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会林

摘 要：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有三个层次：意识形态、制度化、政绩。为了维护和创建执政党的合法性，我们首先应以公众为起点创建具有灵活性和容忍性的意识形态，然后要创建政党法理型的合法性基础，让政党汲取体制性资源，最后执政党在保持政绩的同时要树立廉洁公正的形象。

关键词：执政党；合法性；基础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58 — 03

合法性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学命题，古希腊时就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现代社会中，合法性“这个问题变得也更为普遍”〔1〕，其不仅是当今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政治课题。现在，合法性问题已引起学界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政党问题却是现代政治学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分析，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执政党的合法性，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有哪些以及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来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执政党与合法性的概念分析

（一）合法性概念辨析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生活，合法性问题就成为困扰统治者的难题。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没虽然有直接使用“合法性”概念，但他研究的实质已经涉及到了城邦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他说：“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个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着和延续的意愿”〔2〕。亚理士多德在这里已经论及了城邦成员内心自愿的认同、服从和支持是城邦政治具有合法性的关键。

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学者对其论证的合法性的关键之处并未提出多大的异议，但在进一步考察社会自愿认同、服从与支持的内在机制时，学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就是政治体系成员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与忠诚，是长时间对政治体系认同、信任和依恋累积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更多强调政治体系属民的主观情感。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合法性不仅仅要强调政治体系的主观情感，还注重政治体系的自身价值。让-马克·夸克指出：“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和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条件主要与认同、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3〕也就是说，政治体系成员具有积极而又独立的判断能力，合法性被认为是合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认可。笔者认为，社会成员自愿服从的本质是价值问题，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社会价值存在的稳定性和客观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价值生成中的主观理性因素，惟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地认识合法性的本质。

（二）执政党合法性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阶级的代表人物，出于共同的目的，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期为取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国家政治生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4〕执政党则是指通过竞选或其他方式取得政权的政党。在中国执政党又有其独特的内涵。首先不仅表现为掌握国家最高行政大权，而且表现为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领导；其次表现为不仅对中央一级权力机关实施领导，而且对地方国家机关也发挥领导作用；最后表现为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组织指挥和引导的责任。〔5〕因此所谓执政党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承认该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是正当的，从而拥护、支持该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属性。一般说来合法性资源存在于三个层次：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6〕因而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分析。

二、执政党合法性基础

政党是一种介于公民个人、一般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政治实体。它是连接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是平衡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安全阀，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大关键因素。笔者下面将从政绩、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制度化水平三个方面来分析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途径。

（一）政绩与执政党合法性

利普塞特在考察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时候注意到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他论述到：“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能满足支付基本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7〕王邦佐先生也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任何政党汲取执政合法性的最有效的手段。〔8〕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其执政的有效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也是一个利益多元和利益分化的社会，“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9〕。利益是人们追逐的最大动机，谁能最大程度的给自己带来利益，谁将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只有经济快速发展，才有机会维系制度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支持，至少可以对活跃的反对力量予以中和，所以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以其执政的有效性來支撑其合法性。我们再以英国工党为例，布莱尔代表的工党在执政期间，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取得了发展，经济建设的成就为其执政赢得了合法性。因此工党决定在其高峰期提前进行大选，最后工党获得了连选连任。反之，如果经济建设成绩不佳，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很难得到巩固。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10〕国民党执政失败就是很好的例子。概言之，执政党赢得执政合法性的一大基石就是提高执政的有效性。

（二）意识形态与执政党合法性

政党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11〕波朗查斯也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他认为在分析一个国家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12〕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意识形态认同也是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一大来源。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也是一个分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执政党要赢得人们的认同，赢得人们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她利用学校教育、报刊、电视等手段来宣传党的政策。在中国，短短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就成为了主流政治文化而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建设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意识形态出现淡化的趋向，许多人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经失效。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并未失效。目前不仅有些普通百姓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就连少数共产党员干部中也出现了信仰危机。所以在目前阶段，不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失效了，而是它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党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公民的信仰、世界观和道德观，从而统一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内。

（三）制度化水平与执政党合法性

执政党的合法性与其制度化是密切相关的，制度化是政党在现代社会合法化的生命线。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的规则和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一方面，政党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制度角色，通过法律最好是宪法的形式来固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政党也要谋求党内的制度化，建立固定的运行机制。现代社会是利益分化与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个体利益意识觉醒和高涨，由此导致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空前高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一方面为执政党的统治赢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如果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过度高涨又将危及政治制度的稳定，因此政党应寻求制度化的支持来平衡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冷漠，为其执政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同时只有制度化，政党才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政策的随意性和变动性，从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达到赢得执政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的目的。宪法的认定是执政党获取合法性的最大资本，所以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赢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快制度化的步伐。我们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分析。首先，以宪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制度化的步伐，改变了执政方式。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为其执政赢得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遵循已建立的规则是政党合法化的关键。〔13〕

综上所述，执政党的合法性有三大来源：意识形态的认同、政绩的功效以及制度化水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执政党要想使自己合法化，单靠其中一点是难于奏效的，应把三者结合起来。现代社会是利益高度膨胀的社会，人们的利益要求往往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变得难于容忍。许多政府即使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中忽视了其他合法性资源的汲取，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

三、中共执政党合法性的维护与创建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转型期。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复杂性给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汲取这些合法性资源，从而使其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得到维护与创建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中国共产党应在保持政绩的同时树立廉洁负责的政党形象

一般来说，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期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14〕一个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政党很难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同样，丧失廉洁、公众形象的政党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为了提高效率，保持“政绩上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迅速有力的采取行动，协调社会利益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减少腐败，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从而在民众心中加强权威感，巩固其合法性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应创立和发展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15〕，因此执政党应担负起政治社会化的重任，创建一种具有较强灵活性和容忍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为了增强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该反映人类进步的方向，应该符合政治文明的理念。因此中国共产党应以公民作为合法性创建的逻辑起点，在尊重当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具有灵活性的意识形态。

（三）中国共产党应注重自身制度化建设，开发合法性的体制性资源

随着习俗、宗教、领袖魅力等传统合法性资源的衰落，制度化成为现代合法性的主要基础。“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所以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16〕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不断提升自身制度化水平，按照与法律一致性所构建的规则，建立一套民主的，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原则，从而获得程序和体制上的合法性。

〔参 考 文 献〕

〔1〕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08.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0.

〔3〕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中译本序：01.

〔4〕林勋健.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01.

〔5〕梁琴，钟镇涛.中外政治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5.

〔6〕〔8〕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2；276.

〔7〕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57.

〔9〕山口定.政治体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216.

〔10〕塞谬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59.

〔11〕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4-235.

〔12〕波朗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M〕.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46.

〔13〕Muthiah Alagappa.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Quest for Moral Authority〔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30.

〔14〕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6.

〔15〕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58.

〔16〕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72.

〔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