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荣宏

——忆著名作家克非

□ 杨荣宏

2017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历时两年时间采访创作的《羌山追梦记》终于出版。拿到尚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我满怀喜悦，首先在脑子里排列了一个名单，我要将这本书赠给哪些人。

新作出版，要送书给别人，是有讲究的。不读书的，绝对不送。送给他，是增加人家的心理负担，人家随手扔进垃圾桶，怕伤作者的脆弱的心，拿回家又占地方。现在住房价格高昂，一平方米动辄几大千，人均空间是有限的，无端占用人家的住房空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假如别人将其一把火烧掉，又污染环境，雾霾本身已经够严重了，不能徒添其乱，且，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此等损人又不利己之事，我向来不做。这是底线。据我所闻，有作家写了书，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大名，请求比自己“大”的大人物斧正，时隔两日竟在大人物的豪宅之外垃圾桶中发现，作家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顿时双泪沾襟。况且，时代早已剧变，电视、手机、电脑如此发达，谁还读书啊？多乎哉，不多也。因此，赠书有风险，送前需谨慎。

但克非老先生，是我必送之人。因为我跟先生已经认识21年多了，虽然见面次数不算太多，但每一次见面，他跟我们谈的，都离不开文学，特别是单独见面的时候，他都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写。我想写，也在写着，但忙于事务，加之懒惰，写得不多，太少。听说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1月18日要到克非家中慰问，届时我们将陪同前往，我赶紧将呈送克非先生的书准备好，郑重地写上了“克非先生雅正”，并签了名，等待18日那一天……

认识克非先生21年来，我对他的感觉都没有变化：他成就高，出名甚早，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年事颇高，长我三十五、六岁，属于父辈，甚至算得上祖辈，但他不倚老卖老，对我（们）一律是视为朋友，平等相待，说得更贴切些，就像无拘无束的“哥们儿”，这一点，恐怕绵阳的文学作者都有同感；他激情飞扬，思维敏捷，似乎永远都是个青年，根本就不是一个老人，即使八十岁之后，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老态，就算腿脚力量衰减了，也没有一点衰相。因此，假如说他是一个老头儿，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博学的老头儿，一个谈锋甚健的的老头儿。只要跟他在一起，永远都是他在沙发上滔滔不绝，我们只管频频点头，间或偶尔提问。每次见面，他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都意犹未尽，因此，每次跟他告别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残酷的事情，让我们萌生于心不忍之感。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不结束的交谈，我们不得不满怀歉意地离开。

而且，克非每次出了书，都是要送我一本的。他送书给我，只签四个字：送杨荣宏，然后是落款，是时间，年月日。有一次改了，写了“杨荣宏教正。”我岂敢“教正”，那是老先生谦逊。有时收到他的书了，我会打一个电话给他，表示祝贺与谢意。翻一翻，浏览一下，即放进书架，心想，哪天有闲了好好读读。有时收到书后也读了一些，却连电话都没有给他打。

2011年，克非在绵阳的家中

初识克非，是因为我在游仙电视台当记者，做“人物访谈”栏目。谁是人物呢？领导干部，商人，企业家，当然，还有文化名人。其他的，最多算人，算不上人物，但是，只要给电视台赞助，有合作关系，级别不高的领导干部和分量不够的商人、企业家均可进入这个行列。游仙电视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由民营企业家樊清贵出资，挂游仙的牌子，使用效果很差的四频道。不能老叫樊老板掏钱啊，得员工自己创收，自己养活自己。因此，有人给钱就可充当一番“人物”。但文化名人除外，我们是追着文化名人采访。那时，绵阳的文化名人中，最耀眼的是吴因易先生，他的历史系列小说《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天宝狂飙》四部共120万字，1989年被改编为40集电视连续剧，1993年获全国电视“飞天奖”特别大奖。《唐明皇》热播之后，吴因易先生红透半边天。我首先拍他。一个下雨天，我和台里的同事小潘去找他，吴因易先生正在碧水寺一个豪华的吃喝玩乐场所接受央视的采访。据说央视要采访拍摄一周时间，而我们只能采访几个小时。吴因易先生说，你们小小游仙电视台晓得搞文化人物访谈，不错！不过，我要批评你们，要采访文化名人，首先应该采访“克老翁”嘛！

这才想起，我在攀枝花工作时，当地作家赖俊熙曾经跟我谈起过克非。说克非的中短篇小说写得好，有生活，幽默。他特别提到了克非的《头儿》。赖俊熙最推崇的是汪曾祺。他会做一手好菜，喜饮酒、好美食，也爱谈吃。他写小说，当时也雄心勃勃，发誓要写出大作品来，他谈论自己的小说，跟谈吃一样，那是一种无尚的享受。赖俊熙对自己的毛笔字也颇自得，这些都跟汪曾祺相若，算得上攀枝花的一介名士。他是我当年的一个良师益友，我常到他家蹭饭。赖俊熙谈到克非的时候，那神情是陶醉的、神往的、佩服的。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到克非，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吴因易先生跟我说到克非的时候，居然称“老翁”，克非年纪已经很大了吧？我想。对“克老翁”难免有些主观想像：是戴圆框眼镜、着长衫、拄拐棍，一个美髯飘飘、银发满头的长者派头，还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模样？

依稀记得，是1995年11月份左右吧，天气已经有些寒意了，从一个朋友那里辗转找到克非大女儿鸽子的联系方式，又从鸽子那里讨得了克非家的住宅电话。电话打到他在青义镇涪江边的家中，接听的正是他，一口浓重的眉山话，特别亲切、和气，显着热情。及至见到“克老翁”，才修改了我对他的形象的“创作”：他的样子，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仙风道骨，也不是那种文弱书生，他体魄十分健壮，不像一个作家，倒像一个职业运动员。克老翁那时应当接近六十了，但“老翁”不老，没有丝毫暮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朝气与活力。他的居室是两层小楼，总共约六间房子，小楼四周有围墙，围墙内种着葡萄。他的电脑房在一楼，电脑房也是他的工作室，工作室是装修过的，用的是一种比较光滑的地板，容易清扫灰尘的那种。那时他已经“换笔”，不用手写，改用电脑打字。这在当时，是相当时髦的事情，不仅时髦，也显然是一种阔绰的表示，电脑那时很贵，像我等小青年收入太低，是绝对买不起的。记得他家还喂养了一条大狗，令人望而生畏。

因是去拍摄电视片，我们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拍摄他打字的镜头，拍他的作品：已经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过去写的手稿和正在打字的打印稿，请他谈自己当前的创作计划，关于生活、关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关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拍摄他的住房，拍摄他在田埂上走来走去，与迎面而来、交臂而过的邻居点头、招呼的镜头，拍他到邻居家与人亲密谈笑的镜头，拍摄涪江从他的眼前潺潺流过，拍他伫立江边远望前方的镜头，他都相当之配合。而且，每当让他说话，他都十分之健谈，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

这天下着小雨，镜头里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在雨中，克老翁撑着伞，独自一人行进在阡陌间，反倒有一种特别的意境。此情此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不知不觉，天就黑下来了，克老翁却兴致颇高，似乎也不嫌我打搅，也并不急着要工作（或者思考或者阅读或者创作），给我泡上一杯茶，回到他的电脑旁，他又聊起了他的规划，说，“我正在创作一部扑克牌一样的作品，随便洗，随便组合，每一种组合，就是一部新的小说……”而且还得意地将输出来的厚厚一叠稿纸递到我手中，给我示范：“这么组合”是小说A，“这么组合”就变成小说B，“那样组合”就变成小说C了。这，让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感到相当新奇。过后多年，我都一直在期待着最终完成之后的这部扑克牌小说问世。非常遗憾，这部小说最终未能诞生。

克老翁已经去世之后，我读到阿来的一本新书《当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阿来告诉孤陋寡闻的我，多年前，法国就曾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但没有成功。关于扑克牌式的小说的想法，是克老翁和法国人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他受到过那位法国人的启发和影响呢？我不知道。不过，无论怎么样，克老翁的探索精神、实验精神，的确令人钦佩。

擦黑时分，我提出要告辞，克老翁顺手抓了一瓶泸州特曲，夹在腋窝下，说：“走，我们喝酒去！”我说：“喝酒啊？要喝酒也行，那我请客！”那时，我还能喝点酒。克老翁手一挥，说：“你的收入低，我请！我的收入是很高的，我还有稿费，我请！”记得当天他的大女儿鸽子也在家，我跟鸽子之前就认识了。我建议是否把鸽子也叫上，咱们一起去。他说：“算了，她，小娃儿，算了！”其实，鸽子比我还年长些，因是他的女儿，永远都是“小娃儿”。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克老翁可不是把我当“小娃儿”看待的哟。克老翁是革大毕业生，老革命，享誉国中的文坛老将，但他不装神、不摆谱，而是一个讲义气、平易亲切、讨人喜欢的老“哥们儿”！

然后，我们就一前一后朝青义镇街上走去，一路上都有夜归的老乡跟他打招呼：“刘老师好！”“刘叔叔好！”“刘爷爷好！”“大作家好！”让我想起与老乡“把酒话桑麻”的陶渊明。他跟他们非常熟悉，相处得非常自然、随意、融洽。他跟陶渊明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是厌倦官场才弃官逍遥的。克老翁是以出世之姿做入世之事，他择乡间，是为了拥抱生活，创作反映生活的大作品。

他曾任过省作协三届副主席，是省作协专业作家，原本省作协是给他在成都分配了宽敞、漂亮的房子的，但他自己申请到青义来。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了当年洛阳为之纸贵的长篇小说《春潮急》整个创作、修改、出版的全过程和种种细节，也问过克老翁，他对这部让他名声大噪的作品的看法。说实在的，作家本人并没有多少自豪感——很简单，出版之后的成品，相当多的地方，不是他的意思，添加了大量当时政治气候所需要的东西，不如此，即不能出版。比如，在扉页，首先印着的，不是其他内容，而是《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么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还有一段：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他告诉我，《春潮急》第一稿完成是1965年，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直到1975年，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出版，历经磨难、周折，跨越十年之久！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一部小说要诞生，何其难哉！这些内容，在我的专著《故事 思想 谈锋——西蜀文艺名家访谈录》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当晚，我们一老一少在街上的青羊饭店一边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酒，一边有一句没一搭地说话。他聊自己对小说的看法，对《三国演义》的看法，对《水浒》的看法，对《红楼梦》的看法，谈对《诗经》某些作品的理解，常有灵感四射的观点闪现。他也谈自己的种种蓝图、种种规划。我们喝得人喜神欢，不知不觉“吹”掉了整整一瓶白酒，却依然意犹未尽。

后来，我们还有多次交往。绵阳青龙集团赞助，市委市政府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召开，我曾去报道并采访了巴金的弟弟、出版家李济生、著名的京派小说家邓友梅等一批前来参会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再后来，我到《游仙报》工作，又采访过他一次。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交谈。这次重点在谈《诗经》，克老翁对郭沫若的《诗经》研究观点有质疑，他要造郭老的反。回到沈家坝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克非：如椽大笔掀巨澜》。时任游仙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纪昌技高一筹，说，题目加一个“又”字吧。于是变成《克非：如椽大笔又掀巨澜》，发了一个整版。他会全身心转到《红楼梦》研究上去，而且从此就没有刹车的迹象，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之后，他的《红楼雾瘴》、《红学末路》、《红坛伪学》、《克非谈红楼梦》等著作先后问世，每出一本新书克老翁都签名题赠。只是惭愧得很，我对版本之类素无研究，对脂砚斋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子，真的没有多少兴趣，这些红学著作很少读完过。他是小说家，小说家之间心灵是相通的。我暗暗期待克老翁从文学角度，从一本小说的角度，从审美鉴赏的角度谈谈《红楼梦》，我想，那该多好！我深信，他一定是有高见的。从我初步的阅读看，克老翁研究红学的冲动和激情来源于对中国古典小说成就的高度认同，以及他对红学界权威冯其庸先生的严重不认同——他要再次造权威的反：冯是权威，但他要推翻冯其庸们学术研究的基础。

克老翁去世前一两个月，从微信朋友圈经常看到，绵阳的作家朋友到芙蓉汉城他的家中探望，跟他合影，跟他相谈甚欢。1月18日，省作协新任党组书记侯志明专程去慰问他时，他的精神还非常健旺……没想到才隔几天，他就毫无预兆地寿终正寝了。老人家溘然长逝的消息传来，我满脑子都是过去跟他在一起聊天的图像，觉得这个消息应该不是真的。

麦克阿瑟有个著名的演讲说：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在我的心目中，克老翁一直不曾“老”过。因此，我当然相信，克老翁不会死，也只是凋零。我和文联主席、诗人马培松等几位同志立即赶到他家中，与克老翁家人、挚友商量如何办理后事，直到送别他后这么久，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这么认为：克老翁还活着，不仅仅活着，而且还依然健康，依然年轻，依然口若悬河。

这些日子，我在家里不时会无意识地走到书柜旁，翻翻拣拣，触目所及的，是《春潮急》上下册、《野草闲花》（两个上册，没有下册）、《鸦片王国浮沉记》、《山河颂》、《满目青山》以及几本红学著作。《无言的圣莽山》也是他重要的作品，但我没有。这些书，有的是他送我的，有的是我淘来的旧书。我想，我要将他的著作全部搜罗回来，选几个好日子，泡一杯茶，安安静静坐下来，再次重温老人家留给我们的这些著作。摸一摸，掂量掂量，翻一翻这些著作，还是不相信克老翁已经离开人间了，总以为他只是睡着了，只是进入了梦中。有时，我甚至想，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从梦中醒来，然后兴致勃勃地，用他那一口跟苏东坡同样的眉山土话给我们再讲讲百讲不厌的《红楼梦》呢！

我这个感觉大概不算荒谬，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他的著作在，他就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