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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中晚明思想史的研究中，程朱、陆王是最常被用以区分学派的两支，而“朱陆调和”几乎是为那些对阳明学产生不同意见，又仍然被视为阳明后学的人量身定做的。比如，侯外庐和容肇祖很早就发现王门内部的黄绾(1480—1554)、董沄(1458—1534)、薛应旂(1500—1574)、张元忭(1538—1588)等人对王学有所批评，但认为他们或是“倾向于朱学”；或是意有所指，如黄绾《明道编》中“今日朋友”、“今日士友”乃针对王畿而发；*容肇祖： 《王守仁的门人黄绾》，《容肇祖集》，济南： 齐鲁书社，1989年，第247—316页。更多的则是“调和于朱熹和王守仁之间”、“主要继承了王守仁心学，同时也杂有程朱理学”。*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下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8、370页。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 他们到底如何调和两种学说？具体的措施又是什么？

在阳明学兴起之前，有关“朱陆调和”的风潮，学界亦有所讨论。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专辟《元代的朱陆合流与陆学》一章来论述此一问题： 朱、陆两家传人能紧守师门者寥寥无几，朱门后学如饶鲁(1193—1264)、吴澄(1249—1333)皆不同于朱熹，当时学界的大趋势是“打破门户，在朱、陆之间取长避短”，因此无论是史蒙卿(1247—1306)、郑玉的“由陆入朱”，或是吴澄、许衡(1209—1281)的“由朱入陆”，元代儒者或多或少调和于朱陆之间，而非全然划地自限。此后还有多篇文章，都围绕元末明初合汇朱陆学者而展开，但结论基本不出候文的范围。*刘成群：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张良才： 《和会朱陆： 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解光宇： 《致和： 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以徽州学者“和会朱陆”为例》，《学术界》2009年第4期。

学者金春峰则指出：“朱熹以后，黄幹、真德秀、魏了翁及金履祥、许谦、吴澄，并非以陆解朱，而是一直坚守着朱熹思想的基本点和大方向。”*金春峰： 《朱熹至元儒对〈大学〉的解释及所谓“朱陆合流”的问题》，《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761—794页。他们是针对朱学末流之弊而有意强调朱熹“尊德性”的一面，并由此注意到陆学“先立乎其大”的论调而给予肯定。学者吴兆丰也以元末明初的儒者赵汸(1319—1369)为例，指出赵汸的“和会朱、陆”实际是站在朱学的立场上兼取陆学，目的是为了修正朱学流于传注训诂之弊，其所做《对问江右六君子策》为科考策问，论述主旨有投主考官虞集喜好的意味。*吴兆丰： 《元儒赵汸的游学、思想特色及其治学历程》,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51， July 2010, pp.25-50。两篇文章都认为，元末儒者实际是在朱学基础上给陆学以正当地位，故此不能将“朱陆调和”理所当然地等同于朱学向陆学的靠近。由此提示我们： 如果不能深入到个案研究，确定人物具体的学术立场和言说语境，则很容易陷入笼统含混的讨论，而本文正是希望循此思路，对明代嘉靖时期的士人薛甲(1498—1572)的“朱陆调和”论做一考察。

薛甲成进士于嘉靖八年(1529)，即王阳明去世的后一年。作为一个学术史上的次要人物，长期以来被归为“阳明后学”，其思想主旨则被黄宗羲概括为“朱陆合一”。下面先对其生平与思想的转变做一简略的交代。

二、 薛甲生平与学术宗尚的转变

薛甲字应登，号畏斋，江阴人。其早年的学术主要承自家学。其父薛章宪(约1454—1513)，以古文辞名于东南。*毛宪： 《毘陵人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0册，台南： 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第92页；张衮： 《张水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6册，第620页。薛甲亦长于文章，然弱冠以后逐渐对文辞之学心生怀疑，遂“潜心朱氏遗书，曰‘此吾师也’”。并且将其室命名为“畏斋”，意为虽不能达程朱主敬之学，暂且“以畏阶之耳”。*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3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70页。可见程朱理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门应对科举的功令之学，更是早年潜心研习与服膺的学问。

薛甲成进士于嘉靖八年(1529)。该年的状元即为王门高弟罗洪先(1504—1564)，同年还有唐顺之(1507—1560)、程文德(1497—1559)、杨爵(1493—1549)、项乔(1493—1552)等，可谓理学人才济济。然而薛甲学术综尚之转变并非受罗洪先、唐顺之等人影响，而是来自另一位同年友王玑(1490—1563)。

王玑，字在叔，号在庵，浙江衢州人。他与薛甲一样，在成进士后的嘉靖九年(1530)，授职兵科给事中；*《明世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724页。此后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阳。薛甲晚年记叙这段渊源时说：

予少深恶阳明之学。居京师日，语及必诋之，同年王君在庵每为予言，予诋之益力，在庵言之益详，既谪官，又以《传习录》为赠，亦不省也。舟中无事，忽自念我平日学问原何不得力？偶《录》在案，取阅之，见其论象山欲于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一条，先生云： 除却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因悟得平日专靠书本子上做事，所以不得力。……方知阳明学问是孔门嫡传，致良知是问学大头脑。我若不遇患难，不自体认，虚却朋友盛心，杜却一生功夫矣。*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4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谪官”指受职给事中后不到一月，薛甲因上疏言事而降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中缘由，墓表、传记皆称因其奏疏文末痛斥方士，当时礼部尚书夏言(1482—1548)正与方士邵元节(1459—1539)朋比，遂为夏言党羽所弹劾。*张时彻： 《芝园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第237页。而《明史·方献夫传》则将薛甲的上疏放在了方献夫(1485—1544)与夏言权力斗争的叙事脉络中。*谈迁： 《国榷》，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26页；张廷玉等： 《明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5185—5191页。

由此，薛甲的学术转向一方面与其贬谪后的心境际遇有关，自叙“经历世故，略知头脑，则又是陆而非朱”。*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第20页。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友人所寄《传习录》的启发，所谓“以所学验诸行事有未尽合，益取象山、阳明遗书而参伍之”。*张时彻： 《芝园定集》，第237页。并且，从现有研究，我们知道明中晚期士人通过阅读《传习录》而倒向王学的情况颇为普遍。*关于明中晚期士人因读《传习录》而接受王学，许多倾向程朱学的人士因此转入王学阵营的情况，参见张艺曦： 《明中晚期古本〈大学〉与〈传习录〉的流传及影响》，《汉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35—268页。

嘉靖十一年(1532)，薛甲适楚任官。由程朱学一变而为陆王学，薛甲描述当时豁然开悟的情形为：“解缚者，阳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死矣。”*薛应旂： 《方山薛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3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6页。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又反复描述早年支离章句，仕途更变之后反思所学，因而向内求诸本心的学思历程，至再至三。

辗转任官保定(1535)、四川(1536)、江西(1540)的数年，是薛甲笃信王学的最高峰。他在给王畿的信中宣称私淑王阳明。*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0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嘉靖时期的江西是王学传播最兴旺的地方。薛甲与多位王门弟子密切往来，谈论性理，并参与青原之会。*关于青原讲会的情况，参见陈来：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3—355页。邹守益(1491—1562)、欧阳德(1496—1554)、聂豹(1487—1563)、罗洪先、王畿、钱德洪(1496—1574)、徐樾、唐顺之等都与他交游熟络，所谓“时四方从事阳明之学者，所在群起，公皆敛衽下问”。*薛应旂： 《方山薛先生全集》，第316页。

信从王学所带来的不仅是学术思想的改变，更有对事功的极力追求。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官员，薛甲决定以阳明为榜样，面对仕途坎坷，“一切皆以良知应之”。*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第872页。界连四省且群盗岀没的南赣，是王阳明昔年建功立业之地。薛甲见阳明所遗保甲乡约，成规具在，因而十分激动。*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01、102页。在赣期间，薛甲开始“一意于事功”，并与罢官回江西原籍的同年友人罗洪先一同论学。薛甲致信罗洪先，欲仿陆象山骑射之意，练习武艺，以破山贼*徐儒宗编校整理： 《罗洪先集》，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按： 陆象山在乡里与陆九龄一同倡议习射，领导义社以备茶寇之患；出任地方官时重视阅武、习射的工作，参见脱脱等： 《宋史》，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第12878页；钱穆：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65—166页。；如果考虑到罗洪先一生习武不辍和对经世功业的追求，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此时相互过从的原因。*关于罗洪先、唐顺之对经世之艺的追求，参见徐兆安： 《英雄与神仙： 十六世纪中国士人的经世功业、文辞习气与道教经验》，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与此同时，薛甲对阳明弟子聚众讲学、不事力行的做法也产生了怀疑。早在任四川按察司佥事期间，他就向同官于蜀地，游于王、湛之门的蒋信(1483—1559)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简脱略近功，以为不假诵读，可以顿悟，径造而得之，则与因疾而废食者，奚以异哉？甲少支离记诵，中年得闻易简之说于诸友间，而诸友之病，抑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独道林蒋君，超岀口耳，而又切近笃实，据事立言，无玄虚空寂之病，此予所愿亲灸而终事之者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36页。

在赣时期，他亦婉转提及“近来见诸友往往议论详于躬行”。*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02页。

嘉靖二十三年(1544)，薛甲治理江西地方，因得罪严嵩族人而罢归。罢归后的薛甲居于家乡山阴，从罢官至去世，林居长达三十年。由于读书著述，逐渐脱离讲学氛围，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交游圈。圈中友人多讲求躬行践履，追求博学笃实。其族人薛应旂(1500—1574)，早年笃信阳明学，晚年思想则“由王返朱”，并重新编写《考亭渊源录》，以期矫正王学空疏之风。*关于薛应旂的学术思想，参见吴兆丰： 《明儒薛应旂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演进》，《燕京学报》第27期，2009年。隆庆五年(1571)，即薛甲去世的前一年，薛应旂前往拜访，示以《考亭渊源录》，薛甲表示大为赞赏。*“近见君《考亭录》，谓晦庵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不觉恍然而悟。前人数百年之争辩，吾辈数十年之讲求，诚费辞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敢不以筋力为礼，而不至君一拜耶。”见薛应旂： 《方山薛先生全集》，第316—317页。与薛甲熟络的还有一些亲理学的地方官员*如书信中多次出现的“蔡春台”即蔡国熙，关于其在官时与当地学者论学的情况，以及其思想与治绩的讨论，参见陈冠华： 《隆庆时期江南地方官蔡国熙之际遇与“穷治徐阶三子案”探究： 以明中叶江南士大夫物欲观念之变迁与冲突为中心的分析》，《明代研究》第23期，2014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湛若水的门人何迁(1501—1574)。他与前文提及的蒋信，因为同属湛门的缘故，多有书信往还。信中讨论讲学弊端以及力行实践的重要性，蒋信更以“彼以口谈，吾以躬行；彼以臆说，吾以默识；彼标榜，吾暗然”*蒋信： 《蒋道林文粹》，长沙： 岳麓书社，2010年，第215—217页。相勉励。

特定的社会文化圈子与人事活动，对人物的思想活动、人格心理必然产生影响。*史华慈：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韦政通编：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260页；李弘祺： 《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韦政通编：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集》，第189—222页。上述的学人圈引发了薛甲对王门学风的深入反思，进而对读书入门的治学问题特为致意。他一方面与人论学，时时提及阳明弟子“坐论玄虚之过”*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20页。；另一方面，出于对王门弟子言谈而不事力行的反省，他坚持拒绝地方官员的讲学邀请。*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19—120页。尤其，在给门人的书信中，薛甲特别提出对朱子教人之法的重视。他不满象山嘲讽朱熹“字字而议，句句而论”，认为真正的学问能把所读之书转化为自身的修持，不存在象山所谓“记诵愈多，而身心愈晦”的问题。他指出，当今儒者与上古圣贤差距巨大，记诵之学是唯一的入道门径，因此必须从“字字句句”入手。*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18页。

隆庆二年(1568)，《畏斋薛先生绪言》一书成。书前引言暗示了该书主旨，薛甲开篇即提起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说：“晦翁先生云，今日之事，须去两短、合两长。学者因其言，遂谓晦翁晚年自悔旧学之误，此未知晦翁者。”*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引》，第1页。言下之意，朱熹并未在鹅湖之会落于下风。他反问，孔子言诗书礼乐，却从来罕言性命，难道圣人“不欲直指道妙，使学者为可几及耶”？然后解释说，因为学问之道贵在循序渐进，骤然而至的学问只会流于空疏。

尤其在《绪言》正文中，他更指出当时士人只知倾慕陈献章(1428—1500)、王阳明的学问明白痛快、直指人心，却不知陈献章的成就全然得益于早年游朱子学者吴与弼(1428—1500)之门，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之前经历居夷处困，功夫则全从朱子学来。*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第20页。他还说：

朱子与象山论学云：“今日须是去两短、合两长。”此非大贤功深力到，不能为此言。盖朱子课程最密，只为源头差了些，所以费了许多功夫，晚年方悟到合一处。象山见处虽到，然终是少了朱子一段工夫。故从之游者，意见虽高而持循处少，往往失之虚玄，又不如学朱子者有着落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第19页。

可见，对薛甲来说，虽然朱熹的学说存在缺陷，但相比陆学玄虚，毕竟还是胜了一筹。

薛甲晚年回忆治学历程时写道：“某少习举业，尝是朱非陆，既又经历世故，略知头脑，则又是陆而非朱，今而自知皆非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绪言》，第20页。可知其从科举时期综尚程朱学，到任官时期尊奉阳明学的清晰转变。而“今而自知皆非也”似乎暗示了晚年认为两家学说都是未尽的，而试图融汇朱陆的企图。尤其他还说道：

陆子之学，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学，在居敬穷理。学者苟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务朱子之功，则所谓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谓穷理者，穷之心也。朱子之学，是即陆子之学，非若风马牛不相及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228页。

黄宗羲则将最后一句直接改为“则朱、陆合一矣”，而收入薛甲学案的语录部分。*按： 薛甲学案占据《明儒学案》的篇幅很小，传主的文字选录部分仅收录五条语录。学者小传部分，黄宗羲称其“笃信象山阳明之学”，接下来引薛甲关于“心学渊源”的一段话作为印证；又指出薛甲对“格物”的理解和王阳明不同，以表现薛甲的独立治学精神。黄宗羲： 《明儒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595页。下面就对其晚年貌似“合汇朱陆”的思想做一具体分析。

三、 薛甲“朱陆调和”的性质与方案

从上文来看，薛甲晚年为朱子学做出诸多辩解，但当我们结合其文集中的其他论述，就会感到他对程朱学的褒奖，其实颇有些异样。因为，就在《畏斋薛先生绪言》书成的前一年(1567年)，薛甲在七十自寿诗中写道：“年更七十倍欢欣，勘破当年传注文”；“千年坠绪谁能理，赖有良知为解纷。”言下之意，从繁难的程朱“传注”中超脱出来，学宗阳明，他感动欢欣且鼓舞。也就是说，薛甲在七十岁时依然自视为王学中人；同时，程朱传注为他所不取。

薛甲在作于晚年的《与陆五台少卿书》中又说：

仆少有志于学，中年以来，始得闻阳明之说，不觉恍然有悟，然犹未敢自信也。归田后几三十年矣，日与诸友讲习于庵院中，则《陆经》、《四子》之旨，与阳明所谓致良知，与诸行(按： 疑当作“知行”)合一、古本《大学》之说，无一不相合者，乃知圣门嫡传真确在此。……若孟氏以后，历千年而有象山，有阳明，可为精矣，而享年不永，不获有所著述以示后人，虽欲详，不可得也。至于朱子，字字而议，句句而论，可详矣，然改易《大学》，而以格物为穷物之理，集义为事事求合于义，则与义袭而取者，何以异耶？循此而求之，虽欲精亦不可得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232页。

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 其一，薛甲仍以王阳明接陆象山，并遥接孟子，而为阳明学定位；反之，朱熹则根本不在道统之内。其二，在学说思想方面，薛甲认为，先秦经典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大学》古本”之说无一不合。

薛甲明确反对朱熹改本，而认同王阳明《大学古本》之说。*关于大学改本的研究已多，参见李纪祥： 《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刘勇： 《中晚明时期的讲学宗旨、〈大学〉文本与理学学说建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3分，2009年，第403—450页。他在晚年与另一位友人的书信中有一段更详细的解释：

谓《大学》旧本之无倒置者，盖圣贤立言各有攸当，贵在虚心玩索。如“诚意”一章，若以传例言之，则当如后章之例，云所谓“正心在诚其意”者，而“诚意”章之上，当别有一章，云所谓“诚意在致其知”者。今上遗格致，下不连正心，而直接圣经一章，云所谓诚其意者，此正圣贤噄紧为人处。以明格致乃诚意工夫，诚意之功实包致知格物，其事则贯身心天下国家，如云慎独，独即知也，慎独即所以致知也。学问自修即致知之功，恂栗威仪即物格之验，盛徳至善乃正心修身之极，而亲贤乐利则家国天下之事也。大学之事，“诚意”一章尽之矣。工夫至意诚，千了百当，故传文不别言“格致”，亦不如“正心”、“修身”诸章相连而言，而直云“所谓诚其意者”，盖以此也。夫条目欲尽，故分而言之，不得不详，工夫欲约，故总归于诚意中，而“诚意”一章自不得独与“正心”一章连也。

他认为《大学》文句并非不通，而是包含了圣贤之苦心。那么，如何理解古本《大学》“诚意”一章的突兀位置呢？他说这正是为了凸显“诚意”的重要性。虽然他强调，“此愚所以断断乎谓旧本之无差，非因阳明之说而强附会之也”，但这个看法还是要更近于王阳明，而体现了对朱熹理学的疏离。*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19页。

需要指出的是，薛甲崇信古本，注重“诚意”，固然与他所知的王阳明提揭“致知”的解说不同，实际却与早年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解释相同。王阳明于正德十三年(1518)所刊《大学古本》，所作之序称为《大学古本原序》，其中有“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的表述。*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97页。当时因其尚未参透“致良知”宗旨，因此在原序中主要阐发的就是“诚意”的重要性，因为王阳明早年强调的也是“立诚”之学。*陈来指出：“在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中，与朱子的基本区别是，诚意和致知受到特别的重视，江西平藩之前他一直以诚意来统率格物，平藩之后以致知为宗旨，建立哲学体系。”参见陈来： 《有无之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杨正显： 《觉世之道： 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7—143页。

再如，薛甲发表对《中庸》的看法说：“如云慎独，独即知也，慎独即所以致知也。”*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119页。此点也与王门嫡传的邹守益(1491—1562)的看法相一致。邹氏说：“往吾疑程、朱补《大学》，先格物穷理，而《中庸》首慎独，两不相蒙，今释然，格致之即慎独也。”*黄宗羲： 《明儒学案》，第331页。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观察： 尽管薛甲不断强调程朱学的不可或缺，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朱子学博学思辨、循序渐进的治学传统，至于程朱传注、理学观念则对他基本没有影响。他所关注的“朱学”并不是指朱熹的理学，而是朱子学的教学之法与治学之方。上节引文中，薛甲反复提及“朱子一段工夫”即是此意。他实际是有感于阳明学在“下学上达”的层面上存在问题，致使后学不重诵读，游谈无根，无法完成儒家求道的最终任务。并且，尽管朱子学者不会承认他们学术的全部内涵就是博学审问的治学方法、循序渐进的治学次第，但在薛甲的案例中，朱子学显然被抽离出来，成为了治学之法的代名词。而最能说明此点的是他写作《心学渊源录》一书的动机。

黄宗羲《明儒学案》记有薛甲一段语录：

先生曰：“古今学术，至于阳明渐尔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缕析条分，以破训诂之惑，用是学者虽略知领悟，而入之无从。区区不自量，妄意欲补其缺，会集所闻，总成一书，名曰《心学渊源》。冀传之来世，以俟知者。”*黄宗羲： 《明儒学案》，第595页。

查薛甲文集，可知该段其实由《与蔡春台太守书》与《与何吉阳少宰书》两封信拼接而成：

仆静观古今学术，至于阳明渐尔昭融。惟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缕折条分，以破训诂之惑，用是学者虽畧知领悟，而入之无从。区区不自量，妄意欲补其缺。*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集》，第227页。

会集所闻，总成一书，名曰《心学渊源》。冀传之来世，以俟知者。*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集》，第228页。

隆庆三年(1569)*按： 通过薛甲在信中提及三子薛造之死，可判定该书信写于隆庆三年(1569年)。参见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集》,第227页。，薛甲为《心学渊源录》刊刻一事，先后致信多人。黄宗羲在这里稍作修改，使上下行文趋于连贯，选文与原文的意思也大体不差。从字面意思来看，薛甲认为，王阳明的学术有功圣门，可惜尚未完善其学便即去世，终未能带领后学在学术上有所领悟，因而感到十分痛惜，为此特作《心学渊源》，就是希望弥补阳明未竟的儒学志业，带领后学入门。这样看来，薛甲完全称得上是一位阳明忠臣。

然而，结合薛甲文集的整体语境，却可以发现这段话的含义并非如此，《答陈南衡仪部书》中记：

大抵近世学术之弊病在言诠，则多言固不可，然无言亦不可。如阳明先生发明知行合一之说，本以救训诂之弊，只因不曾于《四书》诸经为之毫分缕析，使人无所持循，故从事其学者不免有虚玄之病。*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22页。

也就是说，王学本身存在缺陷，王阳明的过早去世，导致空疏的学术弊端未能纠正。如果是这样，《心学渊源录》就应该是一部为王学补偏救弊之作。

《心学渊源录》现已不存，然而我们依旧可以从序言中窥见该书主旨所在：

虽其说自谓顿悟直截，融会贯通，而于德性道学之言，终有未合。内外合一之旨，终有所未明，则亦无以窥心学之渊源矣。善学者苟有志于道，必也不求速化，不胶耳目，惟沉潜精一之旨，而以吾心证之……而心学之渊源端可识矣。*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续集》，第243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序大谈人心、道心，如谓“允执其中者，治天下之道也，尧以之授舜，明治天下之道在于心也，而心学未之及也。至舜授禹，益以三言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而心学备矣”。南宋真德秀在其所作《心经赞》中就说：“尧禹授受，十有六言，万世心学，此其渊源。”*真德秀： 《心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6册，第437页。因此可以说，序文所展示的，完全是一套程朱式的“心学”。清初的陆世仪也说：“《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说个心字，何等谨惧，何尝如近日之心宗说心，直是全无忌惮。”“真西山有《心经》、《政经》，其《心经》皆辑四书五经及诸儒语录中之言心者，此方是心学。若近日之心宗，则直是谈宗，非谈心矣。”*陆世仪： 《思辨录辑要·后集》，台北： 广文书局，1977年，第242页。由此不难推知，所谓“心学渊源”，其实是上接宋儒十六字心法，引典籍中言心之说为阳明学补偏救弊，其宗旨与发扬良知学说正相反。

综上所述，该书之写作可以看成是薛甲补救阳明学的一种方案。因为如前所述，薛甲认为“陆子之学在先立其大，而朱子之学主居敬穷理”，而真正的学术是能够“先立其大”之心，然后“务朱子之功”。*薛甲： 《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第230页。所谓“朱子之功”即朱子学的入门方法，失去这一过程，学术就会流于空疏。因此《心学渊源录》的撰着正是这一学术理念落实到具体操作上的反映。

四、 结语

清初张夏的《洛闽源流录》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两书，曾分别阐释薛甲学术思想的特色，前者谓“群推为姚江后劲”*张夏： 《洛闽源流录》，第606页。；后者则谓“先生笃信象山阳明之学”。*黄宗羲： 《明儒学案》，第595页。尤其两书中的《明儒学案》，长期被作为明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著作。而薛甲作为一个次要的思想人物，在二书的影响下也就被贴上“阳明学”的标签，从而掩盖了学术思想上的动态面貌。

本文的讨论表明，“朱陆”的意涵并不单单是指程朱学与陆王学之间的门户对立。在中晚明时期，随着阳明学风行天下，学术界的知识底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阳明学说的质疑和挑战也从未停止，其中自然不乏崔铣(1478—1541)、陈建(1497—1567)、罗钦顺(1465—1547)这样程朱学的捍卫者。然而，朱、陆对立固然构成所谓的“朱陆之争”；但反过来，当“朱陆”成为一个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内涵就不止于门户争论。如本文通过薛甲的个案所看到的，其“朱陆调和”论述的背后，是阳明学者对自身学术在下学上达层面所存在问题的一种焦虑和紧张。

薛甲所赞赏的只是朱熹学术的其中一个面向。尽管程朱学者不会承认他们学术的全部内涵就是“博学审问”，但在本文的案例中，朱子学实际被抽离出来，而成为笃实之学的代名词。正如章太炎论及清初“由王返朱”思潮时说：“亭林排王，与杨园、三鱼不同，纯以礼法相规，而不甚驳其学说。”*章太炎： 《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由此提示我们，对于程朱学抑或陆王学，无论是褒是贬，都应当注意背后更细小的言说、指代及语境。

清代学者全祖望将元儒赵汸的学术总结为“和会朱、陆”*全祖望： 《宋元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第2594页。，清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又将薛甲语录概括为“朱、陆合一”*黄宗羲： 《明儒学案》，第596页。，如果不加辨析，只遵循字面含义，则会将他们混为一谈，实际未必符合其人对学术的自我期许。毕竟，各家学思历程不一，学术立场异趣，眼中的朱学与陆学实有不同，故取舍的做法往往各异。因此，需要探求其人在兼采朱陆时不同的取径与方案，而不能笼统地称之为“融汇”。更有甚者，程朱学者固然都赞赏朱熹之学,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推崇朱熹的都在思想上倾向于程朱学，如何区别，诚非易事。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对非此即彼的“朱陆”对立，以及笼统含混的“朱陆”调和的研究范式作出一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