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书琴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13)

1925年三大农运与作家赖和的诞生

柳书琴

(台湾清华大学 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13)

1925年三大农民运动(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拂下地争议)先后爆发，此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摇篮期”进入“成熟期”、“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推出代表性作品的时期。农运的震撼弹终结了彷徨的“摇篮期”，使文学运动与农民困境接轨，在“新形式”的确认后有了“新内容”的确认。三大农运对赖和的影响，意味着新文学“台湾性”的诞生。三大农运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迄今未获重视，本文尝试突破这种盲点，为新文学运动从发韧到成熟的现象增加农民运动层次的分析。笔者主张，1925年台湾农运的爆发和新文学成熟作品的涌现为关联性现象。本文将以赖和为指标，从本土社会争议与新文学形式变革相互联系的角度，重新厘清台湾新文学作为符应本土需求的一种新文化载体、社会运动而崛起的背景、动力与意义。

赖和；《一杆“秤仔”》；农民运动；台湾新文学；《台湾民报》

一、前言

荷据时期经由汉人移民引入台湾的集约农业，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开始了第一波现代化。日据时期台湾农民人口约占五成，其中60%为耕地面积不足一甲的小农，这个时期台湾农民的耕作形态除了受天候与生态环境影响之外，更受到总督府土地政策、米糖经济体制、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现代耕作技术等人为因素制约。从1910年土地调查、山林原野调查完成至1930年嘉南大圳竣工期间，是中南部地区农业转型、租佃关系变化最明显的时期。大正时期零星农业抗争累积，1925年三大农民运动(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拂下地争议)先后爆发，直到1931年为止农民运动在全岛风起云涌，可视为农业转型引发的社会动荡。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摇篮期”进入“成熟期”、“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推出代表性作品的时期。农运的震撼弹终结了彷徨的“摇篮期”，使文学运动与农民困境接轨，在“新形式”的确认后有了“新内容”的确认。三大农运对赖和的影响，意即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新文学之父”代表作的推出，意味着新文学“台湾性”的诞生。换言之，农运使新文学真正成为台湾之物。

三大农运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迄今未获重视，本文尝试突破这种盲点，为新文学运动从发韧到成熟的现象增加农民运动层次的分析。回顾既有文学史研究，采取外缘分析的台湾民族运动引发论和采取内缘分析的中/日/台文体交混论交互证明，已建构一套台湾新文学发生论。*外缘分析如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春晖出版社2010年版；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湾允晨文化1993年版；《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湾允晨文化1996年版；陈芳明：《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台湾新文学史》，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内缘分析如朱惠足：《越界书写：一九二○年代台湾现代小说的诞生》，《“现代”的移植与翻译：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后殖民思考》，台湾麦田出版社2009版；崔末顺：《海岛与半岛：日据台韩文学比较》，台湾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不过，最初的新文学载体写什么？如何再现本土议题，树立思想的先锋性？“台湾”此地内容与“新文学”彼来形式如何结合，生成地方特性？向来被视为人道主义者及素朴左翼作家的赖和，其左翼的内涵又为何？这些细部问题则待讨论。

笔者主张， 1925年台湾农运的爆发和新文学成熟作品的涌现为关联性现象。三大农运中的强大民众诉求(农民的痛苦、农民的希望、农民的死活问题)，以及受震惊的新知识阶层自我教育和群众教育的需求，刺激新文学将形式革命推向内容革命。所有的左翼思想都有其地方渊源，本文将以赖和为指标重新追溯历来台湾文学史忽略的农民抗争影响，从本土社会争议与新文学形式变革相互联系的角度，厘清台湾新文学作为符应本土需求的一种新文化载体、社会运动而崛起的背景、动力与意义。

二、1925年11月7日斗六庄的一场农村演讲

赖和生平唯一的自传体小说《阿四》未发表，却蕴含了他蜕变为一位新文学作家的线索。本节拟以这篇残稿追溯赖和1925年11月7日在斗六庄(今台湾云林县斗六乡)的一场演讲，分析这场演讲如何成为赖和思想与文学的转折点。

《阿四》以第三人称叙事，描写医学校毕业的主人公走向社会抗争的过程，带有启蒙小说的色彩。“阿四”到医院任职因本岛人(台湾人)身份遭差别待遇，回乡开业后受留日学生运动影响参与文化协会，投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3年12月16日因运动遭拘留，在官方弹压将强化的时刻，辞去一切公职，决心与压迫对抗。一日他到竹林事件爆发地演讲，受到农民簇拥，被农民的期待深深震撼……小说透过社会事件铺述主人公思想变化，反映赖和从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开业、加入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文协)、投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治警事件遭拘留、而后逐渐左倾等经历。小说在临近主人公政治意识觉醒的一刻戛然而止，叙事停止之处正是“竹林事件”。

赖和在《阿四》中弃用“治警事件”一词，改以被文协人士称为“民众纪念日”的“1923年12月16日”，铭记这个让他对不义法律与殖民暴力质疑的事件。小说随后跳过1924年到1925年间他从事的多场文化演讲，直接特写前往竹林事件爆发地演讲一事。在群情沸腾的抗争地，赖和没有用任何人物交代事件原委或看法，只将演讲者阿四的视角聚焦在一群农民身上：

一日应N地同志的邀请，到那边去讲演，当时恰值竹林事件发生的起头，几万人的关系者，生路将被断绝，正在走头无路，叫天不应，忧伤、恐惧、怨愤，交并一心，苦于无法自救，但是，他们尚有一线的希望，维系于文化会。*参见赖和：《阿四》，载《赖和全集一：小说卷》，台湾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本文所有引文用字一律保留原始文献用法。

“N地”的演讲，翻查《台湾民报》可知为1925年11月7日台南州斗六郡斗六庄举办的演讲，赖和与稻垣藤兵卫、庄遂性、蔡先于等人担任讲师。没有留下内容记录的这场演讲，是1925年11月间文协从南部到东部主办的9场演讲之一*参见《文讲日记》，《台湾民报》第82号，1925年12月6日，第14页。，也是文协为庆祝斗六支社开张而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

在这场演讲中赖和看见了什么？透过阿四的眼睛，他传达了当晚混乱的局面与自身激动的心情。农民对文协殷殷期盼，“他们晓得文化会是要替大众谋幸福，所以抱着绝大的期待”，因此不少住在内山奥地的农民“也不怕几十里路的跋涉”，特别赶来，挤拥在讲者面前，瞻仰“他们想象中的救世主的丰采”。赖和听见了什么？“他们一人一嘴，诉不尽他们所受的痛苦，在他们意识里以为一定能替他们分忧，各个人怕得不到诉苦的机会似的，争先开嘴陈诉。”*参见赖和：《阿四》，载《赖和全集一：小说卷》，台湾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目睹这样的场面，赖和的感受又是什么？起初他渴望“能为他们尽一点力，使生活不受威胁，得有一点保障”；既而他发现进行思想引导并不恰当，可能让农民期望过高、惹祸上身；最后他发现自己无法给予实质帮助，只能给予“活下去”的希望：

阿四看这种状况，心里真不能自安，他想大众这样崇仰着、信赖着、期待着，要是不能使他们实际上得点幸福，只使晓得痛苦的由来，增长不平的愤恨，而又不给予他们解决的方法，准会使他们失望，结果只有加添他们的悲哀，这不是转成罪过？所以他这晚立在讲台上，静肃的会场，只看见万头仰向，个个的眼里皆射出热烈希望的视线，集注在他的脸上，使他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同情，想尽他舌的能力，讲些他们所要听的话，使各个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着未来的希望，抱着欢喜的心情，给他们做归遗家人的赠品。*参见赖和：《阿四》，载《赖和全集一：小说卷》，台湾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一方面，小说有着类似鲁迅《吶喊·自序》中“铁屋子理论”的自省；另一方面，赖和将这场演讲与其觉醒、请愿、抗争、左倾等量齐观，视为一个促使自己思想启蒙的“关键事件”。

那么，从加入文协到治警事件受害，这3年2个月的经历对赖和有什么意义呢？赖和于1921年10月加入文协并当选理事，之后在蒋渭水说服下连年担任理事兼彰化支部负责人。1923年治警事件发生前他在彰化街已有相当影响力，该年秋天拥有千余名校友的彰化第一公学校筹组同窗会，欲在台北、东京成立支部扩展活动之际，赖和还被认为是会长可能人选而受到报纸关注。*参见《组织同窗会》，《台南新报》(台南)，1923年8月2日，第5版。

1923年12月16日，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首次依“治安警察法”在全台取缔“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及第三回请愿运动相关者。*参见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增补版)》，日本东京研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4页。治警事件后文协人士被民众视为抗日志士，彰化成为思想激进之地，警务单位严密监控，报纸媒体也加以注目。*《台南新报》便曾刊出“台中州上彰化街之一部住民，最近思想非常变化”之记事，参见《思想变化》，《台南新报》(台南)，1924年3月16日，第9版。多位学者曾指出，经历治警事件赖和的民权思想不断强化，其创作形式也出现蜕变。*参见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第166页；林瑞明：《赖和汉诗初探》，载林瑞明编：《赖和全集六：评论卷》，台湾前卫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施懿琳：《赖和汉诗的新思想及其写作特色》，载《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1999年2期，第151-152页；以及陈建忠选注：《赖和集》，台湾文学馆2012年版，第21-25、214页。笔者则发现，治警事件只是一个起点，此后赖和对新文学从“为何提倡新文学”的理论层次发展到“用新文学写什么”的实践层次。他被后世尊称为“新文学之父”的思想与艺术内涵诞生于1925年，而这个变化恰恰可以从竹林事件抗争地这场演讲中看出端倪。

回到11月7日斗六庄的这场演讲。赖和是“文化演讲”常客，从文协创立到斗六演讲为止4年期间，曾担任6次讲师，吸引数千名听众，此外也曾在文协活动中义诊，为何这次演讲中的群众接触给他特别强烈的刺激呢？

斗六演讲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第一，7日这场演讲不同于6日晚上文协惯行的“文化演讲”，特别标榜为“农村演讲”。文协创立后，以“文化演讲”之名在各县市举办演讲，宣扬新思想启发民智，风靡各地，早已形成口碑。1925年后文协受到李应章、詹奕候、蔡渊腾等二林人士于4月首创*参见《农村讲演》，《台湾民报》第55号，1925年5月21日，第5页。内容记载4月24日晚间，李应章等人于二林路上厝谢氏家庙进行农村讲演会，听者300余名。、至10月蔚为风行且动辄四五百人之“农村演讲”的刺激*参见《二林农村讲演团出演》，《台湾民报》第78号，1925年11月8日，第8页。，也于6月22日开始尝试使用“农村文化演讲会”一词。不过，第一次撤去“文化”二字，明确揭举“农村演讲会”之名，却是从斗六支社开张庆祝活动次日，亦即赖和当讲师的这一晚开始的。

第二，“农村演讲会”当天与赖和一起登场的讲师中，有位热烈支持竹林运动、实际投入现场并领导抗议的人物──稻垣藤兵卫。*参见刘峰松：《“人类的使徒”稻垣藤兵卫：兼述松丘伤感有趣的自白》，《台湾文学评论》2009年9卷2期，第53-70页；宫本义信：《“同志社人”稲垣藤兵卫の基督教社会事业をどうとらえるか：日本统治时期台湾の稲江义塾を中心に》，载《同志社女子大学総合文化研究所纪要》27期(京都：同志社女子大学总合文化研究所，2010)，第101-124页。竹林事件中有两位同情竹农并积极给予援助的日本人，除了《台南新报》记者泉风浪(1893—?)之外，就是这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两人在竹林事件发生地与农民携手。*参见泉风浪：《新闻人生活弍十有五年》，台湾南瀛新报社1936年版，第206—208页；以及泉风浪：《台湾の民族运动》，台湾台湾图书出版社1928年版，第197、229页。稻垣藤兵卫(1892—1955，京都人)，因担任山地警察及接触政治控制机密文件等机缘，成为殖民政策的激进批判者。1925年6月三郡农民呈给台湾总督的日文陈情书洋洋洒洒，起草者正是稻垣。*稻垣1914年渡台从事山地警察工作，曾参与《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编纂，1916年在台北大稻埕设立“稻江义塾”，长期在台推广弱势救助思想与民间社会事业，另成立无政府主义团体“孤魂联盟”(1925)、社运杂志《非台湾》(1927)。除了竹林事件之外，稻垣社运实践场域以大稻埕为主，对台湾人的社会运动相当支持，与赖和并不陌生。赖和此前凭靠《台湾民报》了解事件动向，在冲突现场遇见稻垣、接触抗争农民，则开始体验了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赖和在现场以“大众”的视角观察农民，特别注意大众情绪。他发现农民对文协充满幻想，觉察到文协路线缓不济急，不足以回应结构性的大规模生计威胁，故而在群情愤慨的场合节制了自己的发言。这种态度显示的思想变化颇堪玩味，它意味着原本站在启蒙者位置的赖和，在抗争现地反被农民启蒙了。

从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这一天的来到，无论是农民或赖和，都走过一段漫长道路。不惜放下农事、长途跋涉、夜宿异地的内山农民，自1908年台湾总督府以产业开发之名将数代营生的竹林没归官有之后，17年无一宁日。另一方面，赖和自1914年医学校毕业，到治警事件中体验殖民体制与法律暴力，使他有舍去一切与压迫者对抗的决心。就在此时，赖和在文协系统下的第一场农民演讲中，对殖民地经济、法律、民族问题的认识被农民照亮。这交会并非偶然，赖和对知识分子局限性的反省及其对农民非理性力量的注意，与1925年一波波震荡全台的农民运动有关。

三、“几万人的关系者，生路将被断绝”：竹林事件中被启蒙的赖和

竹林事件爆发于1925年4月，是1912年林杞埔事件结束后，台中州竹山郡、台南州嘉义郡、斗六郡古坑庄一带的竹林关系者，为阻止总督府将15000甲林地批售给三菱会社，于1924年到1928年再度掀起的系列抗争。本节将略述竹林事件中官商如何掠夺住民利益，《台湾民报》如何报导该事件，以便指出11月7日赖和在怎样的时间点上与抗议农民有了历史性的交会。

1908年台湾总督府为支持三菱会社在台发展拓殖事业，委托其调查台湾中部清水溪流域一带竹林所有权。此一调查侵害住民利益尤大，影响5500户贫农、15000人生计，因而激起竹山庄(林杞埔)、竹崎庄、古坑庄一带农民集体抗议。*参见泉风浪：《新闻人生活弍十有五年》，第222页；黄呈聪：《对于林圯埔竹林事件的管见》，《台湾民报》第42号，1925年1月11日，第5页。1911年“台湾三菱制纸所”成立后冲突更加频繁，终于导致1912年农民袭击竹山顶林派出所并杀死日警的流血冲突。此即轰动一时的“林杞埔事件”*参见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版，第564-568、580-584页。。

林杞埔事件最后因警察大队入山搜索、就地杀死抗议农民、逮捕起义者而告终，但三菱制纸所亦于3年后宣告失败。*参见梁华璜：《竹林事件探讨：日本帝国掠夺台湾林地之一例》，载《梁华璜教授台湾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但是在制纸所关闭前一年，三菱会社将竹纸产业改为造林育林事业，争取土地优先承购之最后利益。1915年4月，总督府批准三菱提出的十年造林计划，允诺造林成功即拥有土地优先承购权。总督府利用调查政策将山林没归官有、隐密提供日本财阀开发，投资案失败后又巧立名目将土地拨售财阀等事，完全无视当地住民权益。1925年4月官商片面制定的预约拨售协议即将期满，前一年住民即开始恐慌。1924年10月到12月间，竹山街、竹崎庄、圳头庄等竹林关系者积极陈情。

1925年4月总督府将请愿书驳回，引爆农民愤慨，1000多位住民连署，抗争手段激化，各庄联合抗税、拒服保甲劳役、令子弟罢学等等。竹山方面更号召400位庄民示威游行，甚至计划向6月间过境台湾的大正天皇第二皇子拦车“告御状”。*参见梁华璜：《竹林事件探讨：日本帝国掠夺台湾林地之一例》，载《梁华璜教授台湾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1页。1925年7月总督府秘密移转竹林业主权给三菱，9月公布，11月因中央政界关注、其他财阀嫉妒等因素，总督府不得不要求三菱让步，11月17日登报公布解决办法，允许民众有条件砍伐及以较低价格购买竹材。*参见《大正四年以来の大悬案，竹林问题目出度く解决》，《台湾日日新报》1925年11月17日，第5版；以及宫川次郎：《台湾の农民运动》，拓殖通信社支社1927年版，第126-129页。不过，之后农民与警察、会社人员仍不时因竹林利用发生现地纠纷，并获得凤山、大甲、二林等农运团体声援。1928年总督府迫于各方形势二度发表解决方案，1929年3月历时20年的抗争终于在农民付费承购的代价下落幕。*参见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第580-586页。

台湾总督府自1924年10月竹林请愿活动发生后封锁消息，《台湾日日新报》仅报导两次*第一次在6月12日报导秩父宫6月初接受陈情的内容，第二次在11月17日报导解决方案。，甚至有报社报导此事遭处分，《台湾民报》遭削除两次*参见《阿弥陀佛》，《台湾民报》第83号，1925年12月13日，第7页。，仍坚持完整报导，下列三则尤具代表性。

1925年1月11日，当竹林运动还处于温和的请愿阶段时，民报记者黄呈聪《对于林杞埔事件的管见》一文，率先以两页篇幅披露。该文开宗明义便将竹林请愿活动置于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库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马力埔事件、西来庵事件等重大官民冲突的脉络中看待；接着，追溯1912年林杞埔事件经过，详叙请愿活动“挽回旧权”的背景与主张，揭发总督府自土地调查(1898—1905)到1908年委托三菱进行中部竹林调查期间，玩弄调查登录手法诈骗农民的原委，并如此报导农民惨况：

唉！民众的竹林，无因无由地一时变成政商的竹林，一手攫杀了二万的民命，良心安在？公理何在？……难怪当时人民一见三菱竹林事务所出现于林圯埔方面，颜容都失了色，相顾无语，胆碎心寒，惊得魂飞九霄云外，男女老幼之啼泣，实令人想不出那时的悲境呀！*参见黄呈聪：《对于林圯埔竹林事件的管见》，第4-6页。

黄呈聪不断暗示此次抗争与历来冲突事件的相似性，呼吁总督府勿步上西、葡等“榨取政治”、“杀戮政治”、“灭绝台人”旧途，应借鉴英、法的开明殖民政策，尊重台湾人在种族繁衍、财产保护及教育方面的权益。

5月11日《关于竹林事件之陈请》之记事，重述事件始末，接着报导三郡农民请愿遭总督府驳回一事。7月12日《林杞埔的竹林问题》以全页之评论提出“竹林所有权”攸关农民生计，呼吁总督府了解民智已开，切莫强压。*参见《台湾民报》第54号，1925年5月11日，第5页；第60号，1925年7月12日，第2页。

这篇评论将竹林事件归咎于总督府“官财一体”的内地本位思维，它不断警告政府若不考虑恐惧“饿死比受压迫更痛苦”的“人民心理”，使人民“陷于失望的深渊”，则一旦纠纷扩大，责任不在民众。综合《台湾民报》1925年间的言论可知，当时“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不断从农民的“死活问题”、“生活资源”和“生活权”为事件定调，声明绝境中的农民随时有扩大事态的可能。

与此同时，民报也出现了关注国际农工运动的新言论。《台湾民报》在1925年9月以后多次报导日本内地的租佃争议、农民劳动党的结党及遭禁、无产政党对既成政党的批判，以及中国“五卅运动”、工运抬头、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等消息；还推荐读者有关西方议会政治、劳动平等教育、中国学生运动、日本农业争议方面的新书。*譬如《立宪主义ト议会政治》、《万人劳动教育》、《小作问题研究》、《支那新人ト黎明运动》等。参见《读书的趣味─良书介绍》，《台湾民报》第75号，1925年10月18日，第12页。9月27日的社论《土地问题与无产者》，则把竹林事件、拂下地事件、制糖会社强购土地一举囊括，针对总督府各种不当土地政策导致台湾农民“奴工化”、“失去土地”、“离农”、“失业”等现象进行批判。社论中还提出俄国大革命与土地问题的关联性，暗示若不改善土地政策必生乱事。*参见《土地问题与无产者》，《台湾民报》第72号，1925年9月27日，第1页。

诚如上文所指，竹林事件不过是农业争议中的一端。根据梁华璜的研究，总督府委托三菱调查竹林一事早于总督府全面推行的“山林原野调查”(1910—1914)，为总督府在日俄战后鼓励日资来台拓殖、增加赋税，与财阀联手侵占台湾山林土地的先声。竹林事件发生的三郡，土地贫瘠无法种作，只能利用山坡斜谷栽植竹林、樟树、茶树，竹林尤为主要。阿里山山脉以西这片竹林经百余年繁衍，为台中州和台南州境内最重要的林场，自清代开始发展出竹林加工业。除了生产竹材、竹具用品、竹笋加工品之外，竹纸也是包装用纸重要来源。三菱竹纸开发案虽以亏损和闭厂作收，但以麾下其他企业利润填补台湾造纸厂之亏损仍绰绰有余。*参见梁华璜：《竹林事件探讨：日本帝国掠夺台湾林地之一例》，第275-284页。对日本财团有如鸡肋般的事业却攸关上万台湾住民生计，影响食物采集、竹材利用，侵占土地所有权，也威胁在地产业和民众工作权益。总之，竹林事件激起的社会冲突是空前的，竹农漫长的抵抗对日后蔗农、米农的抗争也产生重要启示。

综合《台湾民报》对竹林事件的报导及对国际农工运动的评论可知，1925年11月7日赖和前往斗六演讲当时，正值竹林事件高峰、总督府尚未公布解决办法的前十天。此时抗争活动到达白热点，民情鼎沸，赖和直接面对事件中饱受折腾的内山纯朴农民这是第一次。大量不断控诉的嘴、一双双殷切求助的眼，盘踞在赖和内心。职是之故，赖和将这次演讲视为人生中的一个关键事件。赖和在《阿四》中将竹林事件视为饥饿线上农民的死活之争，观点与《台湾民报》相同；《台湾民报》宣称农民的行动非文协所能左右，也与《阿四》中叙事者的感受一致。无论是文协主干王敏川、民报记者或赖和，他们都在共同呈现农民如救世主般信赖文协、文协人士急切关注、却找不到介入方法的窘境。在赖和站上斗六农村演讲的讲台前，他行医期间接触的大量农民、对人道主义及国际农工问题的关心，使他对农民问题已有认识，但是亲身接触大批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农民时，震撼却逾于言表。赖和发现农民问题的严酷程度已无法用民族主义、议会运动来理解和应对。

四、觉悟与牺牲：二林事件与赖和对糖业资本主义的批判

1925年11月13日，赖和在斗六演讲后的第六天，公开发表了一首现代诗《觉悟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参见懒云(赖和)：《觉悟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台湾民报》第84号，1925年12月20日，第15-16页。文末自注，写于1925年11月13日。。这首献给事件参与者的诗歌在赖和文学及台湾新文学史上具有什么意义，是本节探讨重点。

二林事件是1925年10月21至22日，竹林事件正值鼎沸之际，爆发于北斗郡二林庄、沙山庄的另一场全台轰动的抗争。*参见《林糖纷扰事件真相》，《台湾民报》第79号，1925年11月15日，第4-6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三(台北：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39)，第1026-1029页；蔡龙保撰：《二林事件》，载许雪姬编：《台湾历史辞典》，台湾文建会2004年版，第51页。二林事件暴露了整体糖业政策的不合理，譬如米糖比价、原料采集区制度、磅重过程中的技术性剥削等，因此引发广泛舆论关注。不仅文协积极支持农民，日本劳农党及左翼人士也关切此事。早在此事之前，除了竹林事件之外，高雄州凤山郡大寮庄“小作争议(租佃争议)”、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拂下地争议(国有地放领争议)”也轰动一时。二林事件与二者性质不同，为甘蔗原料采集争议，但无论是采集争议、小作争议或拂下地争议，都是日据时期牵连最广的农业纠纷。在此必须强调，台湾最早的农民组合和最大型的采集争议出现于二林，乃因二林一带土地肥沃，同时适合米作和蔗作，且自1922年蓬莱米研发成功，米作利益明显优于蔗作，农民愈发有抗争条件，故而此一事件也变成日据时期最成功的农运。它在三大农运中发挥引导作用，使台湾农民运动有了爆发性的成长。透过蔡石山的研究可知，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创立，各地支部如雨后春笋，1929年最高峰时全台高达30个，农运成为台湾社运最有活力的一支队伍。*参见蔡石山：《沧桑十年：简吉与台湾农民运动(1924-1934)》，台湾远流出版社2012年版，第80、108页。

三大农运爆发于重要的农业州县，它们反映了当时台湾最尖锐的经济矛盾，牵连人口众多，因此有强大自主性。根据陈翠莲的研究，文协在1923年以后层出不穷的农民抗争事件中参与有限，并非如总督府所说居于操纵、主导的角色。二林事件是文协首次介入较多的农民抗争，但此系李应章藉由文协理事身份动员中部地缘关系者支援的结果，并非文协有计划的行动。*参见陈翠莲：《菁英与群众：文协、农组与台湾农民运动之关系(1923-1929)》，载陈慈玉编：《地方菁英与台湾农民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年版，第110页。文协及台湾民报社介入有限，但它们或藉由报纸公开事实、或以演讲扩大声援、或援引国际理论分析事件原因，始终密切关注这股新兴运动。

二林事件除了将台湾社运推向全新阶段以外，也使竹林事件以来的媒体战更加白热化。事件爆发时，以日资为主、亲官方立场的台湾三大日刊《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周刊《经世新报》、《实业の台湾》，都给予负面报导。唯一台资报刊《台湾民报》则因在东京发行且为周刊性质，无法立即回应，直到事件发生半个月后才刊出。79号以近5页篇幅报导经过及背景，特别强调“以上是记者亲身往二林方面调查的事实”，藉此批评《台湾新闻》等报抹黑农民。此后《台湾民报》11月22日、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3日连续4号，从原料采集区制度导致“农奴化”、农民应争取自由契约权利等角度，抨击糖业政策以及警方滥加逮捕、调查过程动用酷刑，也多次针对其他报纸的“御用立场”及其“迎合资本家和警察的不实报导”提出批评*相关评论参见《论新闻的使命并促当局与低级记者的反省》，《台湾民报》第80号，1925年11月22日，第2-3页；《编辑余话》，《台湾民报》第80号，1925年11月22日，第16页；《御用新闻的读法》，《台湾民报》第82号，1925年12月6日，第3页；以及何景寮：《设立台湾人报纸的意见》，《台湾民报》第84号，1925年12月20日，第8-10页。，甚至揭露《台湾新闻》连月刊登各制糖会社“甘蔗品评会”活动，从中获得数万元酬金的丑闻。*参见《御用新闻的读法》，《台湾民报》第82号，1925年12月6日，第3页。就在二林事件占满版面之际，文艺栏编辑张我军特意刊出《阿Q正传》，鲁迅小说在台的首次连载便在群情愤慨之背景下。12月20日(84号)事件报导稍缓，赖和在11月13日激动写下的《觉悟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一诗，也终于获得版面。

这首诗由九段构成，以华语写成但带有台语音韵。赖和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记录他听闻此事时的悲恸、愤慨和觉悟。第一段以“觉悟的牺牲”点题，不谈事件、参与者、为何牺牲，只反复强调牺牲与觉悟的关联，并高度赞扬这样的牺牲。第二段以“弱者”统称一群面容模糊，不断遭横逆、摧残、压迫，被嘲笑、谪骂、诘责的劳力提供者。第三段以“强者”作暗喻，讽刺剥削劳动者却自认慈善的资本家逻辑。第四段以“哭声与眼泪”、“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最后的生命算来亦不值钱”，再现二林事件农民激动无助、人神共愤的现场。第五段以“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还有什么忧愁？”对蔗农的拒采行动给予最深的抚慰与肯定。第六、七段以佛教肉身无用观点，提出不论贪恋贫苦肉身或追求富贵终是徒然，不如觉悟，牺牲成仁，转弱为强。第八、九段总结，以“斗士”尊荣“弱者”，以“同志”敬称“牺牲者”，献上最高敬意与不舍。

二林事件中的弱者是怎样的弱者？农运团体高喊的“农奴”又是怎样的农奴？不同于竹林事件之丘陵穷乡，二林位处大谷仓彰化平原，清代已发展大型灌溉设施。然而，制糖会社采集区内的蔗农却在糖业资本主义下变成了“谷仓地带的贫民”，他们不是天生穷民，而是殖民经济造成的“体制性弱者”。关于这一点，柯志明有关日本糖业资本结合殖民政府利益在政治、军事支配下操纵市场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清楚的说明。*虽然农民也利用种种抗争方式，抵制会社加诸的不利交易条件，但是纵贯整个日据时期日本糖业资本仍透过维持甘蔗原料低廉供给(禁止传统分糖制、米糖比价、压抑米价、划分原料采集区)、控制甘蔗生产的外部条件(信贷、补助金、水利、技术投资)，牢牢掌握砂糖的制造与销售。参见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台湾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6、109-127、225-227页。本地小农在增加成本和自我劳动剥削下奋力提高产值，但多增加的生产价值却被糖业体制榨取，无法分享丰厚的国际糖价收益，这便是当时台湾人反糖业论述中所指的“农奴”现象。

《觉悟的牺牲》的价值，在于它歌颂了台湾史上率先集体向糖业剥削体制发难的一群人。赖和以见证者角度，描绘一向忍从的农民在命根般的农作遭掠采时，不惜以死相搏的悲怆情境。这首诗和郭沫若的《夕暮》于12月20日一同登出，在版面上形成了弱者遭强者虎视眈眈的互文效应。*参见郭沫若：《夕暮》，《台湾民报》第84号，1925年12月20日，第16页。12月27日接着刊出李应章医师在拘留侦讯180余日间的《狱中感作》两首*参见李应章：《狱中感作》，《台湾民报》第85号，1925年12月27日，第15-16页；李伟光：《有关蔗农斗争的被捕情况》，载李玲虹、龚晋珠编：《台湾农民运动先驱者：李伟光(上卷)》，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台湾民报》的文艺栏明显因二林事件而活跃了起来。

以二林事件为契机，总督府图利财阀、官吏、制糖会社而引发的国有地放领争议、租佃争议、采收争议，交织成一股庞大民怨。二林事件后，以文化启蒙和议会运动为中心的台湾民族运动阵营里，参照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及中日劳农运动经验，鼓吹阶级观念的大胆言论更加活跃。12月6日《台湾民报》社论《电光的农业劳动党》一文，第一次在台湾公开提出日、台无产阶级联合的概念。它首先高举“现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运动、是世界社会史上的中心问题”，对“无产者”和“有产者”的斗争给予高度肯定。接着，从日清、日俄战后农工阶级的觉醒到1925年第一个无产政党“农业劳动党”遭禁止等历程，对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进行追溯。最后，以二林事件为例，提出官商垄断、民权不张、民生无保障的台湾现况，以及日、台无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参见《电光的农业劳动党：不灭的宪政记录》，《台湾民报》第82号，1925年12月6日，第1页。

赖和写下这首诗的时间与民报对二林事件完整掌握的时间点接近，此后他对农民抗争的态度明显比斗六演讲时激进。1926年在《台湾民报》新年问答栏中，赖和极具讽刺地回应两个提问：

问题一、保甲制度当废当存？

答：存。我们生有奴隶性，爱把绳索来自己缚束，若一旦这个古法废除，则没有可发挥我们的特质。

问题二、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当废当存？

答：存。我是资本家饲的走狗，若这特权丧失，连我做走狗的，恐怕也没有啖饭处。*参见编辑部：《本社设问的应答》，《台湾民报》第86号，1926年1月1日，第24页。

赖和对糖业资本主义的痛恶，在《觉悟的牺牲》及这则痛心疾首的问答中已十分清楚。

赖和在极短时间内便以先驱者之姿从文协路线跨向农组路线，对当时刚出现的农工运动抱持超前的思想。《觉悟的牺牲》纪录蔗农的抵抗，赖和用它净除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疑虑，也透过它领悟了“新文学写什么？”。如何创造台湾人的新文学，至少到1925年8月发表第一篇散文《无题》时，赖和还没有答案。*参见懒云(赖和)：《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第50-51页。文末自注，写于1925年7月20日。

《无题》描写旁观昔日恋人上花轿时的复杂心情，尽管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将这篇散文视为新文学进入“成熟期”的标志，但实不如《觉悟的牺牲》有革新意识。赖和呼吁蔗农看清依附性体制中的剥削，争取耕作自主权；同时，他也暗示保正、糖社委员等中间阶层，莫再当总督府的法律奴隶、资本家的经济走狗。至此，“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已然诞生。

陈万益曾修正叶石涛的主张，将“摇篮期”定义为1921年底《台湾文化协会会报》发刊开始到1926年《台湾民报》上《斗闹热》、《光临》、《买彩票》等成熟小说涌现以前的阶段。*参见陈万益：《于无声处听惊雷：析论台湾第一篇小说〈可怕的沉默〉》，载《于无声处听惊雷：台湾文学论集》，台湾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版，第119-141页。他的说法受到朱惠足等人沿用而被广泛接受。根据林瑞明、朱惠足的研究可知，“摇篮期”以理论建设为主，以留学生为主的先驱者在中、日文学间进行形式的揣摩和新文学正统性的宣扬，居功厥伟*参见林瑞明：《台湾新文学运动理论时期之检讨》，载《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第2-25页；朱惠足：《“现代”的移植与翻译：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后殖民思考》，第68-105页。；然而，这批精英群体也造成“摇篮期”台湾小说形式风格与意识型态的某些局限。*参见朱惠足：《“现代”的移植与翻译：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后殖民思考》，第104页。那么，我们应当追问，这种局限性后来如何被克服了？“成熟期”又为何在农运抬头的1925年末而非其他时刻到来？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赖和以创作回应当时社会最大争议，使新文学找到具爆炸性、先锋性的台湾内容所致。换言之，他正是关键性的克服者。

综上所述，农民运动启示了赖和的新文学创作，《觉悟的牺牲》、《一杆“秤仔”》比《无题》更具有标志“成熟期”起点的划期性意义。《觉悟的牺牲》虽是一首现代诗，却是不可磨灭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农民抗争如何震撼赖和，赖和如何觉悟农民行动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台湾史上不可遗忘的1925年，以及台湾民族运动史上不可遗忘的重要队伍──农民运动，调节并深化了1919年起留学青年主导的文化启蒙与政治运动形态。三大农运在1925年一起爆发，首当其冲的岛内作家从中获得将新文学落地生根的灵感。农运波动刺激作家的创作意欲，以及用文学介入社会运动的使命感，加速理论建设与形式摸索阶段的终了，文艺领导权也从留学生群体转到岛内作家手上。“春江水暖鸭先知”，赖和洞悉了殖民主义政经体制，看见弱小农民如何唤醒庞大社会力。二林事件后他通过新文学声援农运，也通过农民书写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新文学注入动能。

五、从自杀到杀警：《一杆“秤仔”》与赖和的殖民法律批判论述

赖和最早的现代诗与小说发表于1925年12月到次年2月间，考察手稿能发现它们都起笔于二林事件之后。11月13日赖和写下《觉悟的牺牲》，次日处理《斗闹热》草稿，12月4日完成脍炙人口的小说《一杆“秤仔”》*《一杆“秤仔”》刊于《台湾民报》第92号、第93号(1926年2月14日、21日)，现存手稿一份未注年月，刊稿完成于1925年12月4日。《斗闹热》刊于《台湾民报》第86号(1926年1月1日)，第18-19页，现存三份手稿，第一稿写于11月14日，另两稿未注日期。，他密集投入新文学创作明显受到农民运动的刺激。当时《台湾民报》和农运团体曾提出怎样的言论支持农民，赖和透过文学创作又提出了怎样的观点？本节将透过糖业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比较，比较二者差异，并探讨赖和作品中的民族解放与素朴左翼思想内涵。

二林事件是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发韧的重要指标，笔者发现，它暴露了糖业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对此知识分子开始分析原因，他们支持的农民团体也通过报纸言论或各地的演讲会声援，促进广大农民和社会大众理解此事。

二林蔗农组合曾利用台湾民间盛传的七字歌，号召农民挺身捍卫自我权益。“甘蔗歌”描述种蔗终年辛劳，三年栽种期长，又无法当维生作物，会社剥削导致成本不符，越忙越穷，宛如农奴。歌词以呼吁农民自主决定原料售价为主要诉求，援用公平交易、农奴、争自由、参加组织等新观念，也利用中状元、青面獠牙、勾魂鬼、鬼门关、申冤等传统譬喻，分析现实，鼓吹农民觉醒、弱者团结、参加组织、共同抗争。

《台湾民报》是当时支持农民言论发表的重要阵地，1925年11月到12月间率先刊载一些领导性言论。《林糖今年度买蔗的价格》一文呼吁当局拿出诚意处理，正确报导二林事件，否则蔗农将酝酿转作，栽种地瓜、落花生等杂粮也在所不惜。*参见《林糖今年度买蔗的价格》，《台湾民报》第79号，1925年11月15日，第2-3页。《产业事情的调查》一文以农民为劝说对象，透过收益量化的方式，公开计算“种蔗的不利”。*参见《产业事情的调查》，《台湾民报》第80号，1925年11月22日，第11页。《种甘蔗呢？种杂谷呢？》一文则以对农业问题陌生的知识阶层为预设读者，剖析农民种蔗的迷思，认为只要农民改变耕作习性，便能增加劳动自主性。*参见《种甘蔗呢？种杂谷呢？》，《台湾民报》第84号，1925年12月20日，第11页。此外，另有《蔗农运动之肇兴》一文剖析以农运为主的台湾社运和以工运为主的日本社运二者之差异。*参见《蔗农运动之肇兴》，《台湾民报》第83号，1925年12月30日，第4页。《蔗农运动之肇兴》一文强调台湾农民依靠米作和杂粮维生，不种蔗也能过活，对制糖会社的依附性低、具有抗争潜力等等。*参见《蔗农们大愤慨》，《台湾民报》第83号，1925年12月30日，第12-13页。总之，各种言论不断呼吁官方和资本家提出诚意解决，不要低估台湾农运的强韧性。

我们可以将二林事件后出现的这些鼓励农民反抗糖业政策及采收制度的言论统称为“反种蔗论述”。赖和的《一杆“秤仔”》描写一位因糖业扩张而赤贫化的农民，不甘警察欺辱与剥削，在大年夜杀警后自杀的故事，基本上也是“反种蔗论述”的一种。赖和以悲剧表现这个冲突，更利用悲剧结尾处的高峰，以“秦得参”妻子爆裂的哭声、街坊盛传的杀警传闻作提喻，含蓄点出敏感的弒警情节，使读者在惊讶、哀恸、震撼中唏嘘不已。赖和藉助悲剧特有的叙事结构，把更多铺陈篇幅留在小说前段和中段，藉此平缓经营冲突的伏流，酝酿反差感，展示弒警事件发生的原因。他将看似偶然、非理性的一起冲突，放进秦得参父子两代经历的长程时间中加以铺陈。秦得参30岁杀警，小说创作于1925年，换言之小说的故事时间正是日本殖民时间的隐喻。透过秦得参生平的追溯，赖和揭示殖民统治如何造成台湾社会变迁，什么体制导致小农从生产体系脱落？良民为何暴力相向，抗争有何必然？哀哀饥民以生命作最后武器，又是如何的惨烈？

赖和致力揭示的不是悲剧，而是悲剧的成因。小说中写道，秦得参父亲一代租田还算容易，“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租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租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租谷)向业主争租，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租去了。有几家说是有良心的业主，肯租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的升租，得参就租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参见懒云(赖和)：《一杆“秤仔”》，《台湾民报》第92号，第15页。他让读者看见，秦得参并非天生赤贫，却在“日本天年”下日益无产化；他不只是贫农，更是连佃农身份都丧失了的“离农者”。通过世代对比，赖和思考这种贫无立锥之地的状态为何产生，也为读者揭示台湾农民在总督府号称的“米糖仓库”中穷途末路的真相。

秦得参成年后无法以佃农维生，母亲不愿他作会社苦工，只好凭借粗壮身体四处打工，几年下来过劳种下病根，感染疟疾后无法负担重活，不得已下想到当菜贩一途，却受到各种规限，又遭不肖警吏敲竹杠，终于走投无路。“得参十六岁”，是小说中重要的时间标尺，依内容推算即1911年前后。此时正是总督府完成平地及山地土地调查，积极推动糖业政策，并对日本财团、退休官吏、个别地主开放国有地放领的时期。就彰化而言，二林事件中农民对抗的林本源制糖会社于1911年1月开始制糖*参见魏金绒：《第四章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主要蔗糖农场》，载洪长源、魏金绒：《二林蔗农事件：殖民地的怒吼》，台湾彰化县文化局2001年版，第38-71页。；邻近的源成农场1907年设立，强势收购农民土地、招募农工之后，也在1910年6月设立糖厂。此外，从1905年总督府糖业奖励政策及甘蔗原料采集区制度施行后，制糖会社在台湾西部竞相圈地，造成土地向财团集中，租佃全面升高，佃农租不到土地的情况。在这一波激烈变迁中失去佃农身份的离农者，不是成为会社工人，就是堕为零工。“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秦得参，台语音同“真得惨”(tsin-tit-tshám)，是台湾农民的缩影。他的悲剧反映了大正时期、特别是一战期间，国际糖价高涨，台湾糖业扩张，甘蔗耕作面积扩大，制糖会社大发其财，本土农民却丧失土地，这种最重要的、民不聊生的现实。赖和用秦得参塑造了一位在糖业资本主义扩张狂潮中灭顶的台湾小农。

赖和第一篇小说就以“殖民剥削——官逼民反”的题材，把新文学献给他痛惜的“弱者斗士”。将《一杆“秤仔”》与《台湾民报》及二林蔗农组合的反种蔗言论相比，可以发现在反对糖业扩张方面，赖和与当时民族运动人士和农民团体目标一致。所不同的是，赖和通过新文学提出意见，开创一种有别于媒体言论和社运演说的话语形式，这种新的话语形式与农民运动的连结，不仅对新文学运动的成熟起了催化作用，更促使文化领域与政经社会领域的进步思想与抗争运动产生联系，故而意义不凡。

截至1925年，新文学仍是台湾知识界不熟悉的话语形式。通过以下线索，我们将发现虚构性文体(fiction)是赖和有意识的选择。首先，《一杆“秤仔”》文末有一段附记：“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和文家批判。”*懒云(赖和)：《一杆“秤仔”》，页14。赖和于文末注记写于12月4日夜，笔者将刊出本与手稿对比，发现未标篇名日期者应为草稿，两版本有少许差异。这段附记让人想起《觉悟的牺牲》的诗句：“听到了这回消息，/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平，/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只背着那眼睁睁的人们，/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尽管两篇作品都强调见证性，性质却不相同。《觉悟的牺牲》是一首记述感受的叙事诗，《一杆“秤仔”》则巧妙运用素朴直叙、传记手法及文末附记，刻意营造小说的真实性，可见此时赖和对虚构性文体已有更好的掌握。

其次，对比《一杆“秤仔”》手稿将使我们更清楚赖和对虚构文体的琢磨。现存一份誊写在笔记本上的手稿，未见标题，无法断定写作时间。*参见林瑞明编：《赖和手稿集》笔记卷，台湾财团法人赖和文教基金会、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年版，第208-216页。比较手稿和刊稿，可以发现如下差异：第一，刊稿将手稿中的“本地人的巡查大人”改为“一下级巡警”；第二，刊稿改造了秦得参的农民形象，使他从怯懦无知转为勇于捍卫自我权益；第三，刊稿结尾新添一行杀警传闻，使结局从“自杀”变为“杀警后自杀”；第四，刊稿增加附记，暗示此事为作者亲见，并对比法文小说《克拉格比》(L'AffaireCrainquebille)提示读解方向。这些修改显示，手稿原欲通过一位凭恃统治威权欺侮同胞的台籍恶警(一般多为巡察补)，批判殖民统治中间阶级对自民族的压迫。在刊稿中赖和移除了这位警察的台湾人身份设定，也不表明他是否为一名日警，只凸显“下层警吏便能轻易入人于罪”这一点；通过与擅权玩法者的对比，将秦得参塑造为“相信法律反倒获罪”的无辜百姓。整体而言，刊稿在警民纠纷、法堂审讯、妻子筹款交保、除夕觉悟等段落改写最大。这些修改除了重塑主人公性格、合理化杀警行为之外，更大效果在通过农民之口对法律公信和警察权正义提出质疑。通过稿件修改，赖和把小说主旨从呈现弱者被击溃的惨状，转向探讨农民以暴制暴、追究元凶的行动，藉此展示压迫性体制的权力结构，揭露糖业政策及殖民法律的共谋关系。赖和解构了外部/内部双重压迫导致生民涂炭的设计，正视农民的抵抗力与能动性，为读者揭示农民如何无产化、离农者为何无法转进劳工领域，并追究导致农民成为不稳定群体的社会因素和体制责任。

最后，我们还可以援引同月刊载于《台湾民报》“不平鸣”专栏的一则警民冲突报导再加比较，了解赖和运用小说虚构表现同一社会事件时的出色之处。如同小说所述，当时劣警欺压细民的事件层出不穷，“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懒云(赖和)：《一杆“秤仔”》，《台湾民报》第92号，第16页。“不平鸣”专栏长期揭露、挞伐此种现象，12月更刊载一则与赖和小说情节极其类似的警察欺压菜贩事件。*实习生：《不平鸣》，《台湾民报》第48号，1925年12月20日，第14页。

类似的社会新闻会不会是《一杆“秤仔”》的故事原型，我们不必牵强附会，倒是赖和对恶警欺民的文学表现手法与“不平鸣”专栏煽动性语言之间的差异，还有他的糖业批判意见与媒体言论、社运团体不同之处，值得注意。赖和几经修改，将批判焦点明确化，避免落入简单的警民纠纷或民族压迫控诉。他创造了一位典型人物，这位农民与《觉悟的牺牲》之描写对象，亦即二林事件中的抗争蔗农不同。秦得参不是制糖会社与家庭农园连属体系下的农民，而是从这个体系中脱落，向更底层沉沦的农民。赖和肯定并鼓舞置身制糖会社连属体系下的蔗农挺身抗争，却不认为“反种蔗”是克服糖业资本主义的解药。在《一杆“秤仔”》中他从离农者的角度，发现台湾真正的无产阶级，更广泛地展示糖业扩张带来的更多根本性问题，除了采集争议、糖业利益不合理分配问题之外；更不容忽视的是大正时期制糖会社扩张掀起的土地集中与租佃关系变化的问题。他认为，在传统租佃关系遭破坏的情况下，无论小农如何改变耕作习性、怎样选择作物，即便一时能够过活，也不可避免被糖业资本主义卷入或排除的恶梦。换言之，租佃关系的变化比作物选择更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生存权，赖和从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交互巩固的层次，揭露糖业资本主义与总督府法政暴力之共谋关系，直指小农困境产生的根源。《一杆“秤仔”》不啻为台湾最早的民族解放与左翼小说，赖和用文学话语超越社会运动话语，指出反种蔗论述的迷思、反恶警的肤浅，它不只为反糖业论述增加新的话语形式，更增加了新的批判思维与逻辑。

日据时期的警察被赋予重要任务，面对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法律与警察，施淑以降的研究者早已将“秤子”象征的法律，以及法律制度象征的现代国家秩序，诠释得极为透彻。*例如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载《两岸文学论集》，台湾新地文学1997年版，第126-127页；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第104-105页。赖和因治警事件写下“压迫自然生反动”，两年后他为何会将“反动”的形式直指以暴制暴、攻击警察呢？施淑认为一杆“官厅专利品”被“打断掷弃”、“从根本上否定了理论上应该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法’的尊严。愤怒的赖和不能不从头检验他献身其中的真理”*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第126-127页。，因而诞生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与文学。赖和对法律的觉悟，使他获得非杀死这个体制就无法解放殖民地的想法，《一杆“秤仔”》是他最初的尝试，也是其总体思想的雏型。

综合而言，赖和的暴力论述大致有正当性、现代性批判、象征性指涉三个层次。“置之死地无后生”的农民穷状、法律强固官商勾结体制的事实，使法律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赖和心中完全破产。他通过“无法无天”的体制彰显“以暴抗暴”的意义，赋予反殖民的历史行动者正当性。因此赖和建构了一套“流氓、不逞之徒、不良分子—鲈鳗”与“抗争者、先觉者、先烈、革命”等值的话语，解构官方的“良民/暴民”论述，并以袭警、惹事等“非理性”抵抗反衬“理性”的真实暴力，指出殖民现代性反噬其信从者的事实。赖和所谓的暴力就是“革命”的隐喻，他对革命的想象在对经济掠夺和对国家法体的批判连为一体后有了改变。过去他在汉诗中频繁使用的辛亥革命意象，到《一杆“秤仔”》时已被《克拉格比》隐喻的法国第三共和时期阶级运动所取代。1926年9月29日赖和与连温卿、蒋渭水、王敏川等人提案政治结社，1927年以后他同时参与分裂后的新文协与台湾民众党，政治活动日益积极。此外，1926年起到1930年代初期，他长年担任《台湾民报》副刊编辑，以积极介入社会议题的风格，影响了杨逵、蔡秋桐、朱点人、吴庆堂等不少作家。在他的示范与扶持下，农民书写以新文学成熟期代表主题的姿态，在社会上引领一股强大的文化批判话语。三大农运、新文学的成熟、无产阶级思想的出现密不可分，从中我们看见了台湾第一位左翼作家诞生的过程。

六、结论

赖和从“无题”跃进到“觉悟”，其转折点出现于1925年底。在11月到12月间，赖和以《觉悟的牺牲》、《一杆“秤子”》回应农民抗争，以文学家特有的视角和技艺，再现农民被编入或排除于殖民农业体制之过程，指出殖民经济剥削、反现代、反人性的特点。此后他一生中不断通过创作，批判法律侵夺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譬如《丰作》(1932年1月)、《流离曲》(1930年9月)、《田园杂诗》(1936年6月)等等。

三大农运发生地集中在台湾中南部，该地域自1900年代到1920年代就是台湾总督府、制糖会社和嘉南大圳掠夺台湾农民土地最烈之地，它囊括了1895年乙未割台八卦山之役交战区、云林铁国山地方豪强抗日根据地、西来庵抗日事件波动地域，故而农民运动爆发于此实有应注意的经济与历史因素。1925年居住于彰化的赖和因行医及担当台湾文化协会理事等关系，在大肚、彰化、斗六、西螺等地亲身接触三个波涛汹涌的运动。这些事件对他以经济剥削及法律控制为抗议对象的殖民批判论述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使他产生“以书写农民问题推动新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觉悟。笔者认为，1925年爆发的二林事件、拂下地事件、竹林事件，是“新文学之父”赖和诞生的关键事件。

1920年代台湾新文学初熟时，透过作家分布地可以看见一幅怎样的文学地图呢？首先，以乙未战争八卦山之役为中心，紧临此地的彰化街凝聚了赖和、王敏川、杨守愚、杨逵(曾在赖和医院附近租屋)等人；南方稍远有西庄黄呈聪、北斗谢春木；西北方和美地区则是黄周、陈虚谷的故乡；离八卦山遥远的台南新化、玉井一带则是杨逵出生成长的地方。杨逵带着幼年经历西来庵事件的模糊记忆，参与了农组的竹林事件斗争，而竹林事件的远因——林杞埔事件中被迫盖章、贱售土地的一出出悲剧，也出现在他受赖和影响而完成的小说《新闻配达夫》中。只不过，竹林被换成平野，土地掠夺者从三菱会社改成制糖会社，使他对糖业帝国主义的批判更加凸显。在二林事件发生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以简义和柯铁为首的抗日群众，也曾一路从云林古坑山区流徙到二林。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被统治者视为“叛乱”的前清遗兵与台湾农民，在小丘陵与竹林深处藏匿伺机而动；讽刺的是，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后，当殖民经济体制将土地与农作商品化，新一带的台湾人又必须以竹林或甘蔗再次与总督府进行生死之争。从武装抗日到文化抗日，从台湾文化协会运动到农民运动，从政治运动到新文学运动，赖和用文学辩证了遗民意识、民族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在新旧文体的蜕变中铭刻了台湾人抗日的集体潜意识及其曲折。

如果我们将日据初期武装抗日事件发生地、1925年三大农运发生地、1920年代新文学作家云集地三者进行叠图(overlay mapping)，将得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那就是——台湾新文学成熟于中南部苦难最多之地的事实，而赖和是最早以文学之笔揭露这个事实的人。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07-14

柳书琴，女，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文学、东亚殖民地比较文学。

I109.5

A

1003-4145[2017]01-00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