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许方霄

对于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而言，《关于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及《中医药“十三五”规划》的接连出台，多项发展中医药的相关政策的提出，给了他们无限的喜悦和希望。但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也对中医药能否真正得以发展而显得忧心忡忡。中医药如今面临着怎样的局面？业内为何会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表示担忧？对此，中医药界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医药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医起源和发展于中国，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以汉医药为主体、对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兼收并蓄的一门集大成的科学。几千年来，它围绕着健康维护形成了从养生、治未病早期干预、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等系统整体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防病治病方法和技术，在维护健康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有关数据显示，在H7N9 禽流感疫情防控中，对确诊者采用中西医结合为主诊疗的占1/3，其死亡率为9.1%，远低于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近30%的死亡率，中医药的疗效再一次得到彰显。屠呦呦获得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是将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推向全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表示，中医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人体功能状态所反映的外在征象诊断疾病，治疗用具简单，药物主要为天然药物，价格也相对低廉，具有西医药无法比拟的“简、便、廉、验、安”特色。全国政协委员蒋作君则强调：“时至今日，中医药仍然是保障人民健康的独特卫生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的确，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承担着为中国老百姓解除病痛的重任，多数疾病也都必须依靠中草药来治疗，它对中华民族繁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自古以来，中草药对百姓健康的保障能力是有限的，很多稀缺药材也根本不是普通百姓能用得起的。

中医药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期，健康中国的建设目标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升中医药的价值地位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机遇。

被压制的“土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表示，西方医学自传入中国之后，便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很快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了主流地位，而本土的中医学则被冠名为“传统医学”。这一称谓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传统医学”划清了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界限，也悄然界定了这两种医学的定位。这种界定促使中医学不断放低姿态，逐渐丧失在中国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将中医列为中国对世界三大贡献中的第一位，并指出“中药应当被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然而，堪称科学史、文化史上一大奇迹的中医药，在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遭受猛烈冲击的大潮中也屡遭厄运，中医药在中国失去了主导地位，多次蒙受被怀疑、否定，甚至唾弃的“冤屈”，逐渐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对于这一局面，曹洪欣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诘难、被质疑的困境中，‘西方中心论’无形中主导了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参与了对中医学这门传统医学的现代化规范，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即迫使中医学逐渐放弃自我。”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则坦言：“几十年来，我们行业内认为，中医药没有真正的主体医学地位，也没有真正发挥主体医学的作用。”

重燃中医药人的希望

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中医药不断迎来好消息。2016 年2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纲要提出到2020 年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30%以上。8 月19 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指出坚持中医药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要健康养生文化的健康转化。8 月底，我国首部《中医药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二审。前不久，中央还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对未来15 年卫生与健康事业做出了系统的安排，绘制了健康中国建设的路线图。

这些都表明党和国家将中医药放在改革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安排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标志着中医药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这使中医药人重新看到了希望。对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说：“中医药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期，健康中国的建设目标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升中医药的价值地位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机遇。”

中医药发展面临的瓶颈

就在大多数中医药人正斗志昂扬准备大展拳脚之时，一些业内人士却给火热的中医药界泼来凉水。他们指出，中医药的发展不会那么顺利，甚至恰好相反，可能将面临中医药发展的瓶颈期。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如今真正传统的中医已经越来越少了，与老一代传统的师徒制或家族式的传承方式相较，新生代的中医都是“学院”内出来的，大多是靠死记硬背而掌握知识和技术。并且，当前中医的业态已经被西医颠覆。他说：“传统的中医是讲究整体的，并不细分为具体哪个科室，分科是西医所独有的，而今，中医已被西化，很多中医院都分‘肿瘤科’‘心血管科’‘内分泌科’等。”此外，该业内人士还说，从人们的思想上，对中医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歧视，而且有相关统计，70%左右的西医对中医是不信任的，对其科学性也持怀疑态度。纵观近年来无数次轰轰烈烈的“中西医之争”，虽然大多都在无果中结束，但在势头上，中医似乎又总被西医咄咄逼人的气势所压制着。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郭应禄曾表示，中医始终固守几千年前的东西，认为它比现代医学更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他说：“当前医疗体系的主流还是西医，中医主要是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中医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经验医学，可以存在，但如果中医诊治疾病，始终停留在当年的方法和层次上，那就太保守了。”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如今中医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不能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因为它没有文化土壤，缺乏文化氛围，没有文化自信什么自信都没有。在中国，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里面根本找不到，在当代年轻人里面也找不到。”郑进说，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接受，不理解，甚至还有抵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要传播中医药，让人人都接受中医药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化的自觉哪来文化的自信？连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宝贝都不认识，甚至认为是迷信，怎么可能相信中医和中药？”郑进还提出，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民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但是百姓选择保障健康的方式却是盲目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打着中医的招牌招摇撞骗，损坏中医的名誉。这些都进一步促使中医、中药失去民心。

难以解决的资源矛盾

我国常用中药材有300 余种，其中大部分中药材还是取之于自然界。18 亿亩红线是种粮食还是种药材，这是摆在国家层面的一个艰难抉择。“中国就这么多地，不可能都种药材，且不说种植中药材对土地和环境的破坏，即使种，目前也仅有50 种左右的中药材被‘驯化’可以实现人工种植，更多的中药材只能靠野生。”该业内人士认为，中药材对地力的破坏性目前还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据一位中药材种植户透露，在土地上种药材的后果是，收割药材以后，这片地以后既不能种药材，也不能种粮食，且不说会直接降低粮食产量，甚至在若干年内都会寸草不生，成为荒地。

虽然动物药的应用范围不如植物药那么广，但也有2000 多年的历史，有些甚至是治疗危急重症不可替代的药物。随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1987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涉及14 种濒危、珍稀动物药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 种涉及中药材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禁止采猎，并规定鹿茸、麝香、熊胆、穿山甲、蛤蟆油、金钱白花蛇、乌梢蛇等10 种涉及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中药材被要求限制使用等。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于1989 年正式实施。2017 年1 月1 日起，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但为野生动物带来“福利”的同时，这些法律也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程度的制约。

目前，天然动物药的替代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动物替代，比如将犀牛角用水牛角替代；另一种则是通过人工合成的非天然产品替代。但中医界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大部分天然动物药的替代品还未取得突破。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甚至将恢复名贵动物入药提到了“中药存亡”的高度，他明确表示：“我国早期取消了部分药用动物的养殖和入药，导致许多传统名方名药的失传与失真。如果再不保护好，麝香、熊胆粉、牛黄等名药将被全面歼灭，中药将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