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忠峰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63）

2000年至2016年《玉篇》的语言学研究综述

贾忠峰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63）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存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2000年至2016年，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玉篇》取得的成果包括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的语音、语义、词汇、文字等方面。本时期《玉篇》的研究拓展了深度和广度，使用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00年至2016年；《玉篇》；语言学；研究综述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存唐写本《玉篇》残卷（不是一时一地的写本，通常当做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也称《大广益会玉篇》）。20世纪以来，关于《玉篇》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2000年之后，相关研究激增。①这些成果分属于语言学、文献学、辞书学。关于20世纪的《玉篇》研究，陈建裕从“成书年代及卷数、原本《玉篇》的失传年代、朱序本的真伪问题、原本《玉篇》的传抄年代、体例、音系、校勘”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2000年之后，虽然以《玉篇》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阐述了《玉篇》的研究情况，但涉及的多是2012年之前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研究，且多数较为简略。本文对2000年至2016年国内有关《玉篇》（残卷和宋本）②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做一个较全面的总结，以期对今后的《玉篇》研究及学术史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从语言学角度取得的《玉篇》研究成果分析

（一）关于语音

1.原本《玉篇》残卷语音研究

王嵘梳理了1900-2001年国内关于原本《玉篇》语音的研究成果。介绍、评述了周祖谟、欧阳国泰、周祖庠对原本《玉篇》音系的研究，罗常培、朱声琦、欧阳国泰、闫玉山、周祖庠对原本《玉篇》某些语音现象的研究，以及周祖庠等根据原本《玉篇》音系对中古标准音的讨论。[2]闵敏使用传统系联法和补充系联法（异体互切、同音又切）系联残卷（日本影印本，7卷63部1946字）反切，得出35声类、221韵类，发现残卷的声母具有“轻重唇音不分、明微母混切、舌音开始分化、从邪不分、喉牙音关系密切、半舌稳定、日娘关系密切”等特点。[3]汪业全等根据规范理论考查了原本《玉篇》语音的普适性，认为其基础方言为金陵音且杂有吴音成分，《玉篇》音代表梁朝通语音。[4]

2.宋本《玉篇》语音研究

台湾地区学者杨素姿运用传统的反切系联法考查宋本《玉篇》的声类和韵类，并且和唐代的语料对比，认为宋本《玉篇》代表的是唐代语音。[5]蔡梦麒据语音变化、切语用字变化分析了宋本《玉篇》注音调整的来源，认为陈彭年等没有根据《广韵》修订《玉篇》语音，宋本《玉篇》的切语用字受到《字林》音注的影响，现有收字规模来自唐代。[6]孙绪武分析了宋本《玉篇》的又音字（多音多义字和异读字），认为“用作专有名词、词义引申、音译外来词、保留古音”等10种原因造成了又音。[7]赵丽媛把《广韵》上平声所有字的读音和宋本《玉篇》反切做了比较，据此比较了两书声母韵母的差异。认为二者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宋本《玉篇》的语音具有更强的时代性。[8]

蔡梦麒探讨了为宋本《玉篇》多音多义字注音的原则。认为应依据第一个反切或直音折合，如果出现困难可用变通原则；当《玉篇》注音用字是多音字或生僻字时，应参考《广韵》《集韵》等其他注音材料或比照《玉篇》本身的内容来注音。[9]蔡梦麒探讨了宋本《玉篇》的语音特点及相关今音标注。认为宋本《玉篇》中从邪二母分为两类、船禅二母不分、云母匣母走向分立、轻唇分化更明显、舌音分化、开合口混切有部分调整，提出了为与这些语音相关的反切标注今音的依据。[10]

3.原本《玉篇》、宋本《玉篇》语音比较研究

陈燕把残卷言部至方部609条反切和宋本《玉篇》逐一比较，分析了其中“反切用字不同声韵调也不同的反切”，认为残卷语音代表南朝雅音，宋本《玉篇》与切韵系统语音一致。[11]李英把残卷的全部反切和宋本《玉篇》做了比较，对两书的声母、韵尾、异读、重纽进行了分析。认为残卷轻重唇、舌头舌上音未分化，宋本已分化；残卷中的阴阳异切字（一个字有阴阳两种读音）和宋本阴阳异切的分布特点不同；重纽两类在残卷和宋本中都有音值上的区别。[12]刘新华两两比较了残卷、《名义》、宋本《玉篇》的异读字，认为宋本多体现中古北方音系的特点，与《广韵》音系很接近，残卷和《名义》音系为中古南方音系。[13]

（二）关于语义

一是《玉篇》释义研究。朱葆华讨论了残卷中“野王案”里有关字义训释的五种形式和四个特点，认为“野王案”中的字义训释多为随文释义，多用义训，有时释词或阐释文化含义。[14](P41-50)赵青对照残卷和《名义》分析了宋本“误释”的情况，指出这些误释产生于“误合、误删、误截取。”[15]赵青总结了宋本的修订者修订义项的八种方法，认为修订者受到汉语双音化的影响，对于字书释义的认识有了较大进。[16]杨希英对宋本《玉篇》中10个字的释义进行了辨明义项来源、完善原有引例、指出文字错误等疏证工作。[17]萧旭疏证了“浰，清浰”，认为是凄浰的方言音转。[18]常方圆探讨了宋本《玉篇》释义的缺失，总结为“形近混同、义阙、字头误”等十类，并考释了部分疑难释义。[19]陆康勇认为，相对于《说文》释义，宋本《玉篇》的释义作了继承、补充、调整，宋本《玉篇》部分释义存在“缺少概括、不够严谨、名物词缺少知识性”等不足。[20]

二是宋本《玉篇》中某部字的语义、某些义符的表意功能研究。门艺分析了宋本《玉篇》“歺”部的意义，并与《说文》歺部作了比较。[21]张新艳比较了《说文》、宋本《玉篇》中犬部形声字的意义范畴，认为从《说文》到宋本《玉篇》，义符“犬”的表意功能变化很小，但泛化和虚化趋势加强。[22]蒋延平把宋本《玉篇》义符“水”的表意功能分为“表相属、表相似、表相依、表相关”四类，通过和《说文》水部释义作比较，发现两书中义符“水”的表意类型基本相同，但《玉篇》中水的表意功能明显增强。[23]

（三）关于词汇

一是同源词研究。曾昭聪根据残卷的“野王案”探讨了顾野王对于语源的认识和实践（同源词系联），指出残卷为同源词研究提供了材料。[24]朱葆华考证了残卷中22组同源词，认为顾野王根据形声字声符表义现象提出的“字类说”③涉及了词源问题。[14](P141-160)林素慧认为，残卷中“同声符同源词”的系联可归纳为“相似系联、相关系联、相反系联”三种类型。[25]

二是方言词研究。田膂探讨了宋本《玉篇》方言词的来源、地域分布、词汇特点。发现这些方言词主要来源于先秦两汉文献，源于《说文》的最多，源于《方言》的排第二；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楚地方言词最多，其次是江东；从结构上看，方言词以单音节为主，也有少量复音词。[26]

三是名物词研究。张芳对《说文》《尔雅》《玉篇》中的玉器名物词的理据进行了探讨，涉及《玉篇》的有50个（40个与《说文》相同，10个新增）。认为古代玉器命名有直观性、相似性、经验性、凸显性等特点，具有视觉优先、视觉中性征优先的规律。[27]林源考证了宋本《玉篇》中的“（車羞）□”。认为该词为宋代重修《玉篇》时根据《通俗文》补入，且在传抄中出现错误，应为“□轊，载丧车。”[28]

四是六朝词语研究。周若虹从音节数量、表示的概念、词类、词素构成四方面研究了残卷“野王案”中的276个复音词。发现其中联合式占2／3，偏正式、动宾式、附加式、重叠式、主谓式、补充式的数量依次递减；参照《世说新语》复音词数据，认为这些复音词符合南朝书面语复音词的特点。[29]周凤英认为，残卷的野王案对于六朝词汇及词义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以残卷中“消、辄”的词义演变为例，揭示了双音节短语固化成词的线索以及六朝新出现的词义。[30]

五是据历史词汇研究古代文化。贾忠峰系联宋本《玉篇》“豆、麦、禾、田、虫、牛、金”等16部中与粮食生产有关的词语，描述了中古时期粮食作物的种类、粮食生产所用工具、粮食生产过程、人们对作物生长阶段及病虫害的认识。[31]

（四）关于文字

1.原本《玉篇》残卷文字研究

一是合并字研究。朱葆华分析了残卷中标示“合并字”的术语、本字和合并字的形音义关系，考证了35组合并字；认为合并字比本字更常用。[14](P54-75)

二是新增字研究。朱葆华探讨了残卷新增字（指《说文》未收而残卷收了的文字）的数量、来源、使用情况。发现新增字来源于小学书和其他典籍，绝大部分为形声结构，现在还在使用的仅占1／3，其中44字和《说文》新附字相同。[14](P76-101)王平把残卷新增字（参照朱葆华所做《新增字表》）与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的用字进行比较，发现与石刻用字对应的新增字集中于北魏时段，多为形声字。[32]

三是异体字研究。朱葆华探讨了残卷异体字的判定标准、来源、数量、结构类型，专门分析了顾野王勘定的异体字。[14](P102-123)王依娜探讨了残卷中因词义引申形成的异体字。[33]

四是常用字研究。朱葆华把残卷的904个反切用字作为六朝时期的常用字，并与《说文》、现代常用字进行了综合比较，总结这三个时期常用字变化的四种情况及反映的语言文化现象。[14](P124-140)

五是俗字研究。朱葆华把残卷中的俗字分为“俗体字”和“俗写字”，其中俗写字细分为“字形混同、偏旁混同、添加笔画、减省笔画、变异”五种情况。[14](P161-173)段玉残卷（罗本）的异写字探讨唐代的手写字，把异写字分为“构件异写的异写字、构件异置的异写字”，认为汉字异写具有多样性、构件混同具有普遍性。[34]邢慎宝把残卷俗字（参照朱葆华所做《俗字表》）和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的材料做了比较，发现370个对应的俗写字。这些字主要集中在北魏时期，从结构上分为八类，主要为变异类。[35]

六是重文研究。研究者探讨了重文的形音义关系，对某部的重文做了具体研究。何瑞认为，残卷“异部互见”的文字包含异体字、分化字、合并字。[36]申睿认为，残卷中的重文有异体、假借、同义换读三种关系。[37]申睿比较了残卷和宋本对应内容的重文，发现残卷重文数远多于宋本，多数文字在两书中的重文不同。[38]李海云分析了残卷吅部的10字，认为其中有古文、或体、俗体、古今字。[39]吴艳娜分析了残卷言部的重文，认为存在古文、籀文、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传抄时的误字。[40]申睿分析了残卷（罗本）糸部的42个或体字，认为这些字是异体或假借关系。[41]胡丹丹分析了残卷厂部的重文，认为存在假借和异体两种关系。[42]

2.宋本《玉篇》文字研究

一是异体字研究。研究者主要对宋本《玉篇》异体字的来源、形体关系、产生原因、形声结构异体字音符（义符）换用情况进行了探讨。

何瑞统计了宋本《玉篇》中异体字的数量、在各部中的分布情况，详细分析了异体字的五种类别和五个来源，认为其中存在异体字、分化字、合并字，并做了简要分析。[43]刘宏伟讨论了宋本《玉篇》异体字的标注术语、结构类型，认为宋本《玉篇》异体字主要是结构类型相同的字，且形声字居多；与《说文》异体字相比，存在“正字相同异体不同、玉篇增加异体”等九种情况；[44]考查了宋本的122组“换位异体字”，认为这种异体字和成书背景、编纂目的有关。[45]王嵘阐述了宋本《玉篇》异体字的整理方案：第一，考查异体字在《说文》《名义》《广韵》等辞书中的互见情况；第二，按“结构-功能分析法”对异体字进行描写。[46]宋雨涵等把宋本《玉篇》中的异体字分为造字结构相同和造字结构不同两类，分析了异体字的四个来源，认为宋本的异体字不是纯粹异体关系，有的属于古今字、假借字。[47]王嵘根据自己提出的整理方案分析了宋本《玉篇》示部的38组异体字。[48]贾忠峰分析了宋本《玉篇》异体字的九种形体关系和四个产生原因，以《说文》为参照探讨了异体字动态变化的五种情况。[49]

贾忠峰总结了宋本《玉篇》形声结构异体字的四种音符换用方式，发现多数异体字换用的音符考虑了表音效果，也存在换用音符时不考虑表音作用的情况，并探讨了换用“不表音音符”的三个原因。[50]贾忠峰据宋本《玉篇》换用音符异体字系联了换用的音符字，按韵摄详细列出，统计了音符字的换用频次。[51]贾忠峰考查了宋本《玉篇》形声结构异体字的义符换用情况，认为异体字义符换用是造字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而产生的，有“不同造字角度下换用、相同造字角度下的相似换用、相同造字角度下的相关换用”三种方式。[52]周阳考查了宋本《玉篇》异体字中义符“木”换用的方向分布，据语义和造字思维分析了“木”换用的原因。[53]

二是俗字研究。台湾地区学者孔仲温阐述了宋本《玉篇》俗字的范围和体例；逐个分析俗字的字形，归纳了俗字衍变的五种方式；比较了宋本、残卷、《干禄字书》《广韵》《类篇》收录的俗字。认为“趋简是俗字衍化的主流，增递是俗字音义的强化，形音义近似是俗字变易的凭借，古文字是俗字形成的源头，汉隶是俗字发展的关键，假借是俗字生成的缘由，语言是俗字换声的依据，错杂是俗字衍生的关系。”[54]井米兰比较了宋本《玉篇》俗字和敦煌俗字的字形差异，发现敦煌俗字字形更丰富，字形变异出现在笔画、构件、整字各层面，有的体现了过渡性特征；据敦煌写本文献特点和字书的正字功能，总结了这些差异的五个原因。[55]贾忠峰探讨了宋本《玉篇》俗字的构形理据和造字规则。认为俗字造字者既对一部分字的表音或表义理据重构生成俗字，又通过解构已有文字的理据生成俗字；从造字规则看，既有传统的形声、会意，也有依据类推、同化生成的俗字。[56]

三是古今字研究。贾中锋等考查了宋本《玉篇》中的古今字 ，归纳了古字和对应今字的七种形音义关系和四种用字现象。[57]

四是古文字研究。王平考查了宋本《玉篇》的168个籀文，发现128个见于《说文》。这些籀文基本传承了《说文》籀文，但也存在构件讹变、类化、增省等形体变化。[58]宋雨涵依据字形考证了宋本《玉篇》收录的16个小篆，发现其中7字来自《说文》“先古籀后篆文”体例中的小篆，有5字是把古文或籀文误认为小篆，4字（《说文》可见）收字原则不明。[59]王平比较了宋本《玉篇》、《名义》、韩国朝鲜时代的《全韵玉篇》所收籀文，发现宋本中收籀文最多，《名义》收17个籀文，《全韵玉篇》收7个籀文。[60]

五是疑难字研究。熊加全考查了前人关于《玉篇》疑难字（形音义可疑、义阙和字际关系未作或误作认同的字）的考释成果，认为结论存在可信、不可信、分歧（需要择定）三种情况，补正了前人已考的357字，考释了前人未考的221字。[61]萧旭考证了《玉篇》“”的音义，认为当释为“贱劣、不肖。”[62]熊加全认为，宋本《玉篇》中的疑难字可分为“形误、音误、义误、义阙”四种类型。形误字或承袭前代字书，或据俗书新增；音误字或由传抄失误形成，或承袭前代字书；义误字包括误截书证、误解义训而妄改等；义阙字多为俗讹字。[63]郑贤章把宋本《玉篇》中有音义无例证的字作为疑难字，为35字增加了佛典用例。[64]

六是楷字的传承和流变。研究者讨论了楷字在国内的传承、演变以及在域外的传播情况。臧克和从历代整理者、文本内部的层次划分、字头单位的确定、文献结构关系四方面探讨了宋本《玉篇》贮存的历史汉字及其层次分布。[65]何瑞把宋本《玉篇》的常用字、通用字和现代汉语常用字、通用字做了比较，发现常用字近两千年保持稳定，宋本《玉篇》对应现代常用字、通用字的汉字动态笔画数远小于静态笔画数；[66]把宋本《玉篇》新增字和《说文》新附字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共见的103字多为唐宋间后出字。[67]何瑞讨论了宋本《玉篇》新增字（相对于残卷和《名义》）的来源、结构性质及分布，认为新增字主要为形声字，主要来自典籍文献和时俗要用字。[68]贾忠峰比较了宋本《玉篇》楷书和当代标准楷书（以《汉语大字典》为依据）的字形差异和构形理据，总结了楷书形体演变的三个特点：形体相近的构件在一定条件下非均衡混同；某些构件的多个形体持续地竞争；部分楷书形体进一步记号化。[69]贾忠峰据宋本《玉篇》古今字分析了中古时期楷书的演变情况及演变原因。认为人们使用“等价式造字、职能分化式造字、假借基础上造字”三种方式不断创制新的楷字，同时又在使用时调整文字职能而合并文字。[70]

邢慎宝把《全韵玉篇》2092个“同”字例与宋本《玉篇》“同上”字作了比较，发现两者有56.4%对应，认为汉字“韩国化”的常用手段是构件替换，其中简化和繁化并存，而且有些字的字际关系发生了改变。[71]李海燕基于宋本《玉篇》和《全韵玉篇》的比较得出：汉字传播的稳定性较强，只有小部分字为适应传入地使用者发生了变化；替换表音和表义部件是汉字形体“域外化”的主要方式。[72]

此外，代爽、郑彩凤、罗薇、刘秀荔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研究了《玉篇校释》的俗字、引用古文字材料、古今字、同源字。[73-76]

（五）关于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

王平介绍了“《说文》《玉篇》《万象名义》联合检索系统”的开发情况。指出建立该系统有“整理和录入电子文本、确立查询字段、建立数据库”三个步骤，并详细介绍了每个步骤的工作流程或原理。该系统包含三个内容：《说文》《玉篇》《万象名义》独立数据库（可单独安装和使用）、两两交叉检索、三个数据库联合检索。[77]张艳洁使用XML技术对《玉篇》进行了功能建模和处理，制作出了能阅读和检索的电子文本。[78]

二、本时期《玉篇》研究的特点

一是研究对象有了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较大提升。2000年以前，有关《玉篇》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残卷，对于宋本《玉篇》的研究寥寥无几。2000年之后，宋本《玉篇》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专门研究宋本《玉篇》或者以宋本《玉篇》作为主要研究材料的十几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公开发表了多篇关于宋本《玉篇》的论文。研究者从只注重残卷到宋本、残卷并重，是研究对象上突出的变化。从研究的广度、深度来看，本时期研究者对残卷的版本、体例、文字、野王案、词汇、语音等做了研究。关于残卷文字、野王案、词汇的研究，2000之前的研究没有涉及；对于版本、体例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研究者对宋本《玉篇》的版本、校勘、体例、文字、语音、词汇、语义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二是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时期的部分研究成果论据真实可靠、论证充分、方法科学、结论可信，或者提出了新观点，或者补充、修正了前人的观点。如朱葆华对残卷的文字、野王案的研究，赵青对宋本《玉篇》释义的研究，孔仲温对宋本《玉篇》俗字的研究，熊加全对宋本《玉篇》疑难字的研究等。也有少量成果较差（见前述剔除的文章）。

三是充分发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作用，对材料穷尽式考查、现代研究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率。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除了使用文字、语音、词汇等各研究领域的特有方法外，普遍使用了比较法，常要对字书、韵书、字形表、字音表相关内容做比较，如宋本《玉篇》和残卷、《说文》《名义》《广韵》《新修玉篇》《全韵玉篇》《一切经音义》的相关内容。比较法的使用，对于研究者发现问题、找出规律、论证观点具有基础性作用，从中可见传统研究方法的价值。

在研究材料的处理上，多数研究者对与论题相关的材料做了穷尽式考查。较之根据部分材料得出的结论，穷尽式考查材料可以使结论更加全面、准确。部分研究者使用计算机检索软件、可检索的电子文本做材料的辑录工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开发了以数据库为基础的“《说文》《玉篇》《名义》联合检索系统”，华中科技大学相关人员使用XML技术制作了能阅读和检索的《玉篇》电子文本。这种现代化研究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玉篇》研究的展望

2000年至2016年，对于《玉篇》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研究，以便更为充分地阐发《玉篇》的价值。

一是编纂残卷、宋本《玉篇》简明实用的点校本。现有的《玉篇》版本多有讹误。残卷是唐代的写本，单是文字上的讹误就很多；宋本《玉篇》的释义、注音上的讹误也不少，而且很多讹误不是轻易能识别出的。虽然《玉篇校释》已出版十几年，但该书卷帙繁重（六大册）且无检字，对残卷没有的内容大致按《说文》并参考《名义》字头排序，不便与影印本对照。这些严重影响了该书的实用性。我们认为，辞书只有拥有较多数量的使用者才能发挥其作用，实用性是编写者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残卷和宋本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应该出版各自的简明实用型点校本，便于和影印本对照，便于读者使用。

二是对《玉篇》已有研究成果的使用。已有的成果需要反映在有关学术史、教材、大型工具书中，才能让后学对《玉篇》有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才能在相关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在辞书史、语言学史中对残卷、宋本重新评价。现有的常见的语言学史、辞书史著作对《玉篇》的评价多是只针对残卷。鉴于残卷和宋本的相对独立性，它们的编纂目的、语音系统、释义、收字、价值和贡献不同，应吸收已有成果，分别评价。其次在汉语史、古代汉语等相关教材中吸收关于《玉篇》文字、词汇的研究成果。如有关文字的部分应加入中古楷书的内容，从而更为清晰地呈现文字演化的链条。最后在《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修订时吸收现有成果，以修正讹误，最大程度地呈现语言事实。

三是从文献学、语言学角度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本时期《玉篇》研究成果的分布并不均衡，在语义、词汇等方面还有较多的研究空间。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使用现代研究工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笔者以“玉篇”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发现2000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有相关文献176篇。另外，还有研究《玉篇》的专著2本、以《玉篇》为主要材料或有章节涉及《玉篇》的专著2本、论文集中收录的论文2篇、台湾地区博士论文1篇，共计183篇。这些文献中，有的是前人成果的重复，有的因论据过少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有的与作者先前公开发表的大面积重复。本文剔除了这类文章（25篇），合并了6篇来源于作者学位论文的文章（如果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对应的学位论文内容相同，只计公开发表的；如果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是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都计算在内）。有1本专著包含5篇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本文只计专著。经过剔除、合并，本时期《玉篇》研究文献共147篇。

②为行文方便，论述某些内容时“原本《玉篇》残卷”简称“残卷”，“宋本《玉篇》”简称“宋本”，《篆隶万象名义》简称“《名义》”。

③对于宋本《玉篇》异体字的认定，研究者所持观点不同。何瑞、刘宏伟、王嵘、宋雨涵把“古籀篆字、某书字、等同字、亦或体、今俗字”都认定为异体字；贾忠峰认定的异体字只包括“等同字、亦或体”且剔除了其中的假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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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linguistic Research ofYu PianFrom 2000 to 2016

JIA Zhong-f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uanghe S＆T College，Zhengzhou Henan,450063）

Yu Pianis China’s first regular script dictionary，and there existyuan ben Yu Pian’sremnant volumes andsong ben Yu Pian.From 2000 to 2016，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Yu P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include phonetic，semantic，vocabulary，writing，etc.in this period，researchers used the depth and breadth，the new tools and methods of research，and obtained a group of high quality research results.

from 2000 to 2016；Yu Pian；linguistics；research summary

H163

A

〔责任编辑 冯喜梅〕

2017-03-15

贾忠峰（1978-），男，山西高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古汉字、汉语。

1674-0882(2017)03-00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