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贤平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从晚明小品文的“一点觉醒”到《儒林外史》的文化省思

吕贤平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晚明小品文和《儒林外史》都与士林文化关系密切，小品文的出现标志着晚明文人的一点觉醒，《儒林外史》人为叙述中心，继承并发展了晚明小品文的精神，对士人阶层在专制制度下的精神萎靡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危机做出省思，并提出疗救，别具思想与理性。

《儒林外史》； 晚明小品； 士林文化； 文化省思

小说《儒林外史》描写中有很多具有美文的特性，吴敬梓简洁而准确地描写着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第一回中我们便感受深刻: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著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1]

作者没有借助于诗词的语汇，却使他的描写充满着诗意。在吴敬梓时代的章回小说创作中，如此张扬诗意却没有借助于抒情诗的形式并不多见。除了这具有“隐括”功能的第一回外，《儒林外史》中还有好几处这样的描写，吴敬梓很少引诗词入小说，但这些描写却乐意于将诗境融入小说之中。小说第一次对南京的描写，便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第二十四回)

小说批评家张文虎感叹说：“(《儒林外史》)写秦淮风景，百世之下犹令人神往。”[2]《儒林外史》中的一些描写在闲适自足中充满着一种自然的状态与情怀，若将《儒林外史》中的景物描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张岱《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小品文所组成的世界。林庚先生说：晚明小品文的精神到了清代，发展到另外一方面去，而《儒林外史》堪称代表。[3]《儒林外史》与晚明小品文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关联。

一、苦闷的象征：晚明小品文的闲适、颓放与“一点觉醒”

晚明小品文源于士林文化。文人们用小品文书写自己心曲，真实表现着他们的精神苦闷与心理焦虑。曾异撰的创作便能说明，异撰字弗人，祖籍晋江，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学秀才，因家贫，借做私塾教师得以养母，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人，著有《纺绶堂集》。曾异撰一生举业坎坷，而于举业道路上感慨尤深，兹引其小品文两篇以观：

每阅墨艺房书，则有弃日之叹……使我无科举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胜之，亦未必尽出其下，以此为应制帖括事，每一举笔，辄谓我留此数点心血作一篇古文辞、数首歌行，直得无拘无碍，而又庶几希冀于千百年以后，何苦受王介甫笼络。如此意况，似于富贵功名一道，极相嫌恨，虽未甘谢去巾衫，飘然为隐士逸民，又似不可强，昔人所谓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后极难题目，正需我辈为之……[4]

“功名富贵”对于士人身心之裹挟与纠缠，荣身之路难保不是奴役之途，这里描绘的是晚明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特殊心态，与吴敬梓《儒林外史》具有同构性。同卷《与丘小鲁》中，作者又进一步刻画举业如何使文人身处困境：

某未衰而老，颠毛种种，每顾影自叹，唇腐面皱。于八股中，而又似不愿处其罗笼之内。私念我辈，既用帖括应制，正如网中鱼鸟，度无脱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盎，畜之樊笼，虽不有林壑之乐，犹庶几苛全鳞羽，得为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跃，几幸决网而出，其力愈大，其缚愈急，必至摧鬐损毛，只增窘苦。如某得无类是，缚急力倦，正不知出脱何日耳。小鲁何以教之。

明代政治专制化程度极高，它的制度在保证帝国高效运转的同时，也扼杀着士人的天性，其中八股制度尤其突出，它带给文人们一生的困苦，使得他们如“网中鸟鱼”。在此制度下，可供文人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顺从，要么抗争，或者牺牲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或者换得“摧鬐损毛”的悲剧。推之其他也概莫能外，“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穽，日深一日”[5]，晚明之际，政治益腐朽，纵有明君贤相也无力挽救这即将土崩瓦解的王朝，遑论士人。处在精神困境下的文人要从儒家思想的重荷下跳脱出来，获得自救与新生，而追求个体自足感也随之多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躲进内心，营造自己的园地，一变而为闲适隽永；或在现实中寻找爽心悦目之事物，作为精神的寄托。晚明小品正合于创作主体变化了的文化内涵。

然而，晚明专制政治的压力、王朝的末日感，加之文人自身生活的局限，文人的抑郁与苦闷在闲适隽永中还无从完全释放或舒解，于是，又有了种种心灵的畸变。袁宏道公开宣扬追求人间真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姬妾数人，游闲数人”，“家资田地荡尽”，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6]晚明人的放诞与特立独行，可以看作是他们的集体性格，给他们分裂的人格带来有效的调节。“虽然也蔑视和嘲笑官场，但行止则不大相同。他们在美酒、女人、大自然和非正统思想中寻求乐趣，追求一种放纵不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7]，袁宏道在他所写的尺牍小品中反复诉说为官之苦，并非出于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清醒认识，而是因为县令妨碍他的自由生活为恨，虽不乏愤激之辞，却也体现出对现实的无可奈何。毋庸讳言，晚明小品所消解的不仅仅是功名贪欲，有时还有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他们对现实表现为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愈少，袁中道云：“天下多事，有锋颖者先受其祸，吾辈惟嘿惟谦，可以有容。”[8]是无可奈何，又是实实在在的妥协。

但是这并不完全。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9]林庚也说：“小品文的出现，是晚明的一点觉醒。”[10]晚明小品确有主动追求闲适、放纵的一面，甚至还是主导的方面，但是晚明的小品并没有忘记天下，这其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以及民族情感的深沉寄托。王思任为屠田叔作序时说：

笑亦多术矣……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世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魅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诸，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极笑之变，各赋一词，而以之囊天下之苦事……[11]

是为作者激愤之辞，胸中郁积不平，笑中则满是愤怒、绝望、痛苦之情，在儒学精神熏陶下的文人面对现实的困境，欲罢不忍，欲言不能的无奈与愤懑在诗中表露无遗，王思任借序文一吐胸中块垒。

二、“诗意”的解构：吴敬梓之省思

1. 落魄士子青楼梦——《儒林外史》是讥弹士林的小品文

清朝的专制统治“博大和恶辣”[12]，统治者尤其强化对士人的思想控制。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奴隶制因素一直盛行，入关问鼎后清代帝王将数千年来的君臣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关系，汉族广大知识分子在镇压、羁縻与利诱政策下只能俯伏于皇帝脚下颤抖。吴敬梓之子吴烺，望族世家的血统曾激励他入世有为，现实又让他在反复挣扎中找不到出路，其诗《将之都门留别邗江诸同好四首》其二：

栖迟倦客本无家，身似鹪鹩阅岁华。淹惯酒痕襟袖湿，簪来花朵帽檐斜。疏灯老树听春雨，小艇秋潮送落霞。懒慢自怜真得计，片时安稳是生涯。[13]

“身似鹪鹩阅岁华”的人生让吴烺苦闷和失望，无望的现实叫他“懒慢自怜真得计”，而于饮酒簪花之中聊渡生涯。类似的情绪在晚明士人中即可见到，如袁宏道《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14]

这是一首聚会应酬场合所赋之诗，却非肤浅的应景之作，诗所表现的是艰难时势给诗人造成的复杂思想，作者欲寄情山水，但终于难以忘怀现实的忧闷。吴烺与袁宏道虽然时代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但艰难时世所引发的意绪却又何其相似。鲁迅说：“这种作风(指明末一部分小品文所表现的抗争精神)，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15]清代不仅是小品文创作，整个文人的生态环境都是这样，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使他们深感自我的迷失，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寻求知己及自恋情结的出现便是此种心态的反映，稍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其小说《聊斋志异》中多知己之爱及士人“飞黄之快”的描写，表现出与晚明文人自我纾解的相似方面，而《儒林外史》则不同，吴敬梓并未躲进自己的内心。小说第五十四回写了丁言志的故事：

……(丁言志)回家带了一卷诗，换了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戴一顶方巾，到来宾楼来……丁言志在腰里摸出一个包子来，散散碎碎，共有二两四钱五分头。乌龟道：“还差五钱五分。”丁言志道：“会了姑娘，再找你罢。”

丁言志自己上得楼来，看见聘娘在那里打棋谱，上前作了一个大揖。聘娘觉得好笑，请他坐下，问他来做甚么。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诗，我有些拙作，特来请教。”聘娘道：“我们本院的规矩，诗句是不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丁言志在腰里摸了半天，摸出二十个铜钱来，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这个钱，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罢！”丁言志羞得脸上一红二白，低着头，卷了诗，揣在怀里，悄悄的下楼回家去了。(第五十四回)

文士(或稍知书识字的平民)与妓女的爱情故事在唐代以来的作家创作中代有出现，且不乏诗意的情境，冯梦龙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带有明显的明代中后期时代特点，卖油郎秦重被莘瑶琴所吸引，当得知“人都称为花魁娘子……要十两放光，才宿一夜”[16]时，失望又不甘心的秦重却下了决心要用数年积攒银子去会花魁娘子，秦重最终赢得了花魅娘子的芳心，小说所建构的这种浪漫情思充满诗意，它与明代文人的心思最相合。落魄才子寻找风尘知己成了文人充满诗意的一个梦想。清初的李渔则有所觉醒，他以为《卖油郎》会使读者“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那些挑葱卖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风流事来。每日要省一双草鞋钱，每夜要做一个花魁梦”，“要做卖油郎”，[17]有鉴于此，李渔戏仿《卖油郎》而作《人宿妓穷鬼诉嫖冤》篇，小说中男主人王四被无情抛弃。李渔将当时所流行的主题置于调侃与嘲笑之中，借小说之名行说教之实，以此讽谕世人“花魁梦”只是空想，并不现实。《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则以冷酷犀利之笔调将这一母题荒诞化，丁言志颇有浪漫情怀，落魄到测字为生的他希望从妓女娉娘那里获得认同与慰藉，居然跑到妓院去献诗求教，结果却招来一番嘲笑和奚落，蒙羞而去。小说有关“仪征丰家巷”的描写与上述聘娘故事前后照应：

……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把两个姑娘拉着，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开裤脚子，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吃过了茶，拿出一袋子槟榔来，放在嘴里乱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满胡子，满嘴唇，左边一擦，右边一偎，都偎擦两个姑娘脸巴子上。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第四十二回)

《儒林外史》中此类场景，吴敬梓多放笔写来，尤其酣畅淋漓，以致引起批评家的非议，“……作者的这种描写所具有的真实感是人们所难以预料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选择这一主题(指对于文人的讽刺)是自己限制自己，结果使自己失去了充分展示传统的中国社会全景。特别是中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大好机会。”[18]夏志清的“不满”也可以理解成是赞赏之辞，实际上，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就是“中下层阶级”了，至少丁言志是沦落到这一阶层了。作为妓女的聘娘是看不起她们这行出身仪征丰家巷的，在聘娘的眼中，丁言志的贸然来访对她来说颇有僭越的味道，丁言志的身份与仪征丰家巷的婊子才相互般配，仪征丰家巷也做得汤镇台家两位读书公子的温柔花柳乡。《儒林外史》并不在意故事情节的连续性，林庚甚至说将《儒林外史》当成无数讥弹士林的小品文来读[19]。这里，妓女聘娘的肆意嘲笑，丁言志的寒酸、自卑及猥琐，吴敬梓让丁言志的“诗意”在现实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吴敬梓并未仅停留于爱情故事这一层面，他以近乎冷酷的笔调，使“寻求知己”的诗意充满着反讽的意味。

《儒林外史》中杜氏兄弟的叙写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杜慎卿的形象颇有意味，一方面，这个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晚明小品文的影响痕迹，吴敬梓对杜慎卿的描写，“赋予了晚明对精致品位，率性魅力、奇思异想和自我放纵的迷恋”[20]，即如小说中菜佣酒保也同样浸润在“六朝烟水气”中，这是晚明小品文精神方面的延续。但是，吴敬梓的笔下这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却又显得格外羸弱与委靡，而小说围绕他的叙述所呈现的诗意也不断被碎片化，终因“恍惚如在梦中”而走向虚幻。吴敬梓的时代与晚明有着很大的不同，“晚明时期带有个人主义思想的的知识分子”，“到了吴敬梓的时代，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潮流已经消退，一种更墨守成规、道德上更为拘谨的儒教盛行一时”[21]，清代的统治者镇压、羁縻与利诱交相使用，尤其强化对于士人的思想控制，相对于杜慎卿，杜少卿的刻画则揭示出个人与时代的冲突下，文人发出了非自恋性的呼声，“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第三十四回)吴敬梓不仅强调个体人格自足的重要，更忧心整个士人阶层的精神萎缩，他直面现实，敢于绝望，并以独特的小说话语反对思想的奴役。由此，我们看到了吴敬梓高于时代的觉悟。

2.“西湖不幸”——西湖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在晚明小品中有关西湖的描写不少，袁宏道及张岱的作品堪称代表，这些小品文重在写意，西湖在他们笔下显示出山水风物的精神与情趣，与浑浊险恶的官场相比，让人感叹自然的清纯可爱。他们或吟诗作画、或品茗饮酒，或邀客雅集、或纵情山水，入世的抗争转为远离尘世的超脱，告别了崇高与沉重，他们更多地走向了闲适和自由。“深情领略、是在解人”[22]，在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这些成为士人维系人生操守与意义的最后家园。

《儒林外史》中有关西湖的描写与晚明小品文不同，具有特别的意蕴。小说中庸夫市侩使喧嚣的杭州城在“功名富贵”的喧哗中失去了精神，西湖也不再是充满诗意的场域，悭吝的胡三公子(缜)宴请洪憨仙时，“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第十五回)，酸气袭人的西湖诗会在这里举行，这些实乃“西湖不幸”[23]。我们看到文人名士、选家举子充斥在西湖左右，西湖的美景却与他们隔着厚厚的一层。延续至晚明以来围绕着西湖所形成的诗情画意的“西湖情结”，在《儒林外史》中不断地被疏离与解构，吴敬梓有意销蚀着诗意赖以存在的空间而凸显诗意的缺位。

小说中马二游西湖的叙写，可以看到吴敬梓有意截取了《西湖七月半》的一个视角来展开故事，张岱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请看其中一类人是：

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24]

马二正是这当中的一分子，吴敬梓以类似纪实的笔法，描写马二的西湖三日之行，且看小说中马二与湖景的互动：

一步步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第十四回)

随着嘈杂的人群，马二从一处机械地移往另一处，一路漫无目的的游览，有“不在意思”处，更有“在意思”处，能够引起马二兴致的不过是书店中“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墨程持运》”和不分时间地点，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的饮食。吴敬梓没有满足读者对西湖与文人相融而生的诗意期待，马二“心旷神怡”处不过是念了两句八股举业味的陈词滥调，显示出其在举业下已麻木了的精神。袁宏道说：“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25]张岱说：“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26]，诚为是！即如小说中充满诗意的秦淮河也只有得遇杜少卿辈才会熠熠生辉一样，吴敬梓与之心有灵犀兮。

《儒林外史》少有《西湖七月半》中如镜明月、清秀山水、幽香荷花的优雅清净，也没有三五好友对酒赏月之宁静、空灵、幽远的意境，如晚明小品文的诗意美感对吴敬梓来说总是十分短暂脆弱，诗意情境的背后总伴随着隐约的危机以及随时遭受挫折的预感，而诗意的抒发也往往如昙花般短暂。即如前引富有诗意的七卯湖的景色描绘，因三个无名男子的侵入而立即蜕变成一个媚俗的姿态，诗意也迅速瓦解。小说第三十五回写朝廷赐赏庄征君玄武湖的故事充满象征意蕴：

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第三十五回)

庄绍光以为杜少卿装病辞征辟是“山林隐逸”，对少卿拒绝与朝廷合作颇有微词。他以为君臣之礼傲不得，于是有了朝廷之行，结果皇帝赐了“虽非武陵，亦差不多”[27]的南京元(玄)武湖。在吴敬梓的笔下，元武湖是如桃花源般世界，这在整个小说的描绘中并不多见。庄绍光是不要官的，但是，当作客这里的卢信侯因带了禁书而被官兵包围时，庄绍光一面要卢信侯去官府自首，同时他还“悄悄写了十几封书子，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里大老，从部里发出文书来，把卢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问了罪。”(第三十五回)庄绍光的应对何其自如！然而，卢信侯去来之间，“世外桃源”的想象便灰飞烟灭，庄征君刻意经营的隐者形象也荡然无存。“世外桃源”的诗意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娇弱。吴敬梓抽丝剥茧，从而完成他所期待的叙事意旨。

三、“奇人”形象：精神独立与文化的反思

《儒林外史》的叙事中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尚古情怀对现实社会加以观照；一是基于当下的现实对历史及其文化进行反思。尚古思想与现实恍若隔世，这使吴敬梓常视现实为仇雠。袁枚在给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怪诞，当不受文人之厄。”[28]袁枚是否针对吴敬梓而发尚有争议，但袁枚所未曾经历的“文人之厄”，吴敬梓则亲历着，而吴敬梓身上也确有为别人所不满的“大怪癖、大怪诞”而被视为奇人、怪人。

吴敬梓之前的张岱在小品文中已经刻画了许多奇人形象，“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余)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29]张岱的描绘寄寓着他的精神，正如他笔下的人物，既具高雅情操，又不乏凡夫之情欲，多包含他自己的影子。《儒林外史》中不乏奇人的形象，可以说，张岱笔下的人物是《儒林外史》中奇人形象的先声。

中年之前的吴敬梓经历了族人财产的纷争，“一朝愤激谋作达，左馬真史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30]，世风恶俗之下，吴敬梓以放荡显示自己的叛逆及反抗，堂兄吴檠诗中所叙是同情理解，但这种矫激之行形式上与贵家公子声色犬马并无不同，“文章大好人大怪”[31]，不理解的人更要视吴敬梓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32]。《儒林外史》中“杜家第一个败类”的杜少卿正是基于吴敬梓的原型而创造，小说中的杜少卿却没有上述声色犬马生活，吴敬梓还把当年“匍匐乞收”事也写进小说中，小说重构了当年亲历的这些事件，将过去置于一段距离之外加以审视、反省[33]，而后来的吴敬梓抛弃了“文章大好”而愈加珍重“人大怪”的品质，杜少卿形象为第五十五回被目为市井奇人的“四客”的描写着上了一层底色。可以这样说，杜少卿的形象是基于吴敬梓人生经历的再创造，融入其晚年的思想，它高于生活，吴敬梓在创作中使自己“渣滓日去”，市井奇人的“四客”是杜少卿形象的进一步延伸，他们精神上一脉相承。

就个体性格及人生经历来说，吴敬梓看不惯封建官场与儒林的卑鄙龌龊，不屑奔走于势利之途。但是，出身科举世家的吴敬梓与举业分道扬镳，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它需要直面一生志不得伸并常与落魄、贫病相始终的勇气。清代政治及文化制度的奴性，吴敬梓体验尤深。“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34]，为保持独立人格而自甘清贫，吴敬梓是用毕生的热情乃至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来建立与维护这一精神传统。恶劣的生存环境促成他思想的升华，使他从个人的穷达荣辱中跳脱出来，去思考整个士人阶层的生存状况，“秉持公心，指擿时弊”[35]，别具思想与理性。小说第五十五回写了市井四奇人，他们或会写字，或卖火纸筒子，或开茶馆，或做裁缝，吴敬梓以近乎素描的方式勾勒出这四个市井奇人，寥寥数笔便烘托出极其浓厚的诗意氛围，同小说中大多场景的诗意疏离形成对照。吴敬梓对这些奇人寄予大希望，“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第一回)，他们是开篇“楔子”所写之群星的一部分，“维持文运”四字道出吴敬梓的苦心，《儒林外史》以祭泰伯为中心，表现星君维持文运的努力。其实这也是士林普遍关心的问题，冯梦龙、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于此皆有思考，他们的文学作品及其他非文学作品汇为一个深厚的“文化文本”，不断催人觉醒，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则尤为突出。

注释：

[1]本文《儒林外史》引文均据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2] 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3][10][19]林 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4，521，664页。

[4] 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一《答陈石丈》，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

[5][6][14][25]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2,205-206,651,423-424页。

[7][18][21]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胡益民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1，252，221页。

[8] 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二三《与丘长孺》，钱伯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8页。

[9][15] 鲁 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1-592，592页。

[11]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屠田叔笑词序》，任 远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12]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13][32] 吴敬梓、吴 烺：《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李汉秋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70，53页。

[16]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第52页。

[17] 李 渔：《李渔全集》卷八《无声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137、138页。

[20] 商 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严蓓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97页。

[22][36] 张 岱：《西湖梦寻》卷一《西湖总记》，马兴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2，122页。

[23] 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小说第五十四回，陈和尚与丁言志之间围绕西湖与莺脰湖诗会，喋喋不休地吵闹、争斗，吴敬梓旧事重拾，不仅给过去的诗会闹剧作个了断，也暗示了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的不堪。

[24] 张 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七月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63页。

[27] 小说第三十五回中庄绍光颇自豪地对卢信侯说：“此间与人世绝远，虽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时，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

[28] 袁 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二《答鱼门》，《丛书集成三编》第七七册。

[29] 张 岱：《张岱诗文集》，《瑯嬛文集》卷之五《自为墓志铭》，夏咸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4页。

[30] 金 榘：《泰然斋诗文集》卷二附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

[31] 《泰然斋诗文集》卷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33] 吴敬梓将举业试中诸多体验经历融入小说中加以表现。《儒林外史》中最初推荐杜少卿的是巡抚李大人，吴敬梓乡试中“使者怜才破常格”的是安徽学使李凤翥；李凤翥破格录取吴敬梓后不久离任，小说中则有杜少卿专程往安庆拜访李大人，李大人托邓知县去问候杜少卿，后来李大人调任福建巡抚，举荐征辟事便无果而终。而杜少卿辞征聘中“跪”这一动作，故事原型是吴敬梓在科岁考中向考官跪拜求情，结果遭到大声斥责。“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甝”蕴含着作者的心理创痛以及潜意识中希望疗救的渴望。

[34] 吴敬梓：《吴敬梓诗文集》卷二《左伯桃墓》，李汉秋辑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35] 鲁 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7-01-1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 14ZDB076)；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吴敬梓家族与金兆燕家族的两歧性及融通互训”(FJ2016B284)。

吕贤平， 男， 安徽全椒人，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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