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冰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11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形成

张 冰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117)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党逐步提出了关于这个方针的基本思想。从瓦窑堡会议后到1937年11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个方针初步形成。从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到1940年3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个方针正式形成。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即发展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总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的结果。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同时也逐步提出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问题的基本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政治力量的重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据变化了的实际及时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但在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央机关中占着支配地位。当时中央在有关决议和指示中，多次要求组织下层统一战线，“运用下层统一战线”[1]56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就是“工农兵学生和一切劳苦群众”[1]31的统一战线。对于当时中间派别和一些上层人士的抗日主张和活动，中央认为他们是幻想国民党能够抗日，是“进行欺骗的宣传”[1]34。按照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就不可能去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

这种情况在一年多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表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愿意在下列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一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是“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是“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67。这个宣言开始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因为这个宣言不只是对个别军阀部队说的，而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说的”[2]31。同月26日，中央在给东北党组织和党员的信中说：不仅“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有强烈的抗日要求，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3]22-23。所以，除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某种程度和范围的有产阶级也能够被争取到统一战线内，或能建立上层的统一战线，但上层统一战线必须在“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才可能有用”[3]31-32。这封信中还说：要“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在统一战线内部要不留情地批评和揭露各种不彻底、动摇、叛变投降的“企图和事实”[3]31。这封信虽然是针对东北的情况说的，但明确提出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其中关于抓紧巩固下层统一战线的要求、关于一部分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和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有抗日倾向的分析、关于批评和揭穿动摇倾向和投降企图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同顽固势力做斗争即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

1935年8月1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敌对行动和有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且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4]521-522的主张。这个宣言是1933年1月17日宣言的重要发展，更明确地、更切实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随后，在瓦窑堡又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新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还初步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发动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4]604-605。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5]152。这里所说的“策略路线”和“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党的政治路线或主要任务，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还指出：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4]605。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乡村中的富农和小地主、国民党军队中实行抗日和主张抗日的将领，党应该“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4]605。对于地主买办阶级英美派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暗斗以至明争”，也要“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5]148。正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这样广泛，“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5]148，同“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4]606。可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已经进一步地、更明确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问题。可以说，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已经提出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问题的基本思想。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之所以能够提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问题的基本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革命营垒中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而且乡村中一部分富农和小地主、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也要求抗日。即使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英美派，也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也有可能选择抗日的道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这些变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问题的基本思想的客观依据。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定的指导。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曾经有过“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并且在这时“左”的指导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并非在中国革命所有问题上全都是错误的。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就指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各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更加剧烈，随后又注意到法西斯势力在某些国家的兴起，并逐步地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共中央1933年1月17日宣言、1月26日指示信以及1935年8月1日的宣言，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或同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共同讨论下形成的。三是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占了支配地位。“左”倾领导者照搬和坚持共产国际关于“下层统一战线”的指示，不去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所以，在长征结束后于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才能正确地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基本思想。

二

从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到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国共产党在逐步加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

1936年4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从抗日斗争中的左派、中派、右派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问题。他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对于自己的同盟者应该有“最清楚的了解与恰当的估计”，要区分统一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和右派，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我们要“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并且要“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他还指出：要使左派“同我们结成牢固的同盟”，这种同盟越是巩固，就越能使中派“倾向于同我们联合”，使右派陷于孤立。同时，我们同右派的斗争越是坚决，坚决地揭露右派的动摇、欺骗与叛变，就越能“使中派脱离右派”，越能使我们同左派“结成牢固的同盟。”[2]91这里所说的左派、中派、右派，就是指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张闻天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实行依靠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的方针，即依靠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尽管这些提法和后来的表述还有差别，但可以说，这是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的最早概括。文章中对依靠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三者关系的说明，可以说是对这个方针的最早阐释。

同年11月至12月，刘少奇发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是好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会“引起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文章中说：对于这种危险无产阶级不是惧怕和逃避，而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克服这种危险”，“战胜这种危险”[6]46-47。在这篇文章中，针对有人提出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是相互冲突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停止或减弱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刘少奇指出：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阶级斗争仍然是存在的。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而且“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6]51。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初步地说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应进行必要的阶级斗争，这种必要的阶级斗争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力量的增强，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同顽固势力做斗争的必要性。

1936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7]363。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要求下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承认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表明国民党“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5]255。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力量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阶级之间、党派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应该停止“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保存“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5]261。他还指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具有“动摇和不彻底性”，克服这种动摇和不彻底性，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大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5]276。在这前后，中央还下发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其中指出：“联合民族革命的左派(抗日派)，争取中派(妥协派)，打击亲日派”，这是我们党“对各党各派的基本方针”。“只有左派的力量愈是巩固强大，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大胆，对中派动摇不彻底愈是能够使用批评的武器，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愈是明确坚持与愈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则中派愈是向左摇摆，而最后转到抗日方面来。”[8]486-487这个基本方针，可以说是当时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策略方针。这里之所以提到“亲日派”，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当时尚未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这就“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7]363，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作战。11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翼集团”，这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同时“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并且“坚决地反对”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7]395-396。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明确地指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反对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三种力量或三种势力以及党对这三种势力的不同方针的概括，也就是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的概括。但这个概括与后来的概括，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标志着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已经初步形成。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之所以在这时能够初步形成，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民族投降主义倾向的增长。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早在全国抗战前就主张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即向日本妥协投降。全国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极力鼓吹抗战必败的民族投降主义。汪精卫等人还直接参与了日本方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劝降活动。国民党政府虽然实行了抗战，但同日本方面的秘密谋和活动并没有停止。加上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不断败退，就使民族失败主义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发展起来。“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7]382，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已经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二是中间势力中许多人当时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还缺乏正确认识。这时的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地方实力派以及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党政官员。他们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同或有所不同，其中许多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主张抗日，或同情抗日。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后，他们拥护两党合作，拥护全民族团结抗日。但中间势力中在当时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当局的抗战和进步。同时，他们对共产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接受，一些人提出要少号召、多建议，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种倾向，实质上是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这只能助长国民党当局坚持其一贯实行的对民众的统治政策。三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力量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当时，八路军的人数不足5万人，加上后来编成的新四军的人数，也不足6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力量，除陕甘宁边区外，只是在华北刚刚开始组织。我们不但要同强大的敌人侵华日军作战，还要与企图“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7]392的国民党共处。如果进步势力得不到扩大和巩固，不但不能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会被削弱甚至被消灭。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反对右翼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的策略方针。

三

从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之后到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对统一战线中各种势力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正式形成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

1938年2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肯定了国民党在全国抗战以来的进步，同时又指出：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合作，但又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复杂了。我们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说：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还说：我们党只有九万余党员，太少了，要发展民众的力量，“便要发展党”。八路军要“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游击队“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9]387-389。张闻天的这个发言，进一步强调了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

在1938年10中旬至1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然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事实，“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7]525。他还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他说：在抗日时期，阶级斗争应该“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7]539。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关系问题的论述，提出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致性的理论，说明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就是在民族斗争条件下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方针。所以，这个理论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

1939年和1940年初，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39年1月，王稼祥在《关于对地主阶级政策的报告》中，对地主阶级在抗战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根据地内的状况和政治态度作了分析，阐述了中央对地主阶级的政策。报告中说：“大多数的地主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虽然他们在抗战中还继续要有许多动摇的、不坚定的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含地主阶级在内的，一般地主在今天还是帮助抗日的。”“我们今天对一般地主阶级的政策还是要争取与推动他抗日。”“农民大众抗日的力量愈强固发展，愈能对抗战胜利有保证，愈能推动地主阶级抗战行动。”[10]209-212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方面挑起的摩擦，“是对抗战有害的，长此下去势将引导失败，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对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11]24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必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12]217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救国会、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的政治积极性在增长，我们应“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11]204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这个指示中指出：我们要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力争“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要力争“中间阶层”，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同时，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要“坚决反抗”。这样，才有可能克服投降危险，并且能够“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7]713。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或认识，可以说是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的正式形成作了直接的准备。

1940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的这个概括，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采取的各种策略的总体概括，所以被称为策略总方针。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这个方针作了解释。他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进步势力是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进步势力发展了，才能“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中间势力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要通过发展进步势力和争取中间势力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这样才“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7]744-751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但概括地表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并且对这一方针的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的具体说明，从而标志着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的正式形成。此后，毛泽东曾多次重申了这个总方针。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之所以在这时正式形成，主要有这样的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统一。党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本来没有什么不同认识。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3]515，其实质是主张一切通过和服从国民党，反对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正确方针。王明的错误主张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造成了党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认识的不统一。中央政治局及时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关键的会议”[14]424，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就不能坚持下来，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策略总方针。二是党对地主阶级问题和地方实力派问题的正确认识。对于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党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起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新问题。党虽然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团结广大地主共同抗日，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对地主的认识问题。现实表明，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是能够接受减租减息政策的，他们与坚持反共立场的顽固势力是有所不同的。党的争取开明绅士的方针，就是把广大地主作为中间势力来争取。地方实力派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相当的重要性。他们同顽固派有矛盾，并不积极从事反共活动。因此，党也把地方实力派作为中间势力来争取。三是顽固势力的反共活动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加大。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就是指蒋介石集团，也就是国民党内的“中央派”。全国抗战以来，他们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日军进攻规模的减小，他们把政策的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15]1042，并于1939年12月大规模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经验表明，只有击败顽固势力的军事进攻，公开揭露他们的反共阴谋，使反共活动受到孤立，他们才能有所收敛，才能使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护。所以，到了这时，党才能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并作出系统的阐释，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才得以正式形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才不断地壮大了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群众力量，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正是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才不断地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后来曾指出：实行这样的方针，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6]1258

[1]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2] 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9] 张闻天文集：第2册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0]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哲 文]

The Formation of the General Policy of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B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7，China)

The general policy of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to grow the progressive forces，win over the middle and isolate the die-hard，which was progressing gradually. From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in 1931 to Wayaobu Meeting in Dec. 1935，the CPC proposed the basic idea about this policy. After the Wayaobu meeting，this policy wasn’t formed preliminary until the activists meeting in Nov. 1937. To the senior cadres meeting in March 1940，the whole policy was completed finally.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National United Front；General Policy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4.024

2017-01-18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91)。

张冰(1978-)，女，吉林松原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D231

A

1001-6201(2017)04-01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