态危机理论；1969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绿党)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主张。在实践上，环境保护运动迅猛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环境立法的产生和世界“环境日”的确立。

3.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理论研究的全面推进

197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危机与能源危机相互交织，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向全球蔓延，从而促使大批学者从各自学科领域出发开展生态问题的深入研究，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美学及生态人类学等学科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派别，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也被提出并明确使用。具体表现在：

(1)生态哲学领域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正义理论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它又分为两种类型：民主社会主义类型和传统社会主义类型。前者来源于各国绿党的政治纲领，如英国的《为生存而奋斗的行动计划》[12]、新西兰的《明天以后》[13]等绿党政治纲领强调生态优先；后者主要来源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14]、詹姆斯·奥康纳[15]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6]，[17]等，强调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实行生态化生产，实现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1990年代以来，班杨·布赖恩特[18]、罗伯特·布勒德[19]、古哈[20]和彼得·S·温茨[21]等学者就环境正义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环境正义的性质、权利、原则和实现路径等方面，提出了“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性质分类；强调“公开听证权、充分信息权、民主参与权、社区团结与赔偿权”等基本权利；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1991)确立了17条环境正义原则；温茨的“同心圆理论”为环境正义实现提供了理论路径。

(2)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970年代以来，环境伦理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尔斯顿。以其在《伦理学》上发表《存在生态伦理学》(1975年第85卷第2期)为起点，陆续发表了《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义务》[22]、《哲学走向荒野》[23]、《保护自然的价值》[24]研究成果，提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价值论环境伦理学，认为自然界有内在价值，人类利益与其它生命利益是一致的，应将道德关怀由人类扩大到自然界，人类要兼顾“有利于人类生存，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两个基本原则。德内拉·梅多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1972)[25]报告中批判了传统生产方式与技术进步的影响，提出通过节制实现人口与工业投资零增长，以实现地球均衡；弗兰克纳主张把伦理关系扩展到“一切有苦乐感受能力的存在物”[26]，也就是要延展到自然生态环境领域；墨迪[27]和诺顿[28]强调通过人的理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地球资源在同代人之间的公正分配和代际间的恰当配置”。泰勒[29]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由尊重大自然的态度、生物中心论世界观和环境伦理规范等组成的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体系。马尔库塞从“政治-生态伦理”、“科技-生态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和“审美-生态伦理”四个向度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尊共荣、相亲相融”的生态伦理思想[30]。

(3)环境史学的发展加速

19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环境史学著作。《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作者卡洛琳·麦茜特在前言中写道：“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弗洛科将这位母亲命名为‘盖娅’。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盖娅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盖娅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31]。《史前以来的苏格兰:自然变化与人类影响》[32]研究了苏格兰环境史，《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城的空气污染史》[33]、《人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人们对英格兰态度的变化》[34]和《污染与控制:一部19世纪泰晤士河的社会史》[35]分别研究了英国及其泰晤士河污染与控制的历史，《沉默的倒计时:欧洲环境史论文集》[36]研究了欧洲环境史，《生态女性主义: 妇女、文化和自然》[37]、《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38]、《环境史概说》[39]等著作分别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生态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等方面对环境变迁进行了研究。

(4)环境美学的兴起

约·瑟帕玛《环境之美》[40]、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41]、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42]与《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43]等成果，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立场和西方古典美学范式，强调自然生态的美学地位，提出“自然美学”命题，建构了环境美学这一美学新形态。

(5)生态人类学的发展

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44]、《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45]、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46]及《印度神牛的文化生态学》[47]、B·科兹洛夫《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48]和布罗修斯《民族生态学：一种理解传统农业知识的途径》[49]、纳扎雷《民族生态学》[50]等成果分别从生态系统学和民族生态学方面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推动了生态人类学发展。

(6)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及使用

苏联学术界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197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文明，最早使用该概念是《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2期)发表的《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51]文章，当时只是将生态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并没有将其视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式。1995年，罗伊·莫里森出版的《生态民主》[52]书中首次使用“生态文明”范畴，并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新形式。今天，生态环保思想渗透到经济、政治等领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在批判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的循环经济理论、稳态经济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产业共生理论、清洁生产理论、生命周期评价理论、逆生产理论；在政治领域，促进了生态政治理论的成熟，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和深生态学三大流派。

二、 国内生态文明研究进程及发展现状

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历了4个阶段。

1. 生态文明概念提出和初步研究(1985-1995)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而不是生态，因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主要探讨生态文明提出的背景和内涵。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首先使用生态文明概念[53]；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观点[54]；刘宗超从地球表层系统演化规律角度构想了全球生态文明观基本框架[55]；谢光前认为，生存(温饱问题)压力使我们以牺牲生态文明满足生存需求，导致自然资源的极度缺乏和污染的威胁[56]；张海源认为生产实践领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对象域[57]；石山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观点[58]。

2. 对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多视角研究(1996-2006)

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加上全球性生态危机影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于是人们试图从哲学、伦理学、法学、美学和文化、制度等不同角度思考和回答问题，探讨解决路径。哲学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提供价值指引，其思想依据包括“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现代生态哲学”[59]；伦理学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注重生态伦理的培育，实现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60]；法律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强调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对人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就是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持”[61]；美学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形成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62]等内容；文化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在探讨生态文化的产生背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以及基于文化史、地域文化开发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文化构建[63]；制度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制度设计层面强调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和奋斗目标，四大文明的和谐同步建设是其基本要求[64]。

在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上，认为生态伦理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生态经济产业和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多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基础[65]。《生态文明论》[66]、《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67]、《人在原野:当代生态文明观》[68]、《环境伦理学》[69]、《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70]、《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探考》[71]、《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72]、《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73]等一批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

3. 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研究(2007-2011)

中共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的报告，引发了人们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研究上。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多元复合体，其中，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企业、环保NGO和人民群众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孟宪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关键主体，在执政理念上必须实行五个转变，即“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转向知识资源的科学增值；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从‘单向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从环境‘修补’转向‘生态善治’；从自然的‘主人’转为自然的朋友”[74]。政府和企业作为重要主体，首先必须构建生态型政府，其次是落实企业的环境责任[75]。环保NGO作为新兴主体，重在加强绿色理念宣传教育、开展绿色行动，促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人民群众是基础主体，重在加强环境人权意识、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世界主义意识、生态意识等四种意识[76]。出现了《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77]、《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78]、《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79]、《道教生态思想的现代解读》[80]、《生态文明论》[81],[82]、《生态文明建设导论》[83]、《生态文明六讲》[84]、《生态伦理学概论》[85]、《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86]、《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87]、《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88]等一批代表性成果。

4.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国家战略层面的研究(2012-)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并从国土规划、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明确了建设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要求，在“十三五”时期将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生态文明等六大建设的统筹推进。学术界重点探讨了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一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意义研究：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意义体现在提高生态文明软实力和产生制度红利和为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等三个方面[89]；二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研究：可以分解为生态文明评价及奖惩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等十个方面[90]，也有人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概括为单一生态文明制度和制度体系建设，是包含“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的制度体系”[91]；三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效能研究：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效能包括经济效能、社会效能和文化效能[92]；四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对策研究：认为应从政治意识、经济机制、法律保障和公众参与等方面[93]，或是从建立制度框架体系、完善制度建设机制和营造制度建设社会氛围等方面[94]，抑或借鉴国外社会生态制度建设经验，从健全生态环保市场机制、强化生态保护法律保障、优化政府生态行政行为和推进全体公民生态参与等方面[95]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对策。廖福霖等著《生态文明学》从学科建设高度对生态文明学的基本理论、生态文明的发展基础、生态文明的传承，进行了科学、系统和全面阐述[96]。成金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对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刻研究[97]，严耕等人建立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省“生态文明指数和绿色生态文明指数”进行了计算,总结了各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类型[98]。

三、 评述与研究展望

生态文明研究始于生态环境问题，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与生态需求增长加剧了环境资源短缺问题，影响到了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国外从生态问题警告开始，探讨了生态危机原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美学、生态人类学等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从1984年苏联学者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到1995年莫里森正式将其定位为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文明形式，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逐步渗透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通过环境保护运动和各国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实践，对各国甚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国内，从叶谦吉先生首提生态文明概念开始，先后经历了四个研究阶段，探讨了生态文明范畴、建设路径、建设主体、制度体系和发展战略，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评价与部门考核，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作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长远发展战略，需要更具体的实践路径。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大，生态问题表现各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其实现程度也就有别。因此，从理论上要更深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成与演进规律，探究其消解机理。从实践上，一要结合具体区位，探索在不同生态位势、资源条件、政策约束下的实施策略，也需要与具体区位的特色产业培育、持续发展动能培植结合起来；二要结合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三要强化区域协同，生态有外部性，污染会扩散，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形成全国一体化、区域生态功能相互促进的态势，这些领域和方面将成为下一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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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英]

2017-04-12

2017-05-12

唐萍萍(1982-) ，女，辽宁庄河人，陕西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胡仪元(1968-)，男，陕西南郑县人，陕西理工大学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模式及其效益评估模型研究——以汉江为例”(11BJY031)，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汉江水源地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2015D053)”

F205; F062.2

A

2096-4005(2017)03-0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