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与反腐败斗争<br/>——以历史正剧电视剧《于成龙》为例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与反腐败斗争
——以历史正剧电视剧《于成龙》为例

2017-04-11胡铁生潘海英

社会科学家 2017年12期

胡铁生，潘海英，贺强

（1.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1]历史正剧电视剧《于成龙》对完成这两项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该剧自2017年1月3日至2月11日在央视一套和八套的黄金时间连续两次播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国内版分别发表文章，称“《于成龙》这部历史人物传记作品，在今天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意义”，“我们向世界输出的优秀中华文化，依靠的是如《于成龙》这样充满浩然正气的优质文艺作品”。经查，截至2月11日22时（即该剧播放结束），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该剧的网络点击量就已超过6.878亿，刷新主流剧收视记录。[2]该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在受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不仅在于该剧是一部“好戏”，“更在于中国历史上有于成龙这样的好官”，[3]同时还在于“这个清官，是当今老百姓的需求”。[4]《于成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为中国当下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行动构成了德法并举的借鉴意义。电视剧《于成龙》作为一部古装历史正剧，以电视传媒手段与广大观众见面，不仅具有传播快捷、受众面大的优势，而且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之一，因而该剧的巨大成功对于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任务，具有促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以史为鉴、反腐倡廉的互动关系。

一、历史正剧人物于成龙的廉吏风骨再现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首要的一点是文艺作品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由吴子牛执导、成泰燊等人主演的大型历史正剧电视剧《于成龙》在历史服务于现实和文艺服务于政治的两个方面做出了榜样。《于成龙》同其他绝大多数历史剧作品一样，是以表现历史人物的伦理道德品质为其基本特征的。但该电视剧又不同于其他虚构性的历史剧作品，该剧的主人公是以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清代三次获得“卓异”嘉奖的“廉政为民忠君体国”的于成龙为蓝本，因而也有人将其视为传记作品。

青年时代的于成龙就曾因带领山西乡民反抗祸国殃民的“跑马圈地”而被与朝廷重臣串通一气的永宁守备喀尔齐抓捕。为了不连累乡亲们，于成龙甘愿坐牢来换取邢济堂和石玉兰的自由；[5]崇祯十二年（1639年），时年23岁的于成龙在参加“秋闱”时，看到科举考试中的营私舞弊现象，设计获得罪证，带头向科举考试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斗争。虽然这场斗争以于成龙的胜利告终，但他也只能以前朝副榜生的身份“挚签”，到“偏远烟瘴之地”的广西罗城任知县；于成龙“满怀治国理想”，“抛妻别子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为官生涯”。于成龙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荒凛偏远、烟瘴肆虐、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的罗城县，治理得风生水起，四乡平安”，首次受到皇帝“卓异”嘉奖；在湖北，于成龙作为先以既无官职实权亦无一兵一卒的湖北巡抚衙门宣抚使的身份，后以黄州同知官位身份平定了“东山之乱”而第二次获得“卓异”嘉奖；当于成龙官至福建按察使时，摆在他面前的是已被朝廷预先定案的“通海案”。这件大案牵涉到千余福建民众的生死存亡大计，于成龙以“福建百姓如果不出海就得饿死，出海就违反迁海令，而现在一旦违反迁海令就定为通海罪，这不合理”为由，顶住来自朝廷中某些权贵的压力，采取皇上“剿抚并用，安辑百姓”的治国策略，重审前任留下的所有通海案，不仅为广大冤民平了反，而且还解决了“衙蠹之害”，于成龙因此而第三次获得“卓异”嘉奖；鉴于其福建按察使任内的功绩，康熙帝任命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到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不愿“眼睁睁看着粮仓里有粮，百姓却被活活饿死”而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私自开仓放粮赈灾；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后，怀着“只要不昧天地良心，就不会被打倒”，也“不在乎直隶官场对他的看法毅然去了直隶”这个“藏龙卧虎之地”。于成龙私访四品守道董秉忠，查清荣善私吞赈灾粮并存放在于成龙妻弟邢家良处的事实后，痛下狠心，处决了邢家良和直隶巡抚荣善；于成龙在直隶的功绩使其再次受到康熙帝的青睐，升为两江总督，兼任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继而又再次晋升为一品官职的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于成龙接旨后面对的是长期困扰朝廷的两江“火耗”问题。这是更为棘手的一件大案，因为两江黑帮势力无所不在，官商勾结，衙门腐败，尤其此事牵扯到皇上的外甥、江宁驻军将领赫里和江苏巡抚余国柱等高官的切身利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整个朝廷的利益，于成龙决意向“火耗”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在石玉兰和柳晋阳等人的拼死相助下，于成龙终于将两江“火耗”腐败案查了个水落石出，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宣判了赫里的死刑，当场将其处决。于成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周瑞和代他向全体官员宣读他写下的《严禁火耗谕》：“朝廷征税，百姓输粮，原有一定之规……望各级官员上体朝廷仁德，下念百姓困苦，决不可肆意加重百姓负担……切记切记。于成龙”。然而，“此时的于成龙却坐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综观于成龙为官从政的一生，其生活上“萧然官舍，担石无存”；其品质上“天下廉吏第一人”；其环境上披荆斩棘，无任何坦途可言。这就是于成龙为官的一生，也是该电视剧《于成龙》对这位廉吏风骨的文学再现。

二、社会主义阶段历史剧的发展之路

如何让历史走进现实，使历史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是历史剧制作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剧节目中不乏古装历史剧。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下，受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古装历史剧也随波逐流，其改编和制作也与其他类型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为追求商业利润而更加关注作品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历史主义的创作视角淡出作家和剧本改编者的视野，因而作品受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影响，加之欧洲非理性哲学对罗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海森堡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出的测不准原理、文艺学中哈桑“结构之外的结构论”、语言哲学转向、语言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非对等性、维特根斯坦的话语游戏论等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持续发酵，先前文学对终极价值追求的传统被解构，使“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也成为语言构造而成的现实。[6]

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古装历史剧在不确定性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电视剧《于成龙》却以当前流行的新历史主义持逆行的态度，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依据，在人们对现实主义不屑一顾而通俗文学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开创了历史正剧的创作道路。正剧（seriousdrama）作为戏剧的类型之一，其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的完整性是其外部的主要表现特征，其现实主义特征则体现在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肯定或否定方面。中国影视研究学者蔡圣勤对此认为：“影视是艺术的产品，其基本作用在于展示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文明发展中，其体现的文化则是精神文明中最为重要的。”[7]《于成龙》正是这一点上为当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表率。首先，在故事的结局方面，追求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剧虽然其悲剧人物亦有追求历史的必然，但人物精神层面的完美收场和结局在作品中却是不确定性的，而历史正剧作品则具有其故事发展与结局的确定性；其次，作品是否合乎历史潮流的要求则成为正剧和喜剧之间的分水岭：正剧必须与历史的发展潮流保持一致，而喜剧则有意将逆历史潮流而动作为其追求的创作目标；再次，并非所有的历史剧均为正剧，表现主流意识的作品才可被归为历史正剧的范畴。从这几点来看，如同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罪与罚》一样，电视剧《于成龙》具备历史正剧的所有这些要素，其主人公于成龙也就成为一个“在各种意识的聚变中始终不懈地探求着超越的理想途径，即完全人道主义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探索者”，“反抗、失落、探索犹如三个‘声部’，彼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物形象的美学内涵”。[8]

从文学思潮视角考察历史正剧电视剧《于成龙》，该作品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由于在清代历史上确有于成龙其人，因而其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属于“客观存在的”现实，而非现代主义文学“主观意识生成的”现实，亦非后现代主义文学“语言构造而成的”现实。在于成龙44岁时，他不顾亲友的阻拦，撇家舍业，以“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任县令。于成龙在罗城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策略，使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成为全省治理的榜样，于成龙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因招民垦荒、政绩显著而升任湖广黄州府同知；在湖北武昌主持政务时，于成龙在处理“三藩之乱”的“委扎”事件中，采取安抚、分化与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平定了东山之乱，而后又一路官至两江总督。在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于成龙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的原则，重审“通海案”，解救无辜百姓千余人。于成龙三次被“卓异”以及处理火耗等大事件均为历史事实。影视作品里的于成龙与现实中的于成龙相吻合，因而这部与人物同名的电视剧理所当然应划归历史正剧。

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看，《于成龙》体现了中国儒家仁与礼的传统伦理观和治国之道，“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仁”即人内在的道德品质，“礼”即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追求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于成龙从政的年代处于明清相交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的年代，明王朝后期就已出现宦官专权的腐败现象。于成龙所持的政治思想观与孔子时期的儒家伦理观又有一定区别，其最大特点可以用梁启超评价明末清初政治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来予以概括：在顾炎武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得人才则治，不得人才则乱，教化的目的在于“正人心，厚风俗”，其基本内容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9]其在位的61年时间里，康熙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大业的捍卫者并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因而这也是于成龙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严于律己，正于他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廉吏第一人”的外部影响因素。

当代文学处于大众文化语境下，受其影响的通俗文学也取代了传统经典文学的价值追求，尤其在现代传媒时代，影视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文学作品纸质文本的传播方式和戏剧文学的舞台表现形式。在“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境况下，文学界和学术界均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前景担忧，“文学已死”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对于古装历史剧而言，其面临的形势则更为严峻。除诸如《大秦帝国》、《大明王朝》、《康熙王朝》和《东周列国》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能够受到观众的欢迎和热捧以外，多数古装历史剧播放以后，在观众当中都反响平平。《赵氏孤儿案》、《楚汉传奇》和《隋唐演义》等重大题材的古装历史剧虽花巨资拍摄，但电视收视率低，有些剧目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略高于电视节目的平均收视率，有些严肃的、表现历史重大题材的电视剧，其收视率甚至不如粤西的“地方产品”雷剧。在此低迷状态下，历史正剧与文学经典化之间就成为一种悖论关系。然而，“经典是一种文化标杆，是文化核心价值的凝聚”，[10]历史正剧《于成龙》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内核，是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因而该电视剧开播以来才能在观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正如有些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清官，是当今老百姓的需求。”历史正剧《于成龙》的播放成功是该作品走向经典迈出的第一步。在西方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看来，“文学的内部要素是经典化的依据，作品只有在超越时空和具备创新美学特质的前提下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对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而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并非是被‘认可’的结果，而是作家在不同视角下从事创作的过程”。事实上，一部作品的经典化“既不能脱离本质主义的道路，同时又要与时俱进，融入时代文学发展的潮流，借鉴建构主义的合理部分，实现作品的个性化发展”。[11]既然《于成龙》作为一部历史题材改编的影视作品，历史上又确有其人，那么该剧在改编中，编剧就不能随意加进自己的“创作意图”；该历史正剧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回归现实主义，在创作上要回归历史主义的传统，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由于这部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历史主义的品质，所以在主流媒体播放后才能够与人们当下所关注的焦点产生共鸣，于是，主人公于成龙也就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电视剧《于成龙》也就成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标杆。

三、《于成龙》与反腐倡廉的时代镜像作用

反腐倡廉的时代镜像作用是《于成龙》在历史剧的表现形式下所蕴含的深层价值。在该电视剧中，“何为老百姓的需求”不仅是于成龙所处时代为官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处于执政位置上的领导干部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当今中国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行动而言，《于成龙》这部历史正剧具有重要的历史镜像意义。

于成龙所处的清朝康熙年间，清圣祖仁皇帝（即康熙）亲政后开始废除不合理的圈地旧规，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康熙还经常出京巡视，体察民情。当出现官吏贪污和吏治腐败现象时，康熙不荀私情，革职查办官吏一百多人。鉴于此，于成龙所做的，也正是康熙帝所希望的。于成龙在与官场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中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也在于他的言行顺应了当时朝廷统治者的意愿。在中央集权的清朝封建社会体制中，被视为“真龙天子”的康熙帝能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那么在400年后的今天，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尤其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从于成龙的身上应该借鉴的首先是克服“为己”的人本性弱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而舍生忘我的优秀品质。

于成龙离开山西老家到边远的广西罗城任职时，就已抱定“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为官理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革命者也同样抱定为人民打天下、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远大志向，无数革命先烈为了这个志向抛头颅，洒热血，高唱《国际歌》走上反动派的刑场。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又有些领导干部不能严于律己，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党的好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但是，只要有阶级存在和剩余价值存在，社会成员受“趋利避害”的人本质弱点的制约，达到“不想腐”的目标的确是非常难的，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制约机制。[12]历史正剧《于成龙》在这个关键时刻热播，对于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行动起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尤其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应该从于成龙身上学到既敢担当又善作为的优秀品质。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尚能将“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坚持“三个代表”思想，像于成龙那样，不论是在基层岗位，还是身居高位，都应时时刻刻把人民的冷暖记在心上，像“当代于成龙”焦裕禄那样，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全党上下共同努力，为人民群众当好公务员。显然，电视剧中，“于成龙三获‘卓异’有其自身的努力”，但“也是朝廷树立好官的用意所在”。

其次，党的领导干部勤政于民的前提是要像于成龙那样，既然要在执政的岗位上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终生，那么我们就要与党“同心同德，体恤百姓”，就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向腐败现象做无情的斗争。于成龙从政的一生中始终处于艰苦甚至危险的境况中，也曾一度被贬为“一介草民”，但于成龙的士气从未低落过。知难而进是其优秀品质之一，即使他升为两江总督后，在解决“火耗”这个棘手的问题时，于成龙也未曾向身居高位的腐败势力有过任何妥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志丹等一批党内老革命家也曾不同程度地被错误路线冤屈过，但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却矢志不渝。与当代执政的境况相比，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所处的境况要艰难得多，可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却未曾有丝毫减弱，因而成为当今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同样，“于成龙精神”，即“有作为，敢担当”的精神，也是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之一。

再次，党员干部，尤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为民勤政的同时，更要严于律己。于成龙无论是做县令还是在两江当总督，他都未曾为自己讨过一次“好处”。直到他临死也依然“萧然官舍，担石无存”，因而康熙帝才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人”；作为一位身居高位的地方官，对来自下属的贿赂，于成龙一概回绝，因而一直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清贫日子，康熙帝对他大加赞赏，于是就又送他一个“于青菜”的称号。这就与当前那些忘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党中央采取的反腐倡廉举措，目的在于顺党心合民意，否则，执政党的肌体钻进腐败分子并任其泛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配合反腐倡廉，央视在《于成龙》之后又先后播放了《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系列专题片，以苏荣、白恩培、吕锡文、朱明国、金道铭和魏健等领导干部和纪检干部的违法事实为现身说法，对人民公仆进行警示教育。历史正剧《于成龙》则从艺术形式的角度为新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树立起自觉修身、严于律己的楷模。封建社会的官吏都能做到的，新时期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应该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腐败问题是人类社会自剩余价值出现以来就一直伴随人类社会前行的社会问题，尤其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这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困扰人类自身的问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著作《君主论》中指出：“人们都是忘恩负义、变化无常的，都是骗子与伪君子，他们总是趋利避害而惟恐不及。”[13]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一面是互相竞争，一面是利益冲突，两者都带有秘而不宣、损人利己的欲望。所有这些都是私有制最初产生的后果，都是新产生的不平等的不可分离的伴生物。”[14]对于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曾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策略在《酒国》中对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拜金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在《红树木》中以官场上出现的权欲、钱欲、情欲、性欲这条线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当代官场中的阴暗面：“权力，真是个可怕的魔鬼”，“历朝历代因为当官丢了脑袋的人比吸毒死了的人还要多，但想当官的人依然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尤其是那些尝到了当官甜头的人，如果突然把他的官给免了，就等于要了他半条命”。[15]莫言的《酒国》和《红树林》等作品描写的是当代社会执政者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于成龙》则表现的是400年前清代社会中为民勤政的楷模。尽管这些作品的创作年代相隔甚远，在创作策略上也不尽相同，但在表现为官从政的价值观思考中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处，体现出文学的政治美学价值。

无论学术界以何种视角对《于成龙》进行阐释，这部电视剧经主流媒体与广大观众见面，就必然会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作为精神产品，这部艺术作品就必然会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形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既然是一部历史正剧，那么该剧所产生的正能量也就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反腐倡廉需要标本兼治，在严厉打击腐败分子的同时，“应将更多的力量集中于治本，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遏制腐败增量”，[16]在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大会报告的第七部分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为题，特别强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培育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第十三部分以“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题，在党建的八大任务中，特别强调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治国方略。[1]将习近平同志在大会报告的这两部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考量，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文艺与反腐倡廉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反腐倡廉行动中既需要法制的强调性手段，亦需要党的干部在心理层面的道德自律。文艺作品所发挥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主要在于培育人的道德自律的能力，因为道德在很大层面上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要求”，也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反映，“具有人类精神的一般特征。”[17]因而，只有“法德结合的社会治理价值导向”才是“良法和善治的结合”。

历史正剧《于成龙》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公共空间内，并以其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公共空间内潜移默化地从人们的心理层面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对于握有实权的党的干部“不想腐”而言，就是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要求党的干部起码能像清代廉吏于成龙那样，将其“廉政为民忠君体国”的封建社会为官的优秀品质转化为社会主义阶段“廉政为民忠党体国”的优秀品质。唯有这样，才能使党的领导干部在当前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行动中具有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因而，《于成龙》在中央台的连续热播及其在观众中形成的强烈反响表明，该剧的成功既具有历史正剧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中的榜样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行动具有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的历史镜像作用，并使两个似乎并不相干的命题形成了互动关系。

[1]新华社北京2017年10月18日电.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习近平作报告[EB/OL].中国网：2017－10－19.访问日期：2017－10－19.网址：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19/content＿41757014.htm.

[2]李强.《于成龙》刷新主流剧收视记录[EB/OL].网易新闻.2017－02－20.访问日期：2017－09－20.

[3]高小丽.历史剧的一股清流——评电视剧《于成龙》[EB/OL].人民网.2017－02－07.访问日期：2017－09－23.网址：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207/c40606－29061916.html.

[4]《于成龙》为何受追捧：“这个清官，是当今老百姓的需求”[EB /OL].网易新闻.2017－02－08.访问日期：2017－09－24.网址：http：//www.toutiao.com/i6384613520096363010/.

[5]剧情吧原创剧情.电视剧《于成龙》剧情介绍（1－40 全集）[EB /OL].剧情吧.访问日期：2017－09－25.网址：http：//www.juqingba.cn/zjuqing/56471.html.以下相关引文均为同一文献出处，文内仅标注各集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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