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中国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

贝淡宁

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也比较适合面临复杂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国。民意调查也表明，政治尚贤制获得了充分的民众支持。政治尚贤制不仅能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如此选拔出的领导者更具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能够做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决断。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规避民主选举制的主要缺陷。

一、贤能政治可以作为衡量政治进步的判断标准

民主选举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其本身也并不完美，完全可以用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政治进步和政治退步。因此首先要讨论选举民主到底有哪些问题，才能进一步讨论贤能政治。

民主选举制的问题首先在于选民本身存在问题。在西方国家，许多选民素质并不高，缺乏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与最基本的政治判断力，左右选民投票的未必是候选人的方针政策。而且大部分选民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仅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不对后人或者其他国家负责，难免会产生政策上的短视。

推选政治领导人的恰当方式取决于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和国情。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以贤能政治作为选拔领导人的手段，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判断的标准。

是否采用贤能政治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规模，不能将小国的政治经验简单照搬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上。在小型社群中，民众由于彼此熟悉因而能够判断领导者的能力和道德，所以民主选举制适合小国或底层政府。而民众难以判断高层政府（市级及以上）领导人的德行，也就无法做出更好的抉择。因此对于高层政府需要以贤能政治的方式选拔和提拔具备卓越素质的领导人。

制度选择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关。中国的政治理想与西方完全不同，《礼记》讲“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儒家一直认为理想的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种政治理想在帝制时期的中国以科举的形式运行，并且也影响到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加强调教育、考试和基层政府中的政治历练。同时这种政治理想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同，民众仍然以贤能政治的标准来判定领导的好坏。而且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贤能政治能够选拔高水平领导，以应对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冲击。

二、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是贤能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

贤能政治对于领导人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衡量标准取决于具体情况。一位商业领袖未必会是一位好的政治领导人；战时称职的领导人，和平时期未必称职；适合做小社区或村镇的领导人，未必适合做大国领导人。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这三种品质对于高层领导人最为重要。

首先政治领导人需要具备理解复杂论争的能力，并对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环境科学等各方面知识都应有良好的掌握，而考试是过滤掉缺乏基本知识的人的有效方式。考试是公平而且机会均等的，与投票有相同的意义。不过具备高智商的学者未必能成为优秀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需要与大量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交流，所以高情商同样重要，可以通过候选人在基层期间的绩效评估情商。同时，情商往往随着年龄积累而提升，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历练，这是中国模式的优势。但是按照科学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情商一般来说比男性高，所以应该多鼓励女性成为政治家。

与民主选举制不同，腐败问题对贤能政治伤害尤为明显，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因此，贤能政治的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美德。在评估方式上，由于同事往往对彼此了解最为深入，互动最为充分，所以同事之间的推选最为重要。此外也需要通过完善法制、高薪养廉、更加独立的监督和进一步分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方式预防腐败。同时也需要儒家的道德教育，培养官员的慎独意识。

三、民主选举制与贤能政治的结合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选举民主和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选举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选举制以完善贤能政治。可以采取一种民主选举在基层、贤能选拔在高层的垂直模式。贤能政治应该兼含基层政府民主选举、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协商等方式，创造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包含高层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在具体的实践上，完全可以在不同地区展开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判断不应该过分政治化，需要由独立的学者决定。

相对于民主选举制，中国模式可能只适合规模较大的国家，而且贤能政治在操作上较为复杂，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如果中国模式可以减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别的国家一定会主动学习。(本文为作者在“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贝淡宁（Daniel A.Bell），男，加拿大人，国际著名学者，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