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文明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1450）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申文明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广东 广州 51145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无论是从理论的创新、方法论的确立，还是从对实践的推进方面来看，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规划了发展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邓小平理论 实事求是 实践

从概念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简单地讲，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这样来理解未免流于简单与狭隘，过于表面化，难以理解近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其存在域内发展的轨迹，也难以回答其依然拥有诸多信仰者、追随者和保持生机活力的奥秘。所以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学说体系，更应该包括后继者对理论的发展和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实践的推进，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当今社会，人们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描绘的“世界历史”的图景，还是以不同的民族国家为基准围绕着自己的核心利益，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现代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一个宣传介绍的传播过程和发展的进程，其影响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德国和西欧，必然有一个他国化的过程。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苏联化、中国化等等，最理想化的状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地掌握群众，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科学的理论变成伟大的现实。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根源，但同时要对时代的需要和现实做出理论回答和关照，十月革命后的中国，在探索中国发展光明前景的进程中，先进分子们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头脑和指导实践，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满足了这一诉求，并且逐步实现了中国实践与“主义的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丰富了中国人表达的语言符号、看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法；另一方面在同中国的实践、历史和文化的结合中，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话语体系）去化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样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完成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任务，实现了在中国的具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无论是从理论的创新、方法论的确立，还是从对实践的推进方面来看，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规划了发展的路径。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取得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其中第三大历史贡献——“进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讲着“春天的故事”开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力求“解决中国问题”，同时又“创造些新的东西”。粗略地梳理，从党的十一届全会前后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前伟人逝世，邓小平在探索“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关节点”，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答了不能走因循守旧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至关紧要。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下来，鲜明地昭示出了旗帜问题、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P554)党的成立之初，就把逐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为旗子。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往往与人们开令人痛彻心扉的玩笑。历史的必然中伴有诸多令人始料未及的偶然，而偶然中又无时不涌动着和流露出应当的必然。从党的二大到六大，可以说没有很好地解决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而这一问题的第一次真正解决是在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2](P333)党的十五大确立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表明了党的理论自觉与成熟。邓小平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供养和注入新的血液，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新表达。“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概括为九个方面。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它围绕着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四大支柱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当然还包括其它理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实现了观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创新，它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4](P173)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主要、最关键的概念、判断、观点、原理和思想，大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原创性理论成果。”[5](P11)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贡献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有科学的体系，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或贯穿于各个理论观点的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它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两种：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党的理论化路径，无论是“拿来主义”，还是在改变世界的基础上的从经验上升到理性、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凝练，都是以期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遇到的实践难题并对之作出理论回答，体现在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政理念中；学术化路径，是理论工作者、学者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是为执政者提供资政的理论储备。二者研究路径的一个共同点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56)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就是要有正确的认识路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各个理论观点的一根红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这一理论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应用和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1920年代始，毛泽东在斗争、工作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和阐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是党内第一个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人，并在相关著作和场合中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批判党内存在着的严重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向。延安整风期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古语“实事求是”赋予了新意，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在正确的认识路线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和危害，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在给领导人和中央的信中，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6](P38)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复出后，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采取一系列举措，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有所丰富和发展，把它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确定下来。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解放思想”这个词。“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P364)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精神实质上的承续性。正是得益于1978年和1992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以解放思想为主线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论贡献

马克思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坚持这个认识论，就是要在思想上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在行动上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在此基础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实践的标准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创新，不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课题的一种苦思冥想，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的实践经验、新思想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它源于实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指导人们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P503)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加深入地推动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开展。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固定大小的圆圈，而是开放的、不断扩展领域的一种理论体系。

一切理论成果都是实践的产物，是主体在追随实践客体脚步过程中苦苦追寻的果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把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的理论回答，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加以修正和补充，丰富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表达。邓小平理论就是在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实践上再次捍卫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理论上明确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回答了社会主义今后命运的问题。这是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突破，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破解了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8](P215)

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动力和源泉，理论、方针、政策、路线要靠实践去检验。不争论，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摸着石头过河”、“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错误的要纠正，正确的继续坚持。当然这种实践，不是漫无目的的误打误撞、瞎胡闹，而是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体现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上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也是对其贯彻所彰显的逻辑结果，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价值观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不要把邓小平理论理解成完全是经验主义，没有什么系统理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摒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其理论基础和总体设计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前进的道路中正是我们淌过的一条条河流，鲜明地勾勒出了我们的发展轨迹，逐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4](P382)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理论的阐释及其推广应用一直是实践的一部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P370)邓小平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又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对这一实践的理论升华。邓小平理论不断从实践中、生活中汲取营养，通过总结、概括实践经验，从实践到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不断地接受着实践的检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论基础，以实践的发展来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继续写下去。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汪青松.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双重主体及体系架构［J］.观察与思考，2016（08）.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李恒瑞.社会改革开放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A849.1

A

1007-9106（2017）07-0034-04

* 本文为201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将‘三个自信’贯彻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研究”（课题编号：2013ZZ021）的阶段性成果。

申文明（1971—），男，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