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娇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20160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反复强调，要了解他就必须读《丰乳肥臀》。在这部作品的扉页上，他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由此，引发了学界甚多赞扬其女性主义立场的评价。不仅有评论分析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和形象的反叛性，甚至有评论将母亲奉为“生殖女神”，指出作家旨在揭示男权生命背后被遮蔽的女性生命。那么，莫言的创作到底是否为女性发声呢？女性主义倡导男女权的平等，男女可以站在同一历史层面发声，女性摆脱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地位，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必然塑造独立真实的女性，她们在男性面前不卑不亢，真实地表达自身的情感欲望与思想，绝不站在男性角度臆想女性，绝不将女性与某一符号划上等号。因此，本文将会从书中的女性群像分析、“大地母亲”形象分析入手探析莫言笔下的女性如何违背了女性的真实心理，最后结合其创作心理分析此类创作的深层心理因素。

一、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分析

1、面貌模糊的女性

小说中的女性描写主要以上官金童的八个姐姐为主。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作家几乎只保留了几位女性丰乳肥臀的女性生理性征，她们面部形象极其模糊，例如：上官来弟“亮晶晶的牙齿，闪烁着珠贝般的光芒、线条流畅的小腿、一对青苹果一般坚硬的乳房”；上官招弟“丰满的嘴唇、声音沙哑”；盼弟“体态丰满、个头高大、乳房凶悍霸蛮，脸又宽又厚”；乔其莎“苍白的额头，被六十八颗鸡蛋营养得繁荣昌盛的乳房”；念弟“肥大灵秀的耳朵、坚挺的乳房，高高翘起的屁股”。此外，上官金童的老师纪琼枝“腰细、胸高、臀肥”，龙青萍有着一对“生铁铸成的乳房”。这些女性的性格特点及具体面部特征被掩埋，作家将她们的身体特征最大程度地保留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莫言突出了小说中女性作为第二性的生殖特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她们的灵魂刻画。与之相反，作为配角的男性，其形象描写具体而丰富，个性十足令人过目不忘。例如二姐夫司马库“面孔如铁，脸像被雨水泡胀又晒干的豆粒，布满了白色的皱纹，眼睛黯淡无光，粗糙的大头上，竟然已是斑驳白发。”作家着墨甚多，通过细致的外貌描写刻画了一个孤胆英雄。他在爱妻去世后一夜白头，表现出了一种有情有义的形象。再例如文中短暂出现的马洛亚，作者着力刻画他充满“悲悯蓝光的眼睛”。画人需画眼，简短而深刻的一笔，就将那个来自西方世界但被东方世界一定程度上改造的，悲悯又胆怯的牧师形象刻画出来了。

2、张扬的动物性欲望

通过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性都充斥着张扬的动物性欲望。母亲与牧师马洛亚有着疯狂的偷欢经历，上官来弟先后与司马库和鸟儿韩发生性关系，精神异化的龙青萍甚至想强奸上官金童。这些女性，尤其以几个姐姐为代表，在身体发育成熟后都无可避免地坠入情欲的魔套，似乎情欲张扬是她们的宿命。她们成为了母亲伟大母爱的衬托工具，作家让她们跟随自己的爱人离开母亲，来弟、招弟、盼弟先后生而不养。来弟、招弟、盼弟三姐妹成婚后站在了对立面互相厮杀辱骂。上官来弟甚至曾辱骂盼弟的胸脯被鲁立人“啃成了糠萝卜”。在她们的身上，几乎没有保留一个女性对于子女的爱，对姐妹的关爱，只保留了对性快感的追求。可以说，几个姐姐母爱丧失，缺乏人情味，情欲张扬。作家在创作中，很大程度上空白了女性真实的心理状态，而主动将她们放入预先设想好的套子中。与小说中个性十足，精力旺盛地从事个人事业的男性相比，作家明显将男女性放置在两个层面进行书写。男性处于历史文化的层面，而女性处于动物的自然的层面。女人们典型地表现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1]

3、男性权威的服从者

无论是被捧为“大地母亲”的上官鲁氏抑或是几个姐姐，她们都典型地呈现出一种精神的奴化，服从于男性权威。上官鲁氏嫁给上官寿喜后三年不孕，此后又连生几胎女儿，由此频繁遭受来自夫家的虐待，但她一直是默默忍受的，甚至被烫伤了大腿也只是去教堂寻求所谓神的安慰。夫为妻纲的思想根深蒂固。同样，上官家的几个女儿也基本符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模式。虽然作家在小说中赋予她们男子一般的气概，但是追根究底，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一切行为都基于伴侣的行为准则。以上官来弟为例和上官盼弟为例。来弟的丈夫沙月亮从抗日领袖摇身一变成为汉奸，来弟也自然而然地从抗日积极分子转变为汉奸夫人。在小说描写中，鲁立人对沙月亮进行招安，但来弟与沙月亮丝毫不退让。这足以表明其立场之坚定。而这样的转变主要来自沙月亮思想的变化。上官盼弟嫁给鲁立人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与无产主义者。她随着丈夫的发展前后改名，将自己换名马瑞莲，投身革命的马瑞莲的身体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她在革命浪潮中失去了其女性特征，“只有一双耳朵还可以看出上官家的清秀”，这种转变也是依附于革命话语权利隐蔽自我的表现，而革命话语主要就是由男性掌握的。

4、被丑化的女性

在《丰乳肥臀》中出场的女性，往往形象丑陋不堪，结局凄惨。作家刻意而为之，塑造了一批被扭曲的女性。这些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恶女型”女性，她们往往表现出超越男性的果敢，有一种压倒男权的潜在趋势，例如上官吕氏、孙大姑和龙青萍，均不得善终，死状凄惨。在小说开场时，上官鲁氏难产，她的婆婆上官吕氏为她接生时，作者着重描写了她的一双血手，眼里冒着“绿色的火星儿”，“像老鬼”，“脑像年糕”。前来接生的孙大姑曾用一种原始而血腥的方式杀鸡，让鸡被豢养的狗撕碎。她在接生时穿着一身黑白色的衣服，叫人联想起黑白无常。龙青萍在书中被写成一只人形的狐狸，“有一条粗大的尾巴，正在把龙场长肥大的裤裆像气球一样撑起来。”她们的形象阴森恐怖，与中国古老乡村中的一些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种为底层粗鄙的女性。她们往往地位低下，处在苟活的边缘，崇权、自私而拜金。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妓女之间的争吵，“她们的身体像在成熟的麦田里奔跑的狗一样起起伏伏。手臂挥舞、乳房横飞、唾沫星子像一群群小甲虫。”[2]127这些妓女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争抢顾客以求自保。鹦鹉韩的妻子耿莲莲以及上官金童的妻子汪银枝都是拜金而自私的女性，她们处心积虑积累财富，丝毫没有人情味。

在小说中，作者以一种男性暴力压倒女性，女性的不得善终，暗示了作家潜在的男权心理。作家不自觉地以男性视域书写女性，给她们判定人生走向和生死，将她们归于第二性，出于对女性的臆想而空白女性的真实心理，极大地扭曲了女性。

二、男性视域下的“大地母亲”

莫言称自己的这本小说书名有三层意思：寻找人类庄严的根本；唱一支母亲之歌；将母亲和大地用一种象征的物化形态联系在一起。因此，评论界普遍将此书中的母亲誉为“大地母亲”，母亲的形象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母性光辉、生殖女神、抗争性与反叛性。无可否认，上官鲁氏的身上蕴含了母亲美好圣洁的一面，但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显然有“圣女”化倾向，作者对母亲的颂扬没有脱离无私无怨的框架，评论家分析人物时显然放弃了从女性的真实心理进行考量，过分拔高了这个形象，将其固化等同于一个符号。

1、男权社会的共谋者——上官鲁氏

当我们考量上官鲁氏这个人物时，我们必须看到，她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妇女。她的身上延续了男权社会对于子女抚育的精神，趋附于男权文化，不自觉地成为了男权社会的合作者与共谋者。在双胞胎金童玉女诞生后，她对黑瘦的小瞎子玉女说“你呀，多余了”。她的乳房全部贡献给了上官金童，玉女只能依靠喝粥长大。上官鲁氏的悲剧是从不孕不育开始的，由不能诞子而加深。但金童玉女出生后，象征父权的上官寿喜和父亲均离开人世，上官吕氏也成为了一个疯子，可以说，此时她的身边不再有诞子的逼迫感和压力感了，但母亲仍然选择了重男轻女，最终造成了上官金童一辈子吊死在女人的乳房上。这种对于男孩的渴望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盲目爱子，母爱所至甚至对子女的生命造成压抑。金童恋乳成癖，怯懦无能，这一象征化的形象，是伟大母亲的杰作和怪胎，是母爱夸大化的成果。这个被评论家赞誉神化的母亲的身上有着无可忽视的劣根性。

2、可悲的“生殖机器”——上官鲁氏

当评论家赞扬作家的女性崇拜意识，尤其是生殖崇拜意识时，她们完全忽略了这个女性的心理真实。在母亲整个的人生中，除了与马洛亚的交欢，作为一个女人，她完全是处于夹着尾巴到处借种的生存境况，没有感受体验到丝毫的性快感，几乎没有享受过人生的幸福。母亲被塑造成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三股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重育节欲，吃苦耐劳的形象。男权将女性看作生殖工具，用母性和母爱极大地剥夺了这个女性的性权利。“女人一滞留于自然，继续着个体的生理命运和人类群体的自然使命，以非人格化力量去生产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女人主要作为自身的物化形式，与其它自然事物一起，消极地承受着人化自然的巨大变迁，即承受着被人（男人）异化的力量。”[3]61母亲满足了男性的后代欲，非自愿地忍受苦难，盲目繁衍后代，按照男性精神养育后代，却被评论家冠以“生殖女神”的称号，是极其可悲的。与其说是“生殖女神”，不如换名曰“生殖机器”。

3、伪抗争的卑微女性——上官鲁氏

张清华教授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一文中，称母亲“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伦理的历史”。此外，也有评论认为书中的母亲成为“历史主体”的集合性符号，“伦理学”与“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母亲。此类观点在于发掘上官鲁氏身上的抗争性与反叛性。其主要依据为上官鲁氏大胆的婚外结合以及杀死婆婆这一父权文化的象征。溯本逐源，我们不难发现该类观点存在的漏洞，他们没有从当时的情境和文本细读中深入分析。上官鲁氏在小说开头描写的生产中，不止一次地呼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保佑我吧，可怜我吧，送我个男孩吧。”因此，上官鲁氏与外人的结合归根究底是一种“借种”行为，她不同于《白鹿原》中田小娥大胆挑战封建权威的性行为，母亲是卑微的，她得知上官寿喜不育，只能通过借种得子，于是才开展了这一列荒诞又传奇，看似主动的性行为。上文已经讨论过，她的性生活中缺乏性快感，也是由于动机的卑微。而在杀死所谓父权象征上官吕氏这件事上，上官鲁氏完全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女保护的本能。疯癫的上官吕氏咬掉了八姐的一只耳朵，面对这个危险的情况，母亲只能选择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样出于本能又具有自卫性质的误杀，如果硬被冠以“反叛性”这样革命和现代的词语，是不妥当的。

作者笔下的母亲对子女有着深沉的爱，但她仍局限在一个封建妇女的思想观念上。作家一方面将上官鲁氏置于封建女性的角色设置，希望读者理解她思想缺乏现代性的漏洞，一方面又致力于打造一个包容苦难抗争残忍世界的“反叛”现代母亲形象。他忽视了女性的心理真实。评论家也过分拔高了这一形象。

三、莫言创作心理下的女性失语

1、新时期思潮背景下的莫言创作

莫言崛起于八十年代后，他的《丰乳肥臀》创作于1995年，是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下的产物。新时期文学出现了明显的“返回意象”，即知青作家的“返回青春”、乡土作家的“返回乡土”，非主流作家的“返回传统”。“自然”、“生命”和“传统”成为了1985年后浪漫主义文学浪潮的三大母题。进入九十年代，文学的价值更多地转向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盛行。弘扬国粹的努力，怀旧和复古的倾向，成为90年代的主导潮流。在这种潮流影响下，很多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开始发掘母亲、女性这一人物形象与传统乡土之间的联系。莫言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学中，母亲往往与故乡和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养育了子女，子女和母亲形成了一种血缘上的骨肉相连，母亲是游子的根，在重土安迁的时代凝结为故乡与传统的一种代表符号。与此同时，母亲一直以海纳百川的形象示人。“女子无才便是德”，无才的女子总是表现出非凡的道德高度。她在五四时期与祖国的形象画上等号，底层未接触西方文明的女性——母亲与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相对应，她们所经历的灾难与国家遭受的灾难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同步，故而被文学创作者挑选，衍生发展为包容苦难的神圣典型。母亲的形象总是与苦难的承担、超凡的人性相联系，逐渐发展出一种非人性的“圣女”高度。莫言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以上官鲁氏为线索，串联我国几十年风云变动的历史。尽管莫言一直否认将他的创作归于新历史主义范畴，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共性。他用所谓平凡人的人生为视角，重新书写历史。他所塑造的上官鲁氏，是被历史固有印象标签化、传奇化、神圣化的母亲，是站在以男性视域为主导的士大夫立场对女性生命和精神的空洞的揣测。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男性作家冷漠地忽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沉湎于对女性一厢情愿的臆想。反观同时期女性作家对母亲形象的标签化、神圣化解构，我们不难发现莫言创作中的缺憾。

2、配合西方视角下的失真女性

莫言的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神话”的矛盾。以《丰乳肥臀》为例，其中不少片段刻意加以民俗文化色调，作家杜撰了“雪集”这个东方特有的仪式，在小说的接生等内容中掺杂了类似“巫术”等“东方传奇”内容。在所谓民族主义神话的“伟大”包装下，高密东北乡中充斥着身体残疾、精神愚昧的丑陋村民，他们依靠迷信的方式完成自身健康的守护和下一代生命的传递。莫言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塑造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混乱场。这些都是作家为了迎合西方对东方的错误想象而进行的创作。母亲就是作家夹在这两种创作心理下打造出的失真人物。作为一名农村妇女，上官鲁氏对蓝眼睛牧师马洛亚的崇拜极大地违背了当时农村女性的心理真实，本质上暗示着作家对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崇拜。母亲，这个传统又“现代”的人物形象，她既与土地相联系，衍生出大地母亲的意象，又通过她的传奇人生经历串联起东方乡村神奇的生活图景，加之历史的宏大叙事，上官鲁氏不自觉地成为作者凸显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方式，是承载作者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载体。莫言赞颂母亲的无私与伟大，表达自己的生殖崇拜，这一切没有逃出传统中对女性赞美的窠臼。他所赞颂的母亲是一种古老的母亲形象，传播的实则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性别观念。

《丰乳肥臀》作为莫言的代表作，其中对于女性生殖意义的肯定，对母性的赞扬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莫言并不是完全站在女性立场对女性主体性的赞美。他的女性书写难逃男性视域，笔下的女性仍难逃依附男权的第二性的命运。在作品描绘的宏大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作家男性视角的摆布下，人物缺乏女性真实，处于卑微的失语状态。

[1]王琳. 宏大叙事与女性角色[J]. 社会科学研究，2001(3)：131-136.

[2]莫言. 丰乳肥臀[M]. 作家出版社，2013.

[3]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1-62.

[4]莫言. 写给父亲的信[M].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254-260.

[5]刘东方.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流”与“源”[J]. 文艺争鸣，2008(10):71-74.

[6]谭桂林. 论《丰乳肥臀》的生殖崇拜与狂欢叙事[J]. 人文杂志，2001(5):107-113.

[7]赵同军. 被扭曲的女性——90年代以来男性写作中的女性形象[D]. 南京师范大学，2004.

[8]张清华. 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18(2):35-42.

[9]张清华. 叙述的极限——论莫言[J]. 当代作家评论，2003(2):59-74.

[10]张志忠. 1993世纪末的喧哗[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