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凌

汉代的中国人，和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尼亚人，不约而同地在死亡面前展现了夫妇宴饮的图像，彷佛死亡，就是两只旧酒杯几乎听不见的轻轻一碰。

在巴黎读书的时候住得离萨特家近，去卢浮宫常常走圣日耳曼德普海广场和波拿巴特街，经过他的公寓。我在卢浮宫里最爱看的几样东西，其中一个就在伊特鲁尼亚区，那是个红陶做的骨灰棺材，棺材上雕刻着一对男女。他们都侧躺着，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男人紧贴在女人的身后。这是公元前6世纪流行的宴饮姿势。女人戴着锥形小帽，四条猪尾巴辫子一直精心地编到头儿，虽然衣饰上的色彩己完全退却，但是从她脚上的小靴子可以看出，她此时是盛装出席。

她的双手做出点洒香水的姿势。这是葬礼上必行的仪式。男人则披着裸露上体的长袍，右手轻轻搭在伴侣的肩上，眼中露出有点提防和狡谲的神色，这让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两个得手的共犯。男人残缺的左手伸出，从女人手里接受洒出的香水。他们身下枕着的东西有个鹿角状的出水口，是装葡萄酒的兽皮囊，暗示着葬礼上饮酒作乐的风俗。

这个棺材上的雕塑来自亚平宁半岛中北部的伊特鲁尼亚文化。这个文化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世纪，与希腊文化并存，被罗马文化所灭，一说它的人民来自东方。伊特鲁尼亚人的核心哲学是宿命论，他们认为肉身必亡，无法战胜自然和命运，罗马人一来他们就立刻放弃抵抗；然而相信必有来世，所以他们长于坟墓建设，所留遗迹多属此类。而这种对来世的期盼却不似埃及或中国先民一样须存以肉身或土葬，而是火葬，将骨灰放进雕刻有逝者塑像的棺材或骨灰瓮，那容器通常像一只小船，比需要的容积大很多。在举行葬礼仪式那天，生者聚集在坟墓门口，与逝者一起举行盛宴。仆人要在内外服侍，给逝者和生者送上同样的香水、美食、美酒。

如同所有宿命论者一样：他们尊重阴性的力量，伊特鲁尼亚女性地位在公元前6世纪存在的文化中是最高的。同时代，民主的雅典城邦里，女人根本无权出席任何宴席，除非她们是妓女或者高级情妇；而伊特鲁尼亚女人则可以作为妻子和女主人，盛装横陈在宾客与夫君之前。这种侧卧鸳鸯的模式，是伊特鲁尼亚大骨灰瓮的统一制式。

也如同大多数宿命论者一样，他们热爱现世，是时尚先锋，率先在法国南部种植葡萄酿酒；精于制皮，尤其讲究鞋子的样式，从那个女人脚上的小短靴可见端倪。罗马人虽然一直否认对这个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但是19世纪的意大利人一看到那些鞋子，心就软了，当即跪认祖宗。D.H.劳伦斯先生在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专门造访了伊特鲁尼亚遗址，可能是因为他整个写作的核心都和伊特鲁尼亚的骨灰棺材有关，那棺材“sarcophagus”（石棺）的词根sarc0就是指“肉”。难怪他在那本《伊特鲁尼亚游记》中急切地敦促人们：“到墓穴去，到墓穴去……”

每次看到这个棺雕，我都会想到中国古代墓室中的夫妇宴饮图。从汉代开始，装饰墓室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就可以找到不少夫婦宴饮图的模式：在华亭幔帐之下，男女对坐于榻，二人之间置酒食，或有子女相伴，旁有男女侍童。家屋之上有交颈鸟、连理树，象征着夫妇之欢。在四川荥径城郊出土的画像石上，夫妇在屋檐下对面跽坐，构图等大同型，长袍高髻，翘臀探颈，互相亲吻。

东汉几乎所有大墓都有主人宴饮图：主帐下，夫妇转为并肩坐案后，面向宾客，左右有男女仆人，面前有客人，或打酒的侍者，或演出的杂耍伶人。

这个传统发展出一个最有趣的分支：开芳宴。“开芳宴”这种主题兴于唐，盛行于宋、金：壁画或砖雕上，墓主人夫妇对坐桌旁，图中有灯榘、幔帐、屏风以标志为室内，桌上置酒食，旁有仆人家童。初始他们常在观赏乐戏，而后越来越简化为纯粹的二人对饮或对坐。宋代开始有丈夫或妻子持佛珠于华宴之时的表现，金朝开始表现老年夫妻的怡然之态。开芳宴只能由丈夫为妻子举办，以显恩爱。宋代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中曾记载张官人夫妇宴饮的情况：“此张解元宅……常开芳宴，表夫妻相爱耳。”相对的是妻子为丈夫举办的“开华宴”，不过此类宴饮常为表彰男性的文武功劳，仅存文字记载，并未出现在墓室和其他图像中。

如果继续去看看其他的墓地伴侣形象，比如古埃及，女人与男人并肩正坐，常伸一只手，扶住伴侣的肩膀、腰或上臂，给他坚定的扶持；而在古希腊，则是年轻的“被爱人”（eramenos）带着猎犬拐杖，年长的“求爱人”（erastes）做沉思状凝望着他，他们的口号是：恋爱要从灵魂着手。

就从那个伊特鲁尼亚大骨灰棺材开始，这些墓碑、棺雕、壁画中为死亡而做的伴侣形象，使我产生了无尽的好奇心。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希望带着老婆或老公，而不是父母、儿女、姑姑、老师……这个问题足够写一本书，所以此处留赠有志读者。千万别以为几个陈词滥调可以对付过去，古代不是任何人的童年，他们的困难和方法都不比我们的更简单和天真。从古至今的每一秒，每个人一旦发现自己也有滋滋响的肉体，他人也有怦怦跳的心灵，他/她的大麻烦就开始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都有那种放松自得的表情，有的还带着神秘微笑？在我看来，伊特鲁尼亚棺雕是整个卢浮宫最放松的一个雕塑，其他的，包括那些展示睡姿的，不是为了表现力量，就是为了表现色情。

难道他们对这种雌雄大盗、双打双赢的组合方式感觉很踏实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啊，两个人在一个阵营，才是一种更脆弱、更危险的组合，倒是会使比赛更好看。因为背叛是一种人类天性，和爱情一样古老。你真的见过因为同床，所以同梦的吗？

难道他们领悟到什么，就像日本人河合准雄曾说“伴侣夫妻是最能培养宗教性的关系”？我自己，只领悟到夫妻伴侣是最能培养忧郁症和幽默感的关系，也只有忧郁症患者才能拥有真正的幽默感。至于宗教性，我倒觉得，伴侣也是不能忘情的最佳说明，最多项到炼狱的天花板，坐上轮回的过山车，终不能像佛一样，变成无比大，大到忘情无他，大到与“死”一样。所以“涅槃”上只能睡佛一个，“死”之上，却恰得卧人一双。

或者那种放松只是简单地因为他们死了？这世上最舒服的地方倒真的只有两处，除了子宫，就是棺材了。想想那些优秀的椅子和沙发，气质上无不非此即彼：要么暗暖，要么暗凉，要么软贴包裹，要么平正顺直……我们从子宫中出来，浑身越来越紧张，试过一个臂弯又一个，总觉得姿势别扭，最终，居然还是逮住了一个，一直走进棺材。此种选择可能是世界上最激进的事情之一了吧，因为你再爱一个人，也很难一整夜在对方的怀抱里睡踏实，不拧，不转，不觉得硌硬，更别说要一千零一夜了。

要不，那个舒服劲儿是因为他们在喝一杯伴侣之间的小夜酒，聊一种只有老伴之间才能聊出来的天儿？

汉代的中国人，和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尼亚人，不约而同地在死亡面前展现了夫妇宴饮的图像，仿佛死亡，就是两只旧酒杯几乎听不见的轻轻一碰。

2006年的巴黎，每个地铁站的广告栏中，都贴出了法国人对伊特鲁尼亚棺雕的解释：“他们告诉我们伴侣生活的秘密，是每日的清欢，而不是终极的至乐。”

晚明那些名声不正却远传百代千里的伴侣关系纷纷可用来佐证：董小宛如果包了一整天的猪油玫瑰点心，还不能洗干净手，和冒先生一起点燃一块奇楠的话；柳如是如果整日被家中女眷聒噪，夜来还不能听钱先生献几句媚诗的话……包括那个名分正却死得早的“芸”，吃一个月稀饭臭虾，等不来沈先生领着去夜船上来一盅薄酒的话，哼哼，……

连尼采这个狂傲的大胡子，这只从未真正搭过伴儿的“现代主义孤鹰”，在男女婚姻的问题上也曾靠近过这一点：“在步上红毯的那端之前，我们得好好想想，是否真的愿意和这个女人促膝长谈，直到天荒地老。婚姻生活中其他事物都是暂时的，然而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交谈。”

天荒地老还能促膝长谈，这属于典型的“孤鹰”妄想。随着年头增加，伴侣之间的大部分谈话总是由一曲曲复杂婉转的长调，转为一连串轻快简单的短曲。默契真的取代了交谈吗？答案是，别闪人，还有另一种机会。

因为有些话，只能和认识很久而且有身体关系的人说。而且这是种没法定日子的约会，只有在无数灰色小方块的不知哪一块上，自动展开。长期的肉体关系，是某种谈话的奇怪的保证。

真要更具体的，还得从卧室再回到墓室。

开芳宴到元代的时候，被少数民族频繁引用，后来竟然发展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那些楼阁幔帐都在，两把椅子，一桌酒菜都在，甚至桌上的花瓶和佛珠都在，墓主人夫妇却消失了，一切的布置都仿佛他們刚刚离去。

我的脑海中，回闪出的是伊特鲁尼亚夫妇比骨灰体积大很多的船形棺材和他们脸上的神秘微笑，埃及夫妇如正副飞行员一般的并排端正坐姿，希腊同性爱人全副出远门的猎狗加拐杖的行头，中国汉代夫妻的“升天图”，头顶的神秘大鸟和漫天灵物……再回到元代的墓室，好个精细的游牧民族，还在“不辞而别宴”的桌子上留下了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