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顺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史学研究·

试析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

董顺擘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对德国强占胶州湾和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进行了评论。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福泽认为这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交往的现实造成的，日本为了所谓“台湾的治安”也应“租借”福建。对于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福泽在对日本军人的“勇敢作战”大加赞美的同时，认为中国人的“无知无谋”是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将责任完全推给了清政府。福泽对这两次事件的评论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仍然试图以文明开化论为借口使日本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正当化。

福泽谕吉 德国强占胶州湾 八国联军 中国认识

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1835-1901）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先后对德国强占胶州湾、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发表了相关的评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福泽有关这两次事件的评论还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考察福泽对这两次事件的评论，可以进一步了解其一直鼓吹的“脱亚论”是如何实现的。

一、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评论

1897年11月14日，德国以巨野教案①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山东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以“租借”胶州湾为主要内容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强占胶州湾和《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引起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1](P86-122)

关于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福泽认为如果是临时占领的话，德国缺少国际交往上必要的礼仪；如果是永久占领的话，不仅会影响东洋的和平，而且实际上会破坏世界的和平，会开启世界大乱的端绪，日本也不会旁观。[2](P157-159)这一件事单单从德国的举动来看，“其愤慨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如今的世界说万国公法是国际礼仪，其只不过是装饰表面的虚礼虚文，如果观察实际情况，所谓弱肉强食才是国际交往的真实面目，可以依赖的只有武力。强者食肉，弱者被食”。[3](P163)

对于日本的政策，福泽认为“可以说火源在对岸，其对岸仅仅是一衣带水之隔，飞火的危险也不可预计，总之我们要警惕是最重要的”。并且，福泽提出如果日本想要守卫台湾的话，要有更进一步守卫台湾之外土地的觉悟。[3](P164-165)因此，对于德国侵占胶州湾，日本“决不可隔岸观火”。[4](P187)这里已经预示福泽对台湾的对岸——福建有了像德国强占胶州湾一样的想法。

福泽早在1884年10月发表的《东洋之波兰》一文中就推测中国将要被列强所分割。1898年1月12日，福泽在发表的《十四年前的支那②分割图》一文中指出，“十数年前的预测，稍稍与今天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大势上有很多地方与之前所说的相符合”，“如分割的区域，不仅大体上相同，甚至随便设定的期限1899年也几乎符合，最近已经开启了分割的端绪，趋势发展的速度令人吃惊”。[5](P205-207)

对于中国将要被分割的原因，福泽认为现在东西方相对，可以说“西洋是文明进步之国，东洋是古风守旧之国”。本来主义不同，西洋的文明果真有进步之实，东洋的古风是逐渐的退步之势，现在的中国就是以东洋的古风对抗西洋的文明。在中国，“毕竟儒教中毒的余毒是国情使然”，如果今后以文明教育考虑，只要不从根本上打破其政治组织，人民到底没有希望。[6](P208-211)中国人“既没有气魄也没有教育”，不可指望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进行改革，最后“不外乎自取灭亡”，但还未等其自灭，如西洋列强早已开启了分割的端绪。即西洋文明同古风之争，胜败之数参照大势即可明白，其分割是不可免的趋势。[7](P216)

福泽又进一步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催生了欧洲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旅顺口，已经开启了分割的端绪，英法也将会逐渐着手。中国的土地被列强分割，“时至今日一点儿也不值得怀疑”。当中国被分割时，日本支配土地、人民的“伎俩远远比欧洲各强国更出色”，因为日本“熟知其国风的由来和如今人情风俗的实际”。[8](P218-219)

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福泽指出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交往现实造成的[9](P221)，提醒日本政府当局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要有思想准备，可以说将来“支那地方一带可以看见诸强国的新领土”，对日本来说，“恰如欧洲的强国转移到对岸的土地一样”。[10](P299-301)中国人“无论是体质还是勇气，本来具备作为军人的资格，如果以西洋人惯用的手段进行训练的话，毫无疑问可以组成纯粹的西洋流的精兵。我日本人数年之后，承认对岸的支那地方出现欧洲强国绝不是无稽的想象之谈”。[11](P303)

4月22日，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不将福建割让与他国的要求，24日清政府表示接受，自此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福泽听闻此事，认为这是“最恰当的处理”，指出福建省与日本的新领地台湾仅仅隔着一线的海峡，如果其土地落入强国之手的话，台湾成了恰如被挤压的状态，让中国声明不割让福建必须说是最恰当的处理，并“希望政府更进一步”。[12](P324-325)由于福泽认为台湾经常出现“骚乱”的原因就是出在福建，因此甚至提出“为了台湾岛的治理，杜绝其祸根，早一日收到岛地安全的效果”而临时“借用”福建。[12](P325-326)

福泽还进一步说明了“借用”福建的理由，称在台湾“土匪的暴乱”尚未绝迹，本来是“乌合之众的草贼之辈”，但剿灭很困难，即同中国大陆“偷偷地串通”，因为有兵器弹药等的供给，“祸根”在对岸，是不可掩盖的事实。日本不得已要求临时“借用”福建，所谓“借用”只是为了台湾的治安，只不过是阻塞“祸根”的手段。[13](P333-334)福泽甚至提出了使用武力，他说中国拒绝这样的“正当要求”的话，事实上不得不认为是“放任毒害妨害我国的治安”。“如胶州湾，如旅顺大连湾，虽然没有可见的作为正当的理由，但已经允许他国，唯独对我正当的要求踌躇不决，最终不外乎使用武力”。[14](P335-336)福泽在此也指出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大连湾没有正当的理由，但他依然提出日本要不惜通过武力“借用”福建。

二、对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评论

1900年6月，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军事入侵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事件。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其人数达到了22000人。[15](P30)日本侵略军在大沽，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的战役中，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从而取得了列强公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第一次加入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国际“俱乐部”。[16](P55)

6月17日，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参加了攻占大沽炮台的侵略行动。福泽指出在进攻大沽炮台的战斗中，日本军人“第一次同外国人联合作战，责任重大。在战斗中，日本军人表现出了军人的素养，在世界上使日本受到了重视，可以说战死者死得光荣”，将日本的面貌展现在世界各国人的面前，是“空前绝后的伟业”。福泽甚至称，“每每读到日本军人在大沽、天津勇敢作战，一步也不落后的战报新闻的时候，自然不禁泪下，只有不胜的感激之情”。

[17](P621-623)

对于日本出兵的目的，福泽指出原本是为了救助本国的公使和侨民，虽然欧美各友好国家的官民都和日本人一样处在相同的危难境地，但其本国在远隔之地，解决燃眉之急并不方便，日本当前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只是为了解救欧美各国的危急。[18](P625)当欧美列强将要分割中国的时候，福泽指出日本要做好保卫台湾和朝鲜的精神准备。他说，“台湾对岸、影响到朝鲜内地的骚扰，关系到我国特殊的利益，并且是立国自卫上的重大事件，如果有异议可举全国之力进行镇压，必须有决心守卫本国的利益”。[18](P626)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影响了日本同中国的贸易，对此福泽指出“对义和团运动的处理和偶然地对陈年的痼疾断然实施大的外科手术一样”，总之“文明之光传播到四百余州，内地开放的命运断不可怀疑”。从这一点来看，需要五六十年的中国改革，可以说仅仅五六年就可以完成。其结果是，“在有贸易的列国之中，特别是如我国得到的利益最大是必然的。日本商人对目前的事情不要失望，远远地眺望前途可以非常的安心”。[19](P627-629)

对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福泽认为其责任在中国政府。他说，如果中国愤慨外国的所作所为，“有赌上国力敢于决战的思想准备的话，可以堂堂正正地进行战争，但中国的所作所为则不然。不仅以暴力杀害外国人，虐杀外国教徒，自己反倒痛快，而且政府的官兵把各国公使围在其公使馆内日夜炮击，把在馆中几百名的男女老少进行杀害，其凶恶残暴不可名状”。“官民共同相继偏向于排外，只是杀害眼前的外国人，自己洋洋得意，真是感到可悲”。“无知无谋的支那人自不量力，胡乱地逞其暴举的结果必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或根据时宜甚至会完全失去立国的根基，也不可预计。自作自受，最后的结果非常的明白”。[19](P630-631)

三、小结

福泽有关德国侵占胶州湾的评论完全体现了其所提倡的弱肉强食的国际交往规则。同时，福泽也表达了希望在西方列强分割中国时日本“借用”福建而实现其所主张的“脱亚论”中与西方列强共进退这一内容。此后，日本作为主力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可以说进一步实现了其所主张的“脱亚论”。通过考察福泽对这两次事件的评论，可以看出其仍然试图以文明开化论为借口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当化。至此，可以说福泽基于其文明观③的文明开化论贯穿了其一生的中国观与朝鲜观。

注释：

①1897年11月1日夜，两个德国传教士被以“诛除西教为本旨”的大刀会在巨野县杀害，这就是有名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当时隶属曹州府，故也称曹州教案，有时也称山东教案。②“支那”一词是战前日本对中国带有贬义的称呼，为保持历史语境感及福泽原著的原貌，笔者在引用原著的过程中保留了“支那”一词在文中的使用。

③福泽在1875年8月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沿着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轨迹前进的。这一文明开化论受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深刻影响，潜藏着鲜明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倾向。其在该书中还指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并且，福泽宣称“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

［1］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獨逸の挙動（1897年11月24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3］対外の進退（1897年11月28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4］更らに当局者の決断を望む（1897年12月2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5］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案（1898年 1月 12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6］支那分割今更驚くに足らず（1898年1月1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7］支那分割到底免る可らず（1898年 1月 14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8］支那分割後の腕前は如何（1898年 1月 15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9］海軍拡張の外ある可らず（1898年 1月 20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0］空論の時に非ず（1898年4月14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1］支那兵大に用ふ可し（1898年4月15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 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2］支那に対して更らに要求す可きものあり（1898年4月 27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 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3］対清要求の理由（1898年4月 30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4］止むを得ざれば威力を用ふ可し（1898年5月1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 16 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5］穆景元.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16］王魁喜.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17］国の為めに戦死者に謝す（1900年6月21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8］国民自衛の覚悟（1900年 6月 28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19］商売人失望す可らず（1900年 8月 3日）［A］.慶応義塾.福澤諭吉全集（第 16巻）［M］.東京：岩波書店,1961.

K313.41

A

1007-9106（2017）07-0114-03

董顺擘（1978—），男，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朝（韩）关系史、日本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