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友者

“欲識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资产雄厚的徽人在行商之余，热衷于古玩书画的收藏。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所以“独有徽人偏笃爱，重金无吝购娱珍”，尤其是歙县的“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徽人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书善画，并与当时社会上的贤豪名流相往还，积极搜求古今法书名画。由此引发了徽州艺术品市场的兴盛。当时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徽州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五牛图（局部）  纸本  20.8×139.8cm  韩滉  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徽州的艺术品收藏圈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

收藏群体也疯狂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究其原因，除了徽州地域的因素外，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鉴藏风气有关。沈德符在描述明中期社会收藏之风时就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徽人为政，以临邓程、卓之货，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泥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明末徽州鉴藏家收藏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把自己历年行商古玩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书画记》中，让我们得以看到当时市场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吴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此话中所提及的徽州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

江山小景图（局部）  南宋  李唐

事实上，徽州地区几乎每个家族藏品都有自身的特点和门类。正如徽州收藏家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记》中所言：“休、款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不仅各有特色，亦说明了徽州书画收藏之盛况。

榆林程氏为徽州大收藏家族，代表人物是程季白。他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均有交往。吴其贞称其“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了，鉴赏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而李日华（1565-1635年）《六研斋笔记》中说季白藏有唐人韩滉的《五牛图》。画家王时敏曾借观过他所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季白死后，其儿子程明诏继承了家产，收藏虽不如前，但依旧十分富足。家藏有“汉白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吴其贞在徽州到过他家中，并看到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翟院深的《雪山归猎图》、赵孟頫的《水村图》手卷、王羲之《行穰帖》的唐初摹本、王蒙的《秋丘林屋》题记等。可见藏品之鸿富和精美！12年后，他再次拜访，观赏了黄公望《同天春晓》、吴镇《水竹山居图》、郭熙《乔松山水图》、荆浩《山水图》等9件作品。

此外，居安黄氏也是当地的收藏望族。吴其贞曾在居安黄氏家里观赏了夏圭《雪亭图》、马和之《毛诗东归弦歌》和赵孟頫《前后赤壁图》，他说：“以上观于居安黄山家，黄山则黄石之兄，为士夫中鉴赏名家。”同年还在其家观赏到了马远所作册页等14幅书画作品：“以上十四种在乙亥十月既望观于伯昭侄肯堂之上。是日所观未登记者有唐人临王右军《曹娥碑》、米元章为国祥书《天马赋》、李龙眠《游骑图》。伯昭讳道昂，攻举子业，无心古玩，翼明兄次子也。兄讳怀贤，为人以孝弟自持，好博古，尤嗜书画，所得皆海内名物。”

然要论徽州最大的收藏家，当属西溪南的吴氏，可谓家藏巨丰，匹敌清内府收藏，并与名士多有交往。《丰南志·士林》有吴廷传：“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藏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斋帖》，杨明时为双钩入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所刻有馆本《王右军十七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

行楷书千字文   晋  王羲之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交易方式多样化

徽州的書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据吴氏观察，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实际上，龙宫寺内可能有交易的店铺，吴氏多次去了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己卯九月五日，他曾记述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是黄公望所作《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王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己卯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壁《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枫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而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十分多样化。吴其贞购买书画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的，说明佛寺道观起着中间商的作用。另外还有别人赠送的。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除吴其贞外，还有徽州榆林的郑廷奇。在己卯十一月时，吴其贞碰到郑廷奇，在他手上看到了柯九思的《柯丹邱荆溪图绢画》。郑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这样的商人大大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所以并不仅限于金钱交易，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等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忽然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书画作假的发达，使得方法也花样百出。不仅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亦有临摹充真等方法，可谓无计不施，令买者防不胜防。

蜀素帖（局部）  绢本  27.8×270cm  宋  米芾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月十六日，李日华在与朋友聚会时看到数幅“名盛而实不符”的假画，颇为感慨，于是提笔在其中一卷上写道：“此异代异迹，诚为异宝。然须俟异识归异人，措大不能有也。竹影破窗，金玉琐碎，恨不能呵幻为真，各饱馋意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作伪者当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朱肖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多次提到他。据说朱因善于修补古书画，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在徽州地区出现了像吴廷、吴祯、詹景凤这样的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囊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也。”这些鉴定家鉴定书画真伪，排除赝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与周边市场的良好互动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徽州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家乡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1602年）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如：“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己而，弃山公记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惜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耶！彝公默然。”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存在前后关系：“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八高僧图卷（局部）  宋  梁楷

然而说到底，这也是市场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为了搜求元四家的名作，徽商甚至不惜财力。时在扬州经商的徽商吴时英“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之所以这样，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徽州所藏大量法书名画，徽商经常邀请文人雅士鉴藏题跋，也促使了徽州的鉴藏趣味的形成。尤其是歙县西溪南吴氏所藏古今名人巨制不可胜数，一时间使元人画风、趣味在不同层面浸润整个江南文化圈。由此也让他们对元画产生了兴趣，从而影响其收藏。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其中董多次来徽州，他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亦留下了许多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他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所写。同时，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钱谦益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1642年十一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讀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

徽州发达的艺术市场，使苏州人的古董商人也会慕名来到徽州收购艺术品。如上文中的郑廷奇是一位长期从事古玩买卖的苏州商人。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那里。在丙午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获得到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

东庄图册之十   明  沈周

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是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康熙《徽州府志》明确记载了当时的社会变迁：“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日益萧条，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