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爱军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

齐爱军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尼克·库尔德利明确提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转向问题并发展了一套中观的“实践范式”理论。这套理论接续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实践观，并代表了传播学的未来走向。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实践范式

自从库恩1962年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它已成为学者们讨论有关学科、科学和知识增长的重要工具。范式表明了理论的视角和视域，决定了解释的方式和限度。科学的进步则是通过范式的更替(“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来完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媒介研究(media research)或称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领域，不断尝试用各种“范式”的命名来梳理传播理论资源，同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关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人们用于各类范式划分的标准不尽相同，术语使用也存在差异。关于这方面的梳理，见陆新蕾：《略论传播学研究中关于“范式”的两种概念》，《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Jensen 和Neuman指出，传播学领域的“范式”一方面表明了研究领域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指向着研究对象的转型。*Jensen，K. Bruhn& Neuman,W. Russell.(2013). Evolving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7(2013),Feature 230-238.

近些年，在欧美媒介研究领域，一种“实践范式”的转向都正在被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和建构。这种“实践范式”试图超越媒介研究内部繁杂的传播范式之间的内部不协调而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同时，其目的也不是要抛弃先前媒介研究的兴趣点而是要置换和扩展研究的焦点。其领军人物就是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

尼克·库尔德利是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的教授，他在2004年发表的《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se》一文中，明确提出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范式，即“实践范式”。他指出，所谓“实践范式”，就是把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成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该理论范式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范式而不是以前的媒介研究，它的提出有助于超越以往关于媒介效果、政治经济因素和受众分析中的旧有争论，同时也能超越过去只狭隘地集中于受众实践行为研究的误区，并使得社会科学中关于媒介的广泛争论变得清晰，最终能勾勒出媒介饱和文化的复杂性图景。*Nick Couldry(2004).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Social Semiotics, volume 14(2):115-132.

一、超越：原媒介研究内部各种传播范式的不协调

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媒介研究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间歇发展、松散片断的历史(episodic history)，也就是说，与不同学科的交叉产生出的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传统，致力于解决不同的理论问题：首先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莫顿、拉扎斯菲尔德、卡茨)，它深植于实验社会科学的传统，但却从关于大众媒介的智识争论中获取线索汲取灵感，研究目标是民主和社会秩序；其次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本杰明、阿多诺)，它深植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但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反过来又衍生出政治经济分析的传统；再次是符号分析，它的产生语境是欧洲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且把二战后文学理论中最激进的革新理论应用于媒介文本分析中；然后是批评研究特别是关于媒介受众的批评研究(霍尔、莫利)，它出现于英国，与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但却在1990年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更宽阔的经验主义传统；最后是最近出现的人类学对媒介的研究趋向，它是象征人类学的后现代版本(金斯伯格)。这些不同的传统在它们各自的原初理论焦点上是颇有分歧的：大众传播研究的问题焦点是大规模的社会效果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问题焦点是商业化过程；符号分析的问题焦点是文本的多义性；批评研究的问题焦点是表征的过程；象征人类学的问题焦点是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广泛实践。

尼克·库尔德利指出，在上述前后相继发展形成的五个传统中，尽管他们各自关注的焦点问题不一样，理论来源和理论工具不一样，但在背后，依然存在两个基础性的分析轴心点，一是媒介文本分析(media texts)，一是媒介制度分析(media institution)。以媒介文本作为分析轴点时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是如何证明“媒介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媒介文本和媒介效果之间令人信服的因果链条的存在。无论是媒介文本的传播理论或媒介消费模式理论，还是受众行为的分析理论，只要是从媒介文本出发，都难以避免这个难题。即使是涵化理论，尽管它在证明重度电视行为和观看者认知与道德行为改变之间的因果链条方面更为清晰，但也很难在统计学意义的层次上建立起自己的科学性。媒介制度分析包含媒介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产业研究。但显然，这种对媒介工业和市场结构的分析如果限定在媒介和文化领域内进行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政策的讨论和理解更广泛的经济现象，同时对理解制约媒介和文化部门生产规模和产量的压力问题也会很有帮助。但是，它的困难在于并不能回答媒介产品是如何被普遍性地植入社会生活中去的这个问题。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视角看，也难于从经济因素决定媒介生产的性质的论断推导出(经济决定的)媒介生产性质决定媒介文本的社会后果这样的结论。

所以，尼克·库尔德利建议，我们的媒介研究在理论范式上必须另寻他路，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用媒介做些什么(What people do with media)？换句话说，新的研究范式不是把媒介文本或媒介制度作为研究的起始点，而是把以媒介为面向的一切松散的、开放的实践行为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将媒介视为实践”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的本能”*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二、背景：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及其对媒介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这个“实践转向”“所指的是当代思想中的一种一般趋势，它指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和运转”*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赛蒂娜、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如何理解这种转向呢？首先，这种实践转向有其悠久的哲学根基，从传统哲学里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到现代哲学里的马克思、葛兰西、萨特、维特根斯坦等，形成了关于实践的丰富理论；其次，在西方社会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理论派别：一是强调结构的各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一是强调个体行动的各种解释学传统。为了克服存在于结构和行动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实践转向自然发生了，吉登斯和布迪厄为代表者。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包含了无数的具体实践，它们由结构组织起来，并且体现为模式化的关系网络。“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页。布迪厄则是围绕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展开自己的社会实践观。他用自己极富有创造性的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回答上述问题，而实践正是构成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心态结构的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建和更新的动力源泉；*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最后，“实践转向并不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实践理论家不仅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旨趣和目标，甚至对实践概念本身也远未达成共识”*孟强：《当代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起源、问题与出路》，《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但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一些共识性的理解基础还是有的——“实践解释与如下信念相联系，即知识、意义、人类活动、科学、权力、语言、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这些现象发生在实践领域内，并且是实践领域的组成部分。实践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人类实践的总联结”*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赛蒂娜、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当代理论的这种实践论转向对媒介研究提供了什么样的理论启发呢？在尼克·库尔德利看来，它启发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媒介取向的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回答相应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实践理论的目标是抛弃旧的作为内在“理念”(ideas)或“意义”(meaning)的“文化”概念，而转换为对两个可观察的过程的文化分析：一个是实践，特别指向“惯常的活动”(具有无意识的、自动的、不假思索的特征)；另一个是话语，其含义是“意义的系统”*Swidler,A.(2001).What anchors culture practices.In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edited by T.Schatzki,K.Knorr,and E.von Savigny.London:Routledge.pp.83-101.。社会实践理论的这种转向影响到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发生转向：人们与媒介发生关联时做什么类型的事情？说什么类型的话语？

其次，实践理论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开放地研究“什么是实践”这个问题，当然这取决于人们对什么样的活动能构成明确的实践这个问题的理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活动联系于实践，但并不仅仅通过清晰的理解或认知，同时也被一般规则所掌控或由确立的目标、方案或信仰等认知参照点所共享)。*Schatzki,T.(1999).Social practice:A Wittgenst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9.落实到媒介研究中，很显然，当代社会存在大量的媒介取向的实践行为，但如何把这些实践行为划分成某些特定的实践类型，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协调的，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把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还是能帮助我们脱离一般的媒介研究假设(认为受众所做的就是一套明确的实践行为)，确立起“实践范式”自己的理论使命——要建立新的原则，并凭依该原则，把以媒介为取向的实践类型厘定出来。

最后，实践是自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实践的空间是混乱的。实践理论的一个很基础性的问题就是要解答“一些实践是如何固定、控制或组织其他实践的”这个问题。这就要求辨识出一系列实践的结构和实践的层级。*Swidler,A.(2001).What anchors culture practices.In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edited by T.Schatzki,K.Knorr,and E.von Savigny.London:Routledge.pp.83-101.如果我们把媒介理论转化为“实践范式”，问题就变成：这些固定功能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哪里起作用？为谁起作用？有什么后果？

三、建构：媒介研究“实践范式”的关键问题

“实践范式”的媒介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尼克·库尔德利指出，简单来说就是两个：一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各种各样的实践类型的研究(在该领域已在媒介研究中有大量探求，但依然还有大量领域处于少人知道的状态)；二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实践固定其他实践的机制研究(一些实践如何固定其他实践，产生了实践的层级体系并且促成其他实践在其中发生并获得意义的结构的形成)。

对于第一个问题，尼克·库尔德利特别强调“开放性”问题：“实践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就人们的行为与媒介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他举实况转播足球赛的例子，在“实践范式”的视野下，要区分在家庭观看的场景和在公共空间里观看的场景的不同，在同一个场景中，还要区分各种不同的与媒介发生关联的参与者不同的行为目的，要看到人们参与球赛的实践类型众多(从球迷到家人互动，再到社区中心或酒吧的群体团结，直到仅仅是变换一下所做的事情等)。要重视这种媒介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真区分针对不同媒介的行为、用媒介的行为和以媒介为前提的行为，才能真正把握到人们用媒介做什么。“实践路径使我们追寻和媒介相关的做法，但不和任何一套具体的文本相关。”*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所以，以相对稳定的媒介行为习惯为标尺区分媒介实践类型并为这个实践领域画像，是“实践范式”视野下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一点在数字融合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尼克·库尔德利尝试对数字媒介实践的行为习惯进行了分析，如“搜索与搜索能力的养成”“展示与被显示”“在场”“归档”以及复合型媒介习惯“跟上新闻”“评头论足”“开放一切渠道”“筛选”等，认为这些行为习惯显示出“实践的深层动态关系开始浮现出来：随时保持‘接触’的需要，获取信息的需要，接触他人的需要，维持在公共领域里‘在场’的需要，以及挑选和屏蔽的需要，结果就产生对他人的选择性注意和不注意。如此互相依赖的行为网络是最好的路径之一，我们借此把握媒介里的变革和围绕媒介的变革，因为这样的行为网络依靠业已达成的协调；……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方面，大范围的参照点和社会空间规范‘尚未形成清晰的模式’”*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对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是媒介与社会秩序的问题，是媒介实践如何嵌入到广阔的权力关系的问题。尼克·库尔德利强调：“实践路径还把实践与权力系统的联系纳入视野。”*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关键是理解权力嵌入社会的多种方式，以及它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实施和配置。”*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对此问题，尼克·库尔德利讨论了“媒介化”、“场域”和“媒介仪式”等概念，试图用三个概念搭建起一个解释图式。

在关于“媒介化”的各种辩论中，尼克·库尔德利认同把“媒介化”视为一个“元过程”(meta-process)的观点,即把“媒介化”看成是一种结构变化，与全球化与个人化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媒介化”是一个大屋顶概念，不能和在具体层次上起作用的任何单一的媒介逻辑划等号。*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这一点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表述得更清晰：“媒介化涉及媒介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长期结构转型。它与‘中介化’(mediation)这个概念不同，后者指的是交往活动中具体的传播实践所涉及的媒介使用。而‘媒介化’则关注个体与组织在内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变动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媒介化包含了社会角色之间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新模式的制度化，这其中包含了媒介化传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新模式的制度化。”*施蒂格·夏瓦：《媒介化：社会变迁中媒介的角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另外，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媒介化”与“场域论”完全可以兼容，因为场域关注的是具体场域里的逻辑或运行机制。而“媒介仪式”概念偏向指媒介的实际操作活动形式，这种活动形式的特征是运用与媒介相关的主要分类和划界手段来组织，而且这些活动的开展能够强化、合法化“媒介是人们通向社会中心的连接点”这样的想法。以上三个概念互相配合，揭示了“媒介中心神话”的运行机制。

四、评价：中观的“实践范式”转向理论的开创者

在我国国内，对尼克·库尔德利的研究，目前还更多地停留在对他的媒介仪式观的关注上，停留在从文化认同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关照的角度*石义斌、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关照与诠释》，《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去解读他的思想和贡献，几乎没有文章从“实践范式”转向的角度去评价他、认识他。实际上，“实践范式”正是尼克·库尔德利媒介仪式观的方法论基础。而且，这一转向是对凯瑞把传播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的接续和发展。换句话说，凯瑞从宏观层面上不自觉地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尼克·库尔德利则是从中观的层面上明确自觉地提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转向问题，并发展了一套中观的概念做分析工具，把研究的领域和边界初步清晰化了。

我们一般把凯瑞认定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模糊的称谓很难确认凯瑞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具体位置。凯瑞在讨论传递观和仪式观这两种不同的传播观时，曾指出：“这两种对立的传播观并不需要彼此否定，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改变过程，它只是主张除非人们从本质上对传播与社会秩序采用仪式性的观点，否则他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过程。……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这句话用于我们反思凯瑞的传播观也同样适用，即凯瑞所定义的“传播”的关键核心词到底是“文化”还是“实践”的问题。

无疑，凯瑞自己也把自己的研究命名为文化研究。之所以命名为文化研究，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吸取了威廉姆斯-霍尔观点中的独特之处，即对“文化”的解放性定义——“文化”一词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其中心议题是“意义”。*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二是在凯瑞那里，“文化”更多的是从阐释的、批判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来说的，是韦伯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提法中的“文化科学”的含义。*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所以，凯瑞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试图预测人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把传播学的目标设定为文化学较为合适，且更具人性。*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也正是从“人性”的角度上，凯瑞主张应从本质上对传播与社会秩序采用仪式性的观点。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凯瑞保持一种战斗的姿态，与美国传播学研究中的“行政研究”和“效果研究”做切割时，更多使用“文化”的阐述，意义、符号、共享、文化是组织这一思想的关键词——“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但他在《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一章中，提出了对传播概念做重新阐述的问题。他更明晰地使用行为、实践、交往、互动、社会关系、建构等关键词来组织自己的对传播的本质认知，指出：“让我重复一遍对传播概念做重新阐述时所应遵循的方向。首先，我们必须放弃语言是某种指涉、联系、表征或语言的功能主要是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断言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必须代之以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塑形或建构。”*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所以，“传播是社会实践的整体，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传播一下子成了一种人类行为(包括活动、过程、实践)结构，成了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了的与正在建构的整套社会关系。”*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页。显然，在这里，实践是传播的本质，而“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human action)——看作是一种文本(text)，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reading)”*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或者我们换种表述法：“实践”是传播研究的起点和立足点，而“文化”是研究人类传播实践行为的方法和目标。

回到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这个概念，国内对此常常有一个误读，即把它简化为“媒介仪式”。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凯瑞的仪式观只是一个比喻，强调的是用人类学的阐释方法对人类传播实践行为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并最终实现传播研究的“人性”目标。它绝不是简单的“媒介仪式”一词能涵盖的。而且，凯瑞的传播观强调把整个人类行为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使他区别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即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本研究；他又偏重传播实践中意义世界的建构而不是用心灵主义的“文化”观(如内在的“理念”或“意义”)，这又使他区别于广义的文化研究者。

应该说，凯瑞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建立了对“传播”概念的“实践”角度的再定义，但凯瑞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他来到了“实践范式”转向的路口。他更多的还是在强调“文化研究方法”问题，提出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我认为眼下只有极富冒险精神、不知足的天性、不懈的勇气才能离开舒适而无趣的效果研究之村落，追求未知而令人惊叹的文化研究之原野，在这片原野上，我和他人都未能提供一张标出疆域的更完善的地图，弥补这一缺憾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我目前能做的是鼓励人们在另外的概念话语和文献中转一转，为这片无名之地标出疆域。”*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相较于凯瑞，我们看到，尼克·库尔德利有非常明确的“实践”观，指出将媒介视为实践有四大好处：一是实践与规律性相关，也就是和行为的规律性相关。所以媒介研究应关心与媒介相关的行为的规律，以及语境和资源的规律；二是实践是社会性的。所以媒介研究关心媒介行为习惯问题；三是实践与人的需求有关。所以媒介研究应探索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如何由基本需求形塑的问题；四是实践和行为的联系为我们以规范的方式思考媒介提供了独特和重要的基础。所以媒介研究应追问人类如何靠媒介生活的问题。*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

基于这种明确的“媒介实践”观，尼克·库尔德利另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把传播研究转化为媒介研究，并重新界定媒介，既不像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那么地宽泛，也不像传统媒体的意义那么狭窄，而是把媒介定位为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媒介是生产、传播和接收内容的“制度化”的形式和平台。*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1页。这一独特的媒介定义方式是融合了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成果之后的结果。它摆脱了单纯的技术路径，强调了制度化的行为特征、空间特征、仪式特征和技术特征；它与媒介实践类型相关，也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这一定义是使得“实践范式”从凯瑞的宏观思想层面落到库尔德利中观思想层面的关键一步。

尼克·库尔德利指出，“我们需要一整套中观的概念，才能把握媒介嵌入深层社会空间所产生的秩序和无序的理论问题”*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也正是因为有了上面的媒介定义，库尔德利致力于发展一套具有中观意义的概念分析工具：媒介化、媒介仪式和场域，这些概念互相支撑，用来分析媒介嵌入深层社会秩序的机制。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凯瑞到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最终得以完成。这种“实践范式”，超越并整合了媒介的“仪式观”和“传递观”，也实现了从宏观理念层面到中观分析操作层面的落地。当然，“实践范式”的发展和完善之路还远未完成。但是，作为一种非常具有成长潜力的研究范式，一些关于新媒体的研究正越来越青睐这样一种传播实践观和传播社会学的分析路径，并将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反哺、丰富和发展这一范式。在中国，传播学的这种“实践范式”转型也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研究的滋养下，在“传播哲学”的旗帜下，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只是距离出现凯瑞、库尔德利这样的创造性成果还有待学术的积累过程。

(责任编辑：张婧)

2016-09-20

齐爱军，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理论和媒介文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1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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