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晓进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比较文学研究

西方浪漫主义与五四时期现代自我的生成
——以《沉沦》为例

尚晓进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西方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自我的生成密切相关。郁达夫的《沉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五四一代基于浪漫主义话语的主体构建模式，对《沉沦》做症候式阅读，可辨析这一主体生成的内在机制及隐含的历史疑难。在展开浪漫主义“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主题后，文本随即显示出自我解构的征兆。主人公以西方浪漫主义话语为资源，将个体确立为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现代自我，但不同于启蒙传统中具有行动力的理性主体，这一现代自我属于感伤式的主体类型。主人公自我确立以压抑历史力量为代价，但历史之力终究撕破文本光滑的表面，凌空蹈虚的主体建构工程也遭遇溃败。作为郁达夫笔下“零余人”的代表，主人公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历史疑难，这使得作品富于国族寓言的意味。

浪漫主义；现代自我；《沉沦》；症候式阅读；历史疑难

1.0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亚洲的迟缓的迥响” (冯奇，1990: 170)，从一开始就与启蒙现代性纠缠在一起，是在“一种总体的启蒙背景中实现自身的运动和发展的”(冯奇，2001：34)。浪漫主义尚情、尊主观、个人主义的传统呼应五四一代主体觉醒、个性解放的要求，为一代青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资源。受浪漫主义影响，五四新文学中出现了一类新型人物形象，他们情感张扬，具鲜明的个性和主体意识，通常被视为现代自我的代表。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郁达夫的《沉沦》(1921)以对情感、欲望和自我意识的书写确立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它留有西方浪漫主义的明显烙印，体现出杂糅的品质，其文本症候极为显露，因此，也独具思想史的意义。以《沉沦》为案例研究，可具体辨析基于西方浪漫主义话语的现代自我的生成机制，也可更好地观照异质话语与本土语境之间的裂隙。

2.0 《沉沦》与文本的症候

在《沉沦》中，郁达夫塑造了一位感伤式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主人公“他”为20岁左右的留日学生，敏感、孱弱、内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沉醉于自然美景，为爱欲折磨，从偷窥发展到买春，最终愧对自己的沉沦而欲投海自尽。有意味的是小说的结尾。评论家普遍认为，主人公意欲投海自杀前的一番联想和爱国主义的表白极为突兀，巴金曾评议道，“结尾有些‘江湖气’，颇象元二年的新剧动不动把手枪做结束”(雁冰，2010：304)。但研究者对这种突兀性做深究的并不多。传统上，解读大多沿现代主体性和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向展开，两条思路似乎并行不悖，被整合在启蒙救亡之宏大主题下。1927年，郑伯奇在论及郁达夫的创作脉络时，提出，“作者的主观，既然由狭隘的自我，扩张到自己的身边，自己的周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因而，当然的结果，他的感伤的情绪，也由个人，逐渐扩大到社会人类……”(1985：19)这一论断认为，《沉沦》的结尾预示了作家主题发展的线索，五四启蒙运动催生的个体意识，必然走向与集体和民族国家结构的联结。这一观点贯穿了《沉沦》的批评传统，钱理群等史家对此做了精要概括：“郁达夫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病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1998：75)。这一诊断无疑是准确的，但在个体与国家必然关联的总体性视野下，文本隐含的断裂被方便地抹平，文本裂痕似乎不再具有细究的必要，但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看，这点恰恰具有阐释学的意味。

较之中国学者，西方学者更重视这一问题的阐释。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批评话语并未自动合法化个体与社会和国家的内在关联，尤其对浪漫主义传统而言，两者更多是冲突和对峙的紧张关系。研究者伊根认为，“试图在一个探析病态人格的故事里，放进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议题，必须将之视为一种失败。从故事内部的证据来看，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对主人公的心理崩溃并未产生影响，这些仿佛是事后添加上去的，与故事的发展不相干”(Egan,1977:320-321)。西方学者多受新批评影响，倾向于将作品视为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力求以某种解释性的框架，消解结尾的突兀感，使作品呈现出内在的统一。这一阐释预设促使伊根以反讽视角观照主人公的激烈情绪，由此消解结尾的民族主义意味。但另一些研究者并不回避作品的民族主义主题，比如，登顿就提出，“《沉沦》主人公折射了五四自我悖论的焦虑感与复杂性”(Denton,1992:120)，现代自我范式的建立以五四反传统为代价，却无法使自我抵达社会和民族新生的可能，这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地。登顿的诠释充满洞见，但囿于传统批评范式，他从文化历史层面寻求一种融通的解释，以儒家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置换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这些研究表明，《沉沦》突兀的结尾值得深究，不可简单地视为技术缺陷，也不能以启蒙救亡的整体性叙事自动将它缝合，或者，以合理化的阐释强行赋予文本内在的整一性。

本文从文学生产理论的视角出发，明确将《沉沦》的突兀结尾指认为文本的“症候”。主人公最后发出这样的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郁达夫，1992：75)①作品在风格和形式上明显出现断裂，贯穿全篇的感伤风格突转为民族主义的激昂论调，浪漫主义的自我确认变成爱国主义的诉求，孤独的“他”不可思议地成了心系家国的热血青年。不仅如此，主人公还突兀地将自己的沉沦归咎于祖国的积弱，这一责难在逻辑上颇为牵强，并无相应的叙事支撑。突兀感恰恰暗示某种沉默或叙事的盲区，但它并非可以填补的空缺或可弥补的缺陷，这正是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等人所言的文本症候。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一切文本都是未完成、非统一、存在裂痕的，是文本不可避免的他者性的显露，在对意识形态素材进行加工时，“几层意义并置冲突，形成一种形塑文本的尖锐的他者性：这种冲突无法解决或消除，只能呈现”(Macherey,1978:91)。相对于一般文本来说，《沉沦》的裂痕更为外露，这与它赖以生成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系统密切相关。它本身就是东西交流和碰撞的产物，作为其生产素材的意识形态系统本身就是杂糅的、临时属性的，而非封闭的、总体性的。《沉沦》的文本症候暴露了其意识形态素材内部的裂痕和冲突，也呈现出五四时期现代自我生成的复杂状况。

3.0 浪漫主义话语与现代自我的建构

作为意识形态素材内容的西方浪漫主义为《沉沦》提供了“自我定义”和“自我确立”这一主题，亦即马歇雷所言的“意识形态主题”(the ideological theme)。“自我确立”是《沉沦》统摄全篇的总体意向，《沉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从思想史的角度，‘自我’的发现，进而确立自我作为世界的中心，无疑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点所在。其中典型代表非郁达夫莫属”(陈周旺，2007：81)。郁达夫仅以“他”来指涉主人公是有深意的，这个“他”是清末民初一代青年的代表，其自我确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这一代青年的集体经验。

成为自我，首先需要从嵌入其中的整体性结构上分离出来，成为个体，即一种原子式的存在。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去国离家，已将自己置于一种近乎人际真空的境地中，为接下来的自我确立铺平了道路，也为这一浪漫主义神话提供一个完美的实践范本。对浪漫主义者而言，“自我”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个体必须确立自我的存在，将个性(individuality)转化为“自觉的自我”，并以反思能力外化自我的内核，使之成为可表达和表征的对象。同西方浪漫原型人物一样，主人公围绕自然和爱情两个母题展开自我确立的历程。一方面，“他”疏离人群，独自漫游乡间，这原本就是一种疏离社会、反抗权威和自我确立的姿态，直观地显示出，“个体已从宗教和社会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感知到自我深不可测的灵魂”(Schneider, 2007:92)。另一方面，他渴望异性的爱恋，追寻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P47)。对浪漫主义者而言，爱既是有意味的人际联结方式，也是感受自我和确立个体存在的途径，“爱情的力量在于它以爱人的特异性为放大镜，透过它来体验世界和自我”。(Breithaupt,2005:557)

不同于西方浪漫原型的是，主人公的自我建构依托于他的阅读经验，具有明显的衍生性和模仿性，与其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物，莫若说他有意识模仿浪漫主义经典人物形象。细究《沉沦》中的一些典型场景，可以看到，意识、文本与主体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同构关系。“他”的特定体验唤起阅读记忆，文本意象反过来印证主体经验，书本成为主人公感觉自我、确认生命存在的重要媒介，自我建构以“主体—文本—主体”循环投射模式展开。这在开篇场景中即有体现：“他”捧着华兹华斯的诗集，漫步乡间，沉醉于秋日的美景，时而吟诵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麦女》(TheSolitaryReaper)，又将诗歌翻译成中文，原诗和主人公的译文大段穿插在小说文本中。看似突兀的大段引文恰恰暗示阅读和文本对于主人公自我确认的关键作用，这不仅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自我存在的确认，更是一种“我读故我在”的主体建构经验，无论是其情感方式，还是漫步乡间的姿态都有浪漫主义蓝本可依，主人公的经验实质上折射了五四一代融合西学资源的自我构建进程。

确切而言，主人公以挪用浪漫主义话语的方式将自我确立为一种感伤式的现代主体，研究者认为，“他”尤其明显地投射了维特的影子，“郁达夫在探寻自我的影像时，维特式人物原型似乎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Lee,1973:280)。作家并未直接提及《少年维特的烦恼》，但它构成《沉沦》重要的潜文本，这一互文关系提示我们，需要关注感伤主义对于现代自我的生成作用。②泰勒认为，现代自我的观念与一种内在感(inwardness)联系在一起，成为自我必然伴随着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而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内在化路径。他称之为“以本性为根源”(nature assource)的观念，即从“我们的内部，尤其是在情感中寻求真理的观念”(Taylor,1989:367-9)。作为浪漫主义的先声，感伤主义不仅预示情感的转向，也标志着一种新型的主体认同路径，“感性自我在此取代理性成为人类本真的、标准的内在自我的代表”(Brodey,2005:16)。维特无疑是感性文化孕育的新型自我类型，《沉沦》主人公复制了这种内在化模式，向内或本性敞开，以感性和意识确认个体的存在，并从内在性中寻求道德依据。然而，这种内在化也意味着激进的主观主义，感性自我往往会陷入病态的自我意识，甚至滑入唯我论的泥淖。和维特一样，主人公为过于发达的内省意识所困扰，他偶遇日本女学生时的一番心理活动足以说明问题。他为少女所吸引，但太过自卑不敢打招呼，事后左思右想，责难道：“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46)。第二人称“你”别有意味，暗示他不断反观自我，审视和评判自我的倾向，而这最终将他推向自我分裂的境地，关于这点，后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概言之，《沉沦》主人公在异域相对孤立的空间内，首先成为独立个体，再以浪漫主义话语为资源，展开自我定义，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具有感伤色彩的现代自我。不同于启蒙理性主义孕育的现代个体，这个“他”以毫不节制的情感、欲望和自我意识张扬主体性，确立自我、个体在文化史上的鲜明存在。同时，“他”也是内省的，易感的，耽于思考，而怯于行动，为过度发达的自我意识所困扰。在一定意义上，《沉沦》主人公的自我确立映射了五四时期基于浪漫主义资源的现代自我生成模式。

4.0 文本的自我解构

马歇雷指出，“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都可发现内部断裂、离心的倾向以及它依赖特定条件生成的证据……作品绝不是连贯的统一整体，只是看似如此而已”(Macherey,1978:41)。《沉沦》的文本症候非常明显，对之做症候式解读的目的不在于暴露文本症候，而是为了“揭示文本无力了解自己之处,是显明文本生产的那些条件(它们铭刻在文字内)”(Eagleton,1976:43)。文本在展开“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主题后，随即显示出自我解构的征兆，以症候式阅读策略来剖析文本中的细微裂痕，可辨析出被压抑到文本潜意识的潜隐内容。

前文指出，主人公的自我确立围绕两个母题展开，一是追寻自然，与自然融合；二是追求爱情，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确认个体本真而独特的存在。在剖析主人公与自然融合的姿态之前，先看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展现的经典场景。在5月10日的信件中，维特描述沉醉于自然的狂喜，感觉草木昆虫都“离我的心更近了”，在神性灌注的瞬间，他直觉到神的存在，“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感受到将我们托付于永恒欢乐海洋之中的博爱天父的嘘息”(1997:3)。对浪漫主义者而言，自然代表着自我异化和分裂前的原初状态，追寻自然是对原初整体性和同一性的追寻，也是对现代社会一系列对立和分裂的美学克服。歌德的这段描写体现的正是异化自我寻求同一性的诗性努力，具有明确的宗教性和超越维度。在维特这里，自然不仅是浪漫个体展开自我定义的舞台，更是心灵与普遍的精神、至高的存在或普遍的自我展开对话的剧场。

《沉沦》主人公同样沉醉于自然美景，随之而来的也是一个诗意盎然的瞬间：

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40)

主人公融入自然的怀抱，西化的表述召唤出浪漫主义的经典情境，初读之下，很像爱默生以“透明的眼球”隐喻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神秘体验：个体的边界消融，自然的轮廓变得透明，宇宙化作透明的以太，或一种澄明的精神性物质。然而，细加比较，可发现两者微妙的差异。《沉沦》的这个瞬间似是而非，叙事裂痕隐现于文本细节。主人公以“母亲”和“情人”来比喻自然，无意中泄露了其潜意识的渴望，身在异域，他渴望的是亲情和爱情，而非自然的精神属性。语言和意象在此背叛文本的意图。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中的地理名词。主人公仿佛梦到桃花源，又恍惚去了南欧的海岸。桃花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世外桃源和乌托邦的代名词，在时空之外，隔绝历史和政治的暴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南欧是一个模糊国家疆界的地理名词，主人公从中国来到日本，此时遥想南欧，透露的是一种跨国的、世界主义的情怀。人与自然融合触发的并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的合一，而是跨时空、跨国界的自由联想。自然成了超越国族身份的庇护所，自我建构蜕变为对历史的逃避。无怪乎华兹华斯的诗歌并未触发人物的哲性沉思，只是激起一片模糊的感伤。主人公的浪漫主义姿态失去原初话语的意指功能，叙事暗中偏离“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主题。

主人公自我建构的另一维度是对爱的追求，但这直接导致文本的自我解构。在休姆、斯密、卢梭等哲人看来，感性、爱和同情这些品质具有缔结人际纽带、构筑伦理根基的力量。主人公深谙这套话语，渴求一个能安慰他、体谅他的‘心’，祈求苍天赐他“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40)。“伊扶”即夏娃，以伊甸园的夏娃指称理想爱人有耐人寻味的深意。他自卑于“支那人”的身份，为日本女同学所吸引，却无法和她们交往，只能将爱的对象虚幻化，抹去现实爱人必然牵涉的民族国家壁垒。在主人公以高蹈的浪漫主义姿态漫游自然时，爱欲将他猛然拉回民族国家的历史时空。他尖锐地意识到自己国族他者的身份，也看到身为弱国子民的悲怆处境，普遍主义的心灵、同情和爱突然变得无比空洞。由此，主人公身在异国的境况构成一种奇异的悖论，一方面，“他”离群索居，得以在相对孤立的空间里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与异国“他者”的对立中，其支那人身份愈发清晰。主人公深觉“我”是孱弱、落后、被征服的劣等国民，无法摆脱的国族身份危机实际上消解了浪漫主义自我定义的神话。

在《<沉沦>自序》中，郁达夫提到作品“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1992:18)。症候式阅读的结果显示，纵使没有这烘云托月的几笔，文本仍会现出裂痕。《沉沦》主人公的自我确立以对历史的压抑为前提，浪漫自我实为历史之我的逃遁，无法书写的内容被推入文本潜意识，然而，被压制的潜隐主题必然从裂痕处绽出，撕裂貌似严丝合缝的文本表面，烘云托月的几笔并非点缀，而是混沌历史之力冲破压抑后的总体爆发。

5.0 现代自我的历史疑难

浪漫主义的自我确立与西方社会的历史转型密切相关，传统农耕社会解体为个体提供了自我确立的空间，同时，也成为历史的迫切需要。对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现代自我的生成同样为时势所促成。郁达夫追溯了这位浪漫主人公的“前史”：“他”出身士绅家庭，成长于剧烈变动的大时代，旧制度崩溃，新秩序远未形成，社会对个体失去原有的控制力，在造成动荡的同时，也给青年一代更多自由的空间。主人公个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折射了现代中国转型之际，个体从社会结构上剥离出来的境况，旧的家族、宗法和皇权体系已经碎片化，另一方面，内忧外患中的国家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新型结构，将个体妥帖地纳入社会的链条中。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人”形象敏锐地折射了一代青年人的飘零感。需要深思的是，这一现代自我的生成为何显得疑难重重，以主体崩溃的悲剧结果告终？

自我性(selfhood)是与善纠缠在一起的主题，我是谁的问题必然牵涉道德的维度(Taylor,1989)。浪漫主义的内在化认同将道德依据置于本性之中，感性被赋予伦理的维度，敏感的灵魂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移情和同情能力促成德性行为，但过度发达的感性也隐含自我分裂的可能。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具体辨析了感性的伦理作用机制，他提出，社会道德评价可凭借感性力量内化为一种自我评判的机制：“当我努力考察自己的行为时，当我努力对自己做出判断并对此表示赞许或谴责时，在一切此类场合，我分成两个人”(2003:140)。斯密敏锐地看到，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主体类型”出现于18世纪末，“自我身份分裂或衍生为‘旁观者’和‘行为者’，自我意识存在于这种双重关系中、并借助这种关系展开”(Rowland,2008:195)。他以镜子的看与被看比喻感性的伦理作用机制，但问题是，镜子结构嵌入自我意识后，并不必然导向社会性的伦理行为，对孤独个体而言，内置的镜子更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悲剧。《沉沦》主人公向内求索，窥见的是情欲的黑暗深渊，然而，内置的镜子只是将他囚禁于病态的自我意识之中。浪漫主义的内在化路径原本有其自身的缺陷，《沉沦》主人公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基于浪漫主义的主体建构工程必然将他推入深刻的主体危机。

主人公一开始就表现出内在分裂的倾向，情欲则将他推入深刻的心理危机中。对处于孤绝之境的主人公而言，爱欲“只能以反社会、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是自慰，将欲望的对象转到自我身上；另一种就是偷窥，欲望主体与客体保持距离，从中获得快感”(Denton,1992:112)。主人公有发达的自我意识，也有敏感的道德意识，性观念受传统伦理规约，自慰和偷窥令他倍感羞愧。郁达夫对主人公的欲望和罪恶感描写得细致入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高尚爱洁净的人”(55)，但一到邪念发生的时候，智力和良心都不管用，犯了罪之后又深感痛悔。另一方面，近代医学将自慰定义为一种需要矫正的疾病，传统伦理令他自责，以科学为名的知识则令他恐惧。病态自我意识将他置于无休止的自我审视之中，内置的镜子损害了其身心健康。

自慰将主体转化为欲望的对象，在主体与客体间形成闭合的环路；偷窥(voyeurism)则呈现了欲望的挫败、人际沟通的不可能。第一次偷窥的对象是旅店主人家的女儿，他窥见“雪样的乳峰”、“肥白的大腿”和“全身的曲线”，女子在他眼里成为“赤裸裸的‘伊扶’”(59)的化身。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一般将偷窥看作父权制性秩序的若干驱动力之一，因为偷窥首先意味着对他人的对象化：“看的同时，却要避免被看，对客体施加权力，但要避免被对方控制，主体意欲摆脱对其他主体的依赖，偷窥满足了这一心理需要”(Charnon,1989:93)。但《沉沦》呈现的是全然不同的心理机制，在主人公的凝视下，店主女儿的裸体成为纯粹的、未被文化秩序编码的自然，只有幻觉中的“伊扶”才可能成为他欲望投射的对象。另一次偷窥实则为偷听，他偷听到一对恋人的偷情。偷窥总是与目光和凝视相关，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偷听？拉康关于凝视的分析在此很有启发意义，他引述萨特的分析，指出凝视效应不一定依赖于视觉物体，诸如树枝的沙沙声、窗帘的轻微晃动都可产生这一效应，凝视呈现出他者之场域，“在窥阴癖者的活动中，凝视让他不安，压倒他，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Lacan,1998:84)。偷窥者投射出的目光反射回来，指向外部世界的有意识的观看变成一种评判自我的伦理意识，“他”对自我的观看使之成为被看者。这一分析与斯密喻说的内嵌镜子结构是一致的，自我内部“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在偷窥场景进一步加深，偷窥向外投射的目光折射成强力的自我凝视，旁观者看见行动者的偷窥。凝视直接将主体抛入危机，他看见他成了卑贱的偷窥者，而非他自以为的高蹈的浪漫自我，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工程顷刻间土崩瓦解。至此，文本彻底解构预设的意识形态主题，沿另一条逻辑推进：“他”从山顶走下，去妓院买春，在羞辱感中，再次爆发出祖国富强的呼喊，文本被压制的历史力量破堤而出。《沉沦》主人公的悲剧是自我放逐的结果，更是特定历史情势的必然，生命能量只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向内释放，其个体悲剧也不具备维特之死所隐含的现代性批判的意味。归根结底，《沉沦》讲述的是一则关于绝对自我之不可能的政治寓言。

6.0 结语

如詹姆逊所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可被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即便是“那些看似私人性的、被赋予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政治的维度”(Jameson,1986:69)。《沉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私欲的、力比多的文本，它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性的苦闷，是被压抑的、无法以正常方式释放的力比多，但投射的却是一则关于现代自我生成的国族寓言：个体从旧的、崩溃的体系上剥离出来，以西方浪漫主义为思想资源，将自我确立为具反思式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但这一过程以对历史的压抑为代价。另一方面，若不被纳入社会的和国家的结构之中，这一现代自我无法将生命能量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性的行动，必然成为深具漂零感和无力感的“零余人”。《沉沦》思想史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浪漫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性转折的复杂意味，而不是在启蒙的总体视野下阐释它。

注释：

① 出自《沉沦》的引文后面只在括号内标注页码。

②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视为一部典型的感伤小说。歌德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原型形象，少年维特内心敏感、情感热烈，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与世界和自我格格不入，因无望的爱和厌世情绪而最终自杀。感伤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先声，流行于18世纪后半叶，直接得益于虔敬主义的滋养。虔敬主义为新教路德宗教会中的一派，强调内在生活和自我反省，认为这是抵达神性的真正路径，虔敬主义通过教育和办学等途径有力推动了18世纪感伤文化的兴起。

[1] Brodey, I. S. B. On Pre-Romanticism or Sensibility: Defining Ambivalences[A]. In Michael Ferber (ed.).ACompaniontoEuropeanRomanticism[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10-28.

[2] Breithaupt, F. Romanticism, Individualism and Ideas of the Self[A]. In Gregory Claeys (ed.).EncyclopediaofNineteenth-CenturyThought[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td, 2005.554-563.

[3] Charnon, L. D. Voyeurism, Pornography and “La Regenta”[J].ModernLanguageStudies, 1989,19(4):93-101.

[4] Denton, K. A. The Distant Shore: Nationalism in Yu Dafu’s “Sinking”[J].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Vol. 14 (Dec., 1992): 107-123.

[5] Eagleton, T.CriticismandIdeology:AStudyinMarxistLiteraryTheory[M]. Norfolk: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imited, 1976.

[6] Egan, M. Yu Dafu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In Merle Goldman (ed.).ModernChineseLiteratureintheMayFourthEra[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309-324.

[7] Jameson, F.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J].SocialText, No. 15 (Autumn, 1986): 65-88.

[8] Lacan, J.TheFourFundamentalConceptsofPsychoanalysis[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9] Lee, O. L.The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 Macherey, P.A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M].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11] Rowland, A. W. Sentimental Fiction[A]. In Richard Maxwell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FictionintheRomanticPeriod[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91-206.

[12] Schneider, H. J. Nature[A]. In Marshall Brown (ed.).TheCambridge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Vol.5)[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92-114.

[13] Taylor, C.SourcesoftheSelf:TheMakingofModernIdent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 陈周旺. 从启蒙到革命：中国浪漫主义的嬗变[J]. 文史哲，2007，(6)：81-86.

[15] 歌德. 歌德文集[M]. 杨武能 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 冯奇. 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170-186.

[17] 冯奇.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浪漫主义运动[J]. 文学批评，2001，(1)：33-41.

[1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0] 雁冰. 通信(摘录)[A]. 王自立，陈子善 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下)[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04.

[21] 郁达夫. 沉沦[A]. 郁达夫全集(第一卷)[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39-75.

[22] 郁达夫. 《沉沦》自序[C]. 郁达夫全集(第十卷)[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8-19.

[23] 郑伯奇.《寒灰集》批评[C]. 陈子善，王自立 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下)[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2-22.

(责任编辑：任爱红)

Western Romanticism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Self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Sinking

SHANG Xiao-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Western Romanticism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shaping forc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Sinkingby Yu Dafu, to a certain extent, mirrors the self-conscious efforts of the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who strive for self-assertion and self-definition by appropriating romantic discourses.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the text reveals how it defeats its own ideological project. Unlike the free and rational self nurtured by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the modern self thus fashioned is sentimental, introspective and intensely self-conscious and can only exist by repressing the historical. The protagonist’s failed efforts at self-definition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predicament of the group of intellectuals who felt disconnected and disorientated in a time of political turmoil and radical changes. Viewed in this light, the text might be read as an example of what Fredric Jameson calls national allegory.

Romanticism; the modern self;Sinking; a symptomatic reading, predicament

10.16482/j.sdwy37-1026.2017-04-007

2017-04-1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7BWW023)的阶段性成果。

尚晓进(1972-)，女，汉族，安徽岳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I106

A

1002-2643(2017)04-0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