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霖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现象•理论•视角
——当代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述评

陈 霖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文章针对最近十年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指出虽然目前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得到比较全面的关注，但其中急功近利的研究需要警惕；在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上，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及其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具有主导性地位，亟需适合本土的自身的理论创造；着眼于影响、关系、行为、性别的研究是研究者们切入的主要视角。文章指出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需要宏观视野、历史意识，提出核心的问题，并进行理论的抽象。

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理论；视角

2005年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社会互联的加剧，网络社会崛起，网络文化兴盛，青少年流行文化在互联网上的蔓延成为其间尤为突出的现象。2006年由秦州（紫竹）撰写的《网络“客”文化》可谓国内较早集中介绍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著述[1]，张炳富等人的《广州青少年网络生活调查报告》则是较早系统地调查青少年网络生活状况的报告[2]。此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总体呈现正向增长的趋势。本文拟通过对2006—2014年间的52部相关著作（包含论文集）、603篇核心期刊论文、579篇硕博士论文（主要是硕士学位论文）的梳理，对其关注的现象、理论资源及切入视角进行评述，总结其得失，以期有助于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一、关注的现象

当前学界关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研究，首先表现出对现象刺激的感应，对互联网上流行的青少年文化（亚文化）进行类型划分，然后加以研究，这是目前学者们进入研究对象“现场”所普遍采用的方式，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是对“二次元文化”的研究。2006年中国已经大步迈进宽带入户时代，大量日本ACG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传输通道绕过中国政府层面的文化遴选引进体系，直接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哺育”，从知识储备到心理素质、从交流语言到外貌服饰均对青少年产生了深刻影响。易前良、王凌菲的《御宅：二次元世界的迷狂》梳理了御宅文化的发展源流，深入剖析其文化内涵，并借助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御宅族”这样一个略显神秘的青年族群的生活场景进行了描摹。[3]王浩颖（慕容）的《宅腐控心理学》介绍了“御宅族”“腐女”“基友”“中二病”等一干“二次元词汇”，通过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等人理论的引证分析，构成了主流文化了解“二次元”的认知桥梁。[4]马中红、邱天娇的《COSPLAY：戏剧化青春》则从历史沿革、族群概观、文化本质、个人体验、性别革命、文化资本、产业经济等方面将中国年轻人的COSPLAY置于一个广阔、宏观的场域中，透视中国青年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5]

其二是对网络游戏的研究。网络游戏可谓覆盖年轻人最广的文化实践，自然得到了学者们极高的关注度。米金升、陈娟在《游戏东西：电脑游戏的文化意义研究》中比较多地着墨于电脑游戏的积极作用，比如满足青少年使用媒介的需求，可以充当娱乐工具和心灵伙伴，也能够以富有成就感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学习知识等。[6]吴小玲的《幻象与真相：网络游戏的文化建构》则努力弄清“网络游戏到底在怎样进行文化建构并通过文化建构迎合游戏者的思想、情感和欲望”这个核心问题。[7]赵春梅在《窗边的孩子—青少年电子游戏成瘾的家庭因素研究》中指出，升级成就感、“电子施暴”快感是吸引男孩们持续进行游戏的主要原因，“使用”带来的满足主要表现在获得（虚拟玩伴）心理慰藉、控制和成就感以及攻击满足并释放压抑等方面。[8]鲍鲳在《网游：狂欢与蛊惑》中辨析，网游不单是青年自我展示、认可的平台，更成为抵制商业诱引，试图获取文化话语权的阵地。[9]

其三是对粉丝文化的研究。粉丝文化现象覆盖广泛，持续久远，而且不断变化，因而在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岳晓东在《追星与粉丝：揭秘偶像崇拜中的心理效应》中，从心理学着眼，提出了粉丝心理的宣泄、投射、认同、补偿和归属五大主要作用。[10]蔡骐的《大众传播中的粉丝现象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重度粉丝”呈下降趋势，表明青少年正在借助媒介素养教育等手段提升自己的认知成熟度。[11]邓惟佳的《迷与迷群：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选择伊甸园美剧论坛作为个案，发现迷群能够充分借助各种媒介手段实现跨平台交流生产，通过社区建设、多向度文本解读来进行创造性生产。[12]杨玲在《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中，将“超女”粉丝现象看作中国社会日益媒介化的缩影和各种草根文化政治施演、实验的基地，试图修正主流社会对性别政治、阶级认同以及价值观等重要社会问题的判断。[13]陈霖在《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中探讨了粉丝文化如何被新媒介运行机制催生并利用新媒介构筑起自身的文化空间。[14]

其四是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网络流行语是理解网络青少年流行文化的重要入口，通过对其研究可以发现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特征，因而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指出，网络语言反映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暧昧复杂的结构性关联[15]，青少年创作和使用流行语可被视为隐形的政治表达[16]，有些情况下则是探究中国青年亚文化心理症候的一个视角[17]。还有论者论及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可划分为缩写、象形、拟音和隐喻四个类型，具有规避网络审查、挑战社会禁忌、宣泄不满情绪和强化社会交往等功能。[18]仓理新等在《流行语折射的网络文化》中注意到，网络流行语在为青少年带来“信息获取”“交流沟通”“便捷娱乐”等功能之外，也有“语义简化”“语义歪曲”甚至“语义断裂”的隐忧。[19]

其五，网络恶搞研究。自2006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出现之后，恶搞成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学界对这种文化形式也迅速作出了反应。有人将网络恶搞视为青少年的集体狂欢，而减少与控制网络恶搞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需要多方共同努力。[20]有人指出青少年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利用网络对严肃主题、经典、权威以及某些社会现实加以解构，并建构出自身的娱乐活动方式。[21]还有学者则认为，从恶搞可以看到当前青年群体讲求个性创新、崇尚“娱乐至上”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22]曾一果在《恶搞：反叛与颠覆》中，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恶搞文化与青年人个体身份及社会认同的关系，指出恶搞是青年们将新社会运动与另类媒介结合，参与社会与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23]

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得到比较全面的关注，构成了作为学科领域的研究基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些现象把握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此则缺少相应的研究。另外，有一些网络流行文化现象虽有所涉及但缺少深入的研究，譬如对网络流行音乐、网络表情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受限于固有的学科范畴也未能进入文化研究的层面，如对网络流行小说的研究。

目前，对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在概念上还缺少明确的界定，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多有涉及，概念的交叉和重叠一方面敦促更为抽象的科学的逻辑界定，另一方面也表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本身就与各种文化现象关联密切而复杂，形成不同面向和层次上相互纠缠、混杂的状态，以至在有些时候，研究者们暂时舍弃学理和逻辑，而更多采用操作性概念。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如此多样化的、混杂的学术话语可以构成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野；但在消极意义上，则可能鼓励了急功近利的、以“对策”或“策略”为导向的研究，从而堕入实用主义的泥坑。

二、理论资源

应该看到，当代文化研究的源头以及主要成就均在欧美学界，因此对相关成果的积极引入，对本土文化现象的研究具有开拓视野的功效，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就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研究而言，英国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成果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来源。2009年，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在中国大陆出版。[24]该书以亚文化的“风格”为核心，探索与之相关的“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符号特征，由此引向对主导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批判。同年，陶东风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出版，译介和编选了聚焦于粉丝文化现象的研究文章。[25]对粉丝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导源于伯明翰学派后期约翰•菲斯克等人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读本”让我们看到，粉丝文化与青年亚文化、青年流行文化高度重合，而其研究的展开也可以聚集和勾连各种学科资源。2013年和2015年，伯明翰学派的的另外两部代表性作品—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26]和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27]也分别在大陆出版。威利斯将“青年”与“阶级”紧密联系起来，并实现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和阶级分析理论视角的完美结合。《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是确立青年亚文化研究学科地位的经典之作，它对具体的亚文化形态存在的关注，对以仪式、抵抗、阶级、象征等关键词标识的亚文化分析话语系统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

2012年《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译本出版，体现了更晚近的西方青年文化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超越。[28]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盛行和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全球范围内青年亚文化表现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症候，所有这些促使新一代亚文化研究者在质疑和批评伯明翰学派“阶级”“抵抗”“风格”等核心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方式”“新族群”“场景”等后亚文化研究理论关键词，以考察变化了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主编之一的安迪•班尼特所著的《流行音乐文化》中译本也于2012年出版。[29]该书可谓后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操作样本。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明显借鉴了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譬如主流与边缘的对抗、协商的意义，但他淡化了“阶级”分析模式。秉承来自伯明翰学派的约翰•菲斯克的流行文化研究的思想，而同样进行修正和超越的还有亨利•詹金斯，他的《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也于2012年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书中提出的“融合文化”理论及其对“参与性文化”“跨媒体叙事”“集体智慧”等思想的阐述，对研究互联网上兴起的青年人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价值。[30]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在西方有后亚文化理论的兴起，但在中国大陆，对青年文化（包括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研究，伯明翰学派仍然是最主要的理论话语资源。围绕这些著作展开的研究，不断有成果出版或在相关学术刊物呈现。胡疆锋所著《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于2012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性研究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学术专著。[31]全书拎出“风格”（Style）这个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贯穿起全书的研究脉络，梳理了亚文化群体“风格”主要的三类元素：形象、品行和行话。作者指出，伯明翰学派将“文化抵抗”视为富含政治情绪或诉求的活动，但又认为这种“抵抗”只是属于文化符号层面的“别具一格的协商”。因此它的结局不是通往暴烈的现实革命，只是最终接受主导文化的政治性或商业性收编，同时失去其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在此之前，有两个读本也构成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2009年陶东风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出版，选编了国外有关粉丝与消费文化、粉丝与赛博空间、粉丝的情感和认同、身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展示了粉丝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文化联系，在约翰•菲斯克、亨利•詹金斯等人的粉丝文化研究中，突出地体现了他们对伯明翰学派的继承和修正，而其间受众研究的新范式、网络民族志等也给人以方法上的启示。[25]2011年，陶东风、胡疆锋主编的《亚文化读本》出版，精选了国外不同时期的研究论文，内容涵盖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再到后亚文化理论以及部分中国本土亚文化研究的成果，从篇幅上来看，出自伯明翰学派（包括以安吉拉•默克罗比为代表的后期伯明翰学派）对青年文化的研究依然占据主要的位置。[32]

上述译介和理论研究，使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资源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当下的青年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其他相关理论也被引入青少年文化研究。譬如，卢德平的《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试图将以“塔图文化符号学”为代表的分析方法引入对青年文化的考察之中[33]，刘悦笛在《新青年新文化》一书中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凯鲁瓦（Roger Caillois）的“圣—俗—游”社会结构模式，提出了有关青年文化的“圣—超—俗—游”四方格局理论[34]。另外，从大的门类来说，国外最近二十年来在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艺术学、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被译介到中国之后，也都为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提供了学理资源。

如果稍加追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与上述青年流行文化研究专著密切相关的学术语境实际形成于20世纪末。从1998年开始，多家出版社就有规模地、系统地着手译介、出版域外文化研究书籍，如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随着这些译著的问世，文化研究学派中如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经典著述，以及西方最近四十年来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布尔迪厄、波德里亚、麦克卢汉、德•塞托等人的著述，形成了中国大陆学人从事文化研究，包括近十年来的青年流行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我们看到，在近十年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是核心的理论资源。这一核心理论资源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要义，即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具体来说，以社会学的思维和方法，跨越学科边界，引入传播学、伦理学、心理学、叙事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学科资源，丰富和充实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但还需要进一步拓展，需要更有机的学科合作，特别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携手、协调。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运用伯明翰学派及西方其他相关理论资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接受中有“时间延迟”的存在，因此，应该跟踪这些理论（尤其是经典的理论）的发展和更新，包括其遭遇的挑战和作出的修正；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空间差异”的存在，我们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看待我们的问题，更需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扬弃、改造西方的理论，形成更接地气的理论话语，改变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直接搬用、套用的倾向。

与理论资源相关联，在研究方法上，质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比较法、归纳法、个案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得到广泛采用，相比之下，定量分析和仿真实验的方法运用较少，将质化与量化有机结合的就更少了。研究方法本身固然并无优劣之分，但是研究方法的单一或偏废，不能应对和解决复杂的文化分析中面临的问题，方法的综合与融合势在必然。很多时候，研究对象的存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创新。譬如，在一些成熟的研究中，网络民族志所起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应该看到，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就是随着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技术的广泛采用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出针对和适应这一情境的调查、观察、体验、数据搜集和分析等研究方法。同时，对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总体状况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考察机制，进行适时的、系统的调查。

三、研究视角

在对各种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学者切入视角的不同意味着问题提出方式的不同和思考关切焦点的差异。

占据突出位置的可以称之为“影响”研究，重点关注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产生的影响。诸如《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35]、《网络流行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36]、《网络文化危机：青少年道德问题的解读视角》[37]、《网络文化对青少年道德的负面影响及思考》[38]之类的表述，从题目即可看出论者比较注重考察负面的影响。蔡骐也在《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运用大量调查和实证证明，面对当今社会的多元文化局面，青少年并没有构筑好伦理道德上的精神防线。[39]也有论者更多考虑积极的影响，认为网络流行文化情境中的青年价值观具有价值取向的现实参与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价值评价标准的包容性、价值选择的新异性等特征。[40]还有学者针对具体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分析其积极影响的一面。如黄少华的研究发现，网络游戏能够使青少年实现社会互动和自我提升，青少年网民较为强调网络游戏的团队合作和情感慰藉功能。[41]

青少年的认同问题也被置于“影响”研究的视角之下加以考察。有学者指出，在虚拟、匿名的网络空间中，如何选择网络化身，依托网络化身怎样开展网络生活，对于青少年形成现实与虚拟整合的人格有重要影响。[42]还有学者注意到，网络文化中“自我”的解构不是真的听不到声音或者表达，而是因为身份得不到肯定、信息获取没效用、话语权丧失或者微弱、迷失于偶像崇拜或者领袖意见、在秩序面前碎片化式的无力、仅存于关系与“他者”对应等。[43]

“影响”视角的研究也涉及其他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产生的影响，跨文化影响研究就是其常见的情形。这方面，吴新兰的《存在与感知：日本动漫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具有代表性，该书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架构，将日本动漫在中国的跨文化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个案来研究，几乎涉及动漫文化关联的所有问题。[44]吴咏梅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日本的流行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新鲜感吸引了中国的‘80后’城市年轻人，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及其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留下深刻的轨迹。”[45]还有董秀成的《动漫文化对我国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综合讨论了以日式为主的动漫文化对我国青少年从人际交往到情绪智力发展、从性观念到暴力倾向等方面的影响。[46]

第二个研究视角是关系研究。其中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与媒介技术关系的探讨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譬如，蔡骐的《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考察包括恶搞、动漫、粉丝、游戏、韩流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认为青少年亚文化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休戚相关，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互联网更是一个可供宣泄与展示的大众舞台。[39]有学者探讨新的媒介技术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共生关系，认为年轻人对新媒介技术的分享和使用过程，是向主流文化争夺话语权力，形成表达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与空间，并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文化方式的过程。[47]还有学者则提出“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的使用对青少年的现实交往具有增进作用，提高了友情关系网络结构的丰富性，但也呈现出与现实友情网中不同的权力资源分布状况。[48]由于新技术正在逐步以“第一生产力”的形象获取权力资源，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亦随之改变。主流文化对待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姿态趋于“区域性”平等，甚至出现前者向后者的某种策略上的趋附。也因此，后者被吸纳或融入主流的速度加快了，同时更新的速度也加快了。

再就是对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不少论者从伯明翰学派经典论述中继承了“抵抗”的概念，用以描述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如陈殿林在《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就指出，“火星文”充当了抵抗主流文化的角色。[35]雷蔚真的《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经过考察认为，作为迷群的字幕组社区在事实上实现了外部文化信息不加过滤的引入，因而对主流文化的稳定性构成隐忧，并有造成本国主流文化乃至国家软实力失衡的危险。[49]马中红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多涉及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并注意到关系的复杂状态，指出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而非一体性的存在充分表征了社会主导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宽容，具有典型后现代特征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以“恶作剧者”的身份进入社会总体文化，其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将对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裂隙进行有效的修补。[50]陈霖则指出，青少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形成的伦理冲突在于分享与垄断、多元与权威、游戏精神与功利原则的对立，但同时，青年亚文化也为自治、协商和社区文化的伦理取向提供了公共服务、协作精神等建设性资源。[51]

商业文化、消费主义与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CMI校园营销研究院沈虹推出的两部调查报告，即2012年的《90后的数字生活：90后大学生研究报告》[52]和2014年的《移动中的90后：90后大学生媒介接触行为、生活形态与价值观研究》[53]发现，90后大学生富有能动性，拒绝“被传播”“被贴标签”，能够坚持信任自己喜爱的小众品牌。限于经济条件和使用习惯，90后大学生基本通过电脑网络观看电影和电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影视节目周边产品进行消费。由于90后大学生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参与、创造和消费群体，因此该书的研究结果对开展各项相关研究均具有很强的基础价值和资料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马中红的研究则努力摆脱伯明翰学派的框限，指出随着新媒体、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语境的来临，商业逻辑不再局限于借用、占有、嵌入亚文化的状态，而可以主动激发、型塑青年亚文化，商业利益与文化认同并不完全是对立矛盾关系。[54]

第三个研究视角是行为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网络社会青少年趣缘群体的形成。谢玉进认为青少年结成或参与的网络趣缘群体，具有初级群体的性质和作用，对青少年的发展形成复杂的影响。[55]罗自文指出，尽管网络趣缘群体具有情感和心理、爱好和发展、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的正功能，但是网络的虚拟性会导致青年趣缘群体成员疏远现实生活，从而产生诸如由迷及痴、影响青年全面发展、形成亚文化、消解主流文化等的负面效果。[56]黄少华的《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发现，网络空间的崛起确实让青少年的互动行为发生了“多面向的结构转变”：这一高度匿名的场域促进了多元且不确定的流动；身体不在场的免罪感导致了公共、私人空间区隔的模糊；而快乐原则则取代了实体利益，成为在此交往互动的根本出发点。行为研究为理解青少年作为网络流行文化的实践主体及其文化实践提供了基础。[57]

第四个研究视角是聚焦于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中的性别问题。马中红等在解析“耽美”“同人作品”时发现，“男男恋”纯爱故事不仅传达了女性对现实恋爱婚姻的不满和抵制，而且表达了挑战男权社会中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意图，甚至冲击了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异性恋模式。[58]曾一果在解读《潘金莲日记》后指出，“日记”以恶搞方式颠覆传统的男性政治和文化霸权，颠覆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角色，女性从传统“被看”的被动地位转身成为利用身体戏弄和控制男性的角色。[59]刘胜枝关注了目前国内网络游戏领域中出现的性别文化现象，指出电子游戏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女性游戏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在虚假的狂欢下，作为被男性世界玩赏与观照的对象，成为被物化和他者化的客体。女性游戏玩家也并没有成为电子游戏消费的主体，要么是作为吸引男性玩家进入游戏的噱头，要么成为男性玩家艳遇的对象。[60]

通过对这些视角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关注问题的出发点、切入点，提出问题的方式和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梳理，只是举其大端而未能全面周详。即便是上述提到的一些研究中，也还包含诸如心理、伦理、地理等视角因素；也因此，上述视角的区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存在，很多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视角之间的切换。

“影响”视角占据了突出位置，这或许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问题实际上呈现为威廉斯所说的“感觉结构”，需要在共时性的、多维度的视野中，在具体感性鲜活的经验捕捉中，得到真实的描述和探析。值得注意的是，影响研究如果缺少系统的考量，就有可能变成简单的因果推导，甚至倒果为因，从而忽略了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复杂性。视角的切入在根本上与观念和立场密切关联。至于研究者应该持有怎样的观念和立场，作为学术主体，研究者应该有其基本的学术自由，但同时也取决于其理论底气、学术视野、价值取向和研究伦理的综合水准。

四、结语

上述回顾虽然是挂一漏万，浮光掠影，但仍可见最近十来年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相关研究已成为课题丰富、成果多样、反应活跃、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通过对最近十来年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领域，具有宏观视野的研究相对缺乏，更多的是具体现象的研究。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变化急速，理论研究总是难以赶上其飞速变化的步伐，敏锐地捕捉、贴近地观察确实也非常必要，但是，如果没有宏观视野，没有联系的观念，没有核心的问题，没有理论的抽象，便难以形成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学科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在敏锐于日新月异的现象变化的时候，应该避免被纷繁复杂的当下所裹挟，并意识到任何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是历史的维度，而在这方面，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领域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网络和新媒介技术诞生的各种青少年流行文化，正在改写青少年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对社会产生影响。从网络流行语的爆发，到恶搞视频的疯传，再到各种小众科技应用的勃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的生产具有快速、浅显、偏重视觉体验等特点，也因此在文化表达上往往流于肤浅，缺少历史底蕴，一切都可能被拆散成制造快感的符号，文化传承的断裂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些方面给相关研究不断带来新课题的同时，无疑也要求新的思维、新的理论资源和新的方法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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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 新）

Phenomenon, Theory and Perspective: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Contemporary Juvenile Online Pop-culture

CHEN Lin
（Phoenix Communication College, Soochow University, Shzhou 215123,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juvenile online pop-culture research in the last ten year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juvenile online pop-culture have got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but the types eager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 fi ts should be avoided.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methodology, 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youth sub-cultural theory and its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but it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local theory of creation. Focusing on in fl uence, relationship, behavior and gender constitutes the main perspectives of the researchers.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juvenile online pop-culture study needs a macro view and a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ers should put forward the core problems, and carry on the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juvenile; the Internet; pop-culture; phenomenon; theory; perspective

G206.3

：A

：1008-7931（2017）03-0008-09

10.16217/j.cnki.szxbsk.2017.03.002

2017-01-2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3YJA860001）

陈 霖（1963—），男，安徽宣城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陈霖.现象•理论•视角—当代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研究述评[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3）：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