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魁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羲之的书圣之路

李忠魁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羲之的“书圣”之名，最早得于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书后品》云：“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可谓书之圣也。”[1](P135)而王羲之成为书界受人景仰祖述、顶礼膜拜的圣人，绝非一两位述作品评家几句溢美之辞可成就的，有其必然的主客观条件。本文以史为据，全面分析王羲之能于众书家中脱颖而出，登上书圣宝座的各方面因素。

王羲之；书圣；因素

书法作为一门传统抽象艺术，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又与时代审美潮流、个人审美趣向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再加上艺术作品的价值与艺术成就的高低不可以具体量化，亦无统一标准。因此，要成为一位受世代尊崇认可、顶礼膜拜、景仰祖述的书家着实很难，然而书坛确有这样一位权威，正如圣贤孔子于教育、儒学领域的地位，虽经历代淘洗，其地位却固若金汤、久而弥坚，他就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亦非一蹴而就，而是步步为营，登峰造极，再到逐步巩固，其书圣地位的确立在盛唐以前基本完成，宋元明清是进一步巩固。王羲之的成功，包含有几大不可更改的条件。

一、革故鼎新，弃质崇妍

王羲之早年虽有异志，不同于常人，但其书法成就也是晚年才真正得到认可，在其成名之前，西晋和东晋初年书坛执牛耳者是王廙与庾翼，江夏李氏与卫夫人亦有名声。他们都是钟张的继承者，取法钟张，以钟张体擅名一时，王僧虔《论书》云：“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1](P58)右军一改魏晋以来钟张书风以后，大受时代欢迎，其兄王洽亦是这一变革潮流中的一员，因此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王羲之语云：“弟书遂不减吾。”[1](P47)给了王洽较高评价。王羲之在未变体之前，其章草书已经得到庾翼肯定，认为其达到了张芝的水平，从而平息了家鸡野鹜之争。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曾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1](P148)而这位通达的父亲想必也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迅速调整了其在《姨母帖》《豹奴帖》中的创作风格，变横展为纵束，变雍容为俊健，将翻挑与波势悉皆弱化，强化点画、字行之间的呼应，强化营构的整饬与精神，且将这些变化同时应用在了真、行、草之中。在这股革新的潮流中，献之以其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与实践精神成为了事件的主导，因此书法四贤中也有了献之一杯热羹，且在晋末宋齐之间，子胜父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曾巩《墨池记》云，“羲之之书晚乃善”，并将其功归于勤勉所致。如此，二王父子通过大胆的改革与创新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二、时代环境与家族因素

东晋书法艺术走向自觉，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一时期书法欣赏、品评、收藏、装饰之风大盛，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娱己娱人两大审美娱乐功能，物化后的艺术作品的价值由此暴增，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书法作品的模仿秀，做旧仿真以增其价。虞和《论书表》载：“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1](P50)这时书法艺术的欣赏品评并非是孤立兴盛的，论文论画亦如此，根源于其主导人思想的哲学思维——玄学与政治用人制度，品评自然有优劣高下，推出书坛盟主顺理成章。因此，在这个时代即使没有王羲之，也一样会有“张羲之”、“李羲之”来主盟。

这个时代有两个肯定，一是肯定人的个性，二是肯定艺术的价值。这两点正是艺术成长与繁荣的必要条件。玄学讲究“越名教而任自然”，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名士们，追求自由，并以离经叛道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个性，表达诉求。这些贤士们的近似荒诞的个性表达在当时不被唾弃，反被推崇，甚至引领成为流行。贤士们全身远祸，亲近自然，寄身山林，以文艺为清玩，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繁荣。从啖牛心到东床快婿再到告誓灵前，王羲之这位名士也绝非缺乏个性之人。而这个时代对艺术价值的肯定首先体现在肯定艺术对完美人格塑造的影响，人们羡慕崇拜那些具有书法艺术品创作能力的人；其次，物化的艺术品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王羲之的题扇可以直接换成老姥的早餐费；再次，艺术家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一些书法家拥有的地位并非依附于其政治经济地位。

赵构《翰墨志》常将南宋与东晋相比，恨南宋不如东晋书法风气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汙隆，不可力回也……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1](P367)赵构认为时移事异，习俗环境变化是南宋与东晋虽在政治与地缘方面有相似处，却在书法艺术方面不能相比的中肯原因之一。

东晋选官用人制度是在察举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的内容是家世与行状。晋代基本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因此，家世的象征意义远超京城户口，一代巨人的成长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从政治地位到气质积淀，士与庶相判云泥。瑯琊王氏是根正苗红的士阶层，更在东晋初年权倾朝野，因此王羲之从小就站在巨人肩上，家族中擅书者比比皆是，叔父王廙正是其之前的书坛主盟人。

三、自信不自负，中肯评价自己水平

王羲之的书论篇目传世者有近十篇，而确凿无疑为其本人所作者只有《自论书》一篇，《自论书》最早见载于《法书要录》卷一，后见载于《书苑菁华》卷十一、《佩文斋书画谱》卷五。且此篇内容曾被南朝虞和《论书表》、唐孙过庭《书谱》等所引用。羲之在《自论书》中客观评价自己书法水平，首度将钟、张以外的竞争者，诸如蔡邕、师宜官、崔瑗父子、梁鹄、杜操、卫铄等名家划至一流高手之外，且有推张迈钟之意，无自负、不自谦，成功确立了自己在东晋书坛盟主地位，也成为之后书法述作鉴赏者们确定书法四贤的主要依据。

之后，宋虞和《论书表》中首次将钟张二王四人并列，使四人成为历代书家中重点关照对象，侧面反映王献之在革故鼎新中的影响，指出四人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实无优劣之分，区别在于四人对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的迎合程度不同。梁袁昂《古今书评》在《论书表》基础上，首度提出“四贤”之名，认为“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孙过庭《书谱》客观评价四人，认为钟、张与王羲之为专博之别，而王献之不足论，再将王献之贬下而肯定羲之地位，自此钟、张、小王都不能与王羲之相比了。这一切的根源皆在于在那个品评之风盛行的时代对自己自信中肯的评价。

四、非古非今，文质彬彬，暗合儒家中庸思想

若说羲之通过创新字体而赢得书坛地位，七郎献之定然不服。献之是新书风的倡导与践行者，在改革方面成就很高。晋宋之际，献之之风一时风靡，以致于有羊欣奴书出现，正如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1](P70)新变似易，也能博取人心，难在对度的掌握。宣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来，中庸之道已在中华民族思想中根深蒂固，不偏不倚、中正平和、过犹不及深入人心，献之之书显然在大浪淘沙中被立了过于妍美的典型。因此，梁武帝萧衍大旗一举，尊古抑今，尚质弃妍，以帝王之尊引领天下皆应复古学钟。此中，羲之书似处于季孟间不被重视，实则处于质妍之间，文质彬彬，合乎君子之相。时人已有表现，陶弘景云“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1](P70)

如果说萧衍旨在改变妍媚书风的统治，李世民则不同，大张旗鼓极力宣扬王羲之之书，不仅下诏广收王书、复制王书、身体力行临学王书，还亲自为其作传赞，评张芝书无复余踪，钟繇书体长逾制，献之书羁羸疏瘦，惟羲之书尽善尽美。此外李世民首度以王体入碑，在全国推广王体。碑碣墓志自古以来皆属庄重之事，所用书体全用正书，自李世民以后斯风大改，碑碣墓志中王体行书随处可见。李世民独崇羲之并非偶然，一方面，出于文治需要，倡导王书以迎合广大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另一方面，李渊取法王褒，李世民更笃好之，太宗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倾慕与追随者；根因当然是羲之书非古非今，文质彬彬，符合其“节之于中和”的文艺观。一种事业或某个人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定然对其发展与繁荣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王羲之书风在唐代形成了欣欣向荣之象，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统治地位自此正式不可动摇。宋初，太宗赵光义大打文化兴国战略牌，以儒学为中心重建文人思想文化秩序，推行右文政策，优遇文人。在位其间下诏编写《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文史类书，同时配套在书法领域编写《淳化阁帖》，建立书法领域的标准秩序，也即二王秩序，《淳化阁帖》十之五卷为二王书，十之三卷为大王书。也正是因为王羲之书法“不激不厉”“中和典正”的特点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可以作为统治者宣扬教化的标准工具。

之后的元、明、清各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尚无兴风作浪颠覆传统之人，明代项穆更在其《书法雅言》中将其列为书之大统正宗，将其与儒学中孔圣人地位相比：“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1]进一步巩固书圣地位。清中期，虽有碑学兴起，尊碑抑帖，但王羲之地位已稳如泰山，丝毫不可动。

五、所擅书体具有极强实用性与包容性

王羲之之前的名家亦有很多，但大多擅长篆隶，自古之评书者，更看重书体的实用性，孙过庭云，六文八体，“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张怀瓘《书议》云：“书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时罕行用者，皆阙而不议。议者真正稿草之间，或麟凤一毛，龟龙片甲，亦无所不录。”[1](P145)而在擅长实用书体的名家中，钟张各擅一体，羲之却能综二家之长，兼擅真、行、草。这一点无疑成为后世学书者以其为祖述对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亦如同当下书学领域，擅长真、行、草的书家所占比例当有十之八九。历代文人士大夫都以行草为实用推广对象，而王羲之最早确立了这种实用书体的典范，尤其在宋代，行草之外，几无他书争衡。宋室于唐尚法之后掀起尚意浪潮，尚意尚法之说滥觞于项元汴之子项穆，然而宋人初衷并非追求意，实际是要追求晋人之韵，终因时移事异，未果初衷。宋人对行草的独爱，或因王羲之最擅行草，而行草又最适合小写意、小抒情。

羲之书风格多样，技巧丰富，博大精深，有足够的营养供后世汲取。正如熊秉明先生所言：“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2]他在不同时期所写作品的风格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晋以后历朝历代书家无不取法王羲之，而最终都形成了各自的风貌。

书法史上，曾有书圣之名的不在少数，诸如皇象、胡昭、张芝、钟繇、索靖、王志、唐高宗等，然而在这些书家称名时代王羲之虽未得名书圣，却早已成为书坛无冕之王。最终经历史洪流的淘洗，沙中澄金，得书圣之名者，惟王逸少一人。

[1]黄 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2]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

[3]刘 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刘 涛.书法谈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杨豪良.初唐书法教育与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最终确立[J].书画艺术,2004(06):37-39．

[6]祁小春.王羲之书迹探源及其展开[J].美术学报,2011(05):76-87．

[7]李静月.试论萧衍对王羲之书法地位复兴所起的作用[J].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4(22):12-14．

[8]杜萌若.王羲之推张迈钟论[J].书画世界,2016(01):25-29．

〔责任编辑 赵晓洁〕

Wang Xizhi＇s Path to the Calligraphy Sage

LI Zhong－kui
（School of Busines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name of Wang Xizhi＇s “calligraphic sage”，came from Li Sizhen＇sshuhoupinin Tang Dynasty．It went like this“Wang Xizhi＇s calligraphy is like the changings of four seasons in a year，of light in day and night，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different shapes of mountains and plains．So，he deserves being the sage in calligraphic circle．”However，Wang Xizhi＇s reputation was not just built by one or two reviewers＇words．There were man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also contributed a lot．The paper will discuss about these based on history ical facts，analyzing why Wang Xizhi became the calligraphy sage in Chinese history．

Wang Xizhi；the calligraphy sage；factors

J292．23

A

1674-0882(2017)05-0106-03

2017-04-25

山西大同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14Q28）

李忠魁（1981－），男，山西榆社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书法文化。