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谨

摘 要：福岛核泄漏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它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双重的，不仅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民众对政府处置灾害的应急能力、本国科技发展水平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国民对重灾区的人们猜疑重重，甚至出现歧视倾向，加重了受灾民众的心理负担；民众对日本政府未来的社会心理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期望。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方面的启示，如加强政府与技术专家的对话与交流，充分尊重专家权威性的前提下，确保对话的开放性、平等性，以此达成协议，形成共识；正确处理工程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科学预测技术风险，做好技术的安全评估；普及社会心理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心理抗压能力等。

关键词：社会心理；福岛核事故；影响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86 — 04

福岛核泄漏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它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双重的，不仅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響。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如期进行，日本政府也向民众承诺加快“去污”进度，让民众早日回归故里，但是精神上的创伤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愈合，因为天灾固然让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无赖，可是当天灾的背后夹杂着人祸时，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责备，也有更深刻的反思，更有抹之不去的心理痛楚。

一、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日本是一个土地面积有限而科技相对发达的窄长型岛国，虽然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资源，但是其核电站有55座，有效解决了电源不足的困境。2011年3月11日下午1点46分，由于东日本发生了9级地震，引发10—38.9米的海啸，致使55座核电站中的11座自动关闭，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氢气爆炸。该核电站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的第1、2、3号机组在地震发生时还处于正常发电状态，4、5、6号机组因为在维修之中而没有启用。为了不使1、2、3号机组受损，工作人员开启控制棒，按正常程序，通过柴油机来供给冷却水，以此降低反应堆的堆芯温度。不幸的是地震发生后的30分钟，高达14.7米的海啸淹没了柴油机。堆芯不能降温，而只有5.8米高的预防海啸堤坝根本无力阻挡惊涛骇浪的肆掠。3月12日，反应堆里的氧化锆材料在高温的作用下，使水分解形成氢气，故而3个机组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氢气爆炸，并造成大量核物质泄漏。后来专家评估的结果显示，1号机组堆芯燃料破损率为50%以上，2号机组为35%，3号机组为35%左右。国际上把核辐射事件分为7级，一共有7档，最高是7级。这次核泄漏事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控，它由最初的3级上升到了7级。

从客观上讲，福岛核事故发生的直接起因是人们无法阻挡的地震和海啸。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崎雅男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地震海啸对福岛核电站的影响程度、东京电力公司对此事故的措施预案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情况以及核泄漏经过等。其实，福岛核电站早就设计了四种电源供应方式：内部系统供电、外部系统供电、柴油发电机供电和蓄电池供电。地震后核电站内部供电自行中断，外部供电中断也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人为切断，尽管应急柴油机能解决堆芯冷却问题，然而海啸带来的巨浪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电站的设计抵御能力。置放在涡轮机房地下室的应急柴油机因为浸水而无法使用，整个核电站的内外电源供应处于瘫痪状态，注水降温无法进行，最终引起堆芯熔毁。日本技术研究院于当年10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作了小结，认为：一是AC电源没有及时供给，二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反应堆降温，三是引发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氢气泄漏。这一说法似乎提示人们，该事故的发生还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正如有专家所说，早期预防、研判、救急方案存在主观过错。我国核电专家杨朝飞认为：如果在技术上作超前的准备，将核电站抗震能力、选址高度、电源安全性能等提高一些，其损害程度就不会有这么严重了。〔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12年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了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核工业安全委员会在事发前对海啸风险的评估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是预测工作不到位，进而对核电站邻近地区可能遭受亘古不遇的海啸打击重视不够，其二是东京电力公司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海啸风险模拟不够持续，即使于2008年进行了模拟实验，但是有关方面于2011年3月才将其结果上报给东京电力公司，其三是东京电力公司对模拟报告分析不力，也没有提出新的模拟实验方案或具体提高安全防御措施。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活性断层上的地带是经常发生里氏7—8级以上大地震的地区，所以，日本核电站的选址过于草率，犯了“科学”的错误。

如果说选址是“科学的失误”，那么这次核事故的发生也存在着人为的隐患。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于2012年2月19日接受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重申，因为选址错误而造成了核泄漏的“人祸”。与把核事故主要归因于地震加海啸而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东京电力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应急能力不强，合理处置不当，是事故不断升级而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山口荣一曾经在日本经济新闻（nikkei）谈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核电站1号机组15时36分发生氢气爆炸，19时04分开始“注入海水”时，2号机组和3号机组不管是否有无电源供给，它的“隔离冷却系统”还在运转，如果抓住时机向2号与3号机组注入海水，这两个反应堆也不可能失控和熔毁堆芯。3月18日8时41分，当通风口被打开时，高浓度放射性铯和碘开始溢出，等待第二天向3号机组注入海水时，已经无回天之力了。这时如果向2号机组注入海水，其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可惜的是东京电力公司直到14日13时22分2号机组停止运转也没有做出注入海水的决定，等到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山口荣一还对东京电力公司所说的海啸规模超出预料而无法抵御的说法进行了辩驳。他强调核电站1号机组中的“隔离冷凝器”和2、3号机组的“隔离冷却系统”都有较长时间的可控条件，即前者即使电源中断也可以持续冷却堆芯8小时，后者的升级版高达20小时以上。在此时间段，先利用贮水罐内淡水冷却，淡水用尽后，再立刻注入海水，人为控制核反应堆，核事故就会得到有效防御，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惨烈的破坏力。

二、福岛核事故：物质与精神的损毁

此次海啸前的地震是日本观测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一是震源深，高达24km，二是震级强，高达Mw9.0，三是波及范围广，地壳运动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关东地区，其余震达593次之多。紧接着连续不断的7波海啸给东北地区到来了致命的打击。平均浪高7—15m，最大高度为40.4m，延伸到内陆的5km的范围都遭到袭击，被海水淹没的陆地约400k㎡以上。据日本官方2012年2月的统计，该事故共死亡15853人，受伤6013人，失踪3286人。受灾最为严重的是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以及枥木县，共有避难居民约67万人。由于大面积停电、停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加之部分建筑物、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公共设施严重受损，灾区急需生活必备品无法及时补给，众多灾民心烦意乱、苦不堪言。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经过对场所进行测评，决定将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20km之内的撤离区（包括海域）界定为警戒区。直到2012年3月30日警戒区部分解除，把避难指示区域调整为避难指示解除准备区域、居住限制区域及返回限制区域。处于放射性污染对相关区域的食品、饮用水、空气质量的威胁的考虑，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止销售或出行的政策与制度。

在大灾大难面前，日本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了178支灾害医疗救援队，日本医学会也派出了多支由医师、护士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的灾害治疗分队，迅速赶赴灾区实施医疗救援。2011年3月13日，日本精神病与神经病学会成立了灾害应对委员会，他们与众多的精神卫生医疗队一起合作，在相关网站上公布精神卫生对策，向相服务动机构发布行动手册，向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尽管当地政府、医疗机构、学术团体及志愿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教育、干预，但是由于当时受人力物力所限，据2011年3月底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得知，病逝或自杀的人数为1618人，其中福岛县764人，宫城县636人，岩手县179人。从全国范围来看，自杀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21.2%。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突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3%，有些幸免于难的老年人因为亲人的丧生、家里财产的损失、长期在养老机构生活的孤独感，使他们更容易诱发心理疾病，那些已有身孕待产的妇女因为害怕辐射对未来孩子造成生理畸形，也产生了诸多忧虑与不安，那些高强度处理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因为高度紧张与劳累，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灾后心理救助在某种程度上要重于物质救助。据福岛县立医科大学的调查，核事故后的3个月期间被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中有30%的人员与核电站事故直接相关。

三、福岛核事故：社会心理折扣

首先，民众对日本政府处置灾害的应急能力的信任度已经下降。日本政府正准备投资数万亿日元来增加福岛核辐射事件后的去污能力，而民众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安倍政府为2020年的世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消除世人的疑虑，是故意制造世界舆论，因为实际的去污进展相当缓慢。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一般的地震、海啸是再平凡不过的天灾了，但是象这样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地震海啸而引发的核泄漏让日本民众感受到了空前的恐惧与不安，而这种恐惧与不安不是来自核泄漏本身，而是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让他们觉得不可信賴。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在第一时间与东京电力公司加强协调，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全盘考虑补救方案；二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企业以经济利润作为经营第一理念，而完全不顾及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东京电力公司明知核电机组设备老化、年代久远，其中的1号机组已经运行了40年，对这种超过设计期限的技术装置本应该“改朝换代”，却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迟迟没有换新。同时，在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没有果断作出“注入海水”的决定也是出于怕机组报废而带来经济损失，反而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其次，民众对日本科技水平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扶持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号科技强国，日本民众也以之感到自豪并深信不疑。但是此次核事故之后，很多日本民众认为，技术因素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升级为不可控制性的巨大毁灭。他们要质疑的是：为何核电站的选址不是最佳？为何设计标准和质量不高？为何不能放弃核电站而代之以清洁、卫生、安全的新能源？其实，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不久，欧洲的许多国家就有上万计的民众游行示威，要求该国政府下令关闭核电站，并迫使政府首脑公布放弃核电站的时间进度表。

再次，民众对重灾区的人们猜疑重重，甚至出现歧视倾向，加重了受灾民众的心理负担。灾区家庭的日常生活一改以往的平静与坦然，成员之间对对方购买的食物总是要问问出处和是否当场进行过核辐射的检测，对有明确标识的无核污染的食品也是心有余悸，因为很多民众不再相信政府。由于核泄漏事故而引发日常冲突的事件明显增多，尤其是家庭为此吵闹使矛盾升级而离婚的人也逐渐增加，被人们戏称为“核离婚”。核污染严重地区的青年男女的恋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总是怕对方存在着核辐射的潜在威胁，甚至怕影响自己的下一代。

最后，民众对日本政府未来的社会心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期望。灾难发生后，日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进行了有效的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的组织工作，但是面对众多的心理抑郁和心理疾病患者，这些人的恐惧、害怕、消极被动、悲观痛苦心理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治愈和排解的，他们也一直希望有外界的帮助和慰藉，许多人陷入了深深地依赖困境而不能自我解脱的状态。人们认为，只有加强对民众日常的心理知识培训和自我心理调节理论的教育、普及灾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专业心理救助人员的专业素养，才有可能在大灾大难面前不畏困难而乐观向上地度过难关。

四、福岛核事故：反思中的启示

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大规模而集中的核电站，也没有发生过核泄漏的重大事故，但是类似于核电技术的许多技术性工程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它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加强政府与技术专家的对话与交流。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是指政府起着制定战略、统领全局的作用，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会顾此失彼，全盘皆输。政府又不能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这样会力不从心，浅尝辄止。尤其是对待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项目的规划更不能“缺位”与“越位”，政府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相应的专家进行协商论证。作为技术专家来说，他们是从科学理性出发，考虑到该项目的科学性、有用性、操作性、可控性等，对于政府而言，效益、安全、惠民、环保等是其重点考虑的内容。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社会理性，二者都是有限理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科学理性注重决策的逻辑性、数字化，而往往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不够全面，社会理性注重决策的公共性、整体化，而往往忽略了决策的精准度。所以，在重大的技术决策面前，我们既不能走唯科学主义路线，也不能走唯人文主义路线，既不能完全由技术专家拍板定音，也不能完全由政府说了算，必须在充分尊重专家权威性的前提下，确保对话的开放性、平等性，以此形成达成协议，形成共识。

第二，正确处理工程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任何一项工程技术总是负载价值的，它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般来说经济价值是有形的、短期的，它能够带来GDP的增长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社會价值是无形的、长期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承载着社会的发展动力和人们的理想预期，这些精神性的因素能主宰人们的信仰，制约人格的形成，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在计划实施一项工程时并不能总是考虑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后果，尤其是不能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譬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垃圾处理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普遍通用的办法就是兴建垃圾焚烧厂。有些地方政府事先没有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甚至在城市居民毫不知情的条件下选址建厂，待投产使用时遭到千万民众的强烈反对，最为严重的是游行示威演变成局部的暴力冲突。其矛盾的焦点在于无法取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即他们不相信垃圾能够按照标准完全燃烧，更不相信由此排放的气体对人体没有损害。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的生活信心欠足，消极应世的现象增多。

第三，科学预测技术风险，做好技术的安全评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们带来经济发展、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很多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是可以预测的、可控的；有些负面效应是未知的，需要科学地预测和评估，这样才能做到技术自觉，在面对负面的技术后果出现时不至于惊慌失措、无技可施。技术水平的落后往往会导致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的滞后。技术评估水平是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着相关技术的改进，决定着相关技术的变革维度和创新方向，直接左右着技术应用的范围和社会的认可度。所以，对技术风险的预测与安全评估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等。对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更多的是一种“灾后评估”，或者说是一种“损失评估”。通过这种评估来明确责任主体，以此达到维护地区稳定。“科学”预测是事前预测，它是工程技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术的投产使用不是分割的，而是连续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应该在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来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机制，真正做到事前向高标准看齐，事中以谨慎态度明察，事后按客观公正立场评说。

第四，普及社会心理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心理抗压能力。无论是社会心理还是个体心理，都是对现实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受学科发展水平的局限，我国的心理学在师资力量、研究条件、学术成果以及运用普及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随着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各行业各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仅亚健康的人群在增加，而且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在大灾大难面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辅导，一些人很难摆脱失去家园或财产损失的痛楚，有的甚至失去了战胜眼前困难的勇气。为此，必须加强我国的心理咨询队伍建设，规范心理咨询市场，完善心理救助体系，培育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活动中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优势，让灾难中的人们不再一蹶不振，不再消极颓废，而是意志更加坚定，内心更加强大。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2〕杨朝飞.福岛核事故的沉重思考〔J〕.环境保护，2011，（14）：37—40.

〔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