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广绪，周大鸣

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

姬广绪，周大鸣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研究开始强调网络的重要性，提出新分支学科——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互联网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从社区恢复理论到亲密关系建构理论的变化。对照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技术带来了时代机遇，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变化。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团结的机制从过去的“社会”向今天的以微信为代表的“群”形式演变，重建了今天的人际交往格局。为此，人类学必须对此文化现象予以充分重视，将互联网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同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

互联网人类学；“社会”；“群”；文化转型

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数量达到6.88亿，占总人口50.3%，居民上网人数已过半。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进行社交、娱乐、购物、支付等。*新华社:《中国大陆网民数量近七亿，超过人口半数》，新华网，2016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22/c_1117868563.htm，2016年8月23日。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不断完善，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移动互联网的互嵌性进一步深入。探讨互联网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的研究，成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新的领域。作为一门对人类文化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意义进行理解性阐释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对互联网的出现及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应予以相当多的重视。然而，随着人们网络参与程度的加深，由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同现实生活中人们基于面对面交往所建构起的真实性的差异，传统人类学在解释人际交往中的理论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虚拟空间，成为了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困境。为了应对这种理论进路的挑战，人类学在这一新的田野场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性研究，探讨与互联网相关的文化现象，将传统人类学的理论经过调整，用于解释互联网文化现象。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人类学已经逐步发展出了一套认识和理解互联网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现象的基本理论，并开始愈发取得共识。本文将从互联网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角度，对西方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及其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予以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井喷式互联网发展现状，思考如何理解当下中国互联网语境中的文化现象，尝试提出符合解释中国互联网发展问题的理论路径。

一、从交往的发展脉络理解互联网：互联网人类学理论的起点

交往和交流是所有人类文化活动中最普通的部分,也是最核的心部分。在英语中，交往(communication)与普通(common)和社区(community)共享同一个词根，指的是一个地域性群体或网络群体通过互动交换物品和信息的能力。交往通常体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物品流通，或以语言为中介的意义符号交流。

人类交往的内容是信息，信息被看做是从发出者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接受者的不确定性的信号及其集合。交往始于话语的交流,以往的交流通常要求双方能够在场并互相倾听。当然在话语的交流中，非语词的信息也会伴随其中。例如身势语、音调、气场等，这些都会帮助交流主体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语言信息。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社交是真实在场的，虽然交往中的语言可能是极为抽象的，然而交流却是面对面的，基于空间的具体地点的。书写的出现让交往同具体的人和地点分离成为可能，交流不再限于当下以及物理空间的同时在场。*Goody,J.，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在书写出现的早期，书写的符号并没有被统一成为可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习得的标准，因此书写中的符号依旧是相当具有特殊性，当时的文本还不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并且文本的可传递性也是局限在某个小群体中。西方字母系统的出现是人类交往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它带来了书写符号一般化的进程，一个语音开始对应到一个具体的具有明确含义的字母，因此书写被广泛并可信赖地在不同的族群中采纳成为交往的手段并固定下来。书写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往的成本，同时也扩大了人际交往的半径，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交往对于物理空间的要求。

在字母系统出现之前，书写这样的交往方式被看做是权利的象征，只在官僚和王室中被使用。国王通过书写的方式下达指令，并使其隐身，因此当时书写文字被看做是一种近乎神符般的象征，书面文字意味着严厉执行并且不容置疑的权威。印刷术的出现及印刷媒介的普及，使得书写及阅读不再是高阶层社会群体的特权，并且剔除了书写中所包含的权力象征，可阅读的书籍真正成为了一般交往的重要媒介，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获取交往的重要手段。

从电报、电话以及手机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交往，到今天的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的交往，同上述提到的交往相比，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蕴含于其中的交往符号开始变得越发虚拟，也就意味着人际交往开始采用一种脱离实际的人和地点的虚拟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以光速在人群中传播。数字化交往过程是今天人类交往发展的核心部分，它使人们在信息交往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连接性、匿名性和去中心性，这些互联网的鲜明特征开始日益嵌入到人们的交往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方式和信息交流。

通过梳理人类交往历史的脉络不难发现，互联网同之前提到的书写、字母系统等一样，首先是技术产品，一种以数码作为基本构成的人工制成品。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交往的文化意义上，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将交往和沟通化约为抽象二元数字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不断地被提升。互联网与之前的交往技术一样，代表着人类抽象能力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代表了人类交往的新阶段。同样，和货币这种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人类交往的完美系统类似，互联网借助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码，进一步抽象了人们的交往，使得从任何地点到具备相应通讯基础设施的任何地点的多元化、跨时空交往的信息化时代得以实现。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开始被图像、文字所抽象，人们开始关注交往的匿名性、非即时性及信息的可编辑性。海量的信息爆炸性地出现，互联网与交往中人性的讨论开始随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Madianou,M.and Miller,D.，“Mobile Phone Parenting:Reconfigu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Migrant Filipina Moth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New Media and Society,vol.12,no.3，2011,pp.457～470.从人类交往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货币还是今天的互联网，都引发了人类社会关于社会交往的普遍进步，同时它们也都是人类改变世界，增强社会性的企图呈现。

互联网的发展的确日新月异，服务于人类交往的目的也是其当下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同所有的交往技术，例如书写一样，其发展的初期并不是服务于日常交往的。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互联网一直是服务于军事目的、学术网络建构以及商业领域的，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当美国在1993年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公共物品向社会推广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人数是300万，5年后人数增长到了1亿。据国际电信联盟预测，2016年底，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将达到3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所有的人类发明的技术，没有任何一种能像互联网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渗透如此多的人口，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互联网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往媒介，对文化及整体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将会是人类学可以同货币、书写系统等经典人类学研究对话的重要领域。海因在《虚拟民族志》中提到：

作为分析的起点，把技术的任何特征仅仅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并简单地认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这是毫无助益的。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特性是什么的信仰，就像阿赞德人对巫术的信仰、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信仰和美国人对免疫系统的理解或其他民族志的主题一样，是可以进行探索的。*转引自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对于研究者来说，虽然互联网人类学看上去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但其并不缺乏根基，而是相反，它是根植于传统人类学关于交往文化研究中的一棵新芽。而人类学关于交往的研究，深深扎根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土壤中。简单来说，互联网人类学就是以研究互联网科技的社会文化影响为研究方向的人类学子学科。

互联网本身同其他所有的人造物一样，凝结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互联网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中所展现的人际关系(人如何使用互联网，同时互联网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关系。互联网所体现的是，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斗争之后，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已经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信息时代。*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578.从人际交往的发生论角度看，并不是互联网出现改变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企图通过互联网来改变社会交往的呈现方式，而这一种发生学逻辑，正是人类对于“连通性”交往这一需求的基本渴望。

二、西方互联网人类学理论发展进程：从社区恢复到亲密关系建构

人类学对互联网的研究初期，关注的是互联网的使用，也即通常所说的科技驯化(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Haddon,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Life: A Concise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Guide，Oxford:Berg,2004.在对互联网的技术驯化过程中，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表现在手机的使用上是最为明显的。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关于手机使用的研究，集中展示了互联网人类学中技术驯化的理论图示。例如Barry Brown,Nicola Green与Richard Harper、*Barry Brown,Nicola Green,Richard Harper, Wireless World: Social and Interactional Aspects of the Mobile Age，London:Springer,2002.Katz与Aakhus、*Katz,J.and Aakhus M.,Perpetual Contact:Mobile Communication,Private Talk,Publ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Fortunati、*Fortunati,L.,“The Mobile Phone and Democracy: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in Kristof Nyiri ed.,Mobile Democracy. Essays on Society, Self and Politics,Vienna: Passagen Verlag, pp.239～258.Ling、*Ling,R.,The Mobile Connection,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2004.Ito,Matsuda与Okabe*Ito M.Okabe D.Matsuda,M.,Personal,Portable,Pedestrain: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Cambridge Ma:MIT Press,2006.等人的研究，归纳出手机作为移动通讯技术，如何在使用中连接了使用者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包括Ito与Okabe研究的日本青少年的手机短信文化，透过手机短信，青少年们保持了一种双向的联系。手机依托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交能力的提升和私密领域社会关系的链接，无论是在日本，还是牙买加人的社区，*HA Horst and Daniel Miller,The Cell Phone: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Oxford:Berg,2007.抑或是中国的女性外出务工人员*Cara Wallis,Technomobil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Cell Phones,New York:NYU Press, 2013.身上，都有很集中的体现。手机通话、短信息以及今天被广泛使用的微信等通讯手段，能够有效地支撑社交网络的维系，并从中获得更好的私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涂尔干所强调的“有机团结”。这一时期的互联网研究，主要强调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以及它在社区团结的恢复和建构中的力量，将互联网看做是催生社会更加广泛合作及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以上的这些研究，都从网络线上空间的人际互动出发，侧重于对比真实的物理空间，因为网络空间更加具备整合人际交往，突破地方社区与家庭物理空间局限的能力。因此，在互联网出现的最初阶段，相关人类学的研究更加强调虚拟与现实的空间差异，利用田野作业获取的材料放大互联网的链接优势，希冀利用互联网的工具性手段弥补现实人际交往的不足。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即在被称作“Web 1.0”的时期，线上经验更像是读一本书，而非共享对话。起初，人们认为，线上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物理接触。在线上社区刚成立时，参与者总是被假定为警觉地维持匿名性。至少在表面上看，成员所参与的诸多互动转瞬即逝，且在本质上往往是信息性或功能性的。*[美]罗伯特·V.酷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页。“虚拟社区”这个术语最早的提出者，网络先驱霍华德·莱因戈尔德在1993年提出这个概念时，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线上交往，强调“足够多的人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共讨论，伴有充分的人类情感，在赛博空间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Rheingold,Howard,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A: Addison-Wesley,1993,p.5.线下交往和线上交往的互动，还没有在这时期的研究中形成观察的视角和研究的切入。而到了“Web 2.0”时代，交互数字平台和社区开始在网上涌现，在交互的平台上，社区成员和用户可以主导生成内容和意义，社区的开放性更高，信息的分享和发布变得不再由社区管理员主导，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性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个时期，“虚拟”与“真实”逐渐成为了发展互联网人类学理论需要辨析的概念，很多的研究开始不再把虚拟和现实看成是彼此独立的空间。科尔曼在《通往数码世界的民族志方法》一文中提到：“大部分的研究不再将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区别对待，明显的区分不复存在。”*Coleman,E.Gabriella,“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Digital Media.”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9,2010,pp.487～505.他察觉到，在学术界对于数码世界的讨论中，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融合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强，这样的趋势也恰好被现实的互联网和数码实践所印证。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所有实践经验，都指向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因此这样的融合论，像一种近乎宗教的预言，不需要任何的批判就开始在学术界蔓延开来。*Rogers,Richard,The End of the Virtual:Digital Methods,Amsterdam:Vossiuspers UvA,2009.在学术界我们能够发现，虚拟与真实从一开始就被一种天然的二分法建构起来，现实世界被形容为真实的，网络世界则被形容为虚拟的，而即便出现了所谓的“融合”，虚拟与真实的对立也是根深蒂固地烙印在研究者和实践大众的头脑中。而该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所承载的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人类学家爱德蒙·利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给了我们启发，他在《反思人类学》一文中说：

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社会如何运作。这就像一个工程师试图向你解释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原理，他不会花时间和你细分每个螺母和螺栓。他关心的是原理，而不是东西。他会用最为简洁的数学方程，如0+1=1; 1+1=2等等来表达这些原理。这些数字代码代表了信息传输中的正冲与负冲。*Leach,Edmund R.,Rethinking Anthropology,London:Robert Cunningham and Sons Ltd,1961，pp.1～27.

螺母和原理关系的比喻，对于在当今互联网世界我们该如何看待虚拟和现实的关系颇有见地。互联网和物理空间的关系，如果用利奇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来加以阐释，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前文所说的简单二元论论断。

相应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汤姆·毕昂斯托夫(Tom Boellstorff)在探讨建立数码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时，提出了一套和利奇所说的能指所指的理解方式类似的方法——指示理论(Indexical Theory),用来理解和反思数码人类学。指示理论来源于语言人类学，强调符号与被指示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同时将特定的时空环境联系到指示关系中，讲求在情景中获得和理解意义。*Duranti,Alessandro,Linguistic Anthrop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由语言学中的“情境性指示关系”推演，互联网人类学可以利用此种关系来思考互联网世界中的真实和虚拟的关系。虚拟和真实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区分，而是共同作用于同一情境下，面对多元空间的多元身份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指示性关系在超越线上和线下二元对立的同时，又可以很巧妙地避开简单的“融合论”，就像是没有人会认为能指和所指会融合为同一一样。

在这一阶段，随着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逐步深化，人类学家对于互联网的关注目光渐渐地从初期的技术驯化的角度移开，开始关注互联网人际交往所产生的中介性问题。Ling在《新技术，新联系》一书中，通过回溯涂尔干、格夫曼、柯林斯等人的研究，重新利用其以往的研究材料，再次确认，以手机作为中介的媒介化交往，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存在于朋友和家庭成员的内圈中，因此，Ling将手机称为“亲密领域的工具”(Tool of The Intimate Sphere)。通过回溯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Ling认为依托手机为媒介所形成的社会交往达到的是一种“有限的团结”(Bounded Solidarities)。*Ling,R.,New Tech,New Ties,Cambridge MA:MIT Press,2008.

许多手机的使用惯习，例如随处可见的在公共场所的私人语音通话，短信编写以及微信聊天，都被看做是个人透过手机连接各自私人关系，从而达成将自身从物理空间中抽离，专注于网络空间关系(Absent Present)的典型现象。*Gergen,J..K.,“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in Katz,J.E.ed.,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8.手机的私人化关系建构的属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开始被确认，这也导致了对于互联网的讨论被导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互联网中介的传播所带来的交往个体化问题。互联网中介交流的个体化，是同早期互联网研究的驯化理论所强调的社区重生和社会协作的假设刚好相反的，前者更多的是探讨人类社会的媒介化交往，是否最终会走向公共参与度的下降以及社会凝聚力的降低。Kim等人在2007年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在即时信息交往中联系人名单众多，然而真正存在紧密联系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朋友和家人。*Kim,H.,kim,G.j.Park,H.W.& Rice,R.E.,“Configurations of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Media”,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12, no.4,2007, pp.1183～1207.Wallis在中国北京的女性外出务工人员中的调查也发现，尽管她们手机的中联系人很多，然而经常联系的也仅限于老家的亲戚和同在北京的个别老乡，互联网交往的私人属性逐渐被证实。从这样的结果不难推论，互联网媒介交往机会的增加，并不会显著地增加新的社会连接，而是明显地加强了既有亲密关系的连接强度。传播手段和交往手段的多样性，满足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亲密关系的巩固的需求。如果从虚拟和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考虑，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交往，具备突破物理空间的变革性，但这种变革并不能够完全摆脱地域，超越既有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链接。因此从上述角度观察，互联网世界中虚拟和现实的关系建构，在这时期的研究中显现出了挣脱以往二元论的萌芽。

三、从“社会”到“群”——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研究

如前文所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历了充分的工业化和信息化革命，有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经历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近30年的全方位讨论，已经成为所有研究者在从事相关研究中的“常识”(Common Sense)，因此关于互联网人类学的理论进路发展相对成熟，并且关于网络民族志的实践指导以及规范性要求也做得细致到位。

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步入网络社会，网络化生存的特征开始在整体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显现，并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讨论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研究时，为了便于清晰地廓清时代特征，并更好地呈现中国人类学对于网络社会的研究，将中国进入网络社会前后的社会发展做比照，是一种可取的方法。笔者在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中，将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型，从这个变迁的路径中能够清晰地发现，中国社会中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及社会整合的变化过程。*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类似地，我们从网络社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地将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从地域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技术的不断扩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互联网对于当代社会所遭遇文化转型的影响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便于观察。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与全球数码科技的发展几乎是同步，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有着数码科技的重度参与。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到今天智能手机无孔不入地嵌合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现在的科学研究必须考虑到科技及互联网的因素。然而中国在经历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又体现出了和西方社会的反差，对于互联网的接纳程度，体现出了极大的内部差异，尤其是地域性的差异。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从乡土社会到市场经济，从乡土社会的终结到网络社会的崛起，这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伴随有人口的空前移动，有人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新的选择，同时伴随着物理空间的流动以及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变化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重构等一系列现象。互联网技术的扩张，同这种渐变的文化转型过程是同步发生的，当技术遭遇转型，前述的现象又开始有了一种新的面向。接下来笔者将从人口移动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互通互联、媒介文化与生活方式选择以及技术嵌入与价值观重构等方面，论述由技术扩张所带来的当下中国的变迁轨迹。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人口的大范围移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构成了中国移民社会的总体特征。人口的流动打破了以往中国地域社会运行的基础，人际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往依托于村落、集市以及共同的仪式活动等的地缘性交往，转变为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及各类社交媒体的网络化交往，交往内容也开始由互联网交往的匿名性、开放性而变得更加多元化。移动性的增强，要求人际交往具备一种更加脱离地理空间的能力，正如中国最大的两家通讯网络运营商的名字：“移动”和“联通”。互联互通成为了当今时代人际交往的基本特征，而其中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多种网络社交媒体的可获得性，支撑起了今天网络社会人际交往的实现。从地域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变，是总体社会特征的改变。围绕着此种改变，国内诸多学科都敏锐地察觉到了此种变迁过程的研究意义，由此关于中国社会互联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开始出现。

杨善华、朱伟志通过对于珠三角外出务工人员的手机消费文化和心态的解读，表明手机作为重要的社交媒介，对于农民工在移动的信息化时代适应城市生活方面的作用。*杨善华，朱伟志：《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曹晋利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对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进行了详细的传播学分析，探讨手机的使用如何重塑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这群撇家舍子的女人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技术维持履行自己的母职。*曹 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邱林川则从传播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利用人类学的民族志式的观察，将中国南部的外来务工人员定义为“信息贫乏阶层”，强调移动电话的使用对于该群体的生存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出，技术层面的发展并不能够解决这个群体在宏观上所面临的歧视。*[美]曼纽尔·卡斯特尔，[西班牙]米里亚·费尔南德斯-阿德沃尔，[中国香港]邱林川，[美]阿拉巴·赛：《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革命》，傅玉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从上述的研究发现不难看出，网络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开始将网络和个人看作两个基本单位，这同传统的地域社会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的情况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已经从“社会人”转变成了“网络人”，也就是说，个体一方面继续工作和生活于自己的组织、家庭以及更大的邻里中，然而他们还有一重更加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们还会以与现实身份相同或不同的角色进入到网络社会中，并在其中大范围地移动。由于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以及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由度，使得相对于网络空间来说，真实的物理空间开始变得相对缩小。同时由于个体之间在网络中交往日益频繁，程度日益加深，加之个体多重身份的重叠，传统的本地团体开始碎片化，无论是社会还是社区，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组织。

互联网和社交媒介的大范围普及，让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张扬个性与互联网互构，维系了今天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生态。在以往的地域性社会中，个体的言行举止需要受到集体的检视，不可逾矩，否则将被视为异类进行道德的规训，因此在传统的村落及社区中，同质化的行为及社交，剥夺了个体生活选择的多样性。然而网络社会同地域型社会，在个体行为机制上有着极大的反差。在网络社会中，所有的个体的身份必须是通过获致而取得，而不是传统地域型社会的先赋型身份，每个人必须在网络中主动、恰当地找到各自的位置，并尽可能地在所属位置上展示自己的价值，否则将会被孤立或排斥在群体之外。展示自身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形塑身份、建立认同的过程。因此，网络社会是培育小众文化及各种亚文化的理想场域。关于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的研究，构成了互联网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同性恋群体、御宅族、动漫群体等研究。在多数的研究中，互联网及社交媒体被看做是“弱者的武器”，用来回避主流话语对于这些群体的不理解和抨击。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选择，同时也开始重构人们的价值理念，即人的行为价值不再以集体的或国家的价值取向作为终极标准，一种趣缘团体的价值取向，开始被倡导。人的行为价值开始在关系中被认定，一种“群”生活开始在网络人中悄然发生。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让社会成员之间联系的网络更加虚拟化，并且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不断地得到加强。一种与虚拟化群体生活有所偏好的“建群”行为，无意之中虚拟化地满足了现实文化里人们对于“群”的亲和力。但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借助一个个微信群分化为多元存在状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地加强。“群”生活开始成为今天人们网络化生存的真实写照，以趣缘为纽带所形成的同质化的个体，借助虚拟的网络所形成的“群”，与现代所倡导的涂尔干式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共存。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微信使以往在有机团结社会中一直被强调的相互分离开来的、更加有效率的社会，虚拟般地又被连接在了一起。有机团结曾经是一种社会团结所渴求的最为理想化的目标形式，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实现，然而在今天的网络社会，却被以微信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开始一点点地瓦解。由此可以看出，以微信为代表的新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有机团结这种使人从“群”中分离的技术开始失灵而难于发挥实际的作用，这是一种社会重构的信号，是一种网络社会条件下文化转型的重要表现。

四、结 语

工业化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彻底的革命，涂尔干、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等人正是在对欧洲工业化的进程研究中脱颖而出，他们关于工业化进程社会影响的理论，给全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当这些社会学家在工业化这片肥沃的处女地积极耕耘时，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以往的扩大式家庭和主干家庭，开始在工业化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人的移动性同以往相比大大增加。城市开始变成生产和交易的中心，欧洲的农村开始衰落，原始的生活方式所剩无几。正是在这样的急剧变迁的场景中，出现了滕尼斯的“社区”和“社会”的概念，马克思的“自为阶级”和“自在阶级”的概念，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以及韦伯的理性主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和理论，无一例外都是用来解释当时工业化的生产对于社会的潜在影响，所有的概念都是用来解释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二元关系。作为技术史上又一次重要的革命，互联网的出现，无疑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要的革命，它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变革的意义，虽不像当年工业革命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遵循相同的路径似乎会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毕竟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信息革命，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个体、集体进而社会的认知。由此，对于互联网的研究，应该逐渐成为网络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互联网人类学就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交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上的，利用民族志方法，对互联网媒介进行持续的观察，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人际交往媒介的社会文化语境。人类学的发展，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在经历这一种新语境的转换——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所有的个体都开始被裹挟到彼此密切关联的世界体系之中，人类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动态性、复杂性及关联性要求，人类学家必须重新思考研究对象以及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方法问题。

互联网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体现的是一种广泛的沟通及信息的分享，而沟通和分享的精神历来就是中国团体社会中人的实践传统，无论是传统社会的祭祀先祖祈求得到庇佑的祖荫思想，还是现代社会令人炫目的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互联网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进路始终围绕人展开，研究人在互联网时代各种行为的文化意涵，着力解决人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问题。因此，互联网人类学同今天所大力倡导的公共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大鸣，段 颖：《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诸多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而人类学作为以人及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势必也需要参与学科与应用的对接。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中国社会依托互联网技术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引发了很多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数字鸿沟、互联网信息安全、互联网犯罪等。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还是在急需产业转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外来人口及下岗职工的信息生态现状，以及在这些社会底层群体中反映出“信息匮乏”(Information Have-less)的境遇，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参见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信息匮乏阶层的出现，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鸿沟，其背后更多的还是经济地位及社会层化的问题，涉及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综上，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新的方向，然而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它仍旧是一个新生事物。如果按照上文所述互联网研究的人类学历史基础及其实践来说，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显然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研究领域，因此并不是简单的“关于互联网的人类学研究”而已。在同人类学传统研究领域的理论对接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问题的理性分析之能力，都暗示着互联网人类学是一门和现代生活联系紧密的分支学科。互联网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不但为理解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和新颖的学科视角，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整合人类学资源，促进人类学同公众沟通和对话的平台。互联网人类学在中国必将大有所为。

(责任编辑 陈 斌)

From “Society” to “Group”: 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 in the Internet Age

JI Guangxu,ZHOU Daming

A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has begun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twork in the Internet era,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a new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be established, i.e. Internet Anthropology and its corresponding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the Wes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thropology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recovery to the theor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In China, technology has also brought about social changes and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thropology.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olidarity has evolved from the past ‘society’ to today’s ‘group’, which has reconstructed today’s interpersonal pattern. In view of that, Chinese anthropology must give full attention to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Anthropology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net Anthropology,society,group,cultural transformation

姬广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研究员；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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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2-00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