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才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林纾对日本小说《不如归》的评价及其他

张俊才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不如归》是辛亥革命前夕输入中国的一部日本小说。其译者林纾不仅从擅长“叙悲”的角度把此书紧排在他最负盛名的两部译作《黑奴吁天录》和《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而且认为此书可作为“家庭之劝惩”，具有较高的批判现实主义价值。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人曾经非常认真地向日本学习，但学习的重点是日本人勇于“学习西方”的精神，而非日本自身的文化与文学。唯其如此，虽然有大量的中国作家曾经留学日本，但日本文学并未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五四”时期，林纾曾与新文化阵营发生龃龉，他认为日本人虽然锐意“求新”，但对传统文化却并未“弃掷践唾”，这一点是值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学习。

林纾； 《不如归》； 日本； 学习西方； 珍爱传统

一

《不如归》是林纾于1908年翻译的一部日本小说，原作者为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德富健次郎。小说写1894年前后发生在日本贵族家庭中的一桩婚姻悲剧。故事的男主人翁是海军军官川岛武男男爵，女主人翁是川岛武男之妻、陆军中将片冈毅子爵之女片冈浪子。武男与浪子情投意合，琴瑟友之。但武男的姨表兄、陆军少尉千岩安彦却因欲娶浪子而不得，遂衔恨于武男与片冈。而绅商山本兵造不仅因武男和片冈阻挠其在军中经商谋私而不快，而且因其女丰子一直单恋着武男而忌妒浪子。于是，武男与浪子度蜜月甫毕，千岩与山本便一边内外勾结在军中营私舞弊，一边破坏武男与浪子的婚事。不久，浪子病。千岩与山本便怂恿患有风痹且躁烈多疑的武男之母逼迫武男休妻。武男不从，武男母以“瘵症”可传染并导致武男家无嗣为由，趁武男参加中日海战之机自作主张代武男休了妻。沉疴在身的浪子受此打击，更无生趣。及武男归，欲觅浪子而不得。最后，浪子死，武男凭吊于墓地，痛不欲生。

《不如归》应该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日本近代小说，但似乎可以说是最早在中国拥有较多读者的小说。林纾之所以对这部小说感兴趣，很可能基于下述两个原因：一是小说之言情，所传达的关于爱情、人性善恶之价值观念颇能与林纾沟通；二是小说兼涉中日甲午海战，引起了林纾对国势蜩螗的悲感。因此，林纾对这部小说的总体评价是较高的。他说：“余译书近六十种，其最悲者，则《吁天录》，又次则《茶花女》，又次则是书矣。其云片冈中将，似有其人；即浪子亦确有其事。顾以为家庭之劝惩，其用意良也。”在这里，林纾不仅从擅长“叙悲”的角度把此书紧排在他最负盛名的两部译作《黑奴吁天录》和《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1]，而且认为此书可作为“家庭之劝惩”，具有较高的批判现实主义价值。

由于林纾译序的主要内容是借小说中写到的甲午战事发摅其对时局国事的感叹，因此，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这部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评价上。但从林纾的不多的文字中，他还是肯定了此书的两个优点：

其一，国民精神的张扬。文学接受从来都是一种有选择的接受，因为任何读者都是带着一种先在的“期待视野”来解读一个新的文本的。林纾这一代人可以算是中国的第一代启蒙者。由于外患频仍，国事日蹙，他们是那样真诚地希望输入的外国文学能有助于中国人爱国保种的事业，这决定了他们总是首先从这一角度来衡估外国小说的价值。林纾在为这部小说写的译序中就曾这样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正因为这样，林纾在为小说译文所加的点评语中，就多次肯定了《不如归》所表现的日本人民尽心国事的国民精神。如小说第十九章“战余小纪”中写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广岛居民家家门口咸有小纸“署屋中几区、住几人、尚有空屋与否，以俟陆军中人下榻”时，林纾加点评语道：“足见日本人心上下如一。”又如小说中的千岩安彦本是一个品质拙劣的宵小之徒，但他最终却在随军至旅顺攻克金州时“第一人入北门”，后又在“攻椅子山”时战死。小说写武男不计前嫌将千岩遗骨寄至东京安葬，林纾此时又加点评语道：“以千岩之为人凶丑极矣，而日人为书，尚称道其勇，足见日人之爱其同种矣。”小说最后写道武男与岳父片冈毅中将不期而遇同为浪子扫墓时，“武男悲哽无声。中将曰：‘武男君勿悲，当思其远且大者。凡人遇蹇运，多足以助男子立其宏业。老夫与君别久矣，今且同行至老夫家，论台湾事也。’”所谓“论台湾事也”，当指讨论日本从中国掠夺得台湾后将如何治理之事。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林纾又特加点评语道：“虽属情恨，结穴仍说国忧，足见日本人之爱国。”显然，林纾对这部小说能张扬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是相当钦慕的。

其二，写实主义的作风。德富健次郎在这部小说中虽然写到了甲午海战，但他对北洋水师并未简单地予以丑化，而是描写了镇远、定远二舰“当敌如铁山”，大战竟日“卒获全，不毁于敌”的英勇战绩。林纾就此发感慨道：“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极言敌之丑敝畏葸，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用以为快。所云‘下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语耶？若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于纪实。即纪实矣，则日本名士所云中国之二舰，如是能战，则决然非遁逃可知矣。”中国传统文学，总的说来，比较缺乏写实主义传统，比如塑造女性，或尊如天帝，或贱如流娼，实际上从写实的角度上看，以上两种写法皆不足为训。传统文学这种语带夸饰的描写方法，王国维、鲁迅等均进行过批评。因此，林纾对《不如归》的上述评论，应该是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写实主义作风的一种欣赏和认同。

二

在清末民初，林纾有“译界之王”的美誉。他一生与通西文者合作[2]，共翻译外国小说180余种，其中，英国作家60人，作品101种；美国作家12人，作品16种；法国作家18人，作品24种，而日本仅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1种，就涉及的作家及作品数量而言，与希腊、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挪威、瑞士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显然，其时中国人对欧美文学的关注和热情远远超过了对具有“同文同种同洲”优势的日本文学的重视。

于是，我们看到，文学维新方面日本文学之不受重视与政治维新方面日本之倍受重视，在清末民初之中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毛泽东在论及近代国人向外国寻求救国真理时曾有如下论断：“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3]因此，清末民初时期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亚洲政治上的“首善之区”。不仅康、梁在“变法”失败后以“逋臣”身份在日本图谋东山再起，孙、黄的“革命”也是以日本为基地的。影响所及，稍微年轻一代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也把日本视为有助于其实现人生抱负的理想国。应该承认，当年那些曾经在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或个人理想的中国人，都曾经得益于这个岛国的滋养，虽然某些日本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民族优越感也曾令郁达夫等情感脆弱的中国留学生痛不欲生。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却是，尽管那么多中国人在日本寻求救国之道或个人理想，但日本文学却几乎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时确曾称扬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如《佳人奇遇》等)和德富苏峰的报章政论，春柳社在学习西洋话剧时也确曾受过日本新派剧的启示，但这种影响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近现代化的影响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一个令日本文学倍感尴尬的事实是，有着留日背景的中国一流的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他们的外国文学导师是契诃夫、托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惠特曼、海涅、卢梭、波特莱尔等，却不是任何一位日本作家。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要负责任地说明这一现象，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但我想，如果粗浅地分析这个现象，如下两点应该是受到关注的。其一，日本与中国同处在东亚文化圈之中，文学观念、文学手法接近之处多，这使得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启示相对要小一些。其二，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诚然比中国着了先鞭。但就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日本和中国其实又都处在通过“向西方学习”而使自己的祖国赶上世界潮流的位置之中。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日本恐怕并不是自己所要效法的“西方”那样的样板，而只是一个“学习西方”的样板。这也就是那么多人留学日本，结果却不是直接学习日本的东西，而是假道日本学习西方的东西。当然，日本这个“学习西方”的样板对于正处于当年现代化焦虑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三

日本在谋求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曾以壮士断腕的决绝提出过一个口号：“脱亚入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在宣示他们的决心，而非真的要把自己从文化上到精神上都脱胎换骨为欧洲种。日本人到现在连那种并不实用的“和服”都脱不了，何谈“脱亚”？因此，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对本民族传统的珍爱和保护——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这里又有必要再次把林纾请出来说事。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决计要“全盘西化”，于是他们不仅要宣判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言文为“死文字”，而且要“打倒孔家店”，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此时，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从时代敏感上看都已显出迟暮之态的林纾，却“螳臂当车”般地挺身而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激”说“不”。他写了著名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其中又提到了日本人，而且态度也是称赞的。现征引如下：

文无所谓“古”也，唯其“是”。顾一言“是”，则造者愈难……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其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齐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陨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班、马、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所笑也？

“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陨其旧”——林纾在这里所感叹的，或许正是一个时期以来中日两国在现代文化建设方面所取策略之不同。幸而如同日人所宣示的“脱亚入欧”实际上办不到一样，五四先驱者一时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也同样办不到。更令我们欣幸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也在同步增强。因此，如何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关注的一个话题。

注释：

[1] 此前，林纾已译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贼史》等多部小说，盛赞狄更斯的小说能“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能专“叙家常平淡之事”，并称“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见林纾上述小说写的译序或“小识”)。《不如归》所写因非“下等社会”中事，故林纾别从擅长“叙悲”的角度予以肯定。

[2] 《不如归》亦非据日文译出，而是据日人盐谷荣的英译本再译。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75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7-04-20

张俊才， 男， 山西临猗人，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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