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悦浦

1979年11月20日全国科普美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后，中国科协和中国美协决定，1980年元旦后再举办一次在京科学家与美术家新春联谊会。当时，我已经从科普美展办公室回到了本单位接手新的展览工作了，中国科协领导又急召回去，参与联谊会的筹备工作。我到了之后，立即给了我一份中国科协开具的有茅以升（1896—1989）、钱伟长（1912—2010）、林巧稚（1901—1983）等50位科学家的名单和一份中国美协提供的有江丰（1910—1982）、吴作人（1908—1997）、华君武（1915—2010）等50位美术家的名单，命我尽快亲自到这些人家里一一拜会，送上请柬，落实出席情况。那时，这些人家中有电话的极少，只得登门拜访，用了整整两周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如此密集地接触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了我一次难得的近距离学习机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联谊会于1980年元月5日在政协礼堂如期召开。开会的时候，我坐在角落里作记录，看到两个协会的专业摄影人员在为科学家和美术家们拍照，暗想，我若有台照相机该多好，就能记录下当时和这些人在家中见面的情景，更富有生活情趣。

自从参加了工作，我就开始与科技界的一些名人接触，中年之后又与美术界各种各样的名人打交道，能够“接触”，并不是我自身因素所致，而是工作平台决定的，工作结束了，我也就失去接触机会了。因此也形成了淡定的视野，在我眼里，名人与平常人都是社会的人，是平等的。何况，什么是“名人”有我自己的定位，我看重学术成就，不在意社会光环。

在1980年代以前是使用胶片的时代，照相机也不普及，摄影视为“技术”，大的单位都配备专业人员、器材、暗室等，以满足工作需要。由于成本高，对老百姓来说则属于高消费，因此，生活中我自己家的“留影”都不多，和名人合影的事情更少了。1990年代之后，人人都有了各类摄影器材，各种名人（特别是文艺圈）也突然多了起来，照相成了“技能”，成了玩的事情。现在打开一个画家的个人画册，都会印有与各种“名人”的合影，大都是近20多年拥有的。其实，名人为社会所知，自有仰慕者，而与名人合影不过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具备学术意义。

新时期到中国美协工作之后，我经常见到人们与名画家合影的场面，也萌生过和心仪之人留影的欲念。但协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作人员（领导人除外）不许向画家索要作品，不能随意拜会和打搅画家们的生活和创作。我胆小，怕犯错误，就不想这事了，所以我至今手中没有几张单独和名人合影的照片。

不过有三个人，即使处分了我，也得留个影，一位是我仰慕的理论家王朝闻（1909—2004），一位是我崇敬的油画家罗工柳（1916—2004），一位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华君武。

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我和罗工柳先生合了影。

1987年在桂林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中，我和王朝闻先生合了影。

这两位学人和蔼可亲，从容地满足了我的愿望。

要和“君武同志”（当时在我们单位须如此称呼）合影，我有点“肝儿颤”，除了协会有上面说的潜规则，在机关里君武同志是个严厉的“家长”，不管是谁做错了什么，批评起来从不留情面。果然，我提出后，他就训斥道：“我又不是电影明星，天天和你在一起上班，照什么相！”

我不管！誓死也要和他照一张。

谢天谢地！后来还是与君武同志合影了，而且不止一次。

1988年秋天，终于让我等来了第一个难得的机会，距我有这个念头足足八年了。这年11月7日至14日第五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君武是美术家代表团（中直单位为主）团长，我是这个团的秘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大会结束后，各省市区的美术家代表见到华君武都很高兴，纷纷过来问候，有的就请求與他合影，那天华君武情绪很好，热情潇洒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由于工作需要我会随时跟在他身边，看到别人照时，我趁机提出要和他合影，华君武瞪了我一眼，但不好当众拒绝，我一看有戏，就赶紧抢着照了一张。虽然在陪他回会议住地的路上被他责备了几句，毕竟了却心愿，毫不在意，别提多兴奋了。

会后，等到我拿到照片一看，高兴不起来了。原来是张非常模糊的照片。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从17岁认识华君武有32年了，到他身边工作也8年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盼望着的照片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只好等机会再照吧。

1989年我奉命为第七届全国美展集资，一家赞助商提出要见吴作人、华君武等，于是我就带着他们去拜会，畅谈后就一起合影留念。到华君武家时，他们都照完了，我又向君武同志提出能不能单独照一张，他说，不是照过了吗？我说，上次那张是模糊的。这次华君武态度很好，高兴地与我合影了。这让我喜出望外，落空的愿望终于又实现了。

待拿到照片一看，又是一帧模糊的照片。

（见所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