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黎丽

通道地带理论
——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徐黎丽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通道地带；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

边疆研究与国家相始终，因为边疆是人类保护自己利益免受损失的政体。国家在不同时代面临的危机不同，其中对国家威胁较大的危机则来自国家边疆。因此边疆就成为不同国家面临危机时关注的焦点。人类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都曾有过自己的边疆治理方式，如波斯帝国的驿站制度、*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亚历山帝国的城堡制度，*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中国周王朝的分封制等等。但随着人类布满亚欧非老大陆，且不断以各种方式迁徙到新大陆，最终使整个地球的陆地都充满人类时，近代国家的边疆就成为各自获取利益的界线，如海陆空疆组成的硬边疆。*徐黎丽：《中国边疆安全研究》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5页。即使如此，国家内部的资源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总是会越过国界寻找资源，或国家实力不足而无法阻碍大国强国攫取其资源时，国家利益越出或内缩硬边疆的软边疆*徐黎丽：《国家利益的波动与软边疆的界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就产生了。为此产生的众多边疆理论足以说明这点。如欧亚心脏理论、*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国家空间有机体理论、*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 48页 。殖民地理论、*Hon，George N.Curzon,Problems of the Far East,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94,pp.418～435.欧洲一体化理论、*董欣洁：《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互相边疆理论、*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反应冲击模式、*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民族自决权理论、*尚 伟：《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2期。移动边疆理论、*孙宏年：《相对成熟的西方边疆理论简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新边疆理论、*董欣洁：《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高边疆理论、*朱听昌，刘菁：《争夺制天权——美国“高边疆”战略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新帝国理论*于 沛：《经济全球化和现代西方边疆理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等等。这些理论从全球角度来说，均是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博弈的方式，从国家角度来说则是维护本国利益的手段，因而对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不可能产生“因地制宜”的效果。中国作为地球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其边疆治理的成功经验就是守中治边。*方 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近代以来，随着治边的中心从硬边疆向软边疆转变，则有五族共和、民族区域自治、*金炳镐：《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要点概说》，《中国民族教育》2007年第10期。多元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6页。等与边疆治理相关的理论。最近，随着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边疆理论也相继出台，如三圈论、*王铭铭：《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五大板块*于逢春：《“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视野下的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等。但随着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很难再以传统的边疆治理方式面对以交流与合作为主题的国家及其边疆关系。因此，中国边疆研究必须创新边疆理论，以便为解决诸多边疆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这就是本文作者经过多年边疆研究的探索，提出通道地带理论的时代背景。当然本文提出的通道地带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说，敬请各方专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的通道地带

大河孕育大文明、小河孕育小文明，这虽然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普遍规律，但河流往往是山川与降水共同孕育的结果，因此山川与河流往往成为地球上最早存在国家的自然疆界。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个从汉代起就奠定国家疆界的传统东方大国内，从地形地貌中很容易分辨出三个生态文化区域。这就是北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青藏高原和东部的多个平原连接而成的平原区域。作者曾撰文，以中国陆地版图内明显存在的三个不同区域及其文化特征，将中国内部划分为“高纬度、高海拔和低海拔等三大生态文化区”。*徐黎丽，杨朝晖：《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其中高纬度生态文化区域就是指，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以游牧经济及其相应的部落制度和不同语言习俗宗教为特征的蒙古高原区域；高海拔生态文化区就是指，北至河西走廊、南到云贵高原、东与四川盆地接壤、西与新疆南疆相连的青藏高原，以高海拔的山谷农业和高山畜牧为主要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呈现出农牧结合特征；低海拔生态文化区，包括珠江、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平原区域，尽管这一区域因纬度跨度较大而种植不一样的农作物，但各个平原之间通过人工的大运河和南岭、秦岭等通道而连接，经济上的共同性则是以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灌溉农业著称，社会制度与文化因定居而呈现阶层性。三大生态文化区的通道地带就是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

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我们认为，这一划分虽然有地形地貌上的根据，也有文化上的显著特点，却将另一个与中亚中东区域有着共同地理特征、且作为连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通道地带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部分忽视了。忽视的原因是：第一，客观原因，只有绿洲适宜人居。由于这个区域大多数地区是沙漠戈壁，不适合人居，只有绿洲区域才有人居，绿洲则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与南缘，天山的北坡。这一区域，早在公元前60年接受西汉西域都护府管辖，其管辖范围是“西逾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汉宣帝初，西域都护捬则管辖三十六个城郭国：

鄯善(楼兰)、且末、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婼羌、小苑、戎卢、乌秏、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渠犁、乌垒、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周振鹤：《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由此可见，由于只有绿洲适宜人居，因此只有绿洲被记载。第二，主观原因，“丝绸之路”代替“西域”被欧亚广泛认同。尽管公元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经过中国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和乌浒河(即阿姆河)的中亚河中地带、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孟 群：《丝绸之路的兴衰》，《中国投资》2014年第9期。称为丝绸之路，但因这一名称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含义而为东西方不同职业群体的人所认同，并使其具有了替代整个中国西北境内所有戈壁沙漠绿洲区的功能。于是100多年来，“丝绸之路”就代替“西域”成为这一以沙漠戈壁绿洲为地理特征的区域名称。但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研究，作者认为：这个区域虽然以丝绸之路的名称著称，但是这个区域不仅仅是丝绸之路，而是丝绸之路穿行而过的区域，这不应该从主观上被忽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区域有太多的戈壁沙漠不适合人居，而直接以从这一区域穿行而过而有众多分道的丝绸之路替代这一区域的名称。这一区域就是本文提出的第四个生态文化区域——沙漠戈壁绿洲生态文化区。它东与黄土高原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南与青藏高原和昆仑山相连，北至蒙古高原西部和新疆北疆。经济以绿洲农业和游牧为主，以穿越整个丝绸之路的商业为辅，社会制度和习俗信仰以绿洲为中心而形成，依靠绿洲之间的连接而传播和互相影响，具有多元特征。

四大生态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这个通道地带，是由三个通道子地带组成。第一个通道子地带是长城地带，即连接长城南部农区与长城北部牧区的通道地带；第二个通道子地带就是丝绸之路，即黄土高原西北部农牧兼营地带向绿洲农牧过渡的通道地带；第三个通道子地带，就是藏彝走廊沿线从东部平原的灌溉农业向高山牧业，及从北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处向南部云贵高原山地过渡的通道地带。其中长城以系列山脉为界、丝绸之路以系列沟壑为界、藏彝走廊以系列河流为界，将中国内部分为四个生态文化区域。三个通道子地带则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汇合。如长城从东部的山海关或沿燕山、太行山，或沿阴山、贺兰山到达甘肃陇山后，穿越甘肃省的中心兰州(古代金城)后与丝绸之路并行到河西走廊的嘉峪关，*胡晓军：《甘肃境内的长城与烽燧分布》，《丝绸之路》1996年第5期。其最大特点是以山为依托修筑长城；丝绸之路则从长安出发，或经平凉，或过宝鸡、天水，进兰州，又分青海道或河西道，在新疆又分为南疆南北线和北疆线，出中国，进入中亚、西亚，沿威海、里海、黑海沿岸到罗马或经东欧草原进入欧洲腹地，*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吴景山：《丝绸之路在甘肃的线路述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其最大特点是以沟壑或川道为通道寻找水源，方便路人及货物通过；藏彝走廊则北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处，南至中国云南及南亚诸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众多的水系为运行道路，路与水同行，从北向南经过的河流有黄河、白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等等，以茶马古道、马帮、牛帮而著称，*段 渝：《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格 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其最大特点是以水为通道。这三个通道子地带向内呈不规则的“十字形”，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会合，向外则通向中国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区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桥梁。即三个通道子地带连成一体，构成内连中国的四大生态文化区域、外接中国周边国家的通道地带。

二、通道地带的“通道”功能

通道地带不仅仅是地理和文化上的地带，而是有着内涵更为丰富、功能更为实用的地域。

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成就了“中国”。我们从通道地带的三个子地带说起。

第一，以系列沟壑、川道为基础形成的丝绸之路的通道作用。从纵向视角来看，这个区域在秦汉时期经过东方秦、汉帝国和西方波斯、亚历山大、安息、贵霜及萨珊王朝的共同努力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徐黎丽，古力努尔：《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从此这条道路就成为连接亚欧文明的桥梁；从横向视角来说，它不仅是北部蒙古高原与西南青藏高原的通道地带，也是中国中心区域连接西北边疆的通道地带，更是中国与中亚、中东联系的最便利陆上通道。沿着这个通道地带的两边及两头进行的物品与观念的交流不绝于史。如东方丝绸西方玻璃的交流，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进入蒙古高原，欧洲的天主教、中东的伊斯兰教逐渐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等等。如今包含丝绸之路在内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连接起来，又将东南的平原与中亚中东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的物品与观念连接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文化交流。

第二，以系列山脉为基础修建的长城的通道作用。长城的通道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北部蒙古高原与南部系列平原之间。如40多年以长城沿线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这样说道：

中国历史的根源只在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后来由这两个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互相接触影响。这样，就出现了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占优势的问题。最初是北方文化占优势，一部分原因是它在早期发展时有其内在的有利条件；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时，它已经发展到必须在农业中国的历史及亚洲内陆草原——包括其边缘的绿洲、山地和林区——的历史间求平衡的地步。*[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这一理论“不仅从边疆来解释中国历史和亚洲内陆边疆社会，而且根据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互动往来的拉锯状态，将双方交汇之边疆视为这两种文明的黏合剂，从而提出中国内地王朝与草原游牧社会在历史循环中构成互相边疆”，*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从而构成了拉铁摩尔有关中国的互相边疆理论。虽然这一理论不能涵盖整个中国生态与文化的多元性，但北部蒙古高原牧人与南部平原农人之间以长城地带展开互相交流与冲突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结果长城作为农牧混合地带自然成就南北之间的通道地带。如今长城仅仅成为文化遗产，南北双方的农人与牧人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组成部分。但长城的通道作用不仅在南北之间，也将居于长城东头的东北平原和西头的沙漠戈壁绿洲区域连接起来。因为汉代将秦长城西界从临洮延伸到河西走廊的嘉峪关，使得从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从陇右(今六盘山脉以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段并行向西，随后丝绸之路代替长城继续西行，成为中国疆土向西拓展、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的通道。沿丝绸之路和长城进行的族群、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不绝于史。

第三，以系列江河为基础形成的藏彝走廊的通道作用。藏彝走廊不仅是东部平原与西部青藏高原之间的通道，也是藏彝走廊北部黄土高原与南部云贵高原之间的通道。由于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这两个处于中国二层台地上的次生高原恰好是连接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过渡地带，因此它们之间的通道直接可以延伸到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著名的茶马古道、马帮、牛帮*任新建：《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载《藏学学刊》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5页。就是依据由北向南的众多江河，沿水修筑通道，即路从水来，架起北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与南部云贵高原族群、物品、观念的交流。茶马互市就是最经典的南北通道交流范例。从东西方向的交流来说，尽管横断山脉横断东西，但从众多山系的断裂处流向东部的黄河与长江水系却架起了东部平原的汉人与西部青藏高原的藏人从物品到思想的交流。石硕对分布在岷江上游和西藏山南地区的碉楼研究表明，通过藏彝走廊众多水系的东部山地与平原与西部青藏高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石 硕：《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及功能》，《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王明珂在其《羌在汉藏之间》著作中，表达了藏彝走廊上的羌与其他生活在这里的族群一样，架起了从生态到文化的东西、南北之间的交流。以上三个通道子地带在中国的地理中心甘肃省汇合后，就凝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中国”。我们从甘肃省生态到文化的特点就可以看出：在生态上，甘肃东部是与关中平原接壤的黄土高原(庆阳市、平凉市、天水市)，中部则是青藏高原的边缘部分(定西、陇西、陇南、甘南)、西部则是沙漠戈壁绿洲的组成部分河西走廊(金昌、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等等)。即四大生态区经由长城、丝路和藏彝走廊汇合起来；在文化上，甘肃的陇东文化是中国周、秦文化的起源点，陇南与甘南则是安多藏区文化所在地，河西走廊则是藏传佛教北传蒙古高原的中转站，也是西部伊斯兰教东传的通道，结果造就了甘肃、宁夏的伊斯兰教文化。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沟通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及其核心观念之间有冲突，但最终“守中治边”成为多元生态与文化共存互补的普世价值观，中国最终成为以“中国”命名的国家。

从纵向视野来看，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迄今考古研究成果来看，人类的祖先猿人在中国有三个遗址，它们分别是距今170万年左右的元谋猿人、*李 普，钱 方等：《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6年第6期。距今65至80万年蓝田猿人*游学华：《陕西蓝田人研究综述》，《历史教学》1980年第8期。和距今50万年至23万年北京猿人，*牟昀智，杨子赓：《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地层与古气候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其中元谋猿人发现于藏彝走廊的南端云南元谋；蓝田猿人发现于长城与丝绸之路的汇合区域的陕西蓝田；北京猿人则发现于长城东端的北京周口店。他们均分布在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晚于他们的智人，如距今7～9万年的山西丁村人*周义华：《北京猿人和丁村人的氨基酸年龄测定》，《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2期。和距今3.7～5万年内蒙古河套人，*原思训，陈铁梅等：《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也生活在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的长城中段区域。后来发掘的现代人不同文化遗址，也多集中在长城、藏彝走廊、丝绸之路东段地带及三者的交汇地带。如距今6 500～5 000年之间的红山文化、*田 野：《红山文化80年———评述与展望》，《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公元前5 000～3 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李国桢：《关中的远古农业博物馆——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陕西农业科学》1957年第2期。距今5 000～3 000年三星堆古遗址、*李维明：《试析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约公元前3 300～2 100间马家窑文化*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等。当然，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西段上也有古代人类生活的遗迹。我们可以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找出答案。如距今3 800多年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中发现的人骨“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他们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距今3 000年左右的和田洛浦桑普拉古墓地的人类头骨也证明：“桑普拉古代居民的种类型族与其西的南帕米尔塞克(公元前六～四世纪)和其东的罗布泊的古楼兰居民的主要成分相同。在后两者之间，桑普拉遗址占有过渡的地理位置。”*韩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丛墓葬头骨的研究与复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以上两个人类遗址，仅仅是丝绸之路沿线众多遗址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哈密五堡、鄯善洋海、楼兰等地的古人类遗址。因此，我们从以上考古及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地球人类是一元或多元起源说，中国的猿人、智人及现代人的遗址均集中于本文作者所说的通道地带。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中国人会集中生存于这一地带？这与通道地带特殊的地形、气候、纬度及海拔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地形，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从纬度来说，长城与丝绸之路地带均在北纬35～40度之间；其气候则属于典型的北温带气候，四季分明，降水因处于东部季风气候与西部内陆干旱气候之间，加上山区溪谷的地形条件，使得这些通道地带有利于中国早期人类生存和发展。处于藏彝走廊南端的云南虽然纬度低，但因海拔高而形成四季如春的气候，也有利于人类生存；在丝绸之路的塔里木盆地，虽然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此，但由于处于北温带，且有四周高山河流不断注入，因此在沙漠边缘就形成适合人居的绿洲文明。随着中国人在通道地带繁衍增多，便逐渐向四周扩散。其中沿长城地带居住的中国人向南北扩散，形成北部蒙古高原的游牧文明和南部平原区域的农业文明；在丝绸之路地带，随着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与匈奴帝国的崛起与西方从波斯帝国到萨珊王朝的发展而汇合，将中国的西部疆域扩展到帕米尔高原以东、河西走廊以西的广大沙漠戈壁绿洲生态文化区域；藏彝走廊地带不仅成为中国人南下北上的交通便利地带，同时也成为中国人向东进入平原、向西进入青藏高原的通道。经过统一(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元、清)和局部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明与瓦剌)的不断整合与交融，最终形成了从通道地带到四大生态区域的地理连接与文化上的深度融合，中国自然就成为这个从通道地带向四周拓展、又靠通道地带连接的“中间之国”。

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角度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作为国家的早期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如黄帝时期的统治范围是：“东至于海，登丸山(郞邪朱虚县)，岱宗(泰山)。西至于空桐(在陇右)，登雞头(在陇西)。南至于江，登熊(商州)、湘(长沙)。”*《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即主要限于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区域。尧帝由于共工作为工师淫辟，鯀治漠鸿水无功，三苗在江淮、荆州作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即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指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很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名曰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以变西戎；殛鯀于羽山(在沂州临沂县)，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即尧帝坐镇中土，将那些不听指挥或有过失的大臣及其家族则流放边疆，北狄、东夷、南蛮、西戎与中土之间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到了舜帝统治时期，其国土范围则拓展为：

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索隐》：鲜支、渠搜，则鲜支当此析枝也。鲜析音相近)、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載帝舜之功。*《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从中可以看出舜帝疆土明显比尧帝时期更为辽阔。舜帝坐镇中心，从中心向周边五千里到荒服，荒服与周边族群之间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禹建立大夏以后，更加注意中心与边疆的区别。如：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候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候(候，候也。斥候而服事也。)。候服外五百里绥服(绥：安也。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己)，二百里蔡(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己)。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集解》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三百里蛮(《集解》马融曰：蛮，慢也。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二百里流(《集解》马融曰：流行无城郭常居)。*《史记·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76页。

可谓边疆与中心的区别是由边疆与中心的地理距离决定的，而不是由居住在不同区域的族群决定。住在边疆的人不是当朝犯罪远徙边疆的人，就是处于中心统治地位的王室失去江山后被贬边疆的人，他们与居住在边疆的原有族群逐渐整合，形成多种实力团体，在中心王朝衰落之时，则又成为进驻中心的政治力量。古代中国就在中心与边疆的实力沿通道地带的博弈中深度融合。比如，周的先祖曾经为官于夏，“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歧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1页。周强大后进入关中平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周王朝，它就是被贬边疆、又在边疆兴起后问鼎中原的王朝；秦朝也如此，如周宣王“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汉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页。出自西戎的秦最终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割据，重新统一了中国。以后的中国王朝绝大多数都是中心与边疆势力博弈的结果。他们博弈的结果，就是中国中心与边疆人口沿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这些通道地带的相互流动，最终使边疆与中心的人之间从生计到信仰达到了深度融合，即使有矛盾、冲突、战争或局部的分裂，但最终因出自同一源头，在长达几千年的岁月中沿通道地带不断融合，才逐步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国家。

因此，从共时性视角来说，中国是由通道地带连接的四大生态文化区组成的国家；从历时性视角来说，中国最早的类人和人类首先选择地理与气候均适合他们的通道地带生存，并在人口不断繁衍的情况下向四大生态文化区域迁徙，但根在通道地带，通道地带也一直起着连接源头与边疆的作用；从中心与边疆的互动视角来说，中国中心的凝聚力与边疆的离心力在通道地带博弈的结果形成均衡态势，中国就在动态稳定中持续发展。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的主要功能。

三、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的指导作用

正因为通道地带发挥了以上功能，它才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生态文化上的多元与政权形式上的一体。这种形成中国的过程、内容及样式，深刻影响着国家边疆的开拓方式和治理方略，因此它就成为中国解决边疆问题不得不参照的坐标。

首先，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一，就是内部吸引和凝聚作用。本文先以长城为例说明。长城建立之前，长城地带是夹杂在南部平原与北方高原之间的由众多山脉与溪谷组成的农牧兼营的通道地带，但当这一区域的人口不断增长时，便向南部的平原和北部的草原迁徙，由此有了农人与牧人的分别。战国时期、秦汉-匈奴对峙时期，在众多山系中建立的长城实际上是农人与牧人之间的分界带。但长城建设起来之后，不但没有成为两种文明的分界带，反而因长城隘口的交流作用而使两种文化被吸引和凝聚到这一区域来。这是为什么？因为同为共同祖先的农人与牧人之间需要从生计到观念的交流。我们可以从沿长城两边的交流史料来证明，如“早在明代开始，人们将长城沿线的关隘称为‘口’，习惯上经常把河北张家口称为‘东口’，而杀虎口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珠 飒，佟双喜：《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沿东口和西口将中国与蒙古、俄罗斯之间的商品与文化交流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也如此，它因是戈壁沙漠绿洲，生态文化区域的水源充足，于是东西方人类沿此道迁移，周边各地区人群也以这一生态条件最好的地带为交流通道。如：

由于张骞通西域，传来了不少西域植物，增加了我国植物品种，据各书记载统计达十种之多，如葡萄、苜蓿、红蓝花、胡麻、蚕豆、葫(即大蒜)、胡荽、胡瓜、安石榴、胡桃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丝绸、冶铁、漆器及造纸、火药、印刷术等，都通过这条道路传到了西方。*石声汉：《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5期。

丝绸之路的吸引和凝聚作用由此显现。藏彝走廊更是如此。这一地带的著名通道就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则分为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向南延伸到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向西直通西亚、西非红海海岸。牛帮*敏文杰：《民国时期甘肃临潭地区回族牛帮贸易研究》，《回族研究》2015年第4期。和马帮*廖乐焕：《马帮对云南商品发展的推动作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则是这条道路上进行南北商品贸易的商队。这就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线路一样，大量地吸引和凝聚周边地区的人们沿高速路、高铁、航线进行从商品到人文的交流。由此可见，由长城、丝绸之路和藏彝走廊三大通道形成的从生态到文化的通道地带，具有强大的吸引和凝聚作用，中国因此则连成一体。如今中国陆疆海疆均存在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以通道地带的吸引和凝聚作用为出发点，加强中国作为国家的吸引和凝聚作用，那么边疆问题就具备了解决的动力。

其次，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二，就是连接国内外的桥梁作用。由三条子通道连接起来的通道地带的外出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桥梁。这就为我们处理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的边疆诸多具体问题，提供了从地理到人文的“名实相符”的通道。众所周知，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相互交融，国家边疆的视角从传统的硬边疆*徐黎丽：《中国边疆安全研究》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向后现代的软边疆转变，*徐黎丽：《国家利益的波动与软边疆的界定》，《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国家的边疆就自然成为由硬边疆与软边疆相交织的复合体。那么边疆出现诸多问题和冲突，就不仅是国内问题的外延，也不仅是国外的渗入，而是国家利益互相博弈并在边疆区域体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治理就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也就是说，要从内外并举。要做好内外并举，就要有内外并举的具体入口，这个入口就是通道地带。从地理上来说，通道地带是联系国内四大生态文化区域的通道，通道地带的三个子地带的交汇地带，就是中国人类文明起源的最早区域之一甘肃省，三个子地带的出口则分别在东北、西北和西南边疆。如长城的东部出口在山海关，它是连接中国与东亚的窗口；丝绸之路的西部出口则在新疆南疆喀什和北疆伊宁及其众多口岸；藏彝走廊的南部出口就是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国境线。如果以这个地理上的通道地带为入口，就可以将国内与国外联通起来，全盘考虑，系统地、分步骤地出台治理边疆诸多具体问题的具体策略，而不是被具体问题牵着鼻子走，从而总是陷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肚疼医肚的怪圈里。近些年来，虽然我们的边疆治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有些问题总不能彻底解决，就与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形成一个国家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形成国家的源头在通道地带，那么从通道地带入手，以通代堵，以通兴边、以通处理周边国家关系，那么国家边疆诸多具体问题以“通”为解决原则，就可以达到安邦定边的目标。

再次，通道地带对中国边疆治理发挥的指导作用之三，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当今边疆问题的源头和症结所在。马大正曾对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做了三次边疆研究高潮的总结。*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我们则认为，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社会及人文科学学术界对边疆的研究同样经历了三部曲：第一步是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即硬边疆的研究，尤其对陆疆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是边疆研究的基础。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边疆问题，需要更多不同视角来研究，于是就有了边疆研究的第二步，即各种边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边疆学、边疆政治学、*周 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7～26页。边防学、边安学、*余潇枫：《边安学刍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边疆地理学等等，另外还有各种边疆概念诸如文化边疆、政治边疆、经济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的出现。但当这些不同学科或视角仍然没有解决边疆的各种问题时，就出现了边疆研究的第三步，即对各类具体边疆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在解决诸如边疆的民族、宗教、空巢化、移民和难民、恐怖主义及其活动等等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出现，或一个问题解决不彻底会积累更多问题的现象。多如牛毛的边疆问题有与内地社会同样的问题，同时也存在边疆独特的问题。如此多的问题，必须找出共性与差异，总结成宏观的理论或观点，用来指导边疆问题的解决。本文所说的通道地带，是中国人的起源地，又是迁徙出这个通道地带的中国人的根；中国人从表面上来看向四周迁徙，但却始终有一个“中”的传统。中国人有史记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沿着通道地带从中心向边疆扩展，又从边疆回迁中心的两种力量的博弈与抗衡，这是中国成为国家的内部规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视角投在地理边疆上，却始终不能很好地解决边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中国作为国家的运行规律。通道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的祖先以通道地带为中心，将边疆的各种势力凝聚在中央王朝范围时，我们的国家就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又进一步促进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族群融合；但当我们的祖先没有维系好通道地带从地理到文化的通道作用时，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分裂的国家又会影响族群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如今我们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且国力不断强盛，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通达作用的通道地带从地理到文化的作用不甚理想。比如，与其他区域相比，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地带，从交通到经济建设仍处于全国的落后区域，*徐黎丽：《边疆治理新思路：加快发展连接内地与边疆的中间地带》，《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3期。这与长城地带的“溪谷”、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的分散性及藏彝走廊复杂的地质条件有关，但也与我们主观上没有重视通道地带的战略作用有关。造成的结果就是：四大生态文化区域的不同职业、族群、界别的中国人之间，从生计到思想的交流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如果边疆有问题，这些通道地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凝聚作用、向心作用。边疆仅仅依靠遥远的政治中心力量，是远远达不到从地理到文化的治理效果。因此加快通道地带发展，尽力发挥其连接中心与边疆的功能，则是通道地带理论的实践价值所在。

以上便是通道地带的全部内容。至于通道地带是否能够上升成为一种边疆治理理论，不仅有待实践的检验，更有待于学界同仁多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 陈 斌)

Corridor Belt Theory——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hinese Frontier Governance Theory

XU Lili

The center of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is neither in its heartland nor in its borderlands. Instead, it is in its ‘corridor belt’. Geologically, the corridor belt consists of the Great Wall, the Silk Road and the Yi-Tibetan Corridor; it is a husbandry-dominated area sandwiched between China’s four major eco-cultural regions——the Mongolian Plateau in the north, the Gobi Oasis in the west, the Tibetan Plateau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plains in the east. Horizontally, the corridor belt interconnects the four major eco-cultural regions in China; vertically, the ancestors of the Chinese people originated in the corridor belt and spread around the belt to develop the frontiers of China. In term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heartland and frontiers, the corridor belt serves as a tie that links the two vying forc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centrifugation. Now that Chinese frontiers are fac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roles the corridor belt may play: a cohesive force to unit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 bridge to connect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a key to unlock the sources and the cruxes of specific problems facing the frontiers.

corridor belt, the Great Wall, the Silk Road, the Tibetan-Yi Corridor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西北边疆治理方略研究”阶段性成果(16JJD850006)

徐黎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教授(甘肃 兰州，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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