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智库工作站 甘肃 兰州 730070）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宋圭武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智库工作站 甘肃 兰州 73007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在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对农村工作提出的一个大战略，我们一定要全面实施好这个大战略。而要全面实施好这个战略，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要努力建设现代农业。另外，还要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动，要全面解决好农村人口脱贫问题。

乡村振兴 十九大 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在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中央对农村工作提出的一个大战略，我们一定要全面实施好这个大战略。而要全面实施好这个战略，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要努力建设现代农业。另外，还要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行动，要全面解决好农村人口脱贫问题。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中国农村近代发展史上曾有一次十分重要的乡村振兴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它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启蒙为实质，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是一场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缺乏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这对我国脆弱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上述天灾人祸让我国农村经济在上世纪20、30年代陷入严重凋敝状态。具体表现是：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大幅度上升等等。与经济凋敝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进一步加剧。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客观看，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若没有战争的干扰，这场运动会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空壳化不断加重，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也日趋严重，土地撂荒越来越多，环境污染也在加剧，道德水平不断下降，国外农产品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严重挤压，世界经济又面临不景气，等等诸多问题，导致我国农村发展日益困难。而农村发展困难，必将导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并进一步导致工业等产业发展潜力不足，并最终导致城市发展日益困难。面对新的情况，中国客观需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是要为中国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大国需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一是为了发挥经济优势的需要。从供给方面看，因为大国必然土地面积大，土地要素比较丰富；另外，由于国土空间大，气候、土壤、动植物等资源更具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展农业，尤其不发展特色农业，将是要素优势的一大浪费。从需求方面看，大国必然对农产品的需求大。而农产品的消费，区位优势又十分明显。所以，大国积极发展农业，有广大需求基础。二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大国对粮食的需求量大，若发生粮荒，很难靠外部解决好。所以大国粮食必须要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为了保障粮食自给自足，大国需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但对于一个小国而言，农业的重要性可以有所降低。一是因为小国土地资源比较紧缺，气候、环境、动植物等资源单调，发展农业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原则集中精力发展其它产业，当然也不排斥选择农业为优势产业。二是小国对粮食需求量不大，只要与某个大国长期搞好关系，就可以依附某个大国来解决好粮食问题；另外，由于需求量不大，也可以一定程度通过国家储备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目前，中国农业正面临严峻考验，如何突围，亟需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大力建设现代农业。

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推进合作化、订单化和生态化三化建设。合作化、订单化和生态化建设，是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三个关键支点。

第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努力提高供给效率，为此需要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建设。提高农业供给效率，核心是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目前最主要的措施应是推进农业的合作化建设。合作化不足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短板。由于缺乏合作，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经营模式无法体现分工优势，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低。最终农民很忙很累，一年到头还收益低下，弄不好还要亏本。一是有些地方农业虽然有规模化，但缺乏合作化，各家产品在销售时，各自为政，各讲各的价钱，最终规模化没有形成价格优势。由于没有价格优势，农民增收效果就很难体现出来。二是现有合作社很多不规范，并没有真正体现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有很多合作社是徒有其名，只有一个合作社的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起来。三是由于缺乏合作，也客观增大了中央政策的落实成本。为了应付政策落实方面的检查，有些地方干部不得不搞一些形象工程来搪塞。四是由于缺乏合作，也让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资金撒了胡椒面，没有充分发挥出规模效益。五是由于缺乏合作，也增加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一些农民更趋于自私，更趋于只顾自家的利益；一些乡村乡贤文化也开始衰落，庄风也开始变差，人与人之间多了利益算计，少了亲情和友情。六是由于缺乏合作，也阻碍了工农和城乡之间进一步的协调发展。因为分散的小农式经营模式，让农民、农业和农村在经济上更多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既制约了三农本身的发展，也制约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如何推进农业合作化建设，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各级政府充分动员起来和行动起来。几千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模式，养成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人格特质，若采取自下而上的自发合作推进模式，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将可能是一个盲目而漫长的过程，这会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另外，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也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尤其要大力反腐败。

另外，中国农业的合作模式，应基于中国农业的各种约束变量来选择。中国的农业合作模式，既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日本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其中民族文化、国家制度、土地、人口等，都是影响合作的变量。例如，文化，就是一个影响合作模式选择的重要变量，一般不同文化模式，总会衍生不同合作模式，家族文化浓烈，一般会衍生更多家族合作形式。

目前，我们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家庭农场式的合作模式建设。但家庭农场模式不应成为中国农业合作的主导模式。因为目前我国户均土地大体在10亩左右，要发展1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就需要转移9户人家的劳动力，这在我国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国城市经济并不具备吸纳这些人口的实力。家庭农场可以作为我国农业合作的补充形式。

基于人地关系特点，我国的农业合作，应体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双重特征。另外，我国的农业合作，应更多体现社会稳定目的，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具体而言，我国的农业合作，可考虑建立合作农场模式。合作农场应体现综合合作特征,应实现农民生产合作和生活合作的有机统一。合作农场可根据需要办幼儿园和养老院等。

在合作农场的管理上，政府可考虑派高素质干部带工资进入，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目前，我国有干部驻村制度，可将驻村干部变为驻农场形式，同时，乡镇干部也可分流一些到合作农场工作，这对深化乡镇改革也有好处。这里合作农场既体现了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也体现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合作。

另外，推进农业合作化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要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农民土地可入股合作农场，享受股息收入。

第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保证供给的稳定性，减少市场需求波动性的干扰，为此需要积极推进农业的订单化建设。这里的订单化，主要是通过政府统一联系安排，在农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广泛建立直接通道，具体可通过订单农业来实现。比如，某农场的产品，可通过订单模式给城市某消费单位按合同稳定直接供货。当然，某农场的产品，除一部分给城市一些单位通过订单稳定供货外，其余部分可进入市场自由销售。这样通过在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订单，可有效消解市场需求风险波动，提高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同时，对于订单农业部分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来解决，最终将农业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另外，对这里的农业订单化，不能理解成是计划经济，这里订单并没有否定市场，只是要求对部分农产品实行订单调节，其它部分农产品还是实行市场调节，是订单和市场的一种有机结合。另外，通过这种订单化，也可大大消解中国政府来自粮食存储收购方面的压力。

第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大力提高供给产品的质量，为此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的生态化建设。生态化建设，核心是要实现农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农业生态化建设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工程。民以食为天，农业的生态化建设也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另外，面对目前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也客观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生态化建设。如何推进农业生态化建设，一是农业技术开发应重点放在生态绿色环保方面。国家应加大治理农业污染方面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农业技术人员要多下乡调研，要多根据本地特点进行农业技术开发。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二是要建立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检测制度。要充分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监督。三是对农产品销售中存在的假冒伪劣现象要进行严厉法律制裁。

农业的合作化、订单化和生态化建设，是三位一体的设计。在生产的微观组织建设方面，主要着眼于合作化；在应对农产品市场需求风险方面，主要着眼于订单化；在最终产品消费方面，主要着眼于生态化。这样在农业的制度建构上，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最终形成一个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有机整体。合作化有助于推进订单化，而订单化有助于合作化的稳定发展。另外，合作化和订单化，也保证了农产品的责任明晰问题，一个单位消费的农产品出了质量问题，在订单农业下，总是有源头可查，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生态化建设。而生态化又将进一步开拓市场需求空间。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推进合作化和订单化良性发展。最终农业的合作化和订单化、生态化形成良性互动互促机制，三者互相嵌套形成一个高素质农业供给侧结构。同时，在这样的高素质结构下，也促进农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三、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坚决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

各级干部要充分认识贫困的严重危害性。贫困的危害表现的多个方面。贫困让贫困者的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异化形式。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十分低下，往往会催生一种个人生产上的懒惰行为。这里懒惰实质是一个人放弃了随其自身而来的责任，是他不想成为他自己的真正样子。这种懒惰，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本质是一种“软弱的绝望”，是一个人“绝望地不想做他自己”的具体表现，是自己对自己生产活动一种绝望的逃离，最终这种逃离达到了否定自身生产行为的目的。这里劳动的边际收益低下是贫困者产生生产方式异化的主要根源。贫困让贫困者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一种异化形式。比如过度节俭，本质是想进一步维持生命的存在，但结果导致生命进一步加速折旧，最终让贫困者自身的存在方式成为自身存在的一种否定。再比如高价婚，本质是想维持婚姻，想通过婚姻获取收益最大化，但最终结果是让婚姻的基础更为脆弱，让婚姻自身也成为否定自身的形式。贫困为什么会导致生活方式异化？根据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由于贫困，让内在生命存在的边际价值更低，让外在物质存在的边际价值更高，从而导致外在物质的价值高于内在生命的价值，最终外在物质成了最高目的，而内在生命则成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贫困不仅让贫困者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存在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而且对社会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贫困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贫困既让自身的生命价值降低，也让别人的生命价值在自己眼中降低。另外，贫困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贫困会加剧贫困者通过自然索取财富的动力。有关研究也表明，越贫困的地区的人们环保意识越淡薄，进行环境保护的难度越大。贫困对经济增长也十分不利。来自贫困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必然是十分有限的。有关研究表明，基尼系数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2个百分点。另外，由于需求档次低，贫困也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另外，贫困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贫困所诱致的人格更多是一种物质偏好型人格，一旦这种人格掌握权力，必然更容易为外界利益所诱惑，在制度防范不严密的情况下，往往也更容易成为腐败分子。最终导致贫困地区腐败与贫困互相助推。一方面，贫困助推腐败；另一方面，腐败让贫困地区脱贫更难、效率更低。这种情况也被有关研究所证实。

大力推进脱贫攻坚行动，需要采取综合对策。第一，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的边际劳动收益，让贫困地区的劳动者真正有存在的价值感，让生命有珍贵感。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技术投入；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制度投入。由于腐败等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贫困地区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往往有限，所以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应更多体现在技术和制度上，而非资金上。国家应动员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多到贫困地区进行调研，多了解贫困地区的技术需求，并进行对口援助。另外，应大力推进贫困地区进行制度创新建设。第二，要努力改造贫困地区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比如高价婚之类的习俗，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禁止。第三，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隔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第四，也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进行精神扶贫的力度。要大力建设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第五，对贫困群体也要多进行心理疏导，多进行心理扶贫。

（责任编辑：潘维永）

D261

A

1007-9106（2017）12-0005-04

宋圭武，（1964—），男，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二级教授，智库工作站副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中国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