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琼

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
——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

周 琼

环境史名称、起源、研究对象等，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及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其起源涉及环境史学科起源、研究起源、记录及思考的起源等三个层面。中国环境史记录及思考起源远古三代，环境史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普遍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学科起源于2008年。环境史是研究地球上生物、非生物发展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相互关系发展变迁史的学科，探究环境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等，可资鉴当代。中国内地及边疆是全球生态系统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树立全球环境整体观，并以之指导边疆环境史研究，推进环境史学科的全面发展。

环境史；名称；起源；研究对象；全球环境整体观；边疆环境史

21世纪初始，名称明确的环境史在中国大陆的学术殿堂里异军突起，冲击着传统史学的视界及思维，部分西方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相继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本土环境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渐呈繁荣。随着研究的推进，环境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及属性逐渐明确，其研究对象、方法的探讨*周 琼:《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史重构下的灾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9日；《环境史多学科方法探微——以瘴气研究为例》,《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日渐清晰，但一些基础论题，如学科名称、起源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术存在及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一次次震动史界视听，进一步研讨并明确其合法性就成为学科发展最必要之事。目前，国内外环境史研究多集中在国别、区域范畴，在地球村及其生态紧密相连的今天，全球环境是“互补互联的整体”理念，应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当代及未来价值所在。在全球环境整体观下开展边疆环境史研究，中国环境史才能成为世界环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环境史学科名称及内涵的再探讨

(一)环境史学科名称的争议

环境史学科的名称及其学术归属、学科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环境史及相关领域的学者。环境史学科名称迄今为止还处于模糊、混用状态，很多名称的边界既清晰又模糊，很有必要予以厘清，给这门欣欣向荣的学科以确定及统一的名称。

环境史是与现实生态危机、环境问题最贴近的学科，因研究及解决问题的视角、切入点、方法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主要有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环境(或生态)变迁史等。这些名称在不同层域里共存并混用，研究者也在有意无意间模糊了边界，导致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难辨细微，也在混用。最终引发了在2008年南开大学“生态—社会史圆桌会议”及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生态史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上，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地理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学科名称进行激烈的争议。此后，其他学科学者也在私下从不同层面及角度进行研讨，说明环境史学科名称的标准化及其合法性已成为不同学科、领域较重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既有称呼的概念之本义及内涵再作回顾及辨析，才能加深理解并明确其学术存在与具体研究的范畴。

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从生物学范畴看，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亦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从其定义及目前相关研究及结论看，生态成为围绕不同种类的生物及其群体等核心存在的不同状态的代称，虽然生态学也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动植物之间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但因专业研究及使用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生物中心主义的代名词，被用来广泛地指代“生物(原核生物、原生生物、动物、真菌、植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显然，与生物在表面上或暂时无关的环境要素没有被包含，生态史名称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广义层面说，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水、土地、生物及气候等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总称，及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的内涵及外延比生态更广泛，似乎更合情合理，生态环境史就成为很多学者认同的学科称呼。但该词的核心内涵还是生态，未脱离生态即以生物或人类为核心的局限。从此延伸，只有与生态有关的要素及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而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只能称为自然环境，被排斥在了此概念范畴之外，生态环境史名称的局限性亦毋庸置疑。

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的任何一个核心物体周围的地方及境况。主体不同，环境的类型、范围、内容等也就不同，既包括大气、水、土壤、动植物、微生物等物质因素，也包括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非物质因素。换言之，环境既包括了自然因素，也包括了社会因素；既包括非生命体形式，也包括生命体形式，其学科定义的内涵更为丰富，范畴、外延更为广泛、宽阔。目前深受重视的进入到人类视野中的自然的历史，无疑是环境的历史，是自然的、生态的历史总和，而不仅是生态的或生态环境的历史。环境的历史既包括生物内涵，也包括非生物内涵；既有自然内涵，也有以自然为基础产生发展的生态及社会内涵，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更贴近地球生物及环境的历史真实，具有更宏阔及多样的研究途径及范式。故环境史的名称显然更适合做新学科的名称，也适合学科发展的需要。

环境史在中国成为学科名称并日渐得到认同，经历了两次标志性事件。一是2008年8月在南开大学“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不同学科的与会者对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环境变迁史、环境历史学等名称进行了争论，临近尾声，环境史名称的优势凸显，但未有定论。虽然2009年5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成立，明确使用环境史名称，但概念及内涵的模糊及混用状态依然持续。二是在201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环境史谁更合适做新学科的名称，再次成为热点争议问题。最后，环境史作为内容更宽泛、包容性更强的名称，得到资源环境学、生态学、历史学及其他学科学者的认同。由此有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诠释性的名句：“今天‘我’刚刚出生，但今天‘我’就已经死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拓展，用一个从广度到深度、从宏观及微观上更能概括及容纳学科内涵并给其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的名称，更能符合学科建构及发展的需要。环境史作为一个能够囊括生态史、生态变迁史、生态环境史等内涵的专有名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了认同，在学界取得了合法地位。

因此，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名称，作为一个即将影响及改写传统史学固有的学科内容、书写范式及研究模式的分支学科的名词，环境史无疑是最恰当、最符合进入历史书写及研究视域中用以指代及包容新内容、新方法的名称，其内涵和研究目的完全可以囊括生态史、生态环境史。可喜的是，在名称的争议及其学术探讨中，在很多问题尤其生态变迁史的细节性探讨中，越来越需要考虑非生物因素对生态个体及生态链的制约及影响、考虑生态要素及其群体的变迁对非生物要素、非生态环境产生的巨大冲击及影响，其范畴远远超过了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的内容，环境史日益普遍地受到认可及关注。

目前，越来越多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及研讨会名称、学术专栏及丛刊等，日益倾向于使用环境史这个边界及外延、内涵及学科属性更宽广、清晰的名词，其他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从各自学科内涵及其主旨的角度，日趋认同这个从表象到内容具有更广包容性、更符合环境变迁历史及其动因、规律、特点的新学科名称。尽管依然有学者及研究机构因研究宗旨及目的不同，还在沿用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名称，但作为一个更宽泛、宏观，更全面、精确的学科名称，环境史正被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学科接受和认同。

(二)学界对环境史研究对象的理解

对学科名称的理解不同，研究内涵及对象的理解也就不同。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探讨是学界迄今最复杂、最难统一的问题，“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国外环境史研究者的观点多种多样，大多认为环境史研究的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及环境保护。R.纳什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发表的《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一文中，最早提出环境史名称，并确定将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全部栖息地的关系。此后，给环境史一个恰当、公认的定义以明确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成为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难题，不同学科及学者从各自角度进行了诸多探讨及研究，结论千差万别。如著名的美国环境史学家休斯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与自然群落的关系、环境与人的相互影响及作用、环境思想与观念；*梅雪芹：《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赵九洲：《试评〈什么是环境史〉——兼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T.泰特认为，环境史研究人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对环境有影响的技术创新、立法、政治规定等；*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环境史是历史与自然的结合，是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美]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侯文惠译，《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美国环境史学会认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J.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间的相互关系。*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M.伊懋可认为，环境史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国际环境史学者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人、自然等两个核心要素上，这些界定及观点经由侯文惠、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学者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的发展。

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思路及观点，从各自角度对其研究对象给予了界定。21世纪初，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史，只是各自强调的主旨略有差别，如景爱、*景 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高国荣、*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邓宏琴*邓宏琴：《人与自然：“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等。大部分代表性学者认为，环境史着重观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如王利华同意李根蟠“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考察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揭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梅雪芹认为，环境史是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关系变化、发展为研究对象，构建人与自然、自然史与社会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新模式；*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陈志强认为，环境史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给出新颖的解释。*陈志强：《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视角》，《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人类文明的再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满志敏：《全球环境变化视角下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生态环境变化*尹绍亭，赵文娟：《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关注特定生态系统的本地特征及其延续机制，重点探讨人类及其社会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及其生态后果，即聚焦社会因素导致的生态快速改性与生态灾变。*杨庭硕：《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中国环境史学者的各类界定，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大多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事实上，环境史研究对象绝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个范围更宽、内涵更丰富的概念。

(三)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再思考*此前思考，详见周 琼《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确定环境史研究对象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生物个体或一个物种，考察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物种及其环境，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有意无意的束缚，才能客观地界定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注意自然环境内涵的广泛性特点，既包括生物界，也包括非生物界，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生物(动植物、微生物)或是非生物，都是环境发展变迁史中必要且不能缺失的要素。一部完整全面的环境变迁史，是由各生物要素及非生物要素的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共同谱写的。故界定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应全面、客观地从环境最根本的内涵来阐述，不忽视及遗漏其中的某个方面，才能客观、全面地分析环境变迁的动因及结果；应从环境构成的各生物、非生物要素及其构成系统的视角来论述，才能得出全面、准确、客观的结论。故环境史研究对象的确定，应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思考：

一是研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即各生物要素(动植物、微生物等)及非生物要素的个体和群体(群落)本身及其系统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既要研究不同生态链、不同食物链中生物个体及群落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依赖、影响、制约的历史，也要研究非生物及其群系发展、变迁及相互影响的历史，更要研究生物要素及其系统与非生物要素及其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简言之，环境史研究的是自然界中生物及非生物存在、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既包含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圈的历史，也包含无生命但其存在对生物有极大影响的水、岩石、空气、土壤、阳光、气候等非生物圈的历史，当然也包含生物圈与非生物圈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

二是研究自然界生物及非生物个体及群落与人类个体、群体及其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历史，这就是国内外环境史学家所强调及主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严格说来，这一内容包含在第一个内容中。人作为特殊的生物个体，以其社会性、科技文化传承的优越性特点，在生物界发展变迁的历史上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种群，在与其他生物个体及群落、种群的竞争中占据极大优势，成为极具主导力的生物。在人类刚产生时的上古时期，环境对人的制约及影响作用较大，人被动地适应环境，努力从环境中获取生存资源，对环境的影响极其微弱。到农业社会即中古时期，人类种群数量迅速增加，生存技能提高，随着社会属性及功能的完善及强大，扩大并增强了对自然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呈逐渐积累的态势，但自然力量依然强大并继续制约人类的发展。这两个阶段是自然与人类相处的初级阶段，也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最适用的时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近代化以后，在工业革命推进深入的地区，在技术、制度、思想、观念等的支持下，人对环境影响的力度、强度日益加大，很多生物个体及种群数量不断减少乃至灭绝。环境史变迁的方向、规律及各生物要素的构成及其群体组成模式也不断发生改变，生物的存在状态逐渐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方向演替，非生物存在的状况、模式及构成也不断重组及改变，并对生物界产生着日益强大的冲击及影响。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现当代，在高科技电子信息系统支持下发生的生物及非生物超越常规的变迁、变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新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激烈变动中，人对自然的影响力甚至毁灭力度增强，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及制约张力也在加大。二者在转型中能否找到新的和谐、持续相处范式，是人类致力的目标所在。

故人与环境的关系史是环境史研究中内容最丰富、最充满活力及魅力的部分，尤其生物界的变迁及相互影响的历史更是丰富多彩，这是很多环境史学者在提到研究对象时只关注人与自然甚至只关注到人与生物界关系史的重要原因。

三是环境史学科的社会责任及使命，需要重点关注并研究环境史学科的理论、方法及范式，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环境发展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后果及影响，以及各区域环境变迁的模式、趋势等，并从理论上进行提炼、拓展及深化，这是环境史研究中最具现实意义、最与社会需求贴近的部分，也是环境史学科得以持续发展、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任何学科的存在及发展，都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成熟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范式。环境史学科的存在及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及方法上的系统研究及探讨。只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环境历史发展、变迁特色的理论，确立起贴近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研究路径，建构起一套适合中国环境及社会相互作用特色的研究范式，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存在及发展，才能有根基，才能有潜力及活力。这是中国环境史研究对象中最需要关注、重视的部分。

环境变迁，无论是哪个要素或群体的变迁，都有其深刻的动因。来自广袤宇宙或星系的位置及变化，如地球在太阳系中的运行轨道、地球及月球的运转等的影响，是导致地球环境产生及存在变化的外在元素。气候、海洋、光照、土壤、岩石、水体、大气、地壳运动等地球本体因素的变迁，是环境变迁的主动力。人类的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等开发过程及方式，在技术、制度、政策、军事的助力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及改变着环境存在、发展状态与方向。有的历史时段、有的地区，环境变迁的动因是单一的，一些时段及地区则是多个因素共同或先后发挥作用。探究其间的特点及规律，是环境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及魅力所在。

从环境变迁的漫长历程来看，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环境变迁，都有相同或不同的特点，存在相似或大相径庭的变迁规律，探究环境变迁的特点、规律，预测现实环境变迁的态势及程度，是环境史学科服务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使命。任何的环境变迁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带来不同的影响。有的变迁会对其他生物、非生物和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好的结果，而有的变迁则会引发恶劣的、对其他生物非生物和人类生存带来不可逆转的恶果，对环境要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环境史对此进行专题、集中且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探寻其规律及特点，探究人类历史上的成败案例及经验教训，寻找适合自然环境中不同组成要素及群体和谐存在、发展的共生道路，真正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灾害、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种种自卫措施……研究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和生态危机……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影响，揭示那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人类便可以预见未来，主动地校正自己的行为，避免或减缓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的发生”。*景 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这是环境史极具生命力、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故研究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动因、特点、规律、后果等，探寻其间的经验教训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论证及提升以资鉴当下，不断夯实学科基础，完善及丰富中国环境史学科的理论体系，探究其研究方法及范式，不仅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史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使环境史研究具有了极大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从而具有了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

四是系统研究历史环境社会学及历史环境人类学层域的不同论题及内容。随着不同切入点的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另外一些重要而不可忽视的环境存在及发展内容，如对思想、意识、伦理、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关注，成为环境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环境文化、环境意识(思想)、环境认知、环境保护、环境法制、环境哲学、环境宗教等层域的内容，以及因环境变迁导致或引发的各种环境灾害论题、物种迁移及入侵引发的环境问题及环境危机，以及不同环境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起各不相同的环境信念及价值观，并对环境从而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影响，这些内容是环境史研究中不同于前三类，但又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第四个层面的内涵。这个层面的研究，能促使环境史的学科理论及内涵更为丰富深刻，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学科形象更为丰满，在理论基础、学术深度上具备了学科建立及存在发展的合理性。

总之，环境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各生物要素及非生物要素及其系统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包括自然界生物、非生物与人类社会相互依赖、影响的历史，探究不同时期环境变迁动因、特点、规律、后果、影响及各区域环境变迁的模式、趋势，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环境社会学、环境人类学，系统总结及研讨其理论方法。

二、中国环境史及环境史研究起源问题的再探讨

作为最具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环境史理论问题及方法、实证案例的研讨等，就成为环境史学科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中国环境史的起源最受关注、争议较多，也是环境史学发展中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核心命题。显然，学界一直混淆了“环境史起源”与“环境史研究的起源”。这是两个内涵不同的问题。“环境史起源”是最早对环境及其变迁进行的记录及思考，是一种忠实于客观史实、反映历史状况并可供研究的资料，较少评判史实，最大限度保存了历史原貌。“环境史研究的起源”是对这类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进行探究、复原，超越了单纯文字、图像、影音等记录的层面，上升到对记录内容进行评论、总结、判断、深化的考证与探讨层面，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浓厚烙印。记录的起源明显早于“研究起源”，但中国环境史学界多以“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代称或等同于“环境史的起源”。

(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及争议

国内外环境史学界一致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蓬勃发展的资源保护主义及环保运动的促进，西方环境史研究兴起于美国，逐渐成为一门融合历史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身的交叉学科。*参见[美]唐纳德·沃斯特《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侯文惠《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源问题上，歧义较多，普遍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环境史研究的促动及中国环境问题凸显背景下兴起的。*参见王利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前景和当前任务》，《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1日；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有学者以1993年12月13～18日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及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英文版)出版为标志，认为中国环境史起源于1993年。*参见赵九洲《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一些学者虽不强调西方环境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起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见余新忠《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或明确认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参见邹逸麟《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蓝 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中国环境史就在早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孕育及催生，地理学家的研究及成果已包括了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竺可桢等对历史自然环境进行了深入探究。“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1期。

在这场名为“中国环境史起源”的争论中，因各自的立场及出发点不一样，争议难分伯仲，未有定论。但争议的核心都未涉及中国环境史的起源问题，而是集中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并聚焦在“研究”起源于何时、因何起源等问题上。

环境史研究是现实环境问题促发下带有生态忧患意识的学者推进的。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历史学、植物学者就开始关注环境史及其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并在80年代相继推出了系列属于环境史研究范畴的植被及动物等变迁的论著。尽管这些成果在当时并非以环境史的标签识别和确定，但其内容确实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换言之，若按目前学科的分野来重新划分学术体系及成果的话，很多被冠以地理、历史地理、自然地理、资源环境等名目，关于森林草原、动植物变迁、荒漠化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可归属到环境史学科之下。虽然当时还没有环境史的专业及学科名称，研究者却在不自觉中完成了早期环境史研究的工作，故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环境史研究起源时间的学者，有中国台湾、大陆环境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为依据。*如文焕然，何业恒《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 植，凌大燮《近百年来我国森林破坏原因初探》，《中国农史》1982年第2期；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2期；汪一鸣《宁夏平原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历史上人类活动对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90年代自然科学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也不乏有创见的人文研究成果，以台湾进行的跨区域、国际化特点显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大陆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沙漠等生态变迁等方面。*详见环境史相关研究综述，相关论著成果此略。

但中国环境史学术研究层面的起源，不能以学者的广泛性参与及成果的大量涌现作为标志，而应立足于中国学者虽然在没有明确的环境史名称，但进行了实质性研究为判定标准。“中国史家素有‘学究天人’的传统，早在西方环境史登陆之前，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农牧林业史家早已着手研究相关问题，只是没有打出这个专门的旗号。因此它在中国自有其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王利华：《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确实，最早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匹夫情怀促使下的工作，当时中国的生态及环境只是局部破坏及恶化，为国研究、为国开创学术先河的动因促动下的研究。19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初期出国留学归国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气象学家等，开展了部分事实上的环境史研究，主要以其研究成果及中国生物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标志。很多中国本土现代生物学家以“中国的生物”为对象，对部分生物起源、发展、变迁等进行了系统调研，客观上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起步。

以1919年发起、1928年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工作为代表，该所成员对植物部、动物部的生物作了长期采集，成立的“云南生物采集团”，奔赴生物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展调查及标本采集、建立植物园试种等活动。对采集到的杜鹃、樱草、蜡叶标本及鸟类、哺乳类、爬虫类、两栖类等动植物标本，进行了生物学及生物发展变迁史的研究，*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开启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序幕。此后，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很多生物学家、气候学家、地理学家以现代生物学为基础及出发点，对中国环境变迁的很多生物、非生物要素进行了初步探索及研究，并逐渐凸显其现代科学的特点。

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中国环境史在起源问题上存在争议完全正常。但学科的发展最终需要的，是趋近客观科学及理性的思考，故有必要弄清环境史研究起源的动因。

一是现实动因。现实问题需要相应的学术研究为支撑，环境史作为传统历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其兴起是史学日趋贴近现实需求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现代化，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急剧变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灾害、水、土壤及大气污染(尤其是雾霾)、荒漠化、食品安全等备受关注，对日常生活及继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生存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思想被激活，探究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历程、动因及结果、规律及特点，发掘近世官民应对环境问题的措施、成败经验及教训等，以资鉴现实、服务社会，成为了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

二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的促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及学术研究也开始全球化，新学科不断涌现，传统学科不断整合、发展和交融，学科间的分野虽然日益淡化、模糊，但彼此交融却界限分明的态势日益凸显。历史学科当然也不能独身事外，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日益广泛深入。在一些历史问题尤其争议较大的悬疑问题研究上，传统史学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瓶颈，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深入探究历史上很多重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环境史以其对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人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同影响的新颖视角及独特结论，弥补了传统史学的缺憾，成为历史学科在自我补充及完善、深化及拓展过程中无可取代且发挥重要功用的分支学科。

三是学术研究国际化的促发。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史学不断扩展深入的背景下，西方环境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对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现代化的环境后果的探讨等方面的新研究视角及结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思维模式及研究范式，促进并激发了研究者重拾中国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思想传统，重视那些自然对人类社会发挥影响却被长期冠以封建迷信等帽子的命题，在新的学术研究视野及范式下，对自然与人的关系史、自然思想史及制度史、环境变迁史及保护史等，进行广泛深入、宏观细致的探讨与研究。从这个层面看，被明确冠以中国环境史名目的学科研究的兴起，无疑受到美、英、德等西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促动，*王利华:《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国内世界史学者对国外较有影响的环境史论著的译介和评价成果，对中国了解国际环境史发展及研究动态有极大的意义，进一步促发了国内学者探究环境史的兴趣和决心，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源动力。

(二)中国环境史的起源

中国环境史的起源，比环境史研究的起源早得多。环境作为人类及其他一切生物活动的载体，从人类产生开始，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每一步，并在历史中以不同面目存在及出现，故环境史起源几乎与人类的历史同步。尤其是文字的产生及其记载的环境史内容，为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环境史起源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甚至文字产生的时候，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环境信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而烙进了各类史料中，但这种对当时环境状况的记录是无意识的甚至是盲目的。

这是尊重历史及客观事实的思考结果，绝不等同于唯中国传统文化论的盲目自大、妄自沉迷的“泛传统流派”观点。中国学者常常不自觉地落入一个研究窠臼中，即任何学者在挖掘学科渊源时，都不自觉地要竭力上溯到最久远的时代，使一些研究具有了标榜及附会的嫌疑，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最遭诟病之处。故中国环境史起源于三代的观点，自然难逃此嫌疑。但学术研究应建立在客观公正、尊重历史的前提及基础上,尤其在追述环境史学科起源时，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即环境史无法回避上溯的思路和范式，作为与人类历史息息相关的环境史的起源尤其如此，即中国环境史的起源几乎与中国文明史的起源同步。就算是要确切到有据可查的时代，从尊重文献记录的角度出发，中国环境史早在三代就已萌芽和发展起来，当时对自然物象的认识、对自然的敬仰崇拜及其类型丰富的自然思想、观念等，成为环境思想史的源头及中国环境保护史的重要内容。*李文琴：《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基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很多传统的环境观念及思想在早期史籍中被广泛记载。如《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掌管山林川泽鸟兽官职的历史，采自民间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诸多动植物种类、生存状况及栖息地环境的记载。其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良性生态循环等思想，成为历代流传的经典。一般说来，文字所记录的史实产生的时间，往往早于记录时间本身，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环境史的确切起源，最晚也是可上溯到《诗经》《尚书》等典籍成书前的商周时期，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环境思想，最早的形成时间可上溯到三代。故而，中国环境史起源于三代，绝非虚言，亦非妄语附会。

三代以降，中国环境思想史进入最发达、成就最凸显的时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诸子思想家的环境保护理念及追求生态平衡的思想，对推动及深化中国环境思想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不良后果，逐渐被思想家认识，并因此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思想及措施。如《左传·鞍之战》认为，应据水土物候进行生产及治理天下：“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孟子是环境保护思想最杰出的代表及号召者，《孟子·梁惠王传》提出了不违农时、定时砍伐等保护及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离娄下》《孟子·告子上》等均提出了遵照自然规律、不破坏自然环境才能保持自然的活力及更新能力的生态保护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环境思想最精深的体现者。道家认为，人类是一个顺应天地万物之序而产生的物种，应效法“道”的自然本性，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而不妄加干预。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对生物产生巨大影响，并被传承下来。

管子是先秦最伟大的环境思想家及环境保护政策的倡导者及先行者，其很多思想及措施对后代多有启迪。《管子·八观第十三》记载了自然生态物种生长繁衍的状况及规律，《四时第四十》强调，不掌握自然规律将会失国，《地员第五十八》记录生物生长的要素及规律，看到自然界食物链的存在、物种变化和自然规律：“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虮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五行第四十一》提出保护环境的措施，禁止乱伐树木，不杀雏鸟、不伤幼小麋鹿，不践踏伤及幼小，顺时行事才能春天繁茂万木不枯，山林、水利、农桑、畜牧等得到保护和发展，就能国富强兵，提出制定管理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规：“山泽不散于火，草木不得殖成，国之贪也；山泽散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

先秦史籍中类似的环境思想比比皆是，这些规定森林砍伐季节和时间的环保措施，成为中国环境思想史、环境保护史、环境法制史中的重要内容被传承下来。《淮南子》中禁伐、勿杀幼小生物等生态保护的思想及措施，无疑继承先秦生态思想：“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鹿，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埋龇。”认为若不保护生态，便会引发各种灾害，“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夭樵”。这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秦汉以后，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逐渐升华到了文化及哲学高度，环境保护思想随之深化，并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思想蕴含了深刻丰富的生态认知，虽然从客观生态思想观念来看，“天人合一”思想含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及二元论色彩，将人放到了与自然平等、对立的位置上，而不是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分子，但儒家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核，至今影响深远。西汉董仲舒对《荀子·王制》中“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观点进行了深化及发挥，从生态和谐提升出了儒家的孝悌文化。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如是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以无也。”这成为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之，中国环境史自三代肇始，春秋战国时期正式成形并发展，环境史相关记载在先秦时随文献量的增加而扩充，内容更详细、类型更丰富，这与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对人与自然关系更多的思考有关，是中国早期环境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是中国环境思想史孕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得到秦汉以后儒道思想家的补充、深化及发挥，很多思想被统治者吸收，转化成生态管理及保护的具体措施，推动着中国古代生态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

唐宋以降，随着儒道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变迁，环境思想及其保护措施、管理制度、法制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完善，客观上推动着环境历史的发展及内容的丰富。

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的史实及其生态思想、环境制度及措施等，都在不同时期各种类型的典籍中留下了丰富记载。检索历朝史籍，谁都不能漠视那一篇篇充满了生态哲理、闪烁着生态智慧的篇章，对中国环境史研究、对当代环境治理及保护所具有的重要资鉴价值。

(三)中国环境史学科的起源

显然，“学术研究起源”与“学科起源”是两个外延及内涵均有极大差异的词语，21世纪初，学界对中国环境史学科起源及研究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但两个概念在具体讨论中又被混淆。一般说来，学科起源要晚于学术研究的起源，先有学术研究及成果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沉淀累积，才有学科的产生及发展，即学科是学术研究积累、进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术研究对理论、内涵、范畴及研究方法有成熟、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孕育形成，在一定的学术体系的基础上逐渐成形。尽管在孕育阶段学科名称不一定确定，也不一定有相对固定的研究路径或较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但学科内容及范畴、学科属性及定位不断明晰、不断确定，中国环境史毫无疑问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史学分支学科。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环境史研究力作不断面世，与传统历史学研究相比，研究方法及路径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及创新。*如赵 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人口、垦殖与生态环境》(《中国农史》1996年1期)等。进入21世纪，作者群及其论著就更多，呈现出研究视角及方法、群体及学科阵营多样化的特点，“跨学科(或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被强调及广泛应用，研究成果也以环境史为标识及核心，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详见环境史各研究综述，如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潘明涛《2010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21世纪前10年，中国环境史在动植物变迁、气候变迁及其影响、人类生存及经济活动对环境冲击及影响等方面，出版刊行了大批成果，学术研究无论是从质到量都有了较大积累，已具备了学科建立的坚实基础。同时，在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促动及呼唤下，学科建立初步具备了学术积累及现实需求之基础，环境史学科呼之欲出。

2006年是中国环境史学科起源的肇始时间。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引领者刘翠溶以中国环境史为名发表论文，推动并促进了学科的诞生。*以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为标志性代表。在2008年7月22～24日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针对环境史是否有资格成为学科、归属于什么学科等问题，引发了30余名与会学者的争论，学者们对环境史学科名称及其应从属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生态学或环境学持不同意见，对其是否能作为历史学独立的分支学科存在还不太有信心。*此前有学者作过讨论，但未明确用中国环境史名称。对中国环境史学科建构思考最深入系统的王利华对该名称的使用也持慎重态度(《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但争论却促使学科轮廓逐渐明晰。对部分学者的西方环境史研究已比较成熟、成果众多且理论基础雄厚，中国迄今无任何理论基础、也无相关成果及相对固定的学科阵营，且还在借鉴和使用西方环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等观点，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周昆叔研究员基于丰富的环境考古资料及理论研究认为，“中国可以建立自己的环境史学科”，扭转了讨论趋向，其他专家深表同意。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环境史”学科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发言，谈到“‘中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明确提出，中国环境史是历史学下属的独立分支学科，环境文献史料极其丰富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一门独立且独具中国特点的环境史学科的观点，得到了前辈学者的认同。*笔者的有关思考及观点一直未能整理出来，深感惭愧。故从学术史角度看，这次会议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起点、*王利华：《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里程碑，奠定了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大陆环境史学科发轫者、引领者的地位。此后，中国环境史名称以更明确的方式，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各研究论著中，区域性环境史论著层出不穷，学科名称进一步合法化，学术地位随之确立。

2010年后，明确以环境史为题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不断举办。2011年，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第一届东亚环境史国际学术会议。此后，隔年举办一次东亚环境史国际会议就成为惯例，迄今已举办三届，2017年将迎来第四届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东亚环境史会议，标志着中国环境史学科地位的国际化认可度的提高。国内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环境史国际会议、研讨(修)、培训等活动的举办，也呈现如火如荼的趋势。2014、2015年以来，随着各类环境史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班及暑期班、培训班等的举办，环境史不再是新鲜名词，学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学科地位已经奠定、确立。

数量丰厚的、以历史学为基本研究路径及方法的研究成果也毋庸置疑地证明，中国环境史作为传统史学下独立、新型分支学科的定位，得到了海内外史学界的认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成为了一个公认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名称。至此，环境史学科的存在及合法性已不再是问题，它以学科增长点、优势新学科等名义，在各高校的学科设置及建设栏目、在各研究机构发展规划中合法存在。该名称被不同学科及研究者使用，成为史学研究最炙手可热的领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科群体、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阵营中，一度出现只要冠有环境史、生态史名称的论文，就很容易被学术刊物采用的现象。

时至今日，环境史学科已受到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充分重视，专门的环境史研究中心、研究所纷纷成立，*2008年7月南开大学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2009年5月云南大学成立西南环境史研究所；201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环境史研究中心；9月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心；2012年1月辽宁大学成立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5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生态史研究中心；2014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其他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中心也相继成立，如2013年成立的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生态文明研究机构也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并写进党章而不断组建，如2007年组建的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2008年1月组建的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2010年组建的厦门大学生态文明研究平台。更早创建的具有跨学科研究特色的机构有197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1986年5月创建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学科研究阵营逐渐壮大及发展。同时，很多较高等级的学术刊物刊发了一批高质量、对学科构建及研究具有极大指导意义的理论色彩浓厚的论著。如《历史研究》等高等级刊物也组织专栏，刊发颇具中国环境史理论及研究对象、方法的论文，对学科发展及深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学科基础因此逐渐夯实，学科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及舞台，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立及发展具备了更强劲的动力。

三、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

环境的劣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冰冻三尺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变迁历程。从总体态势说，地球生态环境的逆向变迁及恶化，是以顺势、加速的趋势在发展。很多想解决生态危机的组织和团队，探讨了种种解决方案，在生态恢复及保护中取得了极大成效，但只局限在局部区域、少数国家。在中国，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虽然年年被政府、民间组织、个人或社团一再地强调及提醒，政府部门也采取诸多措施，投入巨资，派出大量科研攻关人员，但危机还是不断、问题依旧层出。究其原因，是引发环境问题的根源未被斩断，很多环境治理的措施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且具体措施实施不当，很多环境恢复及保护措施成为新问题及危机的根源，旧危机未去新危机又至。目前，环境危机已遍及、深入到水域、空气、土壤、食品、医疗卫生等关乎人类生存及命运的领域。区域、国家的环境变迁，往往对整体乃至全球环境发挥着巨大影响，区域环境的恶化往往影响全球环境的演进方向及环境质量。因此，应从全球环境整体观视角进行边疆环境史的研究，拓展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视域，使之成为世界环境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全球环境整体观的树立

全球环境系统是互联互动的整体，这是树立全球环境整体观的学理基石、世界环境史发展的动力。

20世纪前，中国的环境破坏是局部、区域性的，很多交通不便区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没有普遍爆发。近代化以后，战争的破坏、近代科技的广泛应用等，加速了环境变迁的速度。当代的国际化进程，促动了外来经济作物的大量引种，导致了诸如物种入侵、生物灭绝、污染及生态退化等问题，很多地区为了发展经济，披着政策的外衣、以制度为幌子毁坏生态环境，最终导致本土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危机绝不仅是威胁破坏地的环境，各地环境都与邻近区域，与全国、全球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区域生态链环破坏往往会导致全国、全球的生态恶变。对世界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屡屡爆发的生态危机，其危害性后果已波及邻国，威胁发达国家的生态发展潜能。树立生态整体观并进行生态治理及恢复的研究与实践，是全中国、全世界必须重视的问题。

建立人与自然一体、相依相存的永久和谐的环境，是中国、全球生态系统长久存在的客观需求。纵使各区域的生态系统千差万别，但也有相似性及发展目的的统一性，需要全人类对此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欧美发达国家拥有公认的最好、最宜居、最自然、最生态的环境，却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这种以牺牲部分国家生态利益换取本国良好生态发展的途径及模式，应受到全球生态系统维护者的唾弃，也应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及制止。

人类常用很短的时间破坏环境获取短期权益，却要花数倍的经费及努力去恢复及医治创伤。对被破坏、退化的环境，虽然已花出去难以计数的经济及人力物力的代价，既不能恢复原状，也很难建立良好的生存环境。人类还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物种，甚至伤疤未好就为了经济及其他利益而继续饮鸩止渴的破坏行动，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的黑洞，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未来地球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人类灭亡的前景虽然让人惊恐，但面对这个似乎有些遥远的未来，国家、集团、区域的利益需要却占据上风。因此，生态恢复及环境重建任重道远，前景不容乐观，第三世界尤其如此。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史上的一个过客，若不改变这种资源获取及生存发展的模式，将会成为一个自取灭亡的地球生物。建立全球生态系统整体观并制定相关制度及实践措施极为迫切及必要，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全球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子系统、区系统组成的超级完整统一的系统，各子系统间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各个体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某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成为引动全局的爆点。若缺乏全球生态系统整体观、同位观，各国各地区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尤其发达国家及地区一边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少在吵吵嚷嚷，一边依然以牺牲弱小国家及区域的环境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资源及经济利益的局面不改变，即便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生态恢复了，但第三世界环境危机不断，就会成为全球生态大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一旦某个节点出现问题，那多米诺骨牌效应终将引发全球生态系统的灭顶之灾，使这场由大国霸权政治酝酿、主宰及引发的生态危机成为引爆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按钮。

在人类利用其社会性及高科技在一定层域主宰生物演替的系统里，任何生物都是平等的，即便局部的危机也会危及系统里的所有成员。一个生态成员灭亡，整个系统终将灭亡，只是时间先后而已，“谁都无法幸免”——地球上的动植物、微生物都灭绝了，随后灭绝的生物，必是人类！

因此，全球环境整体观的构建及实践，是当代世界必须正视和实施的，它是个不分国家、地区，也不分民族、宗教的人群应该具备且共同遵守的理念。只有建立并普及这个观念，制定相应的符合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的全球性生态恢复保护及发展的系统策略，才是确保这个大系统稳定并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及世界环境史研究者的使命，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二)边疆环境史在全球环境整体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全球环境整体观及相应措施建立的过程中，中国环境整体观的建立就更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学界研究的视野及思路多集中于中原内地，对不断内地化的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环境史，被大部分主流学者在有意无意中漠视了。无论是从中国环境史的起源及学科发展与构建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环境史及区域环境史研究的视域，无论是内地还是边疆，都是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以内地为核心的王朝政令直接贯彻的直辖统治区为主，但中心与边疆往往是相对而言的，没有边疆，何来中心？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阵地，是不断内地化的区域，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元明清，尽管中央王朝经历了多次统一与分裂，但伴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及缔造，作为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疆域概念的边疆，也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正是由于历代王朝疆域的开拓，内地和边疆的交流才进一步加强，在多次统一边疆的战争及清末边疆危机中，边疆对中原、对中心的重要性一次次凸显，边疆与中心在事实上是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中国的边疆地区多是多民族聚居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族是个稳定的紧密联系的整体，边疆研究是整体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方国瑜先生一直强调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政权形式的统一和分裂从未改变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林超民：《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深化和拓展边疆史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同样的道理，边疆环境史是中国环境史、中国边疆史研究深化及发展的结果，是世界环境史的组成部分。因地理位置、地貌及地质结构、气候背景、生物要素、民族构成、宗教文化等区域差异，边疆环境变迁史既具备中国环境变迁史的共性，也具有各区域独特的个性，对其进行研究充满了挑战和魅力。

因开发较晚，边疆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生态环境条件得以长期保存，物种多样性、各民族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特点较为显著，成为生物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考古学、医学及人类学研究的基地，也成为环境史研究特别的阵地。因汉文史籍对边疆民族地区记载极少，元代统一后记载稍多，地方志记载渐增，明清后史籍留存增多，有关环境的记载大增，但与中原内地相比数量依然极少，研究障碍较大。但边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内地环境变迁的历程及特点，更显出边疆环境史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克服困难、寻找突破口，成为边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环境史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特点，使边疆环境史研究在依靠文献史料进行的基础上，得以借鉴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医学、法学、生态学、气候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成果，有了突破的空间和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多学科交叉，充分发掘文字史料及非文字史料，*详见周 琼《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载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应用民族考古资料、开展田野调查，拓展边疆环境史研究的空间。

边疆民族地区的环境状况及变迁不同于内地，环境破坏及后果的显示都会滞后，学术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就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如明清以来边疆各民族为保护环境制定了不同形式的乡规民约，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其保护范围及成效，在不同民族及区域存在差异，值得系统深入地探究。这类问题的研究，将会推动边疆民族环境史及其理论、方法的发展，有助于自然科学得出更有创见的观点、提出更理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有助于中国、全球整体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及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环境史研究的区域及范围较为广泛，学科基础不断扩大和充实，边疆民族区域环境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使中国环境整体史的特点更加凸显。边疆与邻国在领土、民族、文化、生态、自然环境等方面交界，是中国与国际生态环境连接、过渡的重点区域，也是全球整体环境的组成部分。环境灾害链的日益扩大及其严重后果，尤其近年来因国际河流等引发的系列环境争端，更使区域及边疆环境史成为全球环境整体史中不可或缺的链环。重视、系统开展边疆视角下的环境史研究，无疑能促进及推动全球环境整体史研究的深入，推动具体实践措施的实施。

因而，区域、边疆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及意义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出来，作为联通国际生态及环境的中间区域，开展边疆环境史的系统研究，总结历史上边疆环境开发的经验教训，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生态危机及环境灾害的再发生，有助于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战争、观念、宗教、法律及其对跨境生态环境的影响，了解边疆环境史研究在国际关系、国际(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生态形象等方面的巨大价值与作用，对国际环境政策及措施的制定发挥积极的导向性影响，为民族地区的开发决策提供借鉴，提高防范环境灾害、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在另一个层面上使史学同21世纪的现实社会更为契合。

(责任编辑 廖国强)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with additional studies on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ZHOU Qiong

The subject name, origins and research objec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origin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volves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the origin of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and the origin of documen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reflections about it. Document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reflections about it are dated back to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Research into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began in the 1920s and was widely carried out in the 1980s, and in 2008 it started to be developed as a discipl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how living and nonliving things on Earth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to human society have changed and developed.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for the good of contemporary global environment. As China, including all of its inland areas and fronti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rganic global ecological syste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adopted and serve as a guide to research in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doma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me, origins, research objects,glob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第12批培养项目“西南环境史”(W80113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委托项目“清代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灾害研究”阶段性成果(B09003)

周 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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