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大军

苍天不佑 我自坚守

□ 刘大军

丙申岁末，大寒方去。虽有腊梅报送春的讯息，浓厚的雾霾和凛冽的寒风仍给时阴时阳的天气制造出几许凄冷，给忙于辞旧迎新的人们带来了几多焦虑。

冥冥中似有不祥的事件发生。

果然，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一个噩耗以电子传播的速度在绵阳文学界传开——享誉全国的当代作家、我们最尊敬的克非老师，七点四十分在他的寓所告别纷繁的人世，驾着凤凰车，乘着长风，朝发苍梧，夕至昆仑，到他理想的天国自由地耕耘文学乡土去了。

蜀中乡土小说最后一棵大树轰然倾倒了！

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讯息啊！

这是真的么？虽然他患多种老年慢性病多年，但他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毅力一直在和病魔抗争，对艺术人生充满期待，艰苦跋涉，笔耕不辍。十多天前在电话问候中他还殷殷告诫我要爱惜身体，少抽烟少饮酒，放缓写作节奏，写自己想写的作品。语意情真意切，语速流畅舒缓。我不禁为他的大病康复由衷地高兴，计划在他八十七岁生日后去拜望，聆听他的教诲，没想到猝然间他竟驾鹤西去了……这是何等的遗憾和痛彻啊！

浑噩的大脑中浮现出的全是半个多世纪听闻、阅读、崇敬、认识、师从克非老师的影像,一幅幅、一幕幕，恍在眼前，亲切真实，刻痕深深，追忆的思潮如泉喷涌。

1960年读初二时，难忍腹中饥饿的我不时以文学阅读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饥馋。在读到《记贺龙》的作者简介时看到著作者沙汀竟然是与北川相邻的安县人，一向崇拜作家的懵懂少年顿时产生了莫名的亢奋，于是把学校图书室所藏不多的沙汀著作找来，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通。1962年去安县上高中时，在安县籍同学夸耀地方名人时，我竟自豪地夸耀说我读过沙汀的作品。一个喜爱文学的同学不服气，问我知道在安县工作过的克非么？读过克非写于安县黄土马村的短篇小说么？我只能以孤陋寡闻认输。在那位同学的指点下，我开始不间断地阅览学校图书室订阅的克非发表作品的主要载体《四川文学》，相继读到了他写农村现实生活的《僻静的山沟里》；写大跃进后农村基层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纠正“三高五风”的《老周》；写和善待人，以温情化解人际纠纷的公社招待所女干部的《月季花》……我来自农村，熟悉农村，被克非关注农村现实生活、深刻揭示农村社会矛盾的艺术观察力所折服，为他娴熟的川西语言、幽默机趣的艺术表达击节不已。

在安县文化馆，曾和克非共过事的副馆长高一旭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了克非在安县工作和创作的经历。

1998年，克非与涪城区青义镇农村妇女交谈

克非本名刘绍祥，苏东坡故乡眉山人，出生于1930年1月19日。1950年由西南革大成都分校分配到安县，先后在县联社、县委宣传部工作。他幼小时上过私塾，少年时进了小学中学，既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又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滋养，乡间的口头文化激发了思维敏捷、好动擅讲的他的创造基因；因受鲁迅、沙汀小说和苏俄、法国文学的影响，又工作、生活在创造了无数鲜活的川西乡镇艺术典型、讲述了无数个生动的乡镇故事的沙汀故乡安县的丰饶大地上，潜藏在他心底里的艺术创造的种子开始萌发，于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陆续在《川西日报》《川西文艺》发表通讯报道和小故事，1953年开始了小说创作试笔，1956年在《西南文艺》发表了中篇小说《阴谋》，旋即被《新观察》转载，受到了沙汀的关注和指导，由此登上文坛，创作势头锐不可挡，成为四川文学界“北克南揭”（川西北的克非、川东南重庆儿童文学作家揭祥麟）青年作家的代表。克非调离安县后先在绵阳地委机关报《前锋报》做记者，之后调至绵阳地委宣传部做农村工作，从事文学创作。他经常深入安县农村吸取创作素材，写作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由作品到作者，克非在我的脑子里具象化了。

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文艺领域首当其冲，一大批戏剧、电影、小说被批为大毒草，文化大劫难的狂风恶浪由此掀起。是年，《四川文学》开辟专栏批判克非的《月季花》，所定罪名是抹杀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执论者气势汹汹，强词夺理，棍子胡乱舞，帽子满天飞。若干年后，我听原绵阳地专机关知情人士说，就在《四川文学》批判《月季花》的同时，克非因在一篇写农村饲养员的小说中无意间将虚拟的养猪场写成毛泽东1958年来四川时视察过的养猪场，被阶级斗争积极分子抓住把柄，上书中央办公厅核对毛主席是否去过该养猪场。回复自然是否定的，于是以“大不敬”给他定罪，受到了内部严厉的整肃。

1967年秋天，我路过乱纷纷、闹哄哄的绵阳，见地委机关围墙外的大批判专栏里贴满了批判克非的大字报，都是些吓人的罪名、空洞的政治诛语，不堪目睹。

苍天不佑克非，其奈何哉！

1973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部分调整了文艺政策，文艺领域出现了些许的复苏景象。《四川文学》更名《四川文艺》应时出刊，向全省各地文化机构大量派送。在首期刊物上我兴奋地看到了克非的长篇小说《必由之路》第一部（即《春潮急》）选章，并从编者按中得知该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克非出山了！我迫不及待地秉灯夜读，为克非川西农村生活的艺术表达、形象细腻的人物刻画、鲜活生动的地方语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照当时正在走红的同类题材的《金光大道》，感到当时牛皮哄哄的浩然全然是在演绎政治概念，和克非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1974年7月，两卷本的《春潮急》出版问世，我所在的北川文化馆立即订购了100套，发给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小小的县城掀起了阅读、谈论《春潮急》热。

1975年春天，峨眉电影制片厂在北川拍摄《春潮急》外景，片头的春潮浪花、主人公李克复员回乡的第一个镜头就取自禹里水秀村的湔江滩头和禹里下场口的登云桥。大山区县开天辟地拍电影，那是何等的轰动啊，开机拍摄当日围观者竟有数千人。那时人们不追电影明星李亚林，尊崇的是《春潮急》原著的小说家克非，现场的人们奔走相告：“克非是安县人！”“那个戴鸭舌帽的就是克非！”“刚才在桥上走的李克就是克非的化身。”……一些有关克非的传奇在坊间迅速传播。遗憾地是克非没有到拍摄现场。

直到1975年5月在绵阳地区的文艺创作会议上，我才有幸见到心仪已久的克非老师。他和出版了中篇小说《仇恨》的母成玉应邀到会谈创作体会。克非一登台就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风华正茂的克非挺拔壮实，着一袭藏青色中山装，浓黑的偏分头下一对亮眼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款款走上主席台，待掌声平息后，用浓重的眉山口音讲了起来。他闭口不谈已经发行200万册、被多家报纸盛赞、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同名电影已在紧张拍摄的《春潮急》的创作体会，只是感触颇深地慨叹了一句“改得很艰难，改得很痛苦”，就进入了“深入生活、发现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的主题。他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写作的实际，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有理论、有实例、有感悟，与当时钦定的文艺创作“三突出”金科玉律、多年来奉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政策大相径庭。与会者大有醍醐灌顶、大梦初觉之感，深感这才是作家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掌声一次次打断了克非的演讲。

1976年6月，绵阳地区为了完成上级的文艺调演任务，集中了十几个戏剧作者创作、修改与“正在走的走资派作斗争”题材的重点剧目。在那暴风雨的前夜，社会动荡 ，思潮纷纭，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讨论修改什么捞什子剧本？大家就聚在会议室里喝茶闲聊。会议主办者以为剧作者们遇到了拦路虎，就把刚从剑门山区深入生活回绵阳休整的克非请来和大家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和克非老师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听他敞开心扉讲创作。他像老朋友似的向每一位认识不认识的作者了解其生活与创作经历，要大家记住鲁迅的教导“写不出来不要硬写”，千万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写作要有感而发。写作从来不是写故事，是作者的情感表达。在讨论中针对从政治概念出发，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框架设置戏剧冲突，然后安排人物、编造情节的戏剧创作套路，克非很不以为然，他说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立足于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写作品就是写生活。他还引用沙汀曾经对他讲过的话 “情节好写，‘零件’（细节）难凑”，强调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写好细节至关重要。他还给我们讲了“倒起写”编故事写情节的生动实例。在更小的范围中，克非回叙了在《春潮急》修改过程中出版社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加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线的曲折过程，“改得恼火啊，几乎是推倒重来。那是没办法的事……”他仰天长叹，满腹的遗憾，满脸的无奈。

1979年10月，克非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一个崭新时代的画卷徐徐展开。满载而归的他以饱满的激情昂首阔步地跨入了新世纪的大门，以丰沛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储备，和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共同绘制着文艺春天的绚丽图景。他再赴上海，挣脱政治枷锁，坚持“写生活”的原则，另起炉灶，重新布局，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修改出了《必由之路》第二部《山河颂》，紧接着又完成了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满目青山》的写作。虽然这两部小说承载着厚重的生活，沿袭着克非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形象，但因小说的基调是将农村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作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必由之路”，超越了现实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也和全社会都在反思合作化、公社化急躁冒进的极“左”路线格格不入，更与自下而上的人民公社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社会现实不相协调（当时正值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高峰期，人们文学阅读的兴奋点是对既往历史、社会、生活的苦难咀嚼，以及痛定思痛后的思辨，对改革开放的期盼和展望），这两部小说出版后受到冷遇势所必然。

苍天又一次辜负了克非。

心系农村农民、不负苍生的克非，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克非也在思辨求新。他离开了保守落后、信息闭塞的生活基地剑门山区，回到了绵阳。精力充沛的克非和近郊农村、政界商界、文艺界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广交朋友，阅读海量的文学期刊，频繁地参加成都、绵阳的文学活动，努力吸收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新的信息，转变自己的文学观念，努力跟上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步伐。他发酵生活积淀，创作出了反映民国时期山地生活的长篇小说《耕种者》，塑造“文革”中见风使舵、上蹿下跳、打棍子扣帽子制造冤假错案的无耻文人吕明空典型形象的长篇讽刺小说《变色者》。两部小说交到出版社后，恰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的大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展开，两部小说的出版因民国、“文革”题材不合时宜而搁浅。我曾拜读过这两部小说的部分章节，为克非笔墨老道的生活描摹、人物刻画、主题表达而感奋，也为作品不能面市深感惋惜。

苍天再一次辜负了克非。

转机出现在1981年。时任省委书记谭启龙在去川东北考察调研农村改革时安排克非随行，之后克非在省作协的安排下又单独去了一些农村联产责任制推广迅速、生产发展快、农民生活好的地方参观访问。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在克非心里涌动，他的创作激情如火燃烧，相继在《四川文学》和国内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了《头儿》、《火星闪闪到天明》、《微风燕子斜》、《花蜘蛛》、《桃妹儿》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展示了克非旺盛的文学创作冲刺力和深厚的功底。被多家选刊转载的《头儿》受到了文学界的重视，各种肯定与否定的声音在报刊喧嚣尘上，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头儿》无疑是克非新时期的扛鼎之作、转型之作，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包工头儿应该是冲破旧的体制束缚、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是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可惜那些关在书斋里的评论家无视农村的历史性变革，从僵化的姓社姓资观念出发，对小说大张挞伐，压倒了力挺克非的微弱声音。倘若有掌握文学话语权的像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所遇的那样的“贵人”对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给予鼎力推介，克非庶几能站在文学制高点上，沿着《头儿》的势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更为可叹的是四川文学界囿于盆地意识和陈腐观念，没有给克非应有的支持，也没有把克非推向更为广阔的文学舞台的计划和行动。这严重地挫伤了克非思想探索的锐气和求新求变的积极性。

这之后，绵阳发生了城郊青义、江油方水由于政府大力发展生姜生产却又不给找销路，致使生姜堆积如山、变质霉烂，农民不得不自行长途贩运，后来被定为投机打把，受到公安、工商部门打击的震惊全国的大案。克非抓紧时间深入生姜产地作调查，了解计划经济给农民带来的危害，观察农村出现商品生产萌芽这一新生事物，以此为题材创作出版了为农民敢于冲破旧制度的藩篱、开创新的生活唱赞歌的长篇小说《野草闲花》。由于执掌四川文学界牛耳的老人们认识滞后，对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敏锐性熟视无睹，还沉醉在周克芹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的荣光里，把功夫用在了打造知青作家群上，忽略了另一个文学川军的领军人物克非，没有在舆论上理论上给予克非的新作足够的支撑；出版该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未利用所占的黄金口岸对《野草闲花》进行宣传推介，任其成为记录克非创作历程的“野草闲花”。

苍天啊，你对钟爱苍生、情系苍生的克非为何如此不公？为何让他一次次和新时期波涌浪翻的文学大潮擦肩而过，不让他站立在应有的高度上？

1983年，克非赴京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专程去木樨地看望了耄耋之年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沙汀。学生和老师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还在挖掘川西乡镇题材、笔耕不辍的沙汀对克非满怀期待，希望他不要离开农村，跟上时代脚步，保持创作风格，写出人民喜爱的小说。克非静静地听，牢牢地记，把满腹的苦闷和困惑压在心底，认真地消化着领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沙汀老师的每一句金玉良言。谈话中沙汀建议克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发展规律改写《春潮急》。克非踌躇了，农村合作化是一个绕不开的死结，怎么改写？见沙汀要求迫切，只好以该书出版发行了两百万册，再出版就没有销售市场为托词搪塞老师。沙汀心犹不甘，生气地说：“出版社不愿出，我拿稿费给你出版！一部生活扎实的作品就那么阴悄悄地凉起么？”之后，沙汀还三番五次给克非捎口信，催问《春潮急》修改得怎么样了？文学前辈关爱关切的殷殷之情令克非没齿难忘。

苍天不佑，我自坚守。孤独的克非并没有因此停下上下求索、艰难奋进的脚步。他在利用已有的素材写作长篇小说《鸦片王国浮沉记》、《无言的圣莽山》的同时，尝试着文体的变革，用意识流的方式创作出了魔方复调小说，作品陆续在一些文学杂志刊载了部分篇章，引起了川内评论界的兴趣。可惜的是克非没有将这一试验坚持到底，没有善始善终地把作品写完。就已发表的篇章来看，一贯的现实生活密集叙事、严谨的情节框架、诙谐活泼的川西方言也与意识流的表达方式不相吻合。“换笔”受挫使克非更为困惑。在一次闲谈中克非无比感慨地说：“现在我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了！”

克非的著作

随着年龄的增大，痛风等疾病不断地折磨着意志刚强的克非。寓居绵阳城郊乡下的他已经无法再去生活第一线汲取生活的营养了；定式的思维、既有的题材取向、成熟的写作范式决定了他小说创作超越自我的难度；远离改革开放大潮和文学中心，使他难以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和文学嬗变的最新信息。在写完中篇小说《牛魔王和他的后代》并在四川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后，克非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红楼梦》研究上。对于这部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克非终其一生不倦阅读，细细咀嚼，缜密思考，将其精华化为发酵自己熟悉生活的“酒曲”，酿造出三百多万字的“美酒”。他遍找《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搜集百年红学的研究、考证资料，注视当前红学研究动态，从《红楼梦》文本出发，反复阅读，细致梳理，认真翻检，耐心比照，以作家的思维、小说家的眼光，他首先把目光定在已成定论的脂砚斋身上，揭露脂砚斋这个表面高雅实质低级的文坛骗子，乔装打扮，篡改红楼，两百年后竟赢得了红学“大批家”的美称，成为新红学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误导了红学研究。此论先后在《峨眉》、《北京日报》发表，引起了红学界的震动，掌管红学研究的权威人士发起了对克非的围剿。克非未予理会，继续深化研究，以杂文随笔的方式对脂砚斋进行揭露批判。《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甫一出版问世，立刻在红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红楼梦》文本研究者的支持。克非没有就此止步，在揭开脂砚斋的面纱之后，系统地对中国考证派新红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读、把握、透析，在《红学末路》《红坛伪学》两本书中，推论名声很响、人数众多、活跃于世近百年的学派，实际是一个伪学派，其构成的号称“显学”的“考证派新红学”，不是真正之学，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到了不可救药地步的伪学。克非的理论勇气、充分的论据、扎实的论述挑战了垄断红学研究话语权的权威，动摇了新红学派的根基，刷新了红学研究的记录。2015年6月，克非研读《红楼梦》文本的《克非谈<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名作家谈红楼系列”隆重推出，了却了克非“回到文本”研究红学的初衷。皇皇四册130万字的红学研究，凝聚了克非二十余年阅读红楼研究红楼的心血和汗水。

文章憎命达，苍天妒英才。无论天道、环境、际遇怎样变幻无常，克非老师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变。一生不舍追求，一生执着坚守。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景仰和效法的啊！

克非对文学的另一种坚守是倾尽心血、竭尽所能地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关心支持地方文学事业的发展。在我和他四十多年的学习请教、交流探讨、随同出行的交往中，他曾无数次地对我的阅读写作作了指点、告诫、提醒，劝告我一生都不要停止观察思考，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要深度挖掘熟悉的山区生活、羌族生活，写出有分量的作品。被他领上文学之路、给过具体关切、教导、帮助的绵阳本地和外地的文学寻梦者数以百计，经他批阅、作序、评点的作品难以数计。他还用相当的时间、精力参加绵阳的文学活动，凡文联、作协、剑南文学编辑部和县市区举办的文学创作会、笔会、研讨会、改稿会，他是有请必到，发言高屋建瓴，热诚中肯，使与会者受益良多。为促进绵阳文学的繁荣，培养更多的文学新人，他的足迹遍布绵阳的山山水水，把一腔赤诚和大爱撒播在了绵州大地上。

一方水土养育一代文学家，一个地方的文学家对本土文化的引领、示范、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山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绵阳古有李白、欧阳修、文同、苏易简、李调元，现当代有沙汀，今有克非，他们是闪烁在绵阳文化星空的群星，以其文学光芒辉耀着绵阳文化发展繁荣之路。

克非走了，我们已然听到了在文学跋涉路上杂沓而坚定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