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了绘画并从事了艺术事业之后，到不惑之年还是对“艺术”本体认识有些“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我在科技口工作了18年，中间又经历了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可能、没有条件也没有动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此外，也被当时左的文艺思想束缚，在1980年代之前缺少自己的思考空间，即使想到了一些问题，既不能交流也难能深入思考下去。中年之后恰逢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个人思考打开了一扇门，我又回到美术界工作，才有可能去弄明白艺术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从创作层面去认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土地的关系等。

当然，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依托，要深度地接触人，密切地接触土地，深入地解读文化历史。知天命之后，我也有了条件来加速思考进程，如在知谙土地方面，1991年我回到山东招远老家，上了望儿山，1993年我再次到京郊平谷大华山，去了后北宫。望儿山积淀着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大华山、后北宫浸润着我青年时代的经历，与我的生命历程都有着密切关联。从此每年上一次望儿山和到大华山走走，每一次的造访和亲近，思考就在对接中深入一步，并有所收获。

能到平谷的大华山，全得益于我的老朋友景广和他的家人。所以，要说说我和景广一家的故事。

一

我是在五十七年前认识景广的。

1959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那年秋后，北京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令高校都要参与，于是12月到1960年2月，取消寒假，艺师全体师生到平谷县的大华山等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参加运动，度过了难忘的农村政治运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