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 春

(中共上饶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江西 上饶 334000)

方志敏的自我效能及其对政治生态建设的启示

王 洪 春

(中共上饶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江西 上饶 334000)

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可以从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的革命事迹中获得经验启示，但方志敏精神之高尚伟大似乎会让普通党员干部心生敬畏以致难以实践，故依据自我效能理论将方志敏精神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发掘出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践行红色基因。纵观方志敏的自我效能之培育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自我效能的强大。他的自我效能不仅让他成为共早年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更使他领导的革命团队有着极高的集体效能，他所创建的“方志敏式”根据地也因而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借鉴方志敏以自我效能带动苏区政治生态建设的经验，当代领导干部可以从确立目标、制定计划两方面来着力提升个人和团队的自我效能，进而构建优良政治生态。

方志敏；自我效能；集体效能；政治生态

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方志敏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能够突破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战胜强大的反动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创建和拓展革命根据地，其背后的斗争故事和他们的可敬品质、宝贵精神无不令后人闻之动容，进而心生崇拜之念。以赣东北苏区创建人和领导者方志敏为例，其精神的四大内核，即“爱国、创造、清贫、奉献”[1]，已成为江西人民极为珍贵的红色基因。然而，越是熟悉方志敏的故事就越是感觉其精神的伟大和崇高，越是对方志敏精神崇拜至极就越是感觉践行之难，以至于很多党员干部仅仅将方志敏精神作为顶礼膜拜的神圣教条，却不能、不敢也不愿在实际工作中去践行。尤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随着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进步，一些党员干部不仅抛弃了这样一些宝贵的红色基因，甚至出现了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和贪污腐败行为，污染了地方政治生态、恶化了政治环境、腐蚀了党的根基。因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果说以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一种可行路径，那么以建设性的思维去构建积极健康的政治生态就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所以，我们不但要以创新性思维去寻找构建优良政治生态的措施和路径，更要从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挖掘宝贵的精神遗产及经验启示。据此，从对方志敏精神的学习进一步深化到对方志敏心理素质如自我效能感的发掘，进而探讨方志敏的自我效能与赣东北苏区的政治生态之逻辑联系，就非常有必要而且有实践意义。

一、自我效能及其意义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也叫自我效能感，或自我信念，它“是个体能够控制情境并产生积极结果的信念”[2]，亦即“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3]。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路桑斯的心理资本构念中，自我效能可以与“信心”或“自信”一词互换。简而言之，自我效能即是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完成有挑战性目标任务的信心。

在班杜拉看来，“自我效能信念有近似于认知、动机及情感的功能，是人类行为操作中的一种强大力量，它在控制和调节行为方面有着不可估量与替代的价值”[4]。而且“在影响行动的诸多思想类型之中,最为重要的,或者无所不在的,莫过于人们对于自我能否有效地应付各种不同现实的能力之判断了”[5]。所以，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是行动的充分决定因素”[6]。

二、方志敏自我效能的培育及发展历程

考察方志敏的人生经历与革命历程，不但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自我效能感之强大，也能发现他的自我效能是一个不断增强并反复强化的过程。

1.少年时期的自我效能

方志敏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具有极强的自信。他曾自述说，“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7]13。这充分表明他对于自己学习能力的自信，因而有了“认字、写字、背书、描字模本，练了一本又一本；读古诗文，背了一篇又一篇”[8]这些行为。反过来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自我效能感。此外，在劳动能力方面方志敏也有极强的自信。他小时候参加劳动，也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例如每天到村前村后捡猪屎狗屎，“方志敏每天起床最早，捡的数量也最多，小伙伴们如果谁没有捡足一筐，他便把自己的分给一部分，又继续捡”[9]3。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他助人为乐品质的萌芽，更是他强烈自信的体现。

2.青年时期的自我效能

方志敏年过18岁之后，不但在弋阳高小的学习成绩全校首屈一指，写的文章也常常成为全校学生观摩的范文，并在学生中发起组织九区青年社，而且“能说能干，斗争性很强，他在同学中就像一块大磁铁一样，群众很自然地都团结在他周围。入学不久，他就成了全校同学爱戴的领袖”[10]16。作为学生领袖，此时方志敏的自信不仅仅是学习和写作能力了，而且体现在组织和领导能力上。在弋阳高小、在九区青年社，方志敏的言行既是他自我效能的表现，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正强化。

1922年前后，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方志敏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不但学校和当局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他也因父母筹借学费欠下七百元大洋的巨债而断了经济来源。但他不为名利所动，不仅拒绝了南伟烈学校内一个“有力的洋人”[10]32提供的免费入学条件——信奉基督教，更是对“趋奉洋人”进而谋取“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职员”，赚取“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这样的生活不屑一顾。因被《先驱》报的主张所吸引，方志敏“决然废学”，结束在南伟烈教会学校的生活，东漂至上海，决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加入这个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之后，虽然组织工作并无起色，而且所经营的新文化书店也亏本了、革命书报也被查封了，甚至患上了“初期肺结核症，在三个月内吐血三次”“足有五个整年，是无日不困顿与肺病的痛苦之中！”[7]23，但是，方志敏却相信：“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决不会如此的无成就；对于革命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7]24

试想，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反抗社会的初期斗争中屡遭挫折却仍然敢于挑战黑恶势力，在面临经济、身体罹患疾病的双重困境下，仍然放弃轻松舒适的个人享受而追求坎坷曲折的改造社会之路，是有着何等强大的自信心。另外，即使面对病魔的折磨，方志敏不是怨天尤人和悲观厌世，反而是以高度的自信看待工作上的问题和不足，又是何等的坚韧不拔。

3.加入中共党组织后的自我效能

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他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7]24。从1924年起直到1927年从事国民革命工作期间，方志敏并不是一帆风顺，不但肩负影响和带动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党内工作，还兼任“秘密国民党时代的工作”，面临的是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轻则坐牢，重则枪毙”[7]25的恶劣形势，但是他毫不以为意，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种种秘密、危险的工作，如筹建黎明中学；办报撰稿；创办平民夜校和义务小学；发动群众运动；发起国民议会促成会；组织孙中山追悼会及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开展建立党、团组织活动；实施“打土豪、减租减债”斗争等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繁重的国民革命工作期间，他因过度劳累，肺病不断加深，经常吐血，却“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7]26。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即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也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始终坚信：“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7]35

这段时间就方志敏自身的心理而言，已经突破了狭隘的自我效能观念了。他对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已经无须怀疑，同志们的追随、组织的信任和重托都一再证明了他的能力，强化了他的自我效能感。即使遇到种种危险的环境和挫折的情境，甚至工作上的失利，他也不会完全归因为个人能力的不足，而是不断反思和总结来自客观的影响因素。正如他自己曾写道，“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但这错误的来源，还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来的，这是我没有懂清楚的，我只简单的专看到‘不该不要武力’这个问题罢了”[7]35。在深刻分析和认识到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并对自己的不足进行适度反思之后，他又能够及时燃起革命热情、激起昂扬斗志：“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7]35-36

4.领导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革命斗争时期的自我效能

作为赣东北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方志敏在这段时期的自我效能主要反映在如何应对恶劣的革命形势和貌似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致力于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进而创建和壮大根据地上。

(1)在恶劣形势和反革命武装力量面前毫不畏惧并充满信心。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农民的革命热情和一些武装力量也被破坏殆尽，反动势力的气焰极其嚣张。在江西，“朱培德及其爪牙正竭力推行所谓‘清党’运动，到处封闭工农团体，捕杀工农领袖。……南昌……沿河一带，到处张贴着反动标语和杀人告示，上下码头、出入城门，都有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的脸上，一个个惶恐于色”[9]102。而方志敏则被全县悬赏通缉，家里也被反动武装搜查过几次。听闻兄弟方远杰在抵抗反动武装时负伤牺牲之后，方志敏仍然没有害怕和畏惧，反而再次激起斗志，“我们还是要干的！我只要有口气，非把这个鬼世道闹个天翻地覆不可！”[9]103在如此严酷的形势面前，面对极其强大的反动势力，方志敏这番话表明了他高度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改造这个“鬼世道”。此后不久，在他的教育和组织下，弋阳县的农民武装就扫荡了当地的反革命头子——张念诚的老巢，将他彻底赶出了弋阳，为弋阳九区发展“成为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最巩固的根据地”[7]41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2)在领导农民暴动、创建工农红军及战斗历程中获得了建设红军和战胜敌人的自信。方志敏在建立革命武装力量方面的自我效能突出表现在他“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创建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11]71的过程中。尽管方志敏在1927年发动和领导的弋横暴动声势浩大，而且在一开始“势如破竹，捷报频传”[11]72，但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面对首次暴动失利，方志敏不是丧失信心，而是立即总结了失败的四点原因：既有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幼稚和缺乏战斗经验”的主观原因，也有“党的工作太不够，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健全”的组织原因，更有未能“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和“土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以致无法“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7]49等客观原因。除了正确而全面的归因分析之外，更能体现他的自我效能、希望及乐观品质的是，他看到了弋横暴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给群众许多实际利益，打倒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帮助群众认识到团结的力量等等，“为后来争取横丰为根据地立下基础”[7]49。此后，方志敏逐渐在武装斗争和整顿改造农民武装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为他建设铁的红军队伍和战胜强大敌人的自信的最好证明。

(3)在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征程中赢得军民一致拥护的自信。“方志敏式”[12]的革命根据地，既是毛泽东对方志敏的高度评价，更是党中央对方志敏精神及其能力的高度肯定。“在方志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皖赣的发展过程。”[11]75无疑地，这一发展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劳永逸，由于白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围剿”，创建根据地的过程曲折是难以详述的，“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7]50的。然而，由于在他领导下的苏区党员干部有着这样的工作精神及必胜信心，“不向困难投降，而要战胜困难；不怕生活艰苦，而要忍受一切的艰苦；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而要不惮烦的去说服，去教育”[7]55-56。所以，才会出现“成千成万的群众，都跑向我们这边来了”，才会使得“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完全失堕了”[7]56，才会有着赣东北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13]和苏维埃政权“波浪式向前扩大”[11]76的伟大进程。面对此情此景，看到“党的组织，由九区一隅伸展到弋阳全县”，方志敏不由得感觉“这真使我们快乐得很”[7]56。毫无疑问，藐视并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的方志敏，对于自己能把根据地建设成“苏维埃模范省”[11]78的强烈自信乃至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方志敏自我效能与赣东北苏区政治生态间的逻辑联系

在方志敏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经历中，不难发现这样一种革命逻辑：方志敏的自我效能逐渐发展出他个人对于农民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二者构成了方志敏的行为动机，不断推动着他积极地、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而方志敏的行动又带动了其他革命同志和群众，形成了以方志敏为主要领导核心的强大革命引力场，在赣东北苏区激发出了一种类似于“龙卷风”式的革命风暴和优良的政治生态。

1.方志敏的自我效能带动并强化了革命团队的集体效能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弋阳等地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方志敏冒险回家之后，不得不潜藏起来。但是，白色恐怖的形势并没有吓退方志敏，他想方设法把分散潜伏在各地的革命志士一个个找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另起炉灶，从头再干！”[9]104“在方志敏的教育下，许多同志又重新振作起来”[9]110，他们分头到各村去发动群众，很快就组成了二十几个党的支部。

这段经历充分证明了方志敏自我效能对他领导下的革命团队的集体效能之影响。当时，在弋阳九区等地虽经反动武装的摧残，许多革命同志不幸牺牲，但在方志敏的自我效能和扎实行动的带动下，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了！在方志敏的信心带动下，他们也信心百倍地投入革命活动中去，发动群众、开展活动、组建队伍、顽强斗争。这个以方志敏为主要核心的革命团队，集体效能十分强大，并且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不断地被强化，百折而不挠。

方志敏除了以口头说服教育来提高革命团队的集体效能之外，还通过实际行动来给予同志们示范榜样。例如，他在弋阳横峰等地进行秘密活动、给贫苦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时，总会安排一两个骨干同志在一边看着听着。这使得这些骨干同志很快地学会了如何做群众工作，再安排他们去其他村庄宣传组织群众。这种做法显著地提高了团队成员的自我效能，进而在赣东北迅速地建立了许多农民革命组织。

方志敏领导下的这一革命团队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一个优良政治生态所具有的内涵，如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挑战和压力、积极向上，团结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艰苦奋斗、灵活应对强敌等等，而这些行为恰恰是这个团队集体效能的表现。

2.方志敏的自我效能引领了苏维埃政府的优良作风

方志敏创建和管理下的苏维埃政府是当时的“苏维埃模范省”[7]88，他自己对赣东北苏区的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即五种精神：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7]85-87。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及其全体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工作人员的上述五种精神，才使得“苏维埃政府亲密的与工农群众联成一片，群众认苏维埃是自己的”[7]87。毫无疑问，这五种精神既是苏维埃政府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也是方志敏所领导下的革命团队集体效能的外化和表现。

在被任命为弋阳县委书记之后，哪怕就是在高山上的茅棚里召开县委和区委联席会议，“全县工作同志，在县委领导之下，斗争精神都极紧张热烈，都是不分日夜的拼命工作，我自己自然兴奋的很，通常是每日做十四小时的工作。除了吃饭走路，全部时间，都是开会演说，与群众谈话写文件，总要弄到非常疲倦不能再挨下去的时候，才去睡觉”[7]55。试想，如果没有方志敏对革命工作的热情、没有他对革命乐观的信念、没有他对革命同志的言传身教，又怎么可能有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忍受着目前暂时的艰苦，孜孜不倦的为着苏维埃工作”[7]87，又怎么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7]87所以，方志敏的自我效能借助革命团队的集体效能这个桥梁去引领苏维埃政府的优良作风，进而营造了风清气正、团结奋斗的政治生态。

3.方志敏的自我效能激发了苏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

方志敏曾经极其自信地说，“横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箱，我毫不讳言地说，我是燃线人，我走到横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革命的暴动很快就爆发起来了”[7]43。这句话不仅是他强大自我效能的体现，也真实反映了赣东北苏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和方志敏自我效能的逻辑关系。

为了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刻苦耐烦的解释，一而再，再而三，总和他们详细的讲，不使他们听懂了点点头不止”,最终使得群众在听懂了之后，说：“照你这样说，革命是会成功的”[7]43。因此，在方志敏看来，不管是在苏区还是白区，农民的革命热情能否调动起来，不需要强调其他主客观条件，而完全取决于他和其他革命队友的工作精神是否强大。这就是他的自我效能之体现。他完全相信，“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而要不惮烦的去说服，去教育”，就一定可以做到“‘至诚感人，金石为开’，群众哪有不被我们说服争取过来之理”！最终“成千成万的群众，都跑向我们这边来了。从前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现在建立起组织来了；从前在豪绅地主欺骗压迫下反对革命的地方，现在都来拥护革命了；从前在九区周围有一条反革命的包围圈，现在是无形消灭了”[7]56。

显然，经过方志敏及其革命团队的不懈努力，赣东北苏区的优良政治生态不仅表现出来了，而且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了，从而为革命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来源、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撑。

四、经验启示：构建政治生态须以自我效能的培育为核心

从方志敏的自我效能与赣东北苏区政治生态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中，显然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干部，如果从提升自我效能入手，激发心理潜能，就能树立自信、希望、乐观的个人形象，进而带动单位其他成员，打造积极向上的团队，提高集体效能，构建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要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找准培育自我效能的支点

由于社会个体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体的自我效能往往受到职业兴趣或专业特长等方面的制约，正如商业精英在市场竞争中会觉得游刃有余，而政治人物则对行政管理工作情有独钟，学界大师就不一定会在企业经营中感到信心十足。所以，领导干部要培育个人的自我效能，首先必须找准培育的支点，即自己感兴趣的、与职业相符理想的奋斗目标。这是自我效能的方向性要求。另外，这个奋斗目标必须是正义的、有社会价值的，那种为了个人利益而奋斗、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与他人或社会为敌的目标是不符合领导干部的价值要求的。

其次，个人和集体的奋斗目标要兼具现实性和挑战性。一方面，奋斗目标要有现实的可能性，不是无科学根据的幻想或空想。因为无实现可能的目标最终会让个体意兴阑珊而放弃追求，结果必然引发挫败感，这对于自我效能是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目标又必须具备一定的挑战性，轻而易举就可以达成的目标在个人心中激不起太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方志敏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他的奋斗目标是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是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建立新中国，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既具有现实性，又具备挑战性，所以激励着方志敏及其团队在从事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奋勇前行、百折不挠。

2.要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规划增强自我效能的路径

依据自我效能理论，“成功的经验可提高自我效能感,多次的失败会降低人们对自己能力判断的感知”[14]。班杜拉就曾指出，“最终目标……在时间上十分遥远,对于当前的行动不能起到有效诱因和指引的作用。把焦点集中在遥远的未来就易于拖延时间、松松夸夸、当下懒散。接近的次目标倒能有效地鼓舞干劲,指引人们此时此地努力工作。可以达到的次目标能够导致令人向往的最终目标,这就为继续不断的自我动机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5]。因此，从心理学角度帮助个体在奋斗过程中不断体验成功感、获得成功经验，也是增强自我效能的可行方法——目标分解法。

所谓目标分解法即是将一个长远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目标，进而继续分解为年度目标、季度目标、月目标、周任务和日计划等。每完成计划中的工作任务即视为实现目标的一小步，在个体心中就会引发成功体验，继而增强自我效能。方志敏在领导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就很讲究有目标、有计划、循序渐进地把工作做实做细。例如，就如何加强政治工作，方志敏就要求“红军政治机关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对红色战士政治教育和训练……每日教红色战士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一个月内他们就可以了解三十个政治问题。每日教战士三个生字，有一年工夫，战士们就可以读书写信了”[15]。因此，领导干部应在最终目标的指引下，为个人和单位分解和确定“接近的次目标”[5]并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然后每完成一项任务，即视为前进一步，就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这种成功体验将持续增强个人的自我效能和团队的集体效能。而随着领导干部个人自我效能和部门集体效能的不断提升，则民主、创造、进步、刻苦和自我批评等精神风貌就出现了，相应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形成了。

[1] 刘国云.近年来方志敏精神研究综述[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2):57.

[2] 约翰·W·桑特罗克.心理学导论[M].吴思为,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424.

[3] LUTHANS F,YOUSSEF C M,AVOLIO B J.心理资本[M].李超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1.

[4] 班杜拉的学习理论[EB/OL].(2009-10-31)[2017-05-25].http://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408.

[5]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里的因果模式[J].吴棠,译.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1):10.

[6] 王德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述评[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98.

[7]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C]//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方荣姩.缅怀正鹄[C]//中共弋阳县委员会，弋阳县人民政府.方志敏印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204.

[9] 《方志敏传》编写组.方志敏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0]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方志敏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 罗时平,裴建勤.方志敏思想与精神品质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12]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C]//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4.

[13] 方志敏.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C]//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9.

[14] 高建江.班杜拉自我效能的形成与发展[J].心理科学,1992(6):39.

[15] 方志敏.建设我们铁的红军[C]//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3.

[责任编辑 邱忠善]

FANG Zhimin's Self-effica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Building of Political Ecology

WANG Hongchun

(Department of Party Construction, Shangrao Party School of CPC, Shangrao Jiangxi 334000, China)

To build an upright and clean political ecology, people are supposed to ge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FANG Zhimin's revolutionary deeds, who was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However, FANG's great spirit seems to awe some common Party members so that it can't be practised. Thus, on the basis of self-efficacy theory, to dig out the deep motive of FANG's spirit is helpful for people's better inheriting and practising of the Red gene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FANG Zhimin's self-efficacy, it is easy to find the power of self-efficacy. His self-efficacy not only made him one of the prominent leaders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the Party, but also provided his revolutionary team with high collective-efficacy, and thus the “FANG Zhimin Style” base created by him became the “Example of Soviet Province”. Learning from FANG Zhimin's building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Soviet areas by means of self-efficacy, contemporary leading carders can focus on improving individual self-efficacy and team self-efficacy by establishing targets and making plans, so as to build a sound political ecology.

FANG Zhimin; self-efficacy; collective-efficacy; political ecology

2017-07-11

王洪春(1975-)，男，江西上饶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领导干部心理学。E-mail:higherwang@163.com

D231

A

1004-2237(2017)04-0037-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