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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微

2017-04-11程洁如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7年5期
关键词:哲学总书记时代

程洁如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微

程洁如

(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重新打开。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部分中国人曾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相应地,文化层面也开启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历程。新时期,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在构筑系统专业的文化体系基础上,做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双创”推动文化自信。一方面,在文化的传承中,弘扬中国精神,兴办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中,加强文化的“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双创”;民族复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7在此,习近平高度肯定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四大自信”,而且指出“文化自信”相对于其他三个自信,其力量“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一论点的提出,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饱含历史的智慧。本文主要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历程、坚定文化自信的路径以及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角度,尝试探析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

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部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进程。面对国力上的式微,我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开始出现“以西范中”“以苏范中”等情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先生甚至提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2]用王阳明先生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抛却自家无尽藏”[3]。但不论是学习西方还是坚持中国传统,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认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革命年代,文化有利于团结自己、战胜敌人。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只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4]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要将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毛泽东对于文化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同样高度重视。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不再盲目相信一种文化优越于另一种文化,开启了“文化觉醒”基础上的“文化自觉”。关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在《文化的生与死》一书中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6]即自知自己的文化,同时对他国文化开放,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理解文化的历史渊源、未来走向、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7]在自知本国文化并理解他国文化的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文化自信,此是一种“内化于心”的肯定,也是一种“外化于行”的践行。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四大自信”。紧接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文化自信”之“文化”的内涵作了界定[8],具体如下。

一是渊源五千多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藏丰富。《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的先秦哲学中影响较大的十家总结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十家又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就儒家而论,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又分别是儒学面对不同时代课题做出的新诠释。《周易·贲·彖》云:“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9]文化之“化”有教化之意,蕴藏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革命文化。 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考察时提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10]“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10]的井冈山精神是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漫长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塑造的革命文化之一。这些诞生于中国特有革命过程中的革命文化,曾经指引我们攻克道道难关。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盏盏明灯。

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时代课题需要新的文化,也能产生新的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国家间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在吸收他国文化同时克服他国弊端的条件下,发展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应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攀登新高峰的精神支柱。

二、以文化“双创”推动文化自信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同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2]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对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文化“双创”。

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3]203如《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多次论“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孝弟也者,其为仁也本予”[14],即要“善事父母”,在代际关系之间,在经济关系之外,更强调一种尊重与恭敬。此种“孝”,罗国杰先生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为家庭团结和社会和谐起到了特殊作用,但在等级社会中,又曾经被统治阶级弯曲衍生出“愚孝”的一面。[15]其中,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家庭团结的传统“孝”文化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父母还是子女都有许多新的特点,需要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内容。

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3]203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既包括对原有文化要素的重新组合,也包括新要素的加入,以追求发挥最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延续在我们的血液中。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指导着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二者都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来,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9-10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是要坚持中国特色,并且是坚持当代中国特色。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备三个主要特点。[1]16-23

一是继承性、民族性。任何一个人、群体、民族或者国家,其行为总是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其漫长发展过程总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实现,也即文化具有地域性。相应地,在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群体、民族或者国家的行为也会带有地域的特点。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为了研究战后对日本的政策,曾经委托一批专家学者研究日本的民族文化,以判断其是否会投降,以及投降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管制日本。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一一应验,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虽然具有整体性,但也有自己的地域性特征:“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遇到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16]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中国文化,同时,中国文化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

二是原创性、时代性。中国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而没有中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中蕴涵着现代性的因素,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哲学为例,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把哲学区分为先秦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分期,因为时代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与时代相结合。不同的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区别,与时代相结合的哲学当然也会带有时代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中心范畴。通过与时代的结合,哲学实现了现代化,将新的要素加入原有的要素中,原有的要素重新优化组合,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现代化,需要直面新形势、新问题,也即时代化。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1]12哲学社会科学以至文化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总是相互联系、协同发展。现在,我们增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样要与时代同脚步,创新研究内容,为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提供启示。

三是系统性、专业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经典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浩如烟海。在各类学科和知识领域,我们的文化都有丰富的蕴藏,并且无不带有中国特色。如中国的史书可分为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等,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累世不断”。再如中国的绘画,常常“留白”,追求意韵。这些蕴藏需要系统化、专业化的研究和整理,进一步挖掘其内涵,并探讨在当今的适用和发展,构筑一个系统、专业的文化知识体系,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奠定知识基础。

三、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明恩溥先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认为:中华民族有记载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为悠久,它也是唯一一个始终完整地保存着其民族性的民族,从未离开其发祥地”[17]257,因为“其他民族依赖的是物质力量,而中华民族依赖的是精神力量”[17]258。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18]曾经,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同样悠久的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弘扬中国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

近代以来,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在文化上“引进来”,研究、理解以及运用世界的学术和理论。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在“引进来”基础上,“国学热”开始涌现。部分高校开始兴办国学院或者国学专业,有些地方甚至开始出现传统书院式的教育模式,中国出现研究和弘扬国学的热潮;同时,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传承,兴办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弘扬中国文化,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柱。

近年以来,随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加强,除了“引进来”,我们还要“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1]17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中国学术的理解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基础上,在海外,通过开办孔子学院、设立文化年、互派留学生等方式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政治上的互信互助,也为文化的交流沟通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将中华文化的复兴延展到全球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在探讨中国崛起的中国模式时,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不仅作为一个经济的大国开始崛起,也作为一个文化的大国开始崛起。

总而言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需要理解“文化自信”之“文化”的内涵,构筑“系统性”“专业性”的文化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坚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文化知识体系以“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8坚持中国特色,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能实现。

[1]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谭嗣同. 仁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8.

[3]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870.

[4]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47.

[5]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6]费孝通. 文化的生与死[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68.

[7]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1-07-02.

[8]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3.

[9]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32.

[10]刘勇. 东风送暖入赣鄱——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江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纪实[N]. 江西日报, 2016-02-04.

[11]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164.

[12]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

[13]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203.

[14]张燕婴. 论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5, 16, 2.

[15]罗国杰. “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J]. 道德与文明, 2003(3): 79-80.

[16]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7.

[17]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M]. 刘文飞, 刘晓旸, 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4.

[18]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6.

(文字编辑:贾俊兰 责任校对:徐朝科)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HENG Jieru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China)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also mea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country opened to the world again, when facing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once suspected our own culture. In recent decades, China’s development has been attracting the whole world’s attention, accompanied by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the work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shall be well carried out to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us to promote a furth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Meanwhi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one hand,we shall advocate Chinese spirit by the way of establishing cultural industry, thus to enhance cultural soft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we shall enhance cultural “Going Out” policy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u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61

A

1671–623X(2017)05-0097-04

2017-06-20

■ 基金课题: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综合性改革与实践研究”(粤教高函[2015]173号);广东工业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翻转课堂’模式下思政课创新实践研究”(广工大教字[2016]60号)。

程洁如(1987— ),女,汉族,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 引文格式:程洁如.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微[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17(5):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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