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新媒介文学批评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2017-04-11潘桂林��

中州学刊 2017年3期

潘桂林��

摘要：文学批评是沟通文本与读者、写作者甚至媒体人的中介，具有实现文本意义、提升公众鉴赏水平和规导创作等作用。新媒介创新了文学存在状态和文学批评形态，产生了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网络批评与纸媒批评相呼应的新景观。学院派批评立足学术圈内交流和学术评价体制，却忽略数字化时代网络文学线上交流的现实和交流对象的阅读期待，陷入了悬置受话人也被受话人悬置的困境。落后于新媒介语境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根植于精英学者集体无意识中的话语塑型功能，是导致这一困境产生的深层根源。调整并创新学术评价体制，增强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是带领学院派批评者走出这一困境的制度性保证和主体精神前提。

关键词：新媒介文学批评；学院派；困境；学术评价体制；使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56-06

文学批评是文学阅读的理性延伸，承担着阐释和规导等功能。但作为话语交往行为，它深受传播媒介和交流场域的影响。网络新媒介不仅创新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也吁求着深入文学现场的批评产生。新媒介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不仅在理论上为一度被边缘化的网络文学争取了合法地位，也对其特征、优势、危机和前景进行了探讨。但学院化批评难以摆脱其发布平台受限、对象意识错位和学术概念泛滥等问题，使批评旁落在沟通对象的视野之外，从而与新媒介文学场域脱节，成为架设在学术殿堂之中的玻璃桥，难以落入当下写作的坚实大地，难以实现其沟通新媒介文本与网络写作者、阅读者的中介功能，在一场盛大而庄严的狂欢中陷入了沟通失效的交流困境。本文拟对学院派新媒介文学批评遭遇的困境进行描述、溯源并探索解决的路径。

一、困境表现：对话受阻与沟通失效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认为，艺术是一种信息傳播，“只有达到沟通的效果，才能被看成是成功的”①，而鉴赏家和批评者“是铺平从艺术家到公众的道路的中介者”②。文学批评重理性阐发，是对文本的深度破译，也是批评者的话语表达，承载着个人性与公共性两个层面的对话功能。第一层是批评者与文本的对话，批评者作为阅读者将文本信息集结，形成与文本视野的融合、复现和更新，这是文本意义的个体化实现。但批评者还兼具发现者、阐述者、总结者和开启者等多重身份。朱立元在《从文学批评性质、功能的定位说开去》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张江的观点：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从文本和书写中找到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指导书写者增进书写能力，帮助阅读者提高鉴赏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经验研究而总结归纳具有共性意义的书写和阅读规范，推动文学成长”③。他们认可文学批评既沟通文本与阅读者，也沟通文本与写作者。这种沟通来自于个体审美体验却超越了经验阐释，成为具有社会交往性质的话语实践，承担着提升读者鉴赏水平和作者书写能力进而推动文学成长的社会功能，这是批评对话性的深层表现。

但这些功能的实现必须以对话关系建立和沟通

收稿日期：2017-02-23

*基金项目：湖南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现当代文学学科”（怀化学院，050106）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潘桂林，女，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怀化418000）。

成功为基础。话语活动必须具备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就文学批评而言，批评者是说话人，受话人则包括大众读者、其他批评者、文本作者和其他写作者，甚至文艺媒体人。批评因此成为多重对话行为，批评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将批评话语向文学场中不同位置的受话人传递，与之建立现实的关联，以确保交往和实践关系的形成。这种交往必须是主体间性的，“话语意义的理解者本身同时也是交往过程的参与者……每一个交往者都处在了与他人共同建立起来的符号化的主体间联系的网络中”④。因此，数字化时代的文学批评理应扎根文学现场，与作为生产者的网络写手、作为消费者的网络读者和作为传播者的新媒介相关联。

网络新媒介明显区别于传统媒介，这是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平民化、狂欢化等特征的“草根传媒”。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草根传媒是网络和民间文化”⑤。沟通的便捷、反馈的自由和审核制度的宽容催生了大批草根媒介人，网络文学因此在较大程度上挣脱了中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束缚，成为自由、自我、自然的文学。网络平台的及时交互性使得读者也能随意登台成为批评主体，参与到文学的再生产循环。这类批评主体良莠不齐，有媒体人、网络作者、民间学者，有大众读者、“发烧友”“注水族”，也有学院派批评家。但无论批评主体是谁，必须确保一个前提，那就是说话人和受话人需在同一媒介搭建的交流空间。网络自媒体是网络文学阅读者和写作者的交流场域，只有网络信息才能进入其接受视野，而脱离网络的信息基本处于无效状态。

毋庸置疑，学院派批评者是当今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主导力量。早在1995年，王周生就指出：“多媒体的出现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为文学提供了比读物、广播、电影、电视更迅疾更大众化的传播形式”。⑥2000年，学术界形成第一个网络文学研究小高潮。黄鸣奋、王汶成、许苗苗、赵艳等人纷纷在《文艺报》上撰文，热议网络文学的动因、走向和存在的问题；陈定家、杨新敏等人在《文艺争鸣》《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重要论文，分析网络技术、媒介革新对文学阅读模式、文本形式、叙述模式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次年，赵炎秋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组织“网络文学专论”，论及“网路文学的二律背反”、网络文学的“电子主体性、文学新样式与诗性自律”“超现实与网络文学的大众性”以及“网络文学的兴起与文学传播者的消解”等问题。2002年是网络文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相关论文突破300篇。《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发表一组笔谈，欧阳友权、黄鸣奋、陈定家、钟友循等人对网络文学的媒体突围与表征的悖论、创新机遇与存在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聂庆璞基于时代媒体变迁和网络的后现代文化特点，明确提出了“网络文学将成为未来文学主流”⑦的观点。之后，此类研究文章持续递增，到2011年突破1000篇/年的可观数据。欧阳友权带领科研团队相继成立了“湖南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和“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会”（2012）。全国范围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媒介文论分会”（2012）、“中国网络文学研究会”（2013）和更多的新媒介文学研究团体也纷纷成立，新媒介文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院派新媒介文学批评者用宏阔的理论视野和精准的语言表达为新媒介文学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但也暴露出广泛存在的沟通失效问题。

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纸媒刊发的方式阻隔了批评者与网络读者及写手的沟通渠道。大量学院派批评成果虽然来源于对新媒介网络现场的观察、分析和反思，文字表达灵动而深刻，如陈定家的论文《“火焰战争”与“文化垃圾”——关于“网络文学”的几点不合时宜的想法》⑧，黄鸣奋的专著《比特挑战缪斯》⑨，中南大学研究团队的“网络文学100丛书”，等等，但因其发布平台与网络文学的作者及阅读者不在同一场域，很难对网络文学形成现实的影响。第二，高深玄妙、术语庞杂的批评话语为沟通大众读者设置了障碍。学术期刊虽为纸媒首发，但也紧跟互联网交流法则，通过不同渠道同步或稍后进入各种专业学术网络资源数据库，或在豆丁网、百度文库、道客巴巴甚至个人博客、微信公众平台转发，为网络读者提供阅读机会。但这只是对交流渠道即物质性障碍的克服，深层的隔膜却难以化解，即言说方式的学术化和圈子化难以突破，真正奏效的读写沟通难以实现。第三，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明显偏向于小说文体，在主题选择上侧重于全局式扫描和元理论探究，却忽略了诗歌、散文等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文体，使得新媒介文学生态场中的许多成员被忽略和遮蔽。

可见，学院派批评者认识到新媒介文学研究的丰富资源和广阔空间，在学理上洞悉和论证了媒介革新的整体性效果，却在现实操作层面忽视网络文学线上交流的现实和网络读者的审美期待，事实上是在新媒介场域之外观察、总结和评说新媒介文学。他们的批评悬置了现实受话人也被受话人悬置，陷入了沟通失效、对话受阻和自言自语的批评困境。新媒介文学批评的繁荣只是一场在圈内扩散的学理性幻梦，难以落到新媒介文学生产的现实场域并对文学自身产生现实影响。批评话语的传播与文学创作、阅读者分属于不同空间，这也是文学场中现实读者和写作者对学院派批评保持淡漠态度的根本原因。

二、困境根源：体制困扰与话语规制

造成新媒介文学批评困境产生的具体因素非常复杂，但追根溯源，主要在于现实层面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困扰和精英话语结构的隐性规制。

第一，学院派批评者必须面对当下学术评价体制落后于新媒介文学生产语境的现实。虽然电子新媒介已经和传统纸媒平分秋色，甚至就创作数量和阅读途径而言，已经有超越纸媒成为主流媒介的趋势，但目前的学术评价只认可圈内纸媒学术出版物。传统学术期刊保持着主流学术媒体的中心地位，学术新媒体难以诞生。学术刊物需要形成自己新锐、前沿、开阔的批评风格，乐于采纳使用新理论、新方法的文章，并强化选题的新锐性、视野的广阔和开掘的深厚，以及行文的学理化、规范化。这些要求引领了当今批评求新、求变的方向和强化学理性的书写范式，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新媒介备受关注和西方新思维、新视角和新术语大量涌入的原因。

新媒介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学传播路径，也包括受众群体、阅读语境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阅读心态和期待视野。这给批评家带来了很大挑战。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批评在语言形态、文本立场、修辞表达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变，“借助大量富于创意的‘火星文和网络流行用语，以日常生活化、口语化、通俗化和‘粗口秀”等表达方式，全面更新了文學批评的审美视觉。⑩这种线上批评自由、自在、自适，充满活力和个性，洋溢着削平深度、瓦解神圣、拆解宏大的后现代激情，是个人审美表达的理想场所。但线上批评不能纳入学术评价体制，比较适合无科研压力的批评爱好者，却很难吸引体制内的学院派评论人。那些在学术评价体制中讨生活的学者深知媒介影响了文学生产，认识到批评转向的必要性，但其批评立场仍然“大致是基于理论化的‘学理”，“他们很大程度上其实都承续着传统文学研究或大众传媒领域的批评范式，只不过是将批评的对象替换为网络文学”。B11几乎没有体制内学者能够真正走向线上批评。那些在个人博客、微信圈不断贴出点评的学人，大多是身兼纸媒学院化评论者和线上点评人双重身份。更多的情况则是将已经发表在纸媒上的论文贴于自媒体上扩散传播。譬如，诗人安琪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极地之境”就于2016年年底以“中间代15年”为专题推送了大量学院派评论家的文章：王毅的《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命名与言说》B12、张德明的《代际指认与历史赋形——“中间代”出场的诗学意义》B13、张立群的《“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书写图景》B14等。这些评论只能算是学院派评论的新媒介推送，并非真正的线上批评。

明知网络文学批评必须在线上建立对话关系，却偏偏悬搁线上受话人，这是学院派新媒介文学批评的尴尬，其现实根源是学术评价体制的困扰。在现有学术评价体制中，科研成果是个人工作业绩评定的依据，与之联系的学术影响力则是个人在学术场域中获得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软实力。而科研成果的认定、计算和评价依据是一套可量化的、具有明显行政化管理色彩的制度。评价者只能依靠硬性的量化指标进行评价，成果发表、获奖、被引用、被转载的数量、级别、影响因子，以及课题与专利获得的数目、档次等，被转换为分值，成为科研工作者业绩评估、津贴发放和职称评定的核心甚至是唯一参考数据。学术课题是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但课题的前期基础、中期成果和结题成果都是以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乃至学术影响力为依据。而这些被纳入评价体系中的成果基本依托于传统学术媒体，并且有明确的、森严的层级性。学者们为了论文能够被发表、出版和转载，只能在选题风格、视角切入和行文方式等各方面适应纸媒的要求，使得当今文学批评越来越脱离普通读者，尤其是网络读者的理解范围。

理想的文艺批评应该能够积极介入文艺现场，实现批评界与艺术界的直接沟通，弘扬优秀作品，鞭笞创作不足，推进艺术精进和繁荣。但现实和理想存在距离。唐果在《文学批评的评价制度建设》一文中分析了文艺运行、发展和评价制度、文艺规律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矛盾：评价制度必须遵循文艺规律和规则，反之，文艺规律也必须获得评价制度的认同和保障，二者是交融统一的关系，但也是矛盾对立的，因为“评价制度有一整套制度化、体制化、模式化的人为规则、措施、手段以规范、制约、限定文学评论，会对文艺起到限制的反作用，要以牺牲评论主体的个性、自主性、自由性和独创性为代价”B15。文章指出了评论工作者的两难处境，而网络文艺评论者的困境更是难以克服。制度化的学术成果在传统媒介场中循环再生，即使学人能够借助互联网推介和扩大个人影响力，也难以让首发于网络媒介的“在线批评”成果得到学术体制评估的认可。当体制认定的成果再生产与现实艺术再生产被人为地、制度化地分隔在不同的媒介场域，就意味着将评论者送上了一个不能两全的单选境地。如果选择面对网络受话人，那么评价体制就会不认同相应成果；如果适应生存法则，接纳体制规训，那么就必须舍弃鲜活在场的线上批评。在信息时代，空间区隔已经不是问题，媒介场域的分隔才难以逾越与调和。因此，当学院派批评者大多只是选择新媒介文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加以关注和探讨，其思路、话语体系和信息发布空间仍然归属于传统学术体制之内时，沟通自然失效，独语自然难免。

第二，学院派新媒介文学批评的失效也受制于深层话语结构对言说范式选择的隐性规制。网络文学的民间性、草根性、消费性特质和良莠不齐的审美风貌使之带有天生的边缘文化印记。这种非精英化书写现象的疯狂提速一度使研究者左右为难。一方面，作为媒介革命和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新媒介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场中不容忽视的存在主体，为文学界提供了广阔的元理论生长点和鲜活的批评对象，是学术原创性成果产生的温床，召唤着批评家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这种在虚拟空间生产的草根文学还存在大量问题，譬如，“匿名写作对主体承担的卸落、网络作品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读屏模式对诗性体验的拆解，形成了网络对文学的精神解构”B16。网络文学瓦解着精英文化竭力维护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这是对固有文学生产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挑战，也是众多批评家最初质疑网络文学合法性的深层根源。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这一新兴资源时，倾向于采用学理探究的言说策略，在获得新锐思想者身份的同时，保留了精英学者建构学术秩序和立足学术圈的话语表达者身份。

从现代语言哲学角度来看，这种注重元理论和宏大学术体系建构的学术话语表达方式，是生命存在状态和文化结构的符号化显现，受控于更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B17，“语言的界限就是一个人世界的界限”B18，不是人在说语言，是语言在说人。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最终被语言结构所塑造和规定。学院派的批评话语正是其哲学、美学和文学观念的自然流露，是其学养背景、生命体验、人生姿态的无意识投射，也是学院派批评者文化精英身份的隐性表达。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生活在媒介后果之中。网络新媒介延伸了人，将平民化、碎片化、狂欢化等生活态度和参与方式带给了网民，也使得这类阅读者拒绝神圣而严谨的学院式批评。罗伯特·洛根延伸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提出语言乃“心灵之延伸”和“人延伸了媒介”等新观点B19。这意味着个人前期自性的成熟能够选择性接纳新媒介携带的新信息，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却又能坚持个人化理解，让信息服务于自我，获得对新媒介的新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学院派批评者能够利用新媒介的便捷和浩瀚讯息，却仍然坚持严谨的学理化评论，引入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资源，深度剖析新媒介的内质、问题和前景。但这类批评并不能引起网络读者和写作者的阅读兴趣，说话人与受话人处于交流的两极，中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解决路径：体制完善与自我调整

落后于新媒介文学生态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根植于精英学者集体无意识中的话语塑型功能，使学院派批评者徘徊在学术的敏感与行动的迟缓、关注对象的新潮与言说方式的传统、研究成果的开放与发布渠道的守旧之间。这一窘境引起了学界注意，相關的学理性探讨已成为学术热点，局部性制度调整也于近期启动。

新媒介艺术并非传统艺术的物质性转换，而是数字化时代人类存在状态的审美镜像与表征，也必然吁求一种新的批评形态。白烨指出，现在的文坛已“演变为‘三分天下的新格局：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以图书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而批评也有了“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从业者及媒体文章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文章为主干的网络批评”三分天下的趋势。B20张文东基于“媒文相生”的角度，分析了当下批评的失语症，提出了在新媒介语境中理解“互联网+”思维的笼罩性、世界“互联网化”的彻底性，以及“媒体融合”的全面性等，提倡适应现代传媒信息传播“快、准、全、易”和公共参与度“高”的“新批评”，并预测了文学批评载体的“网络化”未来。B21这些观点直指问题核心，痛陈当下批评远离现场或忽视现场反应的弊病，主张大力推进符合新媒介语境和社会文化现状并能促进当下文学发展的“新批评”。这只是学人们务实、严谨却又不乏浪漫情怀的学术构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学术评价体制，新媒介文艺生态场就很难真正获得学院派批评者的全力投入，也很难实现批评话语的深度转型。体制内学者终究无法摆脱与学术评价的紧密关联，难以摆脱生存和发展危机对学术理想的侵蚀。

近年来，审视和重建学术评价体制的声音越来越响。张曙光、许红珍等人从宏观角度思考了学术评价乱象的表征、诱因和治理问题，指出其评价方式机械化、单一化、行政干扰严重等缺陷，并提出了“由外在表征向内在实质评价回归”“关照学术原创、科学意义、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用”等治理方案。B22姜春林则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党和政府的领导结合起来，呼吁由各级政府主导，“并协同大学、社科院等学术机构做好顶层设计”，“形成由学术共同体的专家学者、普通学术从业者、学术期刊杂志社、出版社、数据库、社会公众等构成的多主体参与的网络，各主体做到各有其位，各有所为，共同促进评价机制的不断完善，维护体系的良性运行”。B23这些观点直接呼吁政府和制度的支持，强调政府与学术机构、学术主体共同参与。

国家领导人体察文艺生态变化，并且做出切入文艺现场的反应。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B24对于网络文艺的引导，一靠政策、法规，二靠能够真正与网络写作者、阅读者产生沟通的文艺批评，但如果批评的主流——学院派批评者始终游离在现场之外，网络文艺的学术性、审美性甚至意识形态规导作用，还是难以实现。如果说习总书记的讲话表达了国家领导人对网络文艺的重视，那么《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则直接提供了政策上的扶持。《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中直接提出“推动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审、评奖评优条件”B25。这无疑给学院派评论家送了一枚定心丸，使他们能够坦然进入新媒介文学现场，不仅研究网络文学，还能充分利用更便捷和更具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推送更具血肉感的批评成果，与数字媒介时代的作者、读者建立更加亲近的互动关系。

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举措表明，数字化时代的批评失效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领导阶层和文化、教育管理部门的警惕。但是，传统学术评价体制有其根深蒂固的制度、习俗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惯性，新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建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摸索和调整。在学术评价体制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缺陷。这需要批评者强化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做一个在场者、观察者、思考者和言说者，而这正是当前大部分体制内学人所缺乏的。陈国雄指出，面对物质诱惑和体制转轨，一些“中國当代批评家呈现出精神迷茫、身份迷失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多重困境，因而难以完全胜任批判者和代言人的社会角色。为了重塑这种社会角色，专业批评家必须重建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B26。白烨也有相似看法，并从精神层面倡导批评家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审美高端的感知，观察现状，洞悉走势，仗义执言，激浊扬清”；又从操作层面强调观念、方法、语言和传播媒介更新的必要性，认为批评家需“利用电视、视频等有关现象、话题进行座谈、对话与讨论，利用网络阅读跟帖点评网络文学作品，运用微博、微信发布文讯、书讯或短评、点评，等等”，以“增强其弹性，焕发其活力，并争取话语权，实现有效性”。B27

学术研究是批评者的责任，是现代知识分子参与世界的方式，也是个人学养提升的途径。世界生活和文学现场已经转型，数字化与交往型社会中的当代学者需要面对新语境中的新课题，需要与学生、学人、普通读者和文学创作者进行一种现实的、在场的沟通与对话。沟通是批评效能产生的前提，也是话语权获取的前提。新媒介文学批评家要在文学场中获取和夯实自己的话语权，既有赖于国家政策与权力部门洞悉语境现实，制定并推行契合生产现状的相关政策与具体方案，提供有力的现实性和制度性支撑；也有赖于批评主体做好自我心态和话语方式调整，深入新媒介现场，以在场者的身份观照在场的对象，用可以被在场读者、作者接纳和理解的话语方式表现数字化时代的新体验和新精神，并确保交流之桥不被媒介切断。这样，学院派批评者就能真正走入新媒介文化场域，从而走出学术自语的怪圈，参与到社会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与民间和媒体人网络批评共同搭建公共批评空间，在良好的多向沟通中实现批评的多重效能。

2017年伊始，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已经开始有效对接，开启了改革学术评价体制的新篇章，有序、有效、有生机的新媒介批评生态有望形成，这必将对新媒介文学生产和批评产生深远的现实影响。

注释

①②[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33、153页。

③朱立元：《从文学批评性质、功能的定位说开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④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⑤周宪：《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

⑥王周生：《信息时代与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4期。

⑦聂庆璞：《网络文学：未来文学的主流形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⑧陈定家：《“火焰战争”与“文化垃圾”——关于“网络文学”的几点不合时宜的想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⑨黄鸣奋：《比特挑战缪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⑩吴英文：《网络文学批评的修辞术》，《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

B11曾繁亭：《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的衍变》，《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