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月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 重庆 408100)

自译研究新范式，引领翻译实践
——评《散文自译与自评》

赵国月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 重庆 408100)

用传统的“作者-译者”二元对立的翻译理论已难以解释清楚自译中存在的问题。这一事实需要对自译进行再定性，打破“作者-译者”二元对立的既有认识，构建“作者-译者-评者”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将作者与译者放置在连续统上考察，能更清楚地认识自译以及翻译作为实践行为的本质。《散文自译与自评》(2017)一书便扑捉到了自译研究的这一重要议题，在概念的重新定性、研究范式的破与立以及对翻译实践观的引领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译；定性；连续统；翻译实践观；《散文自译与自评》

1.0 引言

自译(Authorial Translation/ Self-Translation/ Auto-Translation)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学文化历史上多有作家或学者将自己的作品从一种语言，特别是从自己的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陈义海，2013)。杜贝莱、培根、霍布斯、多恩、贝克特、泰戈尔、布罗斯基、纳博科夫、林语堂、张爱玲、卞之琳、白先勇、萧乾、余光中等等，都是自译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文学自译实践活动拓展了文学的生命时空，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文学创作和翻译研究的诸多独特视角。然而，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又给学界带来诸多困惑，如自译的定性、自译的自由度以及自译的研究方法等。周领顺与露丝·莳(Lus Shih)合作，推出了关于自译及其研究的新作《散文自译与自评》(2017)(下文简称《自评》)，彻底地阐述了自译的性质，重新对自译定性，通过翻译实践并借助理论分析来解决文学自译中遗留的问题，深化了对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

《自评》内容有三部分，分别是“散文翻译纵横”、“散文英译实践”和“散文英译专评”。第一部分“散文翻译纵横”阐述了散文翻译的“美”与“真”、“信”与“达”、“译”与“评”、作者的“创”与“译”以及译者的“译”与“美”等几对相互紧密关联的问题。此部分主要是为读者赏析英译实践作理论铺垫，换言之，重在“理论引导”(周领顺、露丝·莳，2017：2)。第二部分“散文英译实践”选择了12篇作者创作的散文，并附英译文供读者阅读欣赏。除此之外，每篇原文和译文之后都提供了注释，对一些重点的词语或句式表达做了说明，对特别的译笔和翻译过程做了“点睛式的诠释”(同上)。此部分目的重在翻译实践演示，更有利于读者揣摩译者的翻译过程，研究者也更能把握自译者的翻译心理，为自译做出更充分和客观的解释。第三部分“散文英译专评”选择了6篇不同特色散文的英译，从不同的侧面对自译的散文进行客观评价，如：英译中如何再现汉语散文的韵味、在英译时如何把握杂文逻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如何英译再现汉语描写文中的主观性描写、如何在翻译时做到文化联想进而通过翻译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平衡文学翻译的忠实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的关系等，该部分重在理论与实践的充分融合。

《自评》是一部以自译为主题的著作，融创、译和评于一体，对自译研究的概念、自译研究范式和翻译研究乃至教学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0 自译研究的破与立

自译本身概念很难界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著名双语作家的关注引发了对作家自译作品和自译行为的关注。国外出现了关于自译研究的两部扛鼎之作，分别是TheBilingualText：HistoryandTheoryofLiterarySelf-Translation(Hokenson & Munson，2007)和Self-Translation:BrokeringOriginalityinHybridCulture(Cordingley，2013)。前者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第一本论述自译史和自译理论发展的专著，首次使用语言、文化、文学三维立体概念对自译进行描述性研究(陈吉荣，2009)；后者是围绕“自译”而成的专题论文集，从“自译与文学史”、“跨学科视角：社会学、心理分析学与哲学”、“后殖民视角”和“世界主义身份/文本”四个角度分门别类地集合了学者们对自译的不同见解(陈伟，2016)。国内则有《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短篇小说的汉-英自译研究》(桑仲刚，2014)和《张爱玲自译风格研究》(阮广红，2016)两部专著。前者采用描写的研究方法，抽样选取了汉-英自译短篇小说以及自译者对他人作品的翻译、他译与自译的平行文本为研究语料，通过对比自译及其相关翻译的双语文本，考察了汉-英短篇小说自译策略的规律和特点；后者则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张爱玲英汉、汉英自译代表作的系统研究，探索张爱玲的自译风格及其成因，重点分析了文化观、读者观以及个人写作风格对于张爱玲翻译观的形成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同学者对自译的创造性和自由度具有不同的看法，究其实质，源自自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更何况这种翻译理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比如Bassnett(2013)走出以前彻底否定自译为译的思路，从翻译文化学派视角看待自译，强调了自译实践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将自译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基于图里对“翻译”的定义，即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文化社团就翻译达成的“普遍认识”，桑仲刚(2010：82)主张自译即翻译，但它是翻译的一个“特殊案例”。

随着对翻译本质和内涵认识的不断加深，自译也经历了翻译研究语言学派阶段“边缘化”到文化学派阶段被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再到现今进一步细化的过程。同时有学者指出，学界对自译还存有争议，即“自译是翻译还是创作”(黎昌抱，2015：58)。究其实质，是因为作者与译者的身份交织重叠在一起，自译作品对原作创造性改写，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边界。面对这种相互交织的模糊特性，将译者和作者二元对立起来的传统翻译理论和研究方法已难以解释清楚自译中存在的问题，“仅透过传统译学的棱镜去观照自译，显然会有失偏颇”(陈伟，2016)。对此，周领顺(2016)打破以往既有的译者和作者二元对立论，在自己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周领顺，2014a，2014b)和连续统的思想，提出了“作者译”和“译者译”的细分法。

3.0 对自译的再定性

表面上看，自译所涉及的问题是一般的翻译问题，一般的翻译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自译现象；然而，当我们真正走近自译实践，深入到翻译的字里行间时，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陈义海，2013)。但有不少的学者迎难而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观点，逐渐形成了自译研究的多个不连续性理论节点(陈吉荣，2009：38)。学界貌似都形成了统一的概念性认识：自译是作者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是这种行为的结果(Baker，2004：17)，“自译者的主体性要比他译者更为张扬”(黎昌抱、李箐，2016)。自译者的主体性要比他译者更为张扬，其自由度就更大吗？

由于自译活动创作主体与翻译主体合一，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翻译研究所定义的译者和作者关系。用于作者与译者分离模式的翻译分析范畴不能完全解释自译现象(陈吉荣，2009：38)。这在《自评》中受到质疑，认为自译并不全是具有较大的改译空间和自由度，其理由是“译学界最常讨论的问题在于自译是‘翻译’还是‘创作’，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又与译者的身份和角色问题相一致，都是有关定性的问题”(周领顺，2016：102)。为此，作者将“自译”分为“作者译”和“译者译”两类，并将其放置在连续统上考察。作者并没有将其二元对立消解，而是通过具体实例指出“作者译”和“译者译”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自译行为中存在着译者身份的划分和转换现象。不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以其固定的“主身份”(谭载喜，2011：119)开展社会活动，但在不同的环境中，其“主身份”与其临时担任的“次身份”(同上)则会互相转移。“作者译”中，译者的主身份是作者，次身份是译者，身为作者的译者翻译时就会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度，译文出现较大的偏离度。“译者译”中则恰好相反。“译者译”的译者除了本身兼具原文作者身份外，在文本策略上和一般译者的翻译做法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以原文形式和意义为导向，积极进行着语言转换和意义再现的努力(同上：123)。

4.0 三位一体的自译研究范式构建

汉语散文英译多见他译，译者不是作者本人，有时候也会出现对原文的误读造成译文中的误译。即便有译者翻译自己作品的现象，“但又很少自我评价，作者、译者的心声全凭读者去揣摩”(周领顺、露丝·莳，2017：1)，偶尔出现误评也在所难免。目前常见的自译研究模式多以个案研究为主，这主要是由于自译“创”“译”主体合一的特殊性决定的。常见的自译个案研究模式有“作者中心的研究”、“单文本自译作品研究”、“自译与他译的比较研究”和“自译作家的比较研究”四种。这几类研究模式各有利弊，但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是研究成果散点不成体系，“缺乏横向和纵向的轴线性研究”，没有充分关注到自译中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因素(陈吉荣，2009)。针对这一问题，Hokenson & Munson(2007)开创了语言、文化和文学三维立体的研究范式，为自译史和理论的梳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路径，将自译研究放置到了“横向和纵向的轴线性研究”中。但这种研究模式的优势主要在于挖掘自译的历史、成因及其传播效果等因素，对自译的本质认识还不够充分。

作者，是原文本的创作者；译者，是译文本的生成者；评者，是双语平行文本的批判者。以往的自译研究都是三体分立的模式，作者不管译者怎么译，更不理会评者怎么评，译者不甚熟谙原文创作的背景，全靠自己主观的揣摩行事，评者更是无法完全理解原文的创作环境和译者的转换思维，只能依据个人简介阐发感悟。《自评》开创了一种新的作者、译者和评者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为自译的实践和理论结合及评价提供了一种路径。这种模式可以提高译者“自己的理论修养”(周领顺、露丝·莳，2017：2)，有助于学习者或研究者抛开翻译的外围因素就翻译谈翻译，也可以理论与实践结合，科学合理地分析译文。身为自译者，“译”靠的是语言功底，身为自评者，“评”靠的是理论顿悟。“多一点理论，译者就能更容易使自己的实践在翻译学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多一点理论，实践时就会多一分理性，毕竟评判实践的专家是理性的；多一点理论，遇到个性文化信息需要处理时，就会减少一份茫然”(周领顺、露丝·莳，2017：25)。

5.0 自译对翻译实践本位观的引领

在2000年12月12日，金圣华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讲座教授时有过如下感慨：“回想过去，三十年前，无人谈翻译；三十年后，却人人谈翻译。其实，有关翻译的看法，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因而翻译的真面目，反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金圣华，2014：3)。时隔多年以后，谭载喜回望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指出：“形形色色的各种‘转向’研究的出现，人们往往会对翻译本质产生不正确的理解或解读”(谭载喜，2017：8)。翻译经历了由无人关注到得到关注，再到学科地位确立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翻译理论研究从未停止过认识翻译本质的脚步，对翻译规律的把握更加多面，更加深入。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十七年前学界在认识“翻译的真面目”，十七年后学界还对“翻译本质”存有“不正确的理解或解读”，学界对翻译本质的探索仍然在路上，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方面，翻译学习者一开始都是外语学习者，对翻译最初的认识多来自外语课堂，但又不准确，认为拿一本词典就可以完成翻译工作，完全忽略了实践经验积累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的各种“转向”、“主义”和“论”让我们应接不暇，并且多绕开翻译的核心主线“语言”，从外围探讨翻译。“文化转向”、“译者转向”、“社会学转向”、“后殖民主义”、“食人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多元系统论”等等，某种程度上给翻译本质的认识增加了重重障碍。久而久之，逐渐会形成一种抛却“实践”的翻译观。

诚然，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其“用法和标准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Nord，2007：70)，翻译是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受社会文化变迁与语言用法和规范变化的影响，即便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方向发生变化，翻译的规则也会随之变化，语言的这种变化本质决定了对翻译本质的探索不可能停止。但是不论怎么探索，都不能背离翻译实践行为的本性。自译从创作到翻译都经过一个人之手，这无疑会让学习者和研究者更清楚地认识翻译。《自评》中 “实践”-“理论”-“实践”-“融会贯通”的核心主线的中心航标是“实践”。“做翻译理论不能脱离实践，否则便不容易揭示翻译本有的特质，毕竟翻译的经验性无处不在；做翻译实践不能脱离理论，除了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外，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归纳并升华翻译的规律，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继而落实于翻译的评价实践中，以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周领顺、露丝·莳，2017：1-2)。由此看出，作者通过自创，呈现了原作的创作意图；通过自译，揭露了译作生成的过程；通过自评，理论解释翻译实践过程。这为翻译教学以及翻译研究中实践本位观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这种实践观，不仅要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树立，还要在翻译理论中的翻译批评中树立。

6.0 结语

就翻译文本而言，译评者、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展开了三位一体的交流互动，更有利于认清自译甚至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和写作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者对繁复的自译现象的细察，是基于丰厚的理论底蕴、整体考察的宏阔视野与敏锐细致的洞察能力，以及积极从事的散文创作和翻译实践活动。无论是作为作者的散文创作，还是作为译评者的理论研究，《自评》作者始终是翻译研究的当事者与参与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被这种亲历者的主体情绪所劫持，而是能够跳脱开来，保持恰当的审美距离，将自译作为审视对象，进行整体观照与细致考察，在理性审视中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实质上，自创、自译和自评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了翻译(包括自译)的本质规律——语言是内核，社会文化是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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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rdingley, A.Self-TranslationBrokeringOriginalityinHybridCulture[C]. New Delhi: Bloomsbu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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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彬)

The Study Paradigm Innovation of Self-translation and the Guideline on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A Review ofSelf-TranslationandSelf-EvaluationofChineseProseWritings

ZHAO Guo-yu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Some new problems in the self-translation cannot be resolved any more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which take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into two opposite pos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self-translation and redefine the nature of self-translation. It is better, based on the new three-in-one paradigm of “author-translator-evaluator”,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self-translation and even the translation itself, as a kind of practice behavior, by putting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 on a continuum.Self-TranslationandSelf-EvaluationofChineseProseWritings(2017) gets the point and demonstrate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requalification of self-translation, breakout of study paradigm and the guideline on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self-translation; requalification; continuum; practi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Self-TranslationandSelf-EvaluationofChineseProseWritings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13

2017-04-1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5AYY003)和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国内非虚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15CQ0022B)的阶段性成果。

赵国月(1982-)，男，汉族，甘肃张掖人，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批评、文学翻译。

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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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643(2017)04-01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