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浩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1984年至1989年，我先后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和苏州大学中文系攻读文献学硕士和清代诗学博士，由此而聆听了导师姜亮夫先生和钱仲联先生关于如何治学的教诲。其中记忆最切的是姜先生说的“做一桩”和钱先生说的“注一书”。两位先生都是著名学者，所言的治学方法也非常相似。“做一桩”与“注一书”实际上都是讲要以专带博，在专的指导下博。

“做一桩”是指在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积累，有了较好的知识结构以后，为能进入研究而专攻一个有一定份量的课题或专门研究一部至一组比较重要的著作。姜先生把这种专攻比作“做桩”——在水里钉桩子，桩子钉稳了，以后漂过的东西就会在桩上绕住，越绕越粗。也就是说，做学问有了一块基地，一切都为它服务，这块地上就会结出硕果来。而拿下了一块基地，熟悉了某种经典，以后便能触类旁通。搞国学研究，姜先生主张抓源头部分的著作，如读经、诸子，读熟了一部至数部先秦、两汉部分的著作，这个“桩”就钉得牢固了。据此而研究文学和研究语言、思想、哲学等，便可四通八达；反之如果什么书、什么学问都是略知一二，粗通皮毛，那么学问就很难做深，而且可能因为不明底细而出现知识性错误。

“注一书”是培养扎实功夫、拓宽知识面，使枯燥的治学产生趣味的好方法。钱先生说：如果能选取一本有一定难度、涉及文史哲知识较多、用典较丰富的著作进行注释，学习就带上了任务。为了注释疑难、疏通文句，你不得不逐字逐句地钻研，一条一条地解释，这样，被注的那本书你搞熟了，在注释的过程中同时也翻检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许多知识你如果一般性地阅读可能很快就忘记了，而如果是用了注释，你就会格外认真地对待它，于是就对它印象很深。注完一本书，有一个成果，你在这个成果产生的过程中也涉猎了大量的东西。

两位先生的成功例子都可以证明他们所言的正确性。姜先生知识面甚广，但楚辞与敦煌学一直是他治学的重点，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已成为权威。钱先生学识丰富，记忆力极强，注书谈史时，常常不烦查阅。讲课时引用例子，就是一些不常见的作品或史事，他大多记得在某书某处，一翻即着。这种功夫，除了他的天赋之外，也与他的治学方法有关。他青年时代就注释了具有相当难度的《人境庐诗草》，使自幼打下的国学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和巩固，以后就由鲍参军、韩昌黎、刘后村、陆放翁、钱牧斋、沈寐叟等人的作品一路注下来，攻坚克难，著述丰富。

“做一桩”和“注一书”这两种治学方法虽然是针对治国学而言，但对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想必也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