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明

中华民族一体性辨析

杨志明

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共同体来看待的关键，是证明组成它的56个民族具有一体性(即内在统一性)，并澄清其一体性的核心义涵、形成的历史纽带和维系的根本观念。因此，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核心义涵是国家政治认同；中华民族一体性形成的重要纽带，应该是在民族与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起中介、缓冲作用的“混血”民族及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一体性的长久维系，在深层次上须有国家统一稳定观念、民族平等团结观念、思想多元通和观念和文化多源共建观念。

中华民族；一体性；核心义涵；历史纽带；根本观念

中国自古族类众多，自元朝始为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国内民族学汉语语境中的“民族”这个概念，所指对象极为复杂，很难与国外人类学英语语境中的任何一个相关概念完全等义对应。

汉语的“民族”概念，既可能指英语的“ethnic group”(族群，即人口和社会规模较小，且其成员相信他们有共同历史文化并相互认同的人群)，也可能指英语的“nation”(民族，或国族，即文化、地域和语言一致，政治上拥有独立国家主权的人群)，还可能指英语的“sub-nation”、“quasi-nation”(亚民族、类民族，即历史上曾经拥有或人们要求拥有独立国家主权的人群)，甚至是指若干“ethnic group”、“sub-nation”、“quasi-nation”多元整合的“super-nation”或“complex nations”(超民族或复合民族)。*[美]郝 瑞(Stevan Harrell)：《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杨志明译，《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波]克尔吉兹托夫·高里考斯基：《民族与神话》，高 原译，《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中华民族”就属于“超民族”或“复合民族”的范畴。在西方人类学家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ethnic group、sub-nation、quasi-nation甚至nation这类人群，因此现代汉语“中华民族”所指对象的多元性自不待言，需要说明的恰恰是它作为一个“超民族”或“复合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存在，即说明它的内在统一性(一体性)。

事实上，中国自古及今一直都不乏各种族类一体而治的政治主张、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近代以来，围绕中华民族一体性问题的讨论还形成了两次高潮，一次在清末民初，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于古代至近代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政治主张和初会实践(当然还有相应的理论阐述)，近哲时贤已有很多很好的梳理和分析。因此，本文只结合费孝通、伍雄武两位先生积极回应世界民族格局动荡和国外人类学家质疑、集中阐述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问题的标志性成果，谈一点个人关于中华民族一体性问题的认识。

一、费孝通、伍雄武两位先生的中华民族一体性理论

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费孝通、伍雄武两位先生都有过长时段的研究，其结晶是费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伍先生著作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两位先生都以中国民族关系史为背景，都着眼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凝聚问题，都旨在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一体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由费先生提出，伍先生认为他自己的研究“是在其启发下展开的”。都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古代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近代发展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费先生主要从民族社会学出发，重点关注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社会和经济层面，而伍先生则主要从民族文化、民族哲学出发，侧重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民族精神层面。因此，似可将费先生的理论概括为“社会经济共同体论”，将伍先生的理论概括为“民族精神共同体论”。

费先生的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共同体论，颇可注意者有三点：(1)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存在一个凝聚的核心，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是由远古华夏族团发展起来的汉族；(2)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因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有优势并不等于在社会上和经济上也有优势，满族就是这方面最近也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汉族能够不断壮大并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汉族拥有发达稳定并不断向其他民族地区辐射渗透的农业经济；(3)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由各自有凝聚中心的区域性多民族初级统一体发展为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过程。如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北方大草原、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天山南北等地区，历史上就存在过各具特点的区域性多民族初级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伍先生的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共同体论，可注意者也有三点：(1)中华民族凝聚和认同的根据，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既在社会物质生活、政治与经济中，也在社会精神生活、历史文化传统中，从精神和文化传统层面看，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中华民族精神；(2)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包括崇德重仁和道德至上、群体高于个人和义务重于权利、近代救亡图存和追求进步的价值观，以及和而不同与多样统一、重视整体和强于综合、尊天贵人和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其中，崇德重仁、道德至上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精神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3)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包括同根姻亲和依文化而辨华夷的民族观、宽和共容和重德育而诸教并存的宗教观、仁政德治和中华大一统的国家观。*伍雄武：《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新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费先生和伍先生的上述理论，涉及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核心义涵、整合机制和内在观念三个层面，形成由社会生活层面深入到精神生活层面的有机整体，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国内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共识，对倡导和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有精神家园意义重大。但其中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核心义涵

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核心义涵，也就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

在总结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时，费先生表示，若以前苏联民族定义的四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齐备来识别中国的民族，这是不切实际的。不仅如此，即使拿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与实际情况对照，也都显得不太好使。但费先生同时认为，其中提到的“共同心理素质”可能是这个定义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其实就是民族认同意识。费先生进一步认为，民族认同意识具有多层次性，56个民族各自认同是一个层次，56个民族认同于中华民族是更高一个层次，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页、第13～14页。民族认同意识也是伍先生的中心关注。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新论》“引言”中，伍先生说，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和认同的根据何在？”并指明该书的主旨是“探索民族凝聚与认同的灵魂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精神”。

两位先生都以民族认同意识作为考察和界定民族概念的基本方向，这很重要，也很有启发。重要性在于，试想，某个人群纵有再多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元素及其他元素，但他们之间拒绝相互认同，那怎么可能把他们生拉活扯地、长久地“捆绑”为一个民族？！启发性在于，民族认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可能说认同就一下子认同，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必定有理性层面，是需要某种理由或相当数量的根据的。因此，在将认同意识作为考察和界定民族概念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进一步追究民族认同的理据何在。而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民族认同的理据才是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很明显，在考察和界定“民族”“中华民族”概念时，费先生是以共同的社会、经济因素为其核心义涵，而伍先生是以共同的文化、尤其是共同的精神(观念)文化因素为其核心义涵的。

本文的观点是：应该把56个民族层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同中华民族层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区别开来，56个民族层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是历史文化认同，而中华民族层次上的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则是国家政治认同。这就是说，56个民族层次上的“民族”，主要是指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包括真实的历史渊源和构造的历史渊源——如民族起源神话)、共同的文化元素(包括作为文化形式的语言和作为文化内容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并据此相互认同的人们群体；而中华民族层次上的“民族”，则主要是指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联系的56个民族认同为中国人，并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人们群体。

历史证明，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按历史渊源、文化共性和民族意愿来确定56个民族，因而得到了各民族的普遍认可。而按国家政治认同来认识和界定中华民族的核心义涵，也是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历史上，狭隘保守的汉族精英大多强调“华夷之辨”“夷夏大防”，这就是以历史文化来审视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结果，而统一国家出于政治需要则必须尽量弱化、消减这种具有离散作用、负面影响的认识和主张。这类事例在历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如在推翻蒙古贵族建立的元王朝之前，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并叫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而在建立明王朝后，出于政治需要就很快改口称：“昔元起沙漠，其祖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明太祖实录》卷26、32、198、5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如在近代，面对腐朽、飘摇的晚清政权，辛亥革命的先驱最初也从“华夷之辨”、汉族“族天下”的大民族主义传统观念出发，把祸根归结为满族的异族统治，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而在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最大的敌人的时候，出于救亡图存、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才相继提出“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合中国所有民族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平等而治的民族政治主张。这类史实足以说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层次上的“民族”的社会整合中心(center of social integration)可以是文化性质的，而中华民族层次上的“民族”的社会整合中心则一定是政治性质的(即国家)。尽管在进行社会整合过程中，国家也会尽量利用各种历史文化元素甚至族源神话，但把各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绑在一起则是基本做法。

在当前，各民族(尤其是跨界少数民族*跨界民族的定义，以及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的区别，参见曹 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的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党和国家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究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之间，的确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的区别、矛盾和张力。

对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的核心义涵进行区分，有助于我们如实地反映、辩证地理解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广泛、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和感情联系的“既成”的民族实体，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在思想意识上、文化纽带上、社会组织上不断加以培养、强化和完善的“在建”的民族实体。

三、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历史纽带

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一个由区域性多民族初级统一体发展为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费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是汉族的历史解读，则有必要进一步推敲。其中存在的问题，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例如，他不仅指出，依靠农业经济不断壮大、四处扩张的汉族曾导致草原的生态破坏、引起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且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在中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之后，一方面是拥有丰厚自然资源这种地区优势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是拥有科技和文化知识优势的汉族，这种情况会给未来的民族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汉化？*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第36～38页。费先生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本文认为：在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汉族固然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少数民族的纽带作用也功不可没；在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和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过程中起重要纽带作用的，也许并不是其中的核心民族和各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而是在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边缘，即在民族与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起中介、缓冲作用的“混血”民族和民族文化。

因为，从理论上说，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一个民族之为本民族并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所在，核心部分弱化就意味着民族及民族文化典型个性消退，而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整个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巩固，所需要的恰恰是收敛各民族的典型个性，弱化强势民族及强势文化的强势姿态，并形成一种包容的民族及民族文化状态，否则，区域性的多民族统一体、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体要么就不可能形成、无法维系，要么就最终会导致强制同化。再者，从逻辑上说，若甲这个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的凝聚核心是A民族，乙这个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的凝聚核心是B民族……那连接各个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并使之形成为中华民族大统一体的那个凝聚核心，又怎么可能是作为某个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凝聚核心的那个民族？除非，我们假定所有区域性多民族统一体的凝聚核心同是一个。但这样的假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历史上曾存在过两个区域性的多民族统一体，一个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多民族统一体，另一个是云贵高原地区的多民族统一体。青藏高原地区多民族统一体凝聚的核心应当是藏族，但连接藏族和其他民族、青藏高原地区多民族统一体和周边其他地区多民族统一体的重要纽带，则未必是处于藏区核心的那部分藏族，而更可能是处于藏区边缘、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结合部的那部分藏族(如青海、甘肃、川西、滇西北的藏族)。从云贵高原的情况看，这一地区多民族统一体凝聚的核心，曾有唐代“南诏”时期的彝族先民“乌蛮别种”蒙氏和白族先民“白蛮”、宋代“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先民“白人”；而“乌蛮别种”蒙氏是亦彝亦白亦“哀牢夷”，“白蛮”或“白人”在族源和文化上也是亦夷亦汉的。再者，青藏高原地区多民族统一体与云贵高原地区多民族统一体连接和贯通的重要纽带，也是处于两区接合部的那部分藏族、彝族、普米族和纳西族等民族。

总之，多民族统一体形成的原因、机制和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既要重视民族的核心部分、强势民族的主导作用，也不能忽视民族的边缘部分和中介民族的重要甚至是关键的纽带作用。在多民族统一体形成和维系的机制问题上，我们似乎可以而且有必要这样理解：民族的边缘即多民族统一体的中心。

四、维系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根本观念

中国各民族虽说在近代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才整体自觉为“中华民族”统一体，但这种整体的自觉绝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民族之间悠久和不断扩大、深入的实际联系一步步转化为自觉意识、凝结和升华为思想观念的量变过程。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本文认为，中华民族的长久维系，在深层次上必须有四个根本观念，即国家统一稳定观念、民族平等团结观念、思想多元通和观念和文化多源共建观念。

国家统一稳定观念。“中华民族”的核心义涵既为国家政治认同，那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坚决抵制国家分裂、抗击外国侵略、捍卫国家领土领海完整，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民族、每个民族成员必须坚守的首要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2万多公里陆地边境线的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并且有近30个跨界少数民族与境外民族有历史文化渊源，这些民族有的主体在中国，有的则在国外。因此，少数民族明确区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自觉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团结，对整个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就特别重要。尤其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已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尽管各项自治权在很多方面还亟待完善和落实*徐杰舜：《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01～508页、第521～525页。)的今天，就更有必要伸张和普及“国家统一稳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民族平等团结观念。对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很多专家学者都正确地指出，它不是种族(血统)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是“依文化而辨华夷”，并认为“依文化而辨华夷”蕴涵着道德上人性平等、文化上华夷可变观念，对促进文化包容、民族认同有积极作用。*钱 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2～43页；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版，1999年，第333～347页；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376页。这种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必须注意和警惕关于“依文化而辨华夷”在汉文化语境中的原初理解。例如，清初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留书》)王夫之也说：“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黄书·读通鉴论》)黄宗羲所谓“内外之辨”，王夫之所谓“古今夷夏之通义”，其实就是以是否完全依循汉族的礼义道德文化为标准的。这说明，所谓“文化”、“道德”，所谓“依文化而辨华夷”，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民族性的。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和道德这个事实，关键在于不同民族文化、民族道德的优劣(所谓有没有文化和道德)以什么为评判标准、谁说了算。很显然，在黄宗羲、王夫之这类古代汉族精英看来，占据文化和道德制高点、拥有评判权的绝对只有汉族。在各民族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会表现出强势与弱势、先进与后进的区别。当此之际，后进民族应该自觉、主动地向先进民族学习，但先进民族若据此而主张和宣扬民族等级优劣论，并在政治和文化上助推民族强权、民族歧视，则极不利于民族之间相互认同、凝聚和团结。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必须总结“华夷之辨”的历史教训，从各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提取正能量，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整个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观、民族文化价值观，研究和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社会互动史和思想发展史。

思想多元通和观念。在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和主张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时，人们多引《国语·周语》所载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之论、《论语·子路》所载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并将之概括为“和而不同”。这种分析思路很深入，但概括不够贴切。因为，其一，孔子的言论确为“和而不同”，而史伯讲的则是“不同而和”，而且从言论的背景和意图看，史伯和孔子都更强调一体中存在多元的必要，这与重点阐释中华民族的一体性问题在思路上恰好相反。其二，无论“和而不同”还是“不同而和”，都是对对象结构的静态描述，都无法很好地揭示和表现“多元”何以能以及如何能“一体”的内在机理、动态机制，这样，一体性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实际上就被悬置起来而没了着落。本文认为，应该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种观念和主张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概括为“多元通和”。“通”是存异求同、包容贯通的路径机制，“和”是互渗互补、圆融和谐的理想状态。多元只有互动相通，才能一体和谐。就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维系而言，“通”就是各民族有认同愿望、共同价值观念和良性沟通机制，“和”就是国家统一稳定、各民族平等团结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安全感、幸福感。

文化多源共建观念。各民族的经济发展至今很不平衡，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研究、构建和传播至今还很不到位，因此培养和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至目前为止，凡冠以“中国”之名的历史类著作和教材，除在有“民族”或“少数民族”这样的限定，或因为少数民族曾数朝执政而不能不在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相关著作中有所体现外，几乎所有其他分类史著作(如中国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思想史、哲学史等)都主要甚至只涉及汉族的内容。又如，在中华文化传承和传播方面承担航标、引领责任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媒体，在设立“国学”研究机构、设置“国学”教育课程、组织“国学”讲坛的时候，也几乎只涉及汉族的历史文化。这种状况若不根本改变，必然会给少数民族的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就是在中国通史著作和教材中，不仅要写要讲经济社会发展史，而且要写要讲中华民族的凝聚形成史、奋斗发展史；在各种中国分类史著作和教材中，不仅要有反映汉族历史成就的内容，也要有反映少数民族历史成就的内容；在国学研究和教育中，既要重视要讲汉族的历史文化，也要重视要讲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构建，必须从各民族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并形成多源共建，讲好各民族伟大贡献的故事，传播好各民族的声音，塑造好各民族形象，让各民族兄弟都有融入感、尊严感和荣誉感。

(责任编辑 张 健)

Analysis on The Unity of Chinese Nation

YANG Zhiming

I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o be taken as a real nation community, it is essential to prove the unity of the 56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nd to clarify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unity as well as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the unity concerning its historical ties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has three main points: (1)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e politics of China; (2) The important ties that have helped cultivate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y be the so-called“mixed-blood”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that have served as mediators and cushion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3)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of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be based on such concepts as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equality and solidarity among nationalities, pluralistic thinking, comm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pported by pluralistic concepts and cultures.

Chinese nation, unity, core connotation, historical ties, fundamental concepts

杨志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云南 昆明，650500)。

D032

A

1001-778X(2017)02-008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