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以“读书到苦方觉甜”的专章，叙述了我从私塾到大学再到留苏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我并不是苦行僧，但经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苦”字：小时候农村生活苦，十年寒窗苦读，工作中埋头苦干，怎一个苦字了得？但是，我并不觉得其苦，从苦中反而品尝到了付出代价的分量，也获得了某些成功的欢乐。

一、读书是苦事还是乐事

苦与甜是相对的。元朝诗人白朴的诗句“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就道出了苦与甜的辩证关系。人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体验，苦瓜明明是苦的，可南方人就爱吃，因为入口虽苦，却是越品越香甜。读书也一样，有人觉得苦，有人却品到了甜。宋元间学者翁森写了一首《四时读书乐》，其中有四句是这样的：“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与此同时，当时民间也流行一首《四时读书歌》：“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了秋天又冬至，收拾书箱过新年。”这是一首“不学调”，视读书为畏途，以各种借口逃避读書。

读书苦与乐的区别，既反映人们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林语堂说：“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读书，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我幼时受到的私塾教育，虽然是呆板的，却奠定了我的苦学理念，也初步接受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的启蒙老师，开宗明义就是要求苦学，他说：“苦，苦，苦，不苦何以通今古？”再后来，接触到四书五经，特别是孟子的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获益更多。孟子这段话的核心就是一个“苦”字，我从内心里接受了他的教言，认为这是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的必经的磨练过程。

二、什么人才是真的读书人

读书人自然是必须立志于读书，但并非读书的都能称为读书人。什么人才能称为读书人呢？1940年著名学者杨玉清曾著文写道：“以读书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混官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的人，更不是读书人。能辅世长民，能经天纬地，那才是中国之所谓的读书人。”这说明，读书必须有正确的目的。带着任何不纯的动机读书，就亵渎了读书的真正意义。张载是北宋大儒，他屏居南山之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这是读书人的境界，由于有了这种心境，他才能发出铿锵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理想，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但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沿着这个目标前进！

读书、爱书、藏书，这是一种情怀。毛泽东同志一生爱书、藏书、嗜书如命，总共读过10多万册书，对中国的文化典籍，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直到生命垂危，逝世前7分钟还在听人念书。这使他成为饱学之士。善读书者有大才，他的一生，真正实现了辅世长民的理想，建立了经天纬地的业绩。

我一直都以“苦读知书味，创造乐无穷”两句话自勉。在这两句话中，读书与创造和苦与乐都是对仗的。读书不是目的，而创造才是应当追求的目的。

三、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读书上是有差别的，中国人强调“学以致用”，而西方人则更强调“学以致知”。当然，“学以致用”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学以致用上就不够了，应进一步深化境界。“用”和“知”有什么区别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曾说：基础学科是回答“这是为什么”，而应用学科回答的是“这有什么用”。以此而论，学以致用只是回答应用问题，而学以致知则回答真知问题。因此，在做学问上，我们不仅需要学以致用，还要学以致知，也即探究事物本源，发现以新理论、新技术为载体的新知识。

读书当然应有选择，不同专业和职业的人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书。不过，除了职业之外，还要阅读一些陶冶人文素质的书籍，如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我个人的经验是，尽可能地阅读经典著作，因为经典之为经典，不仅是经过长久实践的检验，而且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一般少有谬误流传。大凡经典之作，多出于大师和名家之手，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也反映在书中，如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培根、罗素、弗洛伊德、穆勒、杜威等。在我国文化典籍中，像《史记》《红楼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都是传承千百年的名著，受益者不计其数。

读书是毕生的课题。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我已78岁了，中风14年，基本上是个残疾人，但仍然坚持“每日必读，每月一新书；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在我看来，只要生命不息，就一定读书不止！

最后，我把高尔基的名言赠送给读者朋友们：“爱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拔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