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杨 军

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战略

徐杰舜，杨 军

百余年来，对于“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争鸣的一个焦点和热点，存在着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博弈。中华民族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认同的基本出发点。这其中，认同具有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特性。连续性所形成的华夏、汉族和中华民族三个认同记忆，作为大趋势的方向性运动，这个认同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要克服与整合差异性所造成的对中华民族认同记忆的差别，必须制定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一要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二要中华民族入宪；三要设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中华民族的认同非一日之功可奏效，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一体凝聚多元，可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认同的力量。

中华民族；认同；连续性；差异性；大战略

2013年，胡岩先生在《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一文中，从清王朝实现的古代中国国家版图的大统一，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认同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和列强的入侵，促成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等五个时期，论证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历程。*胡 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那么，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认同史发展至今，虽然证明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认同,还需要制定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认同的力量。对此，本文略呈管窥之见，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博弈

百余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直存在着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博弈。这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更反映在政治领域中。从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是指汉族还是指中国各民族的转变，*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费孝通的中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的学术争论，*参见马 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到孙中山实行“五族共和”，及至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政治认同，以及进入21世纪后，从对马戎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参见马 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马 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到对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参见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郝时远《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20日。的争鸣，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5日。伟大号召的政治认同，都是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在学术和政治领域的体现。本来这一认同逻辑很清楚，但事实上仍然存在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博弈。正如郝时远所言，由于“对中华民族概念理解方面缺乏学理支持和民间自觉的认知”，所以当马戎提出对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尤其是胡鞍钢、胡联合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之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有研究认为：“‘中华民族’一词存在太多的歧义和问题，它只有在指民族的复数(‘中华各民族’)涵义时才能无争议地使用。如果与生物性的、文化性的‘民族’相联系，‘中华民族’一词存在太多的歧义和误读，很难以此统一中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更为麻烦的是，这个词容易引起少数民族成员的误读，以为‘中华民族’就是指汉族，或者提‘中华民族’就是要同化少数民族。由于‘民族’一词已被中国人普遍地、约定俗成地理解为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人们共同体，用‘中华民族’涵盖公民共同体涵义存在太多的困难。所以，‘中华民族’一词只在作为复数的‘中华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而在其他场合放弃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都永浩:《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与中华人民》，《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1期。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华民族’概念自近代以来早已渗透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土壤之中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那天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宣示也庄严地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成为宪法概念也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所谓有人声称‘取消’中华民族、或有人‘建议保留’中华民族之类的说法，不过是自说自话的呓语。前者至少属于缺乏对民族国家建设、国家民族建构基本理论的认识，后者则颇有‘危言耸听’以谋‘力挽狂澜’之功的嫌疑。”*郝时远:《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20日。

尽管如此，有研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仍忧心忡忡，陈茂荣就认为：“不可否认，在‘中华民族认同’上有一些或显或隐的问题存在，如：分裂国家的潜在威胁、地方民族认同的高涨、跨界民族的离心表现等”，“目前，蓄意分裂国家的潜在威胁主要来自疆独、藏独和台独等三股势力”；“当国家不能及时满足地方民族主义者们的合理合法请求，又将会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借口分裂国家的充分理由，在民族高度自治甚至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动员地方民众行动起来共同对抗中央政府的恶性事件成为可能”；“跨境民族的‘心思’可能游弋于所跨越的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跨境民族的双重认同心理。”*陈茂荣：《“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问题及原因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3期。周平则指出：“中华民族的‘多元’讲得多、讲得实，推进得卓有成效；中华民族的‘一体’讲得少、讲得虚，缺乏推动的力量。由于如此，否定存在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的观点，反对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单位的主张，也就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强烈，而主张中华民族的观点则日渐式微，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一般也不使用‘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而是采取‘中国各族人民’、‘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公民’的提法。由于如此，中华民族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并因此而逐渐虚拟化，‘中华民族’也逐渐成为‘中国各民族’或‘中华各民族’的代名词。概括起来看，‘合’的因素和力量明显弱于‘分’的因素和力量。”*周 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由此来看，中华民族的认同博弈，起码呈现了一个事实，即中华民族认同的程度还任重而道远。关凯就曾认为：“就历史而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真正兴起，始自清末民初，是一种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影响的共同体认同意识。但对于经历了两千年香火延续的东方帝国而言，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理念有相当大的冲突。清季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政体——‘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欧洲模式下的典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反，如何将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帝国演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甚至可以说是至今仍然没有全面完成的历史任务。”*关 凯：《族群政治的东方神话——儒家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为此，马戎认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马 戎:《“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7日。并提出了“重新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的建议。*马 戎：《重启“中华民族”新的大融合》，《长江日报》2014年5月29日。

二、认同的必然：从多元走向一体是大趋势

在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种种疑虑和逆反心理中，最根本的心态是不承认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中华民族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本出发点。而为什么会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产生疑虑和逆反心理？我们还有必要对“认同”做一个简要的解读。

“认同”一词来源于英语名词“identity”，开始时是一个关于哲学与逻辑的问题，后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认为“认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论认识到的一人与另一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后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逐渐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范畴，进入到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用来表示某个特定主体与特定客体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所谓认同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去哪”，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认同具有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特征。所谓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认同主体的一种自我体验和自我经验感，它造就了一种时间和空间意识。认同的差异性，则是指认同主体所具有的确保自我和他者之间界限的感觉。*参见王成兵《历史感和界限感：现代性语境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31日。而在现代性语境中，正是这种连续性和差异性，使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当代社会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必然导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变化和弱化。

本来，连续性在个体认同那里表现为记忆，在集体认同那里则体现为一种在历史的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具有的历史感。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形成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所决定的。所谓大趋势就是事物发展长时期的总的运动方向。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国民族互动、整合、融合和认同的长时期内总的运动方向。*徐杰舜：《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论》，《学术探索》2011年第5期。纵观上下5 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华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认同记忆。

(一)华夏：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个记忆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一个记忆。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民族或族群的结构就是多源和多元的。那时，在中华大地上大致有五个大的超级族群集团，即炎黄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百越集团、戎狄集团。这些族群集团都是由众多族群组成的。

到了公元前2070年，源于炎黄族群集团的夏族形成，拉开了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大趋势的序幕。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或族群，在多元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组合。夏族大约是由颛顼、帝喾、伯益、皋陶、羌人、共工、驩兜、三苗、鲸等族群互动融合而形成，到禹时，夏族的族群结构已号称“万国”。*参见《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商族的多元融合虽然很难考释清楚，但通过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期共有62国的记载，可以窥视商族也是多元融合而形成的，所以汤灭夏时，商族的族群已号称“万邦”*参见《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尚书》，顾 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万方”*参见《墨子·兼爱下》(《墨子》，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了。周族的多元融合更为复杂，史载武王“克商”后“封邦建国”，*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举行授土授民时，周公长子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武王弟康叔“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得“怀姓九宗”，*参见《左传》定公四年(《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所有这些“氏”其实也都是周族属下的族群了。

周王朝是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发展大趋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族群除夏、商、周、楚、越外，还有被称为夷、蛮、戎、狄的诸多族群。但是，在中国民族关系第一个大趋势的作用下，春秋之时，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民族或族群边界逐渐被打破，由民族或族群互动而激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晋惠公作“州兵”*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是一例。“州兵”的建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族与被征服者夏族、商族、“怀姓九宗”等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族群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族人。*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晋”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发展的大趋势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族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互动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扩展到楚、越和夷、蛮、戎、狄之间。这个情况首先突出表现在各族间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断发生。

其次表现在文化的融合上。如当周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参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直到春秋初期，越族与中原地区诸族群还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周乐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相当长，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越族文化与周文化的融合已相当深了。如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的西边羌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会盟的攻击后，“赋《青绳》而退”。*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历史表明，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或族群几乎都被卷入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洪流。这种历史图景一直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一个方面。而中国民族关系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走向“一体”的大趋势。

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由中国的“大一统”所决定的。先秦的国家“大—统”，用国家之手，促成了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其标志是被称为“诸夏”*参见《左传》闵公元年(《左传》，郭 丹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尤其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一举统一了天下，实行了“书同文”“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行同伦”的大一统政策，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崛起，到公元前206年秦的统一，历时2 000余年，终于从多元起源，经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

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从多元融合到华夏统一历时2 000余年，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如果从短时段去看，恐怕很难理解和认识先秦中国多元的民族或族群为什么会走向华夏一体。正是在这个大趋势的规定下，华夏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一个记忆。

(二)汉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二个记忆

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二个记忆。

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之时，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的一统天下，而仍然呈现出多民族或多族群共存的多元格局。

国势强盛的汉帝国，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帝国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其他民族或族群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军”，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汉帝国的人为“汉人”。于是，汉帝国之名“汉”遂被称呼为华夏族之名，汉族之名自汉帝国始称。从此开始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政治文化生态，并一直保存至今。“在一起”就会互动，就会磨合，就会整合，就会融合。于是，从两汉到清，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互化，即你融合我或我融合你的民族互动从未间断过，既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也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汉化趋势，即孟子所说“用夏变于夷者”，*参见《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万丽华，蓝 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 000余年中不胜枚举。如东汉末年，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久而久之，内迁的匈奴人最后都无例外地汉化了。又如宋代的契丹族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参见《辽史·仪卫志》(《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都表明契丹族也逐渐汉化了。

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趋势，即“夏变于夷者”的“夷化”，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 000余年中也不胜枚举。如云南的汉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时期，出现了“夷化”的趋向。及至两晋南北朝之时，爨氏独霸南中，其统领的居民成为“爨人”。*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载陈义初《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375页。“爨人”的出现，正是云南汉代至南北朝汉族移民“夷化”的标志。又如，唐代和亲随从人员的“夷化”也是一例。与吐蕃和亲最典型的是太宗时嫁与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藏族民间传说：“远从汉族地区，来了后公主。把五千五百名工匠，带到咱们藏土。给西藏地区工艺，打开了发展门户。”*王沂暖，唐景福：《藏族文学史略》(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故唐代岭南诗人陈陶的诗云：“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参见《全唐诗》卷746(《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可见，这些数以千计的工匠随从，随着历史的沧桑都“夷化”为吐蕃人了。再如，宋代之时，东北地区金初汉族移民的“夷化”也是一例。当时女真族的统治者，强迫汉族移民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参见《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反映了金初汉族移民“夷化”的真实情境。

更重要的是，在汉族“夷化”的过程中，自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时，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在“夷化”中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经过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约150年的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主要与当地的汉族，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融合，到明代时已形成为回族。*《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此外，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壮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有汉族成分的融入。*《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中，虽然民族互化是双向的，有“用夏变于夷者”的汉化，也有“夏变于夷者”的夷化，但是历史是有选择的，在汉化与夷化的博弈中，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并进而被同化。所以，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汉化为主流，如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之后，鲜卑出身的李氏家族建立唐王朝时已高度认同了“汉化”。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选择“汉化”还是“夷化”，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并不是汉族统治者强迫少数民族“汉化”，而多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最典型的莫过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从而使鲜卑人迅速地汉化了。

正是这种历史的选择，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了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蛮、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汉族。而明清时期的汉族，又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新汉族。像滚雪球一样，汉族人口越滚越多，越滾越结实，人口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为1.5亿，*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页。汉化终于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第二个大趋势的主流。

有意思的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6年汉帝国的建立到1911年清帝国的灭亡，也历时2 000余年。可见，也正是从历史的大视野中，才能对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有一个正确观察和把握。其实，此汉族已非华夏，而是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混血”的新民族。就是在这个大趋势下，汉族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二个记忆。

(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第三个记忆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为什么运行了2 000多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趋势会转向？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回答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固守传统“夷夏之辨”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弄不清以往的“蛮夷之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而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战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意识？

当时种种关于民族的概念，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民族观，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仅仅是对华夏文化和汉文化认同的问题，不是认同则为“华”或“夏”，不认同则为“夷”或“蛮”的简单的划分。民族应该是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正是这种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2 000多年来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方向。

在这样一种世界背景下，人们才从“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的民族观中解放出来，原来民族的边界并不仅限于“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民族的普同性决定了民族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国各民族都纷纷“自觉为我”，这也就是清代的满族虽已走上了汉化之路，但正是“自觉为我”，才使得满族最终没有彻底完成汉化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民族观，人们才明白，世界的民族并不仅仅以华夷为边界，汉族也只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民族或族群中的一个；鸦片战争也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国”的国家观，人们才明白，中国也不过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国家中的一个。天下原来是民族林立、国家林立的多元世界。

更重要的是，民族与国家概念的结合产生的民族国家概念，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都不可回避地必须考虑如何面对的问题。其中，虽然汉族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只能代表汉族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反之，少数民族全体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代表中国。于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自然而然地激活了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

这样，从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华民族意识，最后到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路线图。*参见胡阿祥《因异而认同：从“华夏”、“汉族”到“中华民族”》，《唯实》2014年第9期。虽然“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与演变几经波折，但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国家层面的民族，从而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以建立“民族—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国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界力图建立的“国族”，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而是多民族联合、融合的一个总体性民族概念和实体。*常 宝：《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1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过去人们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总是因为站得太低，故而看不远，看不清，总是只能就事论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今天我们站在中国民族发展史的高度，在一个长时段内去观察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所经历过的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的大趋势、从民族互化到以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大趋势，也应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下中华民族认同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作为大趋势的方向性运动，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是在这个长时间的大历史、大视野中，从华夏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的三个认同记忆的连续性中，我们才可看清中华民族认同的必然性。

三、认同的力量：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

认同有连续性，但认同又有差异性。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连续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态势下，中华民族的认同作为一个过程，是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因为过程是事情进行或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25页。是“事物的有限存在和无限发展在时间、空间和条件上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发展的必然联系的体现”。*刘志忠，李 毅：《过程转化论》，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32～33页。事实上，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宇宙间一切具体事物，都有其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都不是永恒的，因此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过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即总的系统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集合体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及其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都处在生成、互动和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各个具体事物的过程又都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因此，事物起源、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就是该事物相对完整的过程。所以，从历史的大视野去看，中华民族认同过程的运行时间还只有100余年，与前二个大趋势2 000年的时段相比，仅仅是刚刚开始。因此，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记忆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这样或那样的坎坷，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与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冲突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需要明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1201/c22219-28917082-3.html。虽然作为大趋势的方向性运动，中华民族认同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中华民族的认同既然是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那么，用中华民族的“一体”来凝聚中国各民族的“多元”，就应该成为中国民族政策的落脚点。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就说：“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4-10/13/c_1112796077.htm。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认同的力量。而要发挥认同的力量，就必须明确和制定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逐步把民族政策落实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

对于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近10余年来，不少学者提出过建议方略。马戎的“去政治化”观点，胡鞍钢和胡联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方案，均是最引人关注而引发争论的方略。笔者虽极赞赏他们的理论智慧和政治胆识，但也认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现代社会里更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且中国各民族经过国家的“民族识别”，早已政治化了，“去政治化”谈何容易？而“第二代民族政策”强调的是转型，即从“第一代民族政策”转为“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似乎有否定“第一代民族政策”之嫌。而中国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轨道上运行了60余年，又岂能轻易被否定？看来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现实中未必可行。

那么，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应如何制定？笔者认为，应实行民族政策的双轨制，一是继续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体的系列民族政策，此为第一条轨道；二是制定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此为第二条轨道。

第一条轨道为传统的民族政策，可作为具体的民族政策，专管55个少数民族的事务，需从细处着手，因其已有一个完整的系列，实行已久，在此无须赘言。

第二条轨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尚无定制，如何建构，尚需斟酌。笔者认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大方向，是一个大战略，应从大处着眼，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

“国族”问题争论已久，是讨论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绕不过的问题。其实中华民族是“国族”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早在孙中山革命时期，他就认为反清革命之根本意义在“破坏满洲专制”，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即将中国所有各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一个文明的中华民族，也就是“国族主义”。*罗义俊：《中国道统与国族主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在《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申明此义：“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州专制。这主义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来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国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页。“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之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合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9页。并“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8页。什么是“国族”？为什么“中华民族”就是“国族”？孙中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经过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尤其是抗日战争烈火的考验，中国已从“天下”转型并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正如翟志勇所说：“如果说近代这个转型的过程不仅是国家的再造(从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也是国民的再造(从臣民到公民)，还是国族的再造(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虽然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三者可能有先后之别、轻重之差，甚至紧张与冲突，但一个成熟的nation的实现，必然有赖于三者的相互阐释和完美结合。国家的再造为国民和国族的再造提供了主权所确保的和平空间，国民的再造为国家和国族的再造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以及新的社会整合力量，国族的再造为国家和国民的再造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力量和社会整合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国家(‘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中国人民)，我们根本无法恰当地理解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国族，中华民族是通过国家和国民来界定了”。*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可见“‘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熔铸”，*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这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的沉淀。

因此，所谓“国族”，就是指能够代表国家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虽然汉族人口众多，但它只是中华民族“多元基层中的一元”。*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载马 戎，周 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页。所以，汉族并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而各个少数民族也只是中华民族“多元基层中的一元”。所以谁也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那么，谁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呢？只有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中华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国族”。正如郝时远所说：“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56个民族，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共同面对着‘中华民族化’的认同和塑造过程。”*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继承孙中山革命的成果，承认中华民族为“国族”的事实，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国族”地位若不能确认，不仅中华民族的复兴无从谈起，甚至还给台独、藏独、疆独，甚至港独以可乘之机。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统一的、正常的、安定的、各民族各地区和谐相处的国家。所以，中华民族认同大战略的当务之急就是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确认。

(二)中华民族入宪

中华民族入宪，是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确认的立法措施。“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宪政塑造始于民国时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曾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在之后的民国政府立宪中均强调了“中华民国”各族是中华民族或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对于中华民族入宪的过程，常安大致勾勒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华民族入宪的路线图：*常 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20～132页。

1923年，孙中山参与制定的《国民党党纲》中，对于三民主义这一国民政府立宪之本中的“民族主义”的解释是“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国家”。*《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并把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背景联系在一起。

1928年，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

1929年3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孙中山之“必须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界”的遗训。

193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慰勉蒙藏来京各员并团结国旗以固国基案”中，也“宣告汉、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虽然仍保留“汉、满、蒙、回、藏”的说法，但更强调团结国族以御外侮而奠国基，并强调要“多任用边地人员，以为训练其政治能力之机会，并增加国族之实力”。*李 鸣：《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1933年，当时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根据宪法起草主稿委员会的推选所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分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四篇。*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宪，其遵奉的合法性来源为总理遗教、《建国大纲》，所以包括具体立宪草案的拟定也照搬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划分。吴经熊曾游历海外多年，被认为是当时可以沟通东西方的世界级法学家和“人中之龙”的旷世奇才，其法学思想和立法实践仍然深受一位没有受过多少系统法学教育的政治家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对于民国宪政的影响，恐怕是任何一位正牌的宪法学者或者政治学者所无法比拟的。第二篇民族中第一章为民族之维护，其中第l条即为“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草案第9条)；第2条为“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但对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应抵御之”(草案第10条)；第3条、第4条均强调了与他国私自媾和、签订密约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应认定为无效”。之所以如此规定，正是意在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对于积聚国内各民族、阶层力量以抗击外敌，而强调勾结外敌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实际上也是对于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不得行违背民族大义之事的严正声明。而在其后以吴稿为基础、采拟各方意见所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修正案》中，也专门规定了“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1934年10月16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则表述为“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第5条)。1935年10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中改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2页。而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中又改回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立宪活动中断，但仍然于1940年的国民参政会上通过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法草案修正草案》(俗称《期成宪草》)，其中第5条仍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夏新华，胡旭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1页。

对中华民族入宪的这个路线图，笔者曾认为：“中华民国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梁启超在1903年就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却是在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天下’观念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因此也可以说，“中华民国”在这个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立宪的话语和实践，为中华民族入宪打下了立法的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后来制定的历部宪法，并没有采用“中华民族”的称谓，而是釆用了“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各少数民族”等表述方式。从实际情况上看，也可以说“中华民族”并没有入宪，其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确立。

这样一来，一边是在宪法中对中国民族釆用了非“中华民族”的表述，另一边在党的历届领导人及党的代表大会上却不断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制定发展方略、处理两岸关系的政治实践和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中，“中华民族”已经成为表述中国各民族的通行名词。这其中的矛盾之所在任何人都是明白的。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更为了实施中华民族认同的大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年后的今天，也应该是当务之急的大事了。

(三)设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

要实现中华民族认同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在当下中国的体制框架中，只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运用。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完善，按照社会学的说法，作为社会制度中社会设置的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属于特定领域中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行为模式、规则与习惯，是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就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情景因素的变迁，必须与时俱进地对其原有的社会设置进行创新。而社会设置的运转必须凭借一定的条件与媒介，必须有一定的辅助物，这就是社会机构。因此，社会机构就是社会设置运转的空间场所。从社会设置构成的这个元素去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会发现：协调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社会设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有各民族自治地方作为地方空间场所，但却没有中央一级的社会机构。有人可能会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不是这样的社会机构吗？回答是否定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只是国务院的一个政府部门，其与地方省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是平级的，从社会机构的层面上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缺失。可能正是由此之故，导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社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运转不灵。所以，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必须按社会设置的社会机构的要求来运作。

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社会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社会机构，唯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设置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机构。从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来说，这种情况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严重缺失，也是中华民族认同尚不能运转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完善和健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议设置“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机构。

作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机构，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团结大会本身的产生、组织、职权和行使程序的一套规定和制度。二是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与中国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与其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相互关系的一套规定和制度。这些关系包括：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中央政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当中已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没有必要建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最根本的不妥，就是没有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做是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附庸，这不仅是对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政权组成中重要作用的忽视。60多年来，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缺失，就是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机构，而建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正是完善这一制度最重要的举措。

如何设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升“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为“中华民族团结大会”，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拟每3年举行一次大会，将现有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中华民族团结大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中华民族团结大会的主要职责是：检查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的情况，协调中央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表彰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比如，以国家的名义将所表彰的促进全国民族团结的先进个人命名为“中华民族英雄”和“中华民族模范”，分别颁发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以增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荣誉感，提升其尊贵性和权威性；建立中华民族博物馆，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华民族5 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和多彩多姿的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鲜活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博物馆还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座标志性、象征性的建筑，屹立在祖国的首都，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风采；像编纂《清史》那样，组织专家学者编纂《中华民族史》，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教育树立一座永恒的纪念碑。*参见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184页。凡此等等举措，都具有可操作性，一定会在大方向上促进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华民族的认同非一日之功可奏效。华夏的认同历时2 000余年，最后由秦始皇以强力“一锤定音”；汉族的认同也历时2 000余年，最后由满族一统的清王朝一定乾坤。这都是历史的记忆了。而今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刚刚开始，可能还要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愚公可以移山，中华民族的认同不也是可以移动的民族之“山”吗？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开始，让一体凝聚多元，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认同的力量！

(责任编辑 筱 然)

From Multiplicity to Unity and Unity of Multiplicity——Theory on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trategies

XU Jieshun, YANG Jun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a much-debated and studied topic in Chinese academia. Scholars have been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for establish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and difference. Continu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verified in the three identity memories it has had: Huaxia or Chinese, Han Chinese and Chinese nation. This general trend toward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irreversible. Differences in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result of identity difference should be reconciled and integrated.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ised to build up a unity of multiplicity by establishing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ion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etting up the Chinese National Unity Conferenc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has just begun and ma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Howev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b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f a unity of multiplicity is constructed by bringing into full play the power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continuity, difference, strategy.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杨 军，《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副研究员(广西 南宁，530006)。

C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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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2-007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