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理直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广州 515000）

中国当代警察身份认同问题探析
——体制、文化、社会环境视角

赵理直

（广东警官学院 广东广州 515000）

在当代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断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不断解构，新的价值理念尚未完善建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警察在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中面临冲突、矛盾和困惑。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出中国当代警察身份冲突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警察是什么；“犯罪终结者”和“社会工作者”；“危机化解者”和“旁观自保者”；“执法权威”和“弱势草根”并从社会环境、体制、文化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

警察身份认同；冲突；体制；文化；社会环境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呈现出日趋凌乱复杂的碎片化特征。爆炸式的信息量和飞快的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冲击着现代人的认知理念，带来了自我认知的困惑。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容易迷失自我，也更难建构清晰的身份，人们对身份认同的渴求也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我是谁”，“我在社会中如何扮演自己”是每个现代人迫切需要明确的人生主题。另外，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会对身份认同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或者直接导致身份冲突。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国民的身份认同和建构问题尤其突出。本文选取中国当代警察作为研究对象，从体制、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视角剖析当代中国警察在身份认同中存在的困惑，分析造成身份冲突的原因，希望为当代中国警察的职业身份建构提供参考。之所以选择警察作为身份认同的研究对象，是因为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警察隶属于整个国家行政管理系统，职业和社会连接非常紧密，业务嵌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同群众正面接触机会最多。因此，警察职业受社会发展变革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警察群体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惑比其他群体更显著。

一、身份研究理论基础

身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概念，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基本研究领域，比较著名的研究理论有社会学视角的“现象交互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会心理学视角的 “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自我分类理论”（Social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一）现象交互理论。

现象交互理论认为人的自我认知是根据和他人及环境的互动来完成的，人能够感知外在对自我的评价、期许和标准并及时作出自我调整，扮演适合的身份。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关于“本我”（self）“自我”（I）“他我”（me）的解读通常被认为是身份研究的发端。“本我”是人们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建构对自身的普遍认知。“自我”是人们基于他人态度的反应；“他我”是人们假设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1]。米德的贡献在于清晰指出身份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人际互动产生的社会化存在。高夫曼（Goffman）指出，人们会根据同他人互动反馈的主观判断确定身份扮演的过程，人会有意图地控制自己的言行以符合自身社会身份的需要。高夫曼将社会比喻成一个舞台，人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身份是在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不断交互中产生的[2]。米德和高夫曼奠定了“现象交互理论”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视角研究身份的理论基础。“现象交互理论”认为人对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和他人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人们会根据他人的态度反应来扮演和管理自身的身份。柯林森（Collinson，2003）指出，反身性不仅能让我们反思了解自我，而且能让我们通过人际互动知道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通过和他人的类比和对比确认自己的身份[3]。身份建构是人们根据和他人不断的人际互动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布鲁默（Blummer）指出身份是可以被建构和解读的，身份产生过程即是人们根据社会认知对自己和他人身份进行意义解读的过程[4]。身份是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身份的存在依赖于人际互动，也依赖于具体背景和环境，身份认同的理想状态是自身认知和外在的评判标准和社会期望一致。

（二）社会身份理论。

泰弗尔（Tajfel）的“社会身份理论”关注身份形成的动机及社会群体背景下的身份形成过程。泰弗尔认为，“社会身份是个体对他作为社会某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了解掌握及价值观和情感方面同群体身份的连接”[5]。社会身份很大程度是人们隶属的组织和职业赋予的。在社会结构中，个体隶属于不同的群体和组织，因此，“社会身份是多重的，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展示不同的显著身份”[5]。“在特定的情境或者某一人生阶段，某一个社会身份要明显重要于其他身份”[6]。个体的不同身份是分等级而存在的。“当某一个身份从外部获得的认同和支持越多，这个身份的等级越高，某一个身份越重要，在特定情境下也越容易被唤醒”[7]。

（三）社会自我分类理论。

特纳（Turner）等的“社会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不同水平的自我归类形成了人们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具体的社会情境对身份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个人身份”是个人根据自身和他人的差别建构的独特的自我；“社会身份”是个人根据自己分享所属群体的相似性及同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后建构的自身所属的社会类别。作为某一社会特定群体成员身份要重要于个人身份[8]。“形成社会身份的过程中，群体内的相似性和群际间的差异性得到强化”[9]，个体作为某一群体成员的社会身份通常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身份。

综上所述，不管身份是建立在群体分类或角色扮演的基础上，身份建构本质上是一致的[10]。身份概念和社会建构，人际互动，角色扮演，社会分类，及背景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身份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身份是多重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综合存在于自我认知的多个维度里面。身份认同是人类自我确认的需要。人们为了完成自我确认会有意识的根据社会期望和自我愿望来建构自身不同的身份[11]。身份建构的过程是伴随着主体不断根据和他人的互动及外在环境变化进行的选择和角色转换的过程。身份认同的过程包含着不断的人际互动，反馈，比较，价值理念的冲突，妥协，调整，内化的过程。当个体的身份扮演和社会普遍认同的身份标准不一致，或者具体情境下身份扮演和身份转换失败，身份认同不一致或身份冲突的问题就会产生。身份认同困惑问题是在轻微的身份认同不一致或激烈的身份冲突过程中产生的。

本文在研究身份认同困惑问题时，会模糊学科边界，借鉴并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身份理论进行阐释解读，我们也会特别关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理念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即在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在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断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不断解构，新的价值理念尚未完善建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警察在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中面临的冲突、矛盾和困惑。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警察职业自我认知和社会的职业角色（role）期待的矛盾、警察身份代表的社会地位（status）和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困惑、警察身份的赋权问题的障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原始材料来源于田野调查和一对一深度访谈，笔者在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先后进入四个派出所。第一个是坐落在某一线城市某商业中心的大规模一级派出所，此派出所以工作量大，工作效率高著称。笔者在该派出所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调研，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出警、执勤、值班、调解等工作。第二个是坐落在CBD商业中心的中等规模派出所，该派出所是全国执法文明示范单位，警员综合素质较高。笔者在该派出所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工作，作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所内工作。第三个是位于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中等规模派出所，该派出所辖区内城中村林立，还有尚未解决纠纷的拆迁改造回迁小区，治安状况复杂，上访问题突出。笔者作为调研人员在该派出所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调查，主要是跟随接出警，观察、访谈。第四个是位于二线城市商业核心区的规模一级派出所，该派出所是地区幸福警营建设示范单位，业务繁忙。笔者作为参观者两次来到该派出所，进行参观学习，同时开展实地观察和民警访谈工作。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是本研究获取原始材料的重要方法，笔者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对39位警员进行了一对一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了不同职位、部门的在职警员。其中机关警员9人，负责行政管理和业务督导工作4人，督察工作3人，信息处理工作1人，后勤保障工作1人。基层警员30人，其中基层正职领导6人，副职领导8人，政工领导4人，社区民警7人，其他5人。由于轮岗机制，很多访谈对象同时具有在机关和基层工作的经验。访谈均是一对一私下进行，时长最低一个小时左右，访谈问题设置比较开放，根据访谈人的情况随机提问，具体访谈问题见附表。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对调查笔记和访谈笔记的多次沉浸式研读比对，笔者进行了三次系统的主题提炼，形成了四个关于警察身份认同困惑方面的主题。分别是涉及职业身份界定的“警察是什么”，涉及职业工作定位的“犯罪终结者”和“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困惑，和职业角色扮演相关的“危机化解者”和“情况处置员”的角色扮演困惑以及和职业社会地位相关的“执法权威”和“弱势草根”的身份冲突。

三、警察身份认同冲突的显著领域及形成机制

（一）“警察是什么”？

这个问题涉及对警察职业身份的基本界定，也决定了警员在警务工作中的自身定位，进而决定警员自身的价值认同。访谈过程中，有8位被访谈人清晰界定了他们对“警察”概念的认知。

“警察就是国家的暴力工具，无条件听党指挥，维护政权稳定，维护社会稳定。”

“警察就是一个职业，……就是打工仔，给政府打工的打工仔”

“警察就是政府的保安。暴力工具根本谈不上。暴力工具有威慑力，可以镇压，有权力的。现在又强调文明执法，服务群众，微笑服务什么的。现在群众的素质根本达不到进行文明执法的程度。你文明、他不文明，怎么微笑服务？警察就是在干保安干的事情，而且是高级保安，又要伺候好主子，又要文明管理。”

“警察是政府的暴力工具，是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

“说的不好听点，警察就是政府的鹰犬，就现在这形式，应该说是拔掉了爪牙的鹰犬。”

“警察就是暴力（执法机关），就是政府的手脚刀枪。枪是武器，不能自己扣扳机，我们就等着政府扣扳机，我们朝目标发射子弹就可以了。”

“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一旦有危机发生，警察是政府防御的第一道墙。”

“警察是……孤独的斗士，专门给政府背黑锅的”

“警察就是万能机，政府和公众随便用，而且不能出错。”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警员非常清楚自身的职业定位、职责和社会功能。警察的职责就是维护执政党的统治，警察作为政府的暴力工具的功能得到了警员的高度认同，服从性和强权性得到了警员的认可。从现象交互理论角度来解释，警员对职业身份的解读是在和外界的不断互动并参照外界的信息反馈的基础上得到的。从访谈结果看，警员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偏重职业的政治功能，这种身份认同更关注的是警察作为政权保卫者的社会角色，而弱化了打击违法犯罪的社会治安管理者的角色。身份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立场不同，对身份的解读完全不同。在政府的角度，警察是国家暴力工具；在公众的角度，警察是国家公务员，是人民公仆；在警察自身的角度，警察本应该是社会治安稳定的保障者，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执法者。然而，纵观警员对自身身份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警员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政府完全一致，职业身份的建构完全参照政府的态度和互动反馈；公众的态度、互动反馈及职业的社会功能基本被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察作为国家执法人员和服务公众的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的弱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产生强权文化，政府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主导权，政府和公众之间属于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警察组织隶属于政府，而且是绝对依附关系，警察的职业身份认同必然参照政府的认知。另外，警察文化本身具有强权性的特点，当它和当代中国的集权文化结合后，就会演化成官本位主导的霸凌文化。在警员的职业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警察会主动参照政府的观点，将职业角色预设为暴力工具和管理者。因此，警察在扮演执法者和社会治安管理者的身份时，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和公众之间是不平等的，警察和公众的关系被解读成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而非服务和被服务关系。相应地，多数警员认为公众应该无条件服从和配合警察的工作。在中国当代警察的职业身份认同中，“暴力工具”是核心身份，“社会管理者”是主要社会身份，“人民公仆”则被弱化成宣传身份，有名无实。或者讲，警察没有很好的建构“人民公仆”的身份认同。当代警察的这种职业身份认同的优点在于，警察组织对政府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在执行政府命令时，具有绝对的服从性和高效性。在实际的警务工作中，警察在扮演为人民服务和为政府服务角色产生冲突时，虽然会产生潜在的身份认同不一致，但警员会迅速做出身份选择，高度认同自身代表政府的身份，果断确认自身保卫政权、坚决维护政府的利益的“暴力工具”的功能，即使政府的行政命令没有具体法律依据作为保障或本身行政命令发布不当时。从社会身份理论角度解读，警员的身份等级序列排序中，暴力工具处于最高等级，明显高于执法人员和人民公仆等其他职业身份。

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警员在对身份排序过程中也存在轻度压抑和思想斗争的过程。警察作为“暴力工具”和“人民公仆”“国家执法人员”身份产生冲突的时候，警员会通过牢骚和抱怨来缓解身份认同不一致。

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管理也不是很完善，不能让人人满意，执法环境比以前恶劣多了。警察代表政府，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就反感警察，所以执法的时候不配合、挑战警察权威，把怨气都撒警察这了。

我认为听党指挥是正确的，高层的方针、政策导向都是非常英明的，只是在这个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问题。警察没权对执行的任务进行选择、决断，服从性是最高指针。那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与民争利、违规、粗暴行政），警队成了首当其冲的暴力工具，也成了群众指责、谩骂的替罪羊。

现在的领导都不想找麻烦。群众和警察有冲突，没大问题就压下去，算了。要处理，肯定是处理自己人容易，长期积累下来，基层肯定有怨气，……有的非警务工作，警察到场也无法解决问题，没有执法权，但却要承担责任，对后果负责。这是什么道理？……现在的体制，你都懂的，下级只能被动服从，一旦执法，不要说执法，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出现问题，最后也是下级背黑锅。现在当警察，哪里有职业安全感，以前的铁饭碗不在了。

现在很多政治任务，各种保卫、维稳等任务不定时要加班，而且有的时候还要抽调警力，很多时候基层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今天派出所要二级防控备勤，所有的警员全部都要值班，那么正常值班的同事第二天上午都没有办法休息，有的时候一搞就一个星期，这根本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办法实现，哪个警察能七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机器人啊。……本来社区民警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一搞二级响应，全部人都抽调巡逻去了，社区谁管，出了事情还要民警自己负责，没有道理嘛。

从访谈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警员抱怨政治任务耗费警力，额外增加警察的工作量。这其中暗含了一个潜在逻辑，警察在做很多并不是应该警察做的工作，政府额外增加了警察的工作量，而且让警察变成了政府的替罪羊。这种无奈反应出警员对自身职业身份的另一个觉知，警察是“国家执法人员”，作为国家执法人员应该是有自主性，权益应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只是当前的政治环境牺牲或者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警察作为国家执法人员的权利。参照政府的立场，警察的身份就是暴力工具和强权机器；面对公众，警察才算执法人员，“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是相对存在，在身份等级中，“暴力工具”的排序永远高于“国家执法人员”。从身份赋权的角度来看，公众对警察的身份只有微弱的赋予权，政府才拥有对警察身份的绝对赋予权，警察只有绝对服从和依靠政府，认同政府的身份赋权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警察身份的赋权虽然以相关法律为基础，作为“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得到了法律保障，但存在身份赋权不完全的问题。访谈数据显示，警察身份受行政的左右非常大，很多警方行动纯粹是为了配合政府，而非管辖权限内的执法行为。警察的“国家执法人员”、“治安管理者”的身份赋权，偏重强调执法权力，缺乏警察执法权益保障机制。当警员正常执法权受到挑战的时候，维权难也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于当代的政治环境，中国警察无意识中强化自身作为政府“暴力工具”的身份认同，但却没有很好的建构自身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认同，作为“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认同也没有得到完全发展，因此，“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会不自觉和“暴力工具”结合，演变成政府的“强权机器”。这种身份认同会直接影响警察的执法表现，忽视公众诉求，强势执法，执法态度恶劣等问题都侧面反应了警察身份认同中“人民公仆”角色建构的不完备，“人民公仆”的身份变成一种粉饰性的象征，没有很好地得到警员的内在认同。

（二）“犯罪终结者”和“社会工作者”。

中国当代警察身份认同困惑的另一方面来自对自身职业定位方面的质疑。对警务工作性质的解读，反应了中国当代警察激烈的职业身份冲突。这种身份冲突表现在警察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定位及对警务工作范畴的不断质疑，对警务工作和非警务工作的自动区分方面。

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治安稳定应该是警察的核心工作，服务群众应在是在“岗位上服务群众”，警察只要让社会治安良好，打击犯罪有力就可以了，而不是要对群众“有求必应”。警力的使用首先要保障的基本职能的正常运转。就说二级备勤，警员在岗在位是必须的，这时，110又找你去出警，这一出警，自己的本位就没有人管了，要是出了事情，追责还是要追到警员头上，这怎么算啊！

我认为公安工作应该是以管理社会秩序体现其服务职能，而不是大包大揽，疲于奔波在非警务活动上。服务群众是宗旨，这体现在社会治安良好、警方打击犯罪有力的层面上。

政府应该对公安工作准确定位，110接警工作应该和其他行政职能部门联动，很多问题哪个职能部门负责，哪个部门解决，把警力抽回来维护治安打击犯罪，而不是处理各种非警务问题，现在的状态就是“群众绑架110，群众指挥110”，不管什么事情都随便报警打110。

110接警热线的宗旨是“有警必接”，“5分钟要到达现场”，这个理念是本来是从快速打击违法犯罪的角度提出来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拨打110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很多市民求助根本不属于公安管辖的范围，即使警察到场也没有办法解决纠纷。这时，群众就不满意，就投诉。而现在的公民过度强调维权，警察解决不了问题，就破口大骂，胡乱投诉。

从以上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员站在自身的立场认为，警察的基本职能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犯罪终结者”和“治安稳定的维护者”应该是警察的主要职业角色。因此，警察职业角色定位应该是社会治安的管控者，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但现实是，很多警务工作需要警察扮演“公众服务员”的职业角色，某些警务工作范畴和社会工作范畴是重合的，尤其是社区警务这一块，警察很多时候是在扮演“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第一个层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当代警察“人民公仆”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建构完成，这就造成了当代警察职业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很多警员抗拒甚至抵制扮演“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角色，这反映在基层警员不断质疑警务工作范畴和110接警热线的功能方面。某些警员会在工作中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区分警务工作的等级，对于刑事和重要的治安案件极度重视，并倾尽全力；对于一般的群众纠纷或者公民求助则反映冷漠，在民警的观念里面，这根本不是警务工作，而是额外增加的工作量，是街道、政府其他部门应该联动完成的，只是因为“维稳”的需要，强加给警察的。客观讲，110求助热线功能的界定不明，确实将很多非警察职权管理范畴的社会工作强加给了警察，导致当代警察职业角色过载。警察的职业身份界定本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角色过载，过度使用警力，甚至滥用警力上。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导致警察身份角色扮演困难，疲于应付。警员对“社会工作者”身份的自动抵制也反映了警察对职业身份的内在认知和政府对警察职业的认知及公众对警察的期望值存在偏差。

110有警必接制度有很大问题，耗费了大量警力，而且很多纠纷就是非警务处理范围，公安无执法权限，警察即使面带微笑，只要解决不了问题，群众就是不满意。本来应该用来社区管控的时间、刑事、治安案件业务办理时间受到挤压，造成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薄弱。

财政不自主是公安目前存在的问题，公安的财务支出有部分是街道负责，所以连个街道都可以随意动用警力，另外，我觉得政府对公安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对群众的行政管理60%在公安口，其他部门没有各司其职，该警察管的警察要管，不该警察管的警察也要理。这无形中耗费了大量的警力，造成派出所的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

现在领导的态度就是“摆平就是水平”，不管问题的处理过程，只看结果。结果好就行，中间的过程如何，只要没有上访、投诉，就没有问题。有问题，“谁处理、谁负责”就是要找摆平的人“背锅”。

不管是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他们对警察的职业定位就是“解决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讲，这是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的衍生品，一切以利益为先导，以利己为指针，忽略他人权益诉求。在这种社会互害的文化环境下，警察的职业权益不可避免成为了牺牲品。政府也也好，公众也好，二者都会出于利己的考虑使用和差遣警力，他们并没有关注警察职业管辖权限，也没有对警察职业角色有清晰的认知。根据身份“现象交互理论”，警察的身份建构源于和外在的互动反馈，外在的反馈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而且政府和公众只关注警察的“解决问题”的实用功能，而忽视其管辖权限和权利诉求，这势必造成中国当代警察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也很难建构正常的职业荣誉感。相应地，警察在职业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会出于本能抵制增加警察工作量或者损害警察权益的行为，尽力为自身争取权益。因此，警员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认同，强化自身作为“违法犯罪打击者”、“社会稳定维护者”的角色认同，抵制有损自身利益“人民公仆”、“社会工作者”职业角色。当社会主导的功利主义文化在警队盛行时，警察利用职权进行索贿或徇私舞弊等问题也在所难免。这是社会互害产生的后果，警察身在其中，他们本身是受害者，权益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侵犯，警察自身也在积极施害，强势执法，压迫公众，应付工作、消极抵抗政府不合理命令、拉低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身份赋权的角度看，法律对警察的身份赋权存在严重失衡。警察作为“国家行政执法人员”和“社会治安管理者”的身份得到了充分赋权，获得了法律的有力保障；警察作为政府雇员、作为个体自然人的身份没有获得充分赋权，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机制；这导致警员的自我身份认同困惑不断。很多警员既认同自己是国家执法人员，也认为自己是烂命一条的草根。（具体见后）。另外，整个政府的运作机制倾向于“以大局为重”，当警民有冲突时，难免会牺牲警察的权益，息事宁人。警察执法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非常不完善，公众挑衅、媒体干涉警察正常执法的情况频繁发生，这些都是警察职业身份赋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的后果。

（三）“危机化解者”和“旁观自保者”。

身份赋权不充分导致警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权益乃至个体尊严不断受到公众的侵犯，随意谩骂警察、仇视警察、暴力抗法等现象不断出现。由于正常的执法权益维护在运作层面存在问题，维权又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造成警察正常执法过程中身份扮演困难，这突出反映在执法过程中警察和公众的互动方面。按照正常的逻辑，警察作为国家执法人员应该是问题的处置者，然而，由于工作职能界定的不明，警员需要处置很多管理权限范围以外的纠纷冲突事件，由于没有权限，警察只能作为“旁观者”进入现场，而公众又期望警察扮演解决问题的“危机化解者”的角色，当角色期望没有被满足时，就指责警察行政不作为、冷漠冷血。在整个的调研过程中，许多警员非常关注警察权益的保障问题。

我就说说那个王文军事件。工地几个农民工讨薪，强行进入工地，保安不让进，然后就报警。警察接处警肯定要的啦。（农民工）抱着他的脚不放，他（王警官）穿着制服站在那里，那就是妨碍正常执法。怎么说也不放，用手扭了一下她，那女的就死了啊。死了，就把我们的民警抓起来了啊！就说什么暴力执法，滥用职权。你说警察正常执行公务，那人就是抱着他的脚不放，那怎么执法？……（沉默、愤怒）关键是这个事情结果是那个女的死了，领导没有站在民警的立场，维护民警的执法权益。现场有人拍了视频，检察院就介入，这个可以理解，但当班民警最起码应该给个取保候审，为什么让他关在仓里面（办理的是刑事拘留）呢……(悲愤)。后来，还让央视做了个节目，采访死的那个女的儿子，说农民工讨薪被警察打死。哎。你说，总觉得特别可悲啊。真让人感到心寒……

我记得有次值班的时候，后半夜1点多，在某某路有个食档打110报警。110就是要求有警必接，没办法，到了。报警的说吃饭的时候发现菜里有苍蝇不给钱，食档老板就是不干，这么扯皮，警察也没有办法啊，这属于消费纠纷，应该是工商处理的，110不管，直接把我们派去，那怎么办，只能看着，不打架就行啦……后来连我也被骂啦。

我刚工作不久的时候，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当时和同事接手了一个诈骗案，因为当时技术手段、取证等问题，破案工作很不顺利。报警人就一路上告，跑到公安局闹，还向法院起诉我们“行政不作为”，后来督查也找我诫勉谈话。当时迷迷糊糊的，压力很大……后来还在法制看见了法院的判决书，判决我和同事行政不作为成立……（苦笑）。反正因为不是个人原因，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我认为当时的组织非常客观，保护了民警。不过要是换到现在，早就追责了。

现在上级不体恤下属，一味强调追责、倒查、挂钩机制，只让基层负责，不能看管好自己的兄弟。只罚不赏的管理方法存在很大问题。追责机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边看领导意思，那边媒体又炒作了，还有群众又上访了，本来小事一闹，饭碗都没有了。

警员对警察权益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当代中国警察身份赋权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由于身份赋权的不完全，正常的执法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再加上社会执法环境的恶化，很多警员在执法时会主动规避风险，选择“旁观自保者”的身份，于个体警员来讲，“危机化解者”只是理想，弄不好还要给自己找一身麻烦，变成焦头烂额的“情况处置员”。然而，公众则认为警察是“冷漠旁观者”，不负责任、缺乏职业道德。从自我实现和职业成就感的角度讲，警察非常希望能扮演“危机化解者”，“公众保护者”的职业角色，只是警察并没有很多社会问题的执法权，又要扮演很多社会问题的前期处置者的角色，出于现实考虑，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亚文化的角度看，警察组织是惩戒文化为主导的组织文化，罚重于奖是核心规则。警员非常清楚组织规则，规则更倾向于发现警员的错误而不是警员的成绩。不管警员做出多大成绩，这都是工作分内的，而只要工作中出现一点过失，警员就会受到处理[12]。惩戒文化也是警员选择“旁观者”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职业身份控制能力不足会让警察缺乏职业安全感，认为自身的警察身份随时都可能会被不确定的突发事件剥夺，警员将责任归咎到警察组织，认为组织、领导对警员保护不力，牺牲警察的个体权益，这又回归到了身份的赋权问题，如果警察的身份赋权能够得到完善的法律保障，警员就不会在执法过程中过于关注风险，趋利避害。警察职业荣誉感和安全感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也只有在立法的层面解决警察的身份赋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警察的职业身份认同问题。

（四）“执法权威”和“弱势草根”。

警察身份认同冲突的另一个层面体现在警察职业阶层的社会归属方面。警察到底是强权者还是弱势群体？作为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执法者，作为国家公务人员，警察应该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公众普遍认为警察是强权者，这和警员的自我感知存在严重的偏差，警员普遍认为警察在当代中国是弱势群体。

警察个体就是群众中的一员，只是在工作中扮演执法角色。…… “社会的文明程度和警察的社会地位成反比”，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警察的社会地位越低，但执法权威和威望会提高。你看现在中国，国民整体素质没达到文明程度，但警察的执法权威和社会地位却江河日下，这和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根本不相符。

现在当警察哪里有荣誉感？社会地位这么低……90年代当警察，上班下班都穿警服，群众很尊敬你。下班路上看见打架的，看见警察来了，马上散了。现在社会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了。现在哪里有人以做警察为荣的？下班赶快脱了警服，生怕别人知道你是警察。

警察值班就不算了，还要经常加班，和其他公务员相比，警察平均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这么算，人家工作20年，我们这已经工作30年了。这么干，谁也受不了的。……人家公务员一周工作40小时，警察就要翻倍，干80小时，拿一样的钱。现在这社会，按劳取酬，早不讲什么奉献了，你让大家怎么开心干活？现在加班补贴，每个月就那么点钱，平均下来，警察连外边零工都不如。

我觉得警察的执法权力完全够用，公平公正依法执法，但执法权威早已江河日下。现在的老百姓根本不尊重警察，这就是过度宣传服务理念的后果，“有困难找警察”嘛，怎么不找其他部门。

人家美国警察只要有潜在危险就可以开枪，执法权威和社会地位都非常高，我们啊，不要说开枪，就是拔枪说不定事后都要解释，媒体再一搅和……哼！

为什么公众对警察身份社会地位的感知和警员的自我感知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仍然是警察身份赋权不完全的问题。政府和法律虽然赋予了警察职业“执法权威”身份，由于身份赋权不完全，执法环境恶化，公众不断挑衅警察的权威地位，而警察又不能很好的维权，这就导致警察认为自身的职业社会地位低下，警察属于“弱势群体”，是政府利益的牺牲品和体制的受害者。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群际之间的比较也会影响警察的身份认同。很多警员会拿警察和税务、工商等其他部门的公务员进行比较，拿中国警察和美国警察比较，结果就是警察待遇差，缺少执法权力，社会地位低，属于“弱势群体”。另外，角色转换产生的落差也会造成警察对自身社会地位认知的偏差。警察在岗期间扮演“执法人员”角色，下班后又扮演普通公众角色。在岗期间职业身份赋予了警员执法权威的地位，下班后，警员就失去了这个地位，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产生心理落差属于正常现象。职业身份的社会阶层归属直接影响警察的职业荣誉感，职业满意度和自我价值认同。作为集权文化主导的体制下的中国警察会很自然认为“国家执法人员”等同于 “执法权威”，然而中国当今的社会现状是，警察的执法权威地位不断受到公众挑战，公众不配合、执法难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工作问题 ，这也会影响警察对自身职业社会地位的认知。

四、警察职业身份认同的展望

警察职业身份冲突会直接影响警员的自我的价值评估、职业满意度和职业荣誉感，影响整个组织文化，进而影响整个警队的运作。因此，构建清晰、明确的职业身份对当代警察乃至整个警队都是非常重要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身份的界定会随着外在环境（如社会文化、价值理念）以及组织制度和机制的调整而变化。外在环境属于不可抗因素，身份只能被动随着社会价值理念的改变而改变；组织内在机制则属于可操控因素，组织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限定和法律赋权来构建新的职业身份标准，并通过普法推广的方式嵌入在社会价值理念之中。另外，职业身份认同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转变的过程中，当代警察产生激烈的身份冲突是一种必然，政府和公众会调整对警察职业的角色期待，警员也会在反复的身份冲突和角色扮演困惑中有意识的调整自身的身份认同标准，最后达到接近身份认同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体制、法律、文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合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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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Struggle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Policeme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Cul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ZHAO Li-zhi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w ith constant fierce conflicts between Chinses and western,new and old cultur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cemen face conflict,contradiction and bew ilderment in ident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constructing of tradition value idea and imperfect constructing of new value idea.The researcher collects amounts of data through fieldswork and one to one interview,usesqualitativemethods to make data analysis,and concludes four significant fieldsof police identity struggle:conception of police,crim inal term inator and socialworker,problem-solver and bystander,authorit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grass roots.And finally analyzes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nvironment,system and culture.

identity of police;conflict;system;culture;social environment

D035.31

：A

1674-5612（2017）02-0007-10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2-03

赵理直，女，辽宁人，广东警官学院公共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警察文化和组织行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